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三个精神迫害幻想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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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运动众生相》连载之八

两种思想、感情和两种价值标准在头脑里矛盾、斗争的人格分裂(即:二重人格),在外部斗争激化和压力加剧的时候,有时会导致生理上的精神分裂。我有三个有文化、有思想、革命资历也比较长的朋友,就有这样惨痛的经历。

J和M,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又是同一机关的领导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老搭档。后来又先后得了同一种病——精神迫害幻想狂。

J君第一次发病,是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病因,不是自己出了什么问题,而是由于他揭发了自己的亲密的老上级。揭发的内容是这位老上级在中央会议上对于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的国家领导人不揭不批,反而表示同情。

揭发那位老上级在J君的头脑里引起几重冲突:一重是,政治原则同私人感情和传统道德的冲突,也就是党性同人性的冲突。另一重是,揭发老上级的成败牵涉到个人的荣辱祸福。尽管他的揭发,符合当时“肃清反党集团流毒”的政治需要,但是,他揭发的对象,是一位资格很老、威望很高的领导干部,假如上级的上级不支持他的揭发,他也可能受到沉重的打击,而且要落一个忘恩负义的坏名声,这在人治社会是常有的事。

J君在揭发老上级以后,精神彻底崩溃了,他痛哭流涕地一会儿检讨自己“反党”、“反领导”,一会儿又检讨自己同他揭发的那位老上级没有划清界限。当时,同级党委的最高领导人派我去对J君做消除顾虑的工作。我对J君说:“某书记委托我转告你,你的行动是正确的,他是支持你的。”J君哭着说:“你哄我呢!某书记是钓鱼呢!他是诱导我继续暴露反党思想呢!”我一再向他保证某书记讲的话,是真实的,是算数的。J君却一再不相信我的保证,他继续苦苦地搜索和歪曲自己的记忆,写了许多交待材料。例如:他交待他的家庭是漏划富农(实际上是富裕中农);他交待他在访问莫斯科时,在伏努可沃机场,同欢迎他的女同志接了吻。他交待在一次跳舞时,他想把舞伴拥抱一下,但却有贼心没有贼胆。他交待某某人同他的谈话有问题,等等。省委书记看了他的交待材料说:“都是没有问题找问题的疯话。”有一天,领导机关召开揭批“反党集团”的大会。J坚持要到大会上揭发问题。我怕他到会上乱说疯话,闹出笑话,甚至株连到无辜的人,就请医生给他服用剂量较大的安眠药,让他睡眠。J君从此有了病根,每当人为的阶级斗争激化的时候他就要犯病了,他先后犯病约有十次。医生说:他的病也可以称之为“阶级斗争恐惧症。”J君第二次犯病的时候,M君也得了同样的病。病因,就大气候来说,是由于城乡“四清”运动造成的人人自危的精神压力;就小气候来说,是由于当时机关和事企业清理干部家属中的地、富、反、坏分子,要求这些人离开赡养他们的子女,回到农村支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M的母亲也在清理之列,尽管M的母亲和当时随子女住在机关宿舍的其他“四类分子”,早在1956年就已经改变了阶级成分,而且丧失了劳动能力。

起先,J和M两个同病相怜的老友住在一个病房。由于他们的性格一个内向,一个外向,因此,症状有所不同。M总觉得有人在监视他、迫害他,一进病房就要关门关窗,并且在床底下,桌子底下查看搜索。J却怕有人说他在从事秘密反党活动,一进病房就要开门开窗,晚上也不许关,两个老友整天为关门关窗和开门开窗闹矛盾。后来,医院只好把他们分开。

“文革”开始以后,M君第二次犯病,导致肝炎并发症恶化,与世长辞了。J君在整个“文革”过程犯病约七八次,仍然逃不脱批判斗争、劳动改造。1970年夏季,J君在“五七”干校的牛棚里午夜梦回,想起自己的“滔天罪行”,打着赤膊,跑出牛棚,跪在院子里凄历的叫喊:“毛主席,我有罪呀!”

J君和M君到底有什么罪呢?其实,他们两人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紧跟党中央、毛主席,唯恐自己掉队。在建国以后,“文革”以前,他们没有受过任何批判和审查。正是这样的人,在政治运动中的思想斗争才特别激烈,他们一想到自己对伟大领袖的决策还有一刹那的怀疑和不理解,就感到有罪,甚至是滔天大罪,他们经常生活在“罪感”之中,以至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发生精神崩溃和精神分裂。

第三个患有同样病症的C君,是在抗日战争以前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50年代中期以后,就在几所高等学校担任党委书记或校长。患病时是国内第一流名牌大学的校长。

C君和前两位同志不同,他能够独立思考,思想也比较开放,当我还是一个驯服工具的时候,他的某些思想,使我先惊讶后悦服。在他患病以前,校内一些矛盾引起他思考党内的重大问题。即:如何才能解决你斗我、我斗你的问题。他要求调动工作,降级使用。主管上级认为工作离不开,没有同意。后来,他就成为又一个精神病患者。在他患病期间,我去探望过几次,他的思路仍然清晰,记忆力也没有衰退。从他同我的几次谈话来看,他考虑的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在本校不能同人合作的问题,而是一些重大问题。我对他说:你考虑的这些问题,今后在小平和耀邦的领导下都会加以解决的,他表示不乐观。当然他是一位守纪律的老党员,有些话,他不愿说,我也不便问。后来,C君在一家疗养院养病期间,在护理人员和他的妻子外出的时候,用一条带子,一头拴在床栏上,一头拴在脖颈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悲的是,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没有完全说出,是什么压力迫使他活不下去了?

(未完待续)

《议报》第40期 2002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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