李慎之:从根本上深化改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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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2日,我在这里讲话,题目是《也要推动政治改革》,当时只是觉得改革改了20年,不但应当在经济方面进行改革,而且也应当扩展到政治方面去。事隔8个月,我已经从当时觉得“应当”变成觉得“必须”了,而且紧迫感也大大增加了。

其实,促使我这样想的许多事实,当时就已经存在了,只是我自己老迈昏庸,消息闭塞,思想迟钝,没有感觉得到而已。

这些事实主要是,东亚经济危机不断深化,不但当时所说“东亚危机很快就要过去”的乐观预言并未实现,而且危机继续发展扩大,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的日本经济疲软不振的状况也日趋显著:本来被世人认为是惟一可以推动东亚经济前进的火车头——日本经济,结果竟然处于自身难保的局面,证明了这场危机严重的程度。突出的事件还有执政32年的印尼总统苏哈托竟在学生运动的压力下匆匆下台,持续几十年的每年达8%的辉煌的经济增长率也保不了他的权位。据统计,从1970年到1995年的1/4世纪中,东亚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0倍,对外贸易总额增加50倍。在经济增长突飞猛进的情况下,谁也没有料到会突然发生这样的危机。

另外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还在迅速发展,东亚经济危机其实也是这个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侧面,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已经进入第8个年头,以致人们现在在讨论美国是否出现了已摆脱周期性危机的“新经济”。关于知识经济的说法真可说是甚嚣尘上,人们正在研究知识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到什么程度,一个国家的经济才可以算是知识经济?知识的含量如何测算,虽然中国经济离知识经济还十分遥远,然而已经不能不感觉到它对未来的影响了。

一个人往往并不能准确地知道他所处的时代在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但是我们这一代可以确切地说,我们是处在20世纪到21世纪的转折点上,是处在第二个千年到第三个千年的转折点上。不但如此,我们也确切地知道是处在全球化的起点,处在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前进的门槛上。我们可以为自己躬逢文明转换期而自豪,但是我们更应该认识到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严重的,而且是极其严重的。

已经有了不少关于文明转换期的理论,我并不都知道,也不想在这里一一细说。给我刺激比较大的是托夫勒夫妇在1995年出版的《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他们把世界分为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文明的国家。他们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可能会招致最坏的流血事件”。话只有一句,别无申论,但是确实使我感到毛骨悚然。中国是被他们归入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国家,我们会跟第三次浪潮文明的国家发生什么样的冲突呢?“最坏的流血事件”会使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命运呢?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分析,可以说并没有指向这方面的明显的迹象。但是托夫勒们提出的可能性是无法绝对排除的,特别是世界上也还有别的人抱有与他们大体相同的看法。

大家都同意经济可以决定政治文化,事实上政治、甚至文化也可以决定经济。这次东亚的经济危机究其原因,很多要到这些国家本身的政治、文化中去找。现在国际上一下出现了很多新名词,裙带资本主义(或亲朋资本主义、伙伴资本主义)大概指的就是东亚国家经济运作的情况,其中官商不分、官商勾结是这些昨天还被认为经济绩效创造了“世界奇迹”的国家最大的弊端。我们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们摸摸自己的良心问一问,它们经济中的这类弊病,又有哪些是我们所没有的呢?不错,我们今天的经济还没有出现危机。但是,诸位都是搞经济的,对于我们的隐忧都是心知肚明,事实上大家也已经谈了不少,倒是我自己是外行,谈不出多少东西来。

不过,我听大家谈,脑子里不断浮现的一个问题是,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在于我们迄今还不是一个有民主传统的法治的国家,各种经济行为都缺乏公开性、透明度,属于“黑箱作业”,是阻碍市场经济正规运转的。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但要在经济政策、经济制度上下功夫,更要在政治改革上下功夫。

为什么要进行政治改革?目的就是造就真正能够适应现代经济的人。我在上篇文章讲到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人权。我服膺被认为不是思想家的陈寅恪先生的话:“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中国人历来被束缚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的宗法关系中,束缚于君权、父权、神权(妇女还要加上夫权)的网罗中。因此,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几千年来只有做稳了奴隶与连奴隶都做不稳两种状态,到了20世纪下半期还遭受了长达二三十年的空前未有的黑暗专制的统治,因此中国人确实如胡风所说是浑身带着精神奴役创伤的人。要中国人独立创业,参加公平竞争是有极大的困难的。易刚同志说他是到了美国才体会到individual(个人)这个字的意义。个人主义,照有些理论家的意见,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同属现代化的三要素,而在中国,则是传统中压根儿没有,刚介绍进来不久就又被批倒、批臭,没有人敢提倡的词儿。前几天,我参加一个讨论知识经济的会议,我是一个落后分子,听来听去也听不大懂,但是有两个词却始终在我心里涌动,一个是个人主义,一个是自由主义。我的印象是:没有一大批自由的个人,能行使自己的权利,能担当自己的责任的自尊自强的个人,知识经济是搞不起来的。

当然,一个一个分散的个人并不能形成力量。形成力量要靠把有这种意识的个人组织到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中来。也可以说,只有民主、法治的社会才能培养出这样的个人来。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实际上也必须改造我们的国民性。

政治改革的动力从哪里来?这样的动力只有来自对历史的反思。反思的范围越大,改革的动力越大。唐虞周秦、希腊罗马的上古史且不去讲它,西方近代史起源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对中世纪黑暗的反思和批判。我们现在的改革来源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批判。为什么邓小平理论得到了可以说几乎是全民的拥护?原因就在于20年前绝大多数的老干部、共产党员和老百姓都深受文化大革命之苦而希望摆脱它的迫害。但是应该承认我们反思的范围还很不足,尤其是理性反思的广度、深度与力度还很不够。改革已经20年了,我们今天还在纪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理论思维则并没有比当时有多大的进步。因此,应该坦率地承认,经过20年的改革,我们改革的动力已到了一个限度,要继续改革,就必须首先向历史的广度与深度开掘。同时,东亚的经济危机,从印尼那样的爆发到日本那样的衰退都是我们的镜子。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是追随李光耀鼓吹亚洲价值而嗓门远远比李光耀更大的人。在马来西亚去年发生金融危机以后,他也还是高扬亚洲价值而攻击西方投机者破坏了亚洲的经济。但是仅仅半个月以前,我读到了他的副总理,也是可能做他的接班人的安瓦尔的一番话:“亚洲经济危机使建立文明社会的愿望更加强烈。亚洲必须彻底修改它的经济政策,使它们同信息时代一致起来。只有创造性地破坏才可以消除社会中的尔虞我诈、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塑造一个以平等和竞争为基础的精干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安瓦尔最后说:亚洲正处在一个政治和经济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作出选择:是满足我们的沙文主义,因此滑落到黑暗时代;还是走通向文明自由市场经济改革之路。”

这是一些发人深省的话。

有一种看法认为经济不断发展,民主自然就会到来。但是这种看法并没有得到世界历史的支持。首先,经济并不总是能自然而然地不断发展。这次东亚经济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同时,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出现总是要有正确而强大的舆论以为先导,以唤醒国民。因为民主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必须有尽可能广泛的人对原则有尽可能深刻的认识。

今年是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戊戌变法失败了。它告诉我们要冲决中国几千年专制主义传统的网罗是何等困难;然而一百年前被害的谭嗣同等六君子的鲜血又激励着我们继续他们未竟的努力。尤其是,今天是中国近百年来内部外部条件都处于改革的最佳状态的时候,但也说不定会与历史机遇擦肩而过。

今年又是世界民主运动史上有名的德雷福斯案件的一百周年。在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法国的民主政体已经算是建立起来了。但是世界上十全十美的事物是没有的。法国还是发生了以种族主义、军国主义为导因的诬陷犹太军官德雷福斯的案件。当局的蓄意诬害再加上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受害者陷入似乎无法重见天日的境地。但是,著名作家左拉起而攻击军方以至整个司法制度的不公正。虽然他因此而受到军方诬告他犯有“诬陷罪”并受到国内民族主义分子铺天盖地的谩骂和迫害,甚至被判有罪而流亡英国,但是他始终斗争不屈,终于唤醒了法国人民的良知,要平反冤狱的声浪席卷法国。德雷福斯也在蒙冤22年以后得以昭雪。这时左拉已经死了,但是他在1898年发表的“我控诉”已成为世界文学史、政治史与司法制度史上不朽的文献。他说的“法国将因为我拯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已成为事实。其实整个欧洲都要感谢他,因为是他净化了欧洲的民主政治,赋与它以道义力量。这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为一切爱国者立下的不朽榜样,也应该成为今天中国要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而努力的爱国者的榜样。

1998年7月

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375-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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