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哲学家 2019-10-17

汉娜·阿伦特著,选自《极权主义的起源》
林骧华译,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本文转自《哲学人》,ID:philosophs

历史教导我们,取得权力和担负责任,会深刻地影响革命政党的性质。经验和常识很好地预示了执政的极权主义会慢慢地失去它的革命动力和乌托邦性质,政府的每日事务和拥有了真正的权力,会减缓运动在执政前的主张,渐渐地摧毁它的组织的虚构世界。看来它毕竟具有事物的本性,无论个人还是集体,极端的要求和目标总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阻挠;而现实作为一个整体,只在一个很小的程度上取决于由分子化的个人组成的群众社会的虚构倾向。

非极权主义世界在它和极权主义政府的外交事务上许多错误(最显著的例子是在签订慕尼黑协定时相信希特勒,在雅尔塔会议时相信斯大林)可以清晰地追溯,是由于经验和常识突然失去了对现实的把握。与一切期望相反,重要的让步和国际声望的极大提高,无助于将极权主义国家重新纳入国际礼让。或使它们放弃谎言抱怨,说整个世界紧密联合起来反对它们。外交胜利也远不能阻止抱怨,反而促使它们利用暴力工具,导致在一切情况下都增加了对愿意和它们妥协的其他大国的敌视。

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失望与早先慈善的观察家和同情者对新革命政府的失望一样。他们原先期望的是建立新的机构,创造新的法规,无论其内容多么具革命性,都能导致稳定的状态,由此至少在极权主义运动夺得政权的国家里阻止它的势头,实际情形正相反,在苏联和纳粹德国,恐怖的增加和国内政治反对派的存在成反比。所以,政治反对派看来不是实施恐怖的借口(正如自由派批评者们对政府不会下这样的结论),而是它在盛怒时的最后障碍。

更令极权主义政体烦恼的是处理宪法问题,纳粹在掌权初期发布过大量法律和命令,但是从不正式废除魏玛宪法;他们甚至让政府部门多少还有点作用——这一事实引起当地和外国许多观察家们希望对纳粹党有所限制,新政权能够迅速正常化。但是,随着纽伦堡法律的颁布,这种情况的发展就终止了,结果是纳粹本身对自己的立法毫不关心。

相反,“只有时常走向更新领域”,以致最后由纳粹制造的“国家秘密警察的目标和范围”以及其他一切国家或政党机构的目标与范围,能够“不受针对它们而发布的法律与规定的约束”。这种持久的无法律状态表现在“再也不公布一系列有效的法规”。从理论上说,这符合希特勒的名言:“完整的国家(total state)不知法律与伦理有别”;因为如果假设有效的法律符合公众伦理,出自他们的良心,那么的确不再进一步需要公开的命令了。苏联革命前的内政官员们在革命中都被清除,在发生革命变化的时期,政府敏感地注意宪法问题,甚至不顾麻烦,在 1936年发布了全新的、精心构思的宪法(“表面上自由的语句,背后以断头台为前提” ),俄国国内和国外都欢呼这一事件,以为革命时期结束了。

但是,宪法的公布变成了超级大整肃的开端,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整肃了犹存的管理阶层,抹去了一切正常生活和经济复苏的迹象,这一切在消灭富农、对农村强制实行集体化之后四年本来已有较好的发展。从那时起, 1936年的宪法的作用完全与纳粹政权下魏玛宪法的作用一样:它完全被忽视,但从未遭废止;唯一区别是斯大林经受得起另一种荒诞现象——除了维辛斯基 (Vishinsky)以外,凡是参加起草这部从未遭受批判的宪法的人,后来都作为叛国者被处决了。

吸引极权主义状态观察家注意的。当然不是它的独一 (momolithic)结构。相反,一切严肃的研究者至少都认为有一种双重权威——政党和国家——并存(或冲突)的现象。再者,许多人强调极权主义政府奇特的“无形状态” (shapelessness)。托马斯.马沙利克 (Thomas Masaryk)很早就发现“所谓布尔什维克制度从来就只是完全缺乏制度”;实际上在第三帝国“即使是一位专家,如果他想阐明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他也会被逼疯”。也经常有人观察到,这两种权力源——国家与政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表面权力和实际权力之间的关系。所以政府机器通常被描绘成无权的一面,它掩蓋并保护了政党的真正权力。

第三帝国行政机器的各个层次属于一种奇特的机构复制现象(duplication of offices)。纳粹异想天开地根据党的机构设置来彻底地规定国家机构的每一个部门设置:魏玛共和国将德国分成州或省,纳粹则加以复制,分成大区 (Gaue),尽管边界线不完全一致,但是每一个特定地区即使在地理上也归属两个完全不同的行政单位。 1933年之后,纳粹突出地占据了国家的官方各部之后,仍还未放弃机构复制,例如弗立克当了内政部长或格特纳 (Franz Guerthner)当上了司法部长。这些备受信任的老党员一爬上官方的非党职位,就失去了权力,变得与其他政府官员一样毫无影响力。

两人都在希姆莱这位地位上升的警察首脑的实际权威的领导之下,按常规,希姆莱应该归属内政部长管辖。位于威廉大街 (Wilhelmstrasse)的旧德国外交部的命运更是国外人所共知的例子。纳粹几乎未触动它的人员,当然也从未废除它;然而在同时,他们又保留了执政之前的党内外交事务局,以罗森伯格为局长;由于这个机构专门从事与东欧和巴尔干半岛诸国法西斯主义组织的联络工作,他们就建立了另一个机构来和在威廉大街的机构竞争,即所谓里宾特洛甫局 (Ribbentrop Burreau),它处理对西欧的外交事务,在局长被任命为驻英国大使而离去(亦即他进入了威廉大街的官方机构)之后仍还存在。除了这些政党机构之外,外交部还遇到另一个以党卫军机构为形式的复制机构。后者负责“和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的所有日耳曼种族团体谈判”。这些例子证明,纳粹的复制机构是一条原则。而不只是为了向党员提供工作机会。

实际政府与表面政府之间的区分。在苏俄以非常不同的形式作为开端而走向同样的发展。表面政府原先产生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All-Russian Soviet Congress),在内战期间丧失影响力和权力,被布尔什维克党取代。这一过程开始于红军独立自主、重建秘密警察作为党的机构而不是苏维埃代表大体的机构;1923年,斯大林任党的总书记(General Secretary)的第一年,这一过程就完成了。

从那时起,苏维埃成了影子政府,通过由布尔什维克党员构成的细胞——由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指派,向中央委员会负责的实际权力代表——在政府中产生作用。后来发展中的关键要点不是党征服了苏维埃,而是“尽管做起来毫无困难,布尔什维克并不废除苏维埃,而是利用它们作为自己权威的外部装饰性象征”。

因此,表面政府与实际政府共存现象部分地是革命本身的结果,同时也开始了斯大林的极权主义专政。然而,当纳粹简单地保留现有政府机构,却剥夺了乞的一切权力时,斯大林却必须复活他的影子政府,它在 30年代失去了一切功能,并且在俄国半被遗忘,是斯大林使苏维埃以苏联宪法作为象征,既存在又无权(在俄国,宪法没有一句话对生活和法律具有丝毫的实际意义)。表面上的俄国政府完全缺乏必要的辉煌传统,因而明显地需要成文法的神圣光辉。极权主义蔑视法律和合法性(“除了最大的变化之外……仍然留有永恒地期望秩序的表现”)。它在苏联成文宪法中 (就像从未被遗弃的魏玛宪法一样)为自己的无法律性找到永久背景,对非极权主义世界的永久挑战,以及可以每天显示它无援和无能的标准。

机构复制与权威划分,实际权力与表面权力共存,这些都是以制造混乱,但不足以解释整个结构的“无形状态”。人们不应忘记。只有一座楼房才能有结构,而一种运动——如果这个词根据纳粹意指的内容来认真准确地理解——只能有一种方向,任何形式的法律结构或政府结构对于运动来说都只会是一种障碍,而运动却需要朝着某一个方向增加其推进的速度。即使在执政之前,极权主义运动也代表了那些不愿再生活在任何一种结构之中(更不用说它的性质)的群众;群众开始行动,目的无疑是冲破由政府保证和决定的法律和地理边界。因此,根据我们对政府和国家结构的概念来判断,只要这些运动发现自己仍然身受一块特定领土的限制,必然需要尝试摧毁一切结构,而出于这种有意摧毁结构之目的。单纯地在党内及国家机构内复制一切机构,都还嫌不足。由于复制牵涉到国家表面和政党内核之间的关系,最终也会导致某种结构,而政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在一种法律规定中自动结束,这种法律规定限制并稳定了它们各自的权威。

复制机构看来是一党专政中“政党一国家”合一的问题造成的结果,实际上只是一种更复杂的现象中最显著的迹象,这个现象更好的定义是单位的多重衍生 (multiplication)。而不是复制。纳粹并不满足于在旧省份之外再建立大区,而且还根据党内组织机构的不同设置来划分和设立地域区;冲锋队的分区单位既与大区不符合,也与省份不符合;另外,它们与党卫军的分区也不一样,与希特勒青年团的分区机构也不对应。这种地理上的混乱还须加上一种事实:实际权力和表面权力之间原先关系尽管不断变化,却总是在重复自身。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居民不仅同样生活在权力竞争中经常互相冲突的各种权威之下,例如行政机构、政党、冲锋队、党卫军;他从来不能肯定地、明确地知道他应该将哪一种权威置于其他权威之上。他必须开发第六感觉,以便在某一特定时刻知道该服从谁,该忽视谁。

另一方面,那些不得不执行上级根据运动的利益而认为真正必要的命令的人——这些命令和政府的措施有矛盾,当然只能托付给党的精英组织——情况也并不见得怎样好。这些命令大多数“意图模糊,发布时希望接受者会认出发令者的意图,并且相应地作出行动”。因为精英组织也并非只有义务服从领袖的命令(这在一切现存的组织中都是委托性质的).而是“执行領导者的意志”。而且,从党内法庭中对“过分行为”的长期审讯过程中可以搜集到的情况来看,二者绝不是同一回事。唯一的区别是,精英组织由于特别被这类目的所灌输,早已被训练得能理解到某些暗示,意味的不只是单纯的字面内容”。

极权主义统治机构内部运动的动力产生于一个事实;领导者经常变换实际上的权力中心,将权力中心转移到其他组织,但是并不解散或者甚至公开暴露被剥夺权力的群体。在纳粹政权初期,国会纵火案发生之后,冲锋队立即成为真正的掌权者,而党却成为表面权威;然后权力从冲锋队转移到党卫军,最后从党卫军转移到保安局。权力机构被剥夺权力,从来不假装是领袖的意志。但是,不仅领袖的意志如此反复无常。

如果与东方专制君主相比,后者的一时兴致倒是稳定的范例了;实际秘密权力与表面公开表现之间连续变化的倾轧,使事实上的权力位置在定义上变成了神秘之物。统治集团成员本身在秘密的权力层级中也从来无法确信自己的地位。例如,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尽管在党内资格很老,表面权力和职位不断上升,但是仍然谈论要制造一系列东欧国家。作为反对莫斯科时的安全屏障,当时握有实权者早已认定,无论何种国家结构都无法挽救苏联的失败,东欧占领区居民已经变成了无国籍者,因此可以将他们消灭。

换言之,既然知道应该服从谁,一种相对稳定的层级制度会带来极权主义统治真正缺乏的一种稳定因素,那么,纳粹经常推翻真正的权威,公开地制造新的统治样式,相应地使旧样式变成影子政府——这种游戏明显地可以无限玩下去。苏维埃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最重要区别之一是,每当斯大林在他的运动内部将权力重点从一个机构转移到另一个机构时,倾向于将前一个机构连同它的人员一起清除,而希特勒尽管嘲笑那些“无法跳过自己影子”的人,但是很愿意将这些影子调到另一个部门继续使用。

多重设置的职务单位对于权力经常转移是特别有用的;再者,极权主义政体留在权力位置上时间越长,单位就越多,完全依靠运动的工作机会也越多,因为当在位者遭清除时,并不废止这个职位。纳粹刑冶重复设置职务单位时,先协调各种现有的协会、团体和机构。全国范围的多重设置中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协调并不是指合并人既存的党内各个机构。结果,到纳粹政权结束时,有两个国家社会党学生组织,两个纳粹妇女组织,大学教师、律师、医生等等的纳粹组织也都是两个。但是不能肯定在所有情况下,原先的党内机构会比协调产生的对应机构更有权势。而且谁也不能肯定地预言,党内哪一个机构会在内部层级制度中地位上升。

有一个富于代表性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有计划的无形状态,这件事发生在科学界的一个反犹主义组织。 1933年,在慕尼黑成立了一个研究犹太人问题的机构 (犹太问题研究所[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der Judenfrage]),由于犹太人问题总是被认为决定了整个德国历史,所以这个研究所很快地扩大为近代德国历史研究所。所长是著名历史学家沃尔特.弗兰克,研究所将传统的大学改成外表上的学术机构。 1940年,在法兰克福成立了另一家犹太问题研究所,所长是阿尔弗雷德 .罗森伯格,他由于是党员,所以地位很高。结果,慕尼黑研究所变成一个影子机构,而法兰克福研究所本应接收掠夺而来的欧洲犹太人收藏,所以应成为规模颇全的犹太教图书馆所在地。

但是几年以后,当这批收藏品运到德国时,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没有运到法兰克福,而是去了柏林,被希姆莱的盖世太保特别部门接收,目的是为了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而不只是为了研究),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埃希曼(Adolf Eichmann)。旧有的研究所也并不废除,所以在 1944年,情况变成这样:在大学历史系的门面背后,存在着慕尼黑研究所更加实在的权力之威胁,在它之后,又是罗森伯格的法兰克福研究所。而在这三块门面的背后,才是由它们掩盖和保护的真正权力中心——盖世太保特别分部“国家安全部”(Reichssicherheirshauptamt)。

苏联政府外表上尽管有成文宪法,但是不太引人注目,甚至很难从外部观察它,不像纳粹从魏玛共和国继承和保留的国家行政机构。苏联政权不像纳粹那样在协调时期就积累权力职位,所以更加依赖于创造新的职位,消除原先的权力中心。从这种方法产生的官僚机构剧增现象,受到了大整肃造成的反复清除的阻止。但是我们至少也可以看出,俄国有三种严格分开的机构:苏维埃或国家机构、党的机构、内务人民委员机构(NKVD),各自有独立的经济部门、政治部门、教育文化部门、军事部门,等等。

在俄国,政党官僚的表面权力与秘密警察的实际权力与纳粹德国政党与国家的权力关系一样,而多重衍生只在秘密警察身上显得特别复杂,特务网广泛密布,指定一个部门监控另一个部门。苏联的每一个企业都有秘密警察的特别部门,一视同仁地监视党员和普通群众。与这个部门共存的是党的另一个警察分支,它监视每一个人,包括内务部特务,它的成员是对手机构毫不知其名的人。除了这两个间谍机构,更有作用的要数工厂工会,它负责监督工人完成预定工作额。但是,比这些机构更重要的是内务部的“特别部门”,它代表“内务部中的内务部”,即秘密警察内部的秘密警察。这些相互竞争的警察机构的一切报告最后送交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Po-litburo)。哪一份报告最重要,应该交给哪几个警察部门去执行警察措施,都在这里作出决定。当然,无论全国普通居民,还是任何一个警察部门,都不知道会有什么决定;今天可能是内务部的特别部门,明天可能是党的特务网,后天可能是地区委员会或一个地区部门,所有这些部门中,没有一个是根基合法的权力层级或权力机构;唯一确实的事情是,最后总有一个部门被选择来体现“领导的意志”。

每一个在极权主义国家里的人可能确信的唯一规律是,凡是政府机构。越明显可见,它们具有的权力就越少,凡是存在的机构越不为人知,最终势必权力越大。根据这条规律,苏维埃由成文宪法承认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权力却比布尔什维克党小,布尔什维克党公开招收党员,被承认是统治阶级,权力却小于秘密警察。秘密开始,实际权力也就开始。在这一方面,纳粹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国家很相像;它们的差异主要在于希姆莱的秘密警察机构垄断而集权,而俄国的警察活动混乱而互不关联。

如果我们仅仅认为极权主义国家是一种权力工具,将行政效率,工业能力、经济生产力等等问题搁置一边,那么它的无形状态就变成实现所谓领袖原则的最理想、最适合的工具了。重叠的、任务相同的职位之间不断竞争,造成对立和破坏,几乎没有机会产生效率;重点的迅速转移使一个职位沦为影子。另一个职位上升到权力,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又不使任何人意识到变化或存在反对派的事实,这种制度的附加优点是对立的职位好像从来不知道它的失败,原因或者是它并未被废除 (例如在纳粹政权里)。或者到很晚才消灭,与具体事情表面上毫无任何关联。由于除了少数几个策划者之外,谁也不知道权力机构之间的确实关系,所以事情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非极权主义世界只偶尔有这些情况。例如一名高级外交官员承认大使馆里的一名小职员是他的顶头上司。回顾历史,倒常常可能看清为何突然发生这样丧失权力的现象,或者这种现象的原因。例如,今天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战争爆发时,像阿尔弗雷德 .罗森伯格或汉斯.弗兰克这样的人会转到国家的职位上,因而被清除出真正的权力中心,即领袖的内部小圈子。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不仅不知这些运动的原因,甚至可能不怀疑这类明显上升的职位(成为波兰总督或帝国东欧占领区事务部长)实际上不是意味着事业的顶峰。而是他们在国社党内生涯的终站。

领袖原则在极权主义国家里不再像在极权主义运动中那样确立一种层级;权力并非像独裁政体那样从上到下渗透,直至政体的底层。实际原因是,没有权力机构就不会有层级制度,除了对所谓“威权人格”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的无数误解之外,威权原则 (principle of authority)在一切重要的方面都和极权主义统治针锋相对。威权 (与它在罗马历史中的起源大相径庭)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总是意味着限制自由,但是并不废除自由。但是极权主义统治的目的是废除自由,甚至是消灭一般人类天性,无沦多么残暴也要限制自由。技术上而言,极权主义制度中这种缺乏任何权威和层级制度的事实,显示在最高权力 (领袖)和被统治者之间没有可靠的中间层次,各自接受规定的权力和服从的角色。领袖的意志可以随时随地体现,他自己不受缚于任何层级,甚至是确定自身的那个层级。因此,如果说运动在夺取政权以后建立多元原则,在它的范围内,每一个小领导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可以模仿在最高层的大领袖,那是不确切的说法。纳粹宣称“党就是领袖们的序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谎言。正如无限地多重衍生职务和权威的混乱,导致每一个公民都感到自己直接面对领袖的意志 (他任意地选择执行他的决定的机构)一样,整个第三帝国的 150万名“领袖”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权威直接来自希特勒,而没有官员层级的中间层次。直接依靠的现象是真实的,而中间层次(当然具有社会重要性,却是表面的、对一种权威式国家的虚假模仿。

领袖绝对垄断权力与权力机构,最明显地体现在他和他手下警察首脑的关系上,后者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占据了最有权势的公开职务。但是,作为一支真正的警察部队的首脑和精英组织,尽管他掌握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组织权力,还是明显地不可能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国家统治者。因此,在希特勒垮台之前,希姆莱从未梦想过要问鼎希特勒的领袖地位,也从未被提名为希特勒的继任者。更有趣的是贝利亚(L.P.Beria)在斯大林死后夺取权力未遂,虽然斯大林未允许他的警察首脑中任何人享有可与纳粹统治的最后几年中希姆莱享有的地位相比的职务,贝利亚也控制了足够的军队,可以在斯大林死后向党的统治挑战,他只需占领莫斯科,封住通往克里姆林宫的一切道路;除了红军之外,谁也无法阻止他对权力的要求,但是这样可能会引起流血的内战,它的结果是谁也不敢保证的。关键在于贝利亚只在几天之后便自动放弃了一切职务,虽然他必定知道,他将会丧命,因为长期以来他竟敢玩弄警察的权力来同党的权力对抗。

缺少绝对权力,当然了并未阻止警察首脑根据极权主义的权力原则来组织他的庞大机构。所以,最值得注意的是。观察希姆莱接受任命以后如何着手重新组织德国警察,在秘密警察历来实行中央集权的机构中设置了多重职位,他明显地做了极权政体之前的所有权力专家都害怕做的事,他们害怕权力分散会导致权力缩小。希姆莱首先在盖世太保机构中增加了秘密警察。它原先是党卫军的一个部门.是作为党内警察力量建立起来的。当盖世太保和保安局的主要职位最终集中于柏林时,这两个巨大的秘密警察机构的地区分部保留了它们各自的身份,并且分別直接地向希姆莱自己在柏林的办公室报告。在战争期间,希姆莱又增加了两个情报机构:一个由所谓的巡视员组成。控制与协调保安局与警察的关系,服从于党卫军的裁决;第二个是专门的军事情报局,独立于帝国军队之外而活动,最终成功地吸收了军队的军事情报系统。

极权主义专政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完全没有成功的或未遂的宫廷政变 (只有一次例外, 1944年 7月,心怀不满的纳粹分子参加了反对希特勒的军方阴谋 )。表面上,领袖原则会招致在政权不变的情况下个人权力的血腥变化。这只是许多迹象之一,指出极权主义政府形式很少与渴望权力或者甚至与欲求一个权力产生机制有关,也很少与帝国主义统治的最后阶段的特点——为权力而权力的游戏——有关。但是,极权主义政府无论外表如何,都不是由一个集团(clique)或一个帮派统治的,这也是它最重要标志之一。希特勒独裁和斯大林独裁清楚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分子化的个人形成的孤立状态,不仅为极权主义统治提供了群众基础,而且孤立状态一直延伸到整个结构的顶层。斯大林几乎枪杀了可以宣称属于统治集团的每一个人,每当一个小集团将要形成时。他将政治局成员随意搬来搬去。希特勒摧毁纳粹德国小集团的手段还不太可怕——唯一的一次血腥整肃是针对罗姆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之间的坚强联系实际上依靠同性恋;他阻止小集团形成的办法是经常转换权力和威权,并且经常改变身边最亲近的人员,所以权力圈内的人和他之间先前的一切团结都迅速烟消云散。很明显。希特勒和斯大林性格中显著的特点是可怕的背信。对此的报道用词几乎相同,这种性格不允许他们主宰像小集团这样持久的事物。问题在于在位者之间不存在相互关系,他们的聚合不是由于政治层级中同等的地位,或者上下级关系,甚至也不是匪帮式的不稳定的忠诚.在苏俄,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个大工业集团的总经理或外交部的部长,都可能在任何日子里跌落到社会和政治上的最底层,而一个毫不出名的人会取代他的位置,另一方面,在纳粹专政的最初阶段产生某些作用的帮派共谋,后来失去了延续的力量,因为极权主义正是利用它的力量,将这种共谋蔓延到全国,在它的统治下策动全体民众的犯罪。

缺少一个统治集团,便使极权主义独裁者的继任者问题变得特別麻烦和为难。这个问题的确使所有的篡位者困扰,而更有特点的是极权主义独裁者从无一人试过建立一个王朝、指定儿子继位的旧方式。希特勒作了无数次指定,而后又自我否定,斯大林的方式是使继位在苏联成为一种最危险的荣誉。在极权条件下,懂得输送带 (transmission belts)的迷宫便等同于最高权力,而每一个被指定的继位者一旦开始明白实况,过一段时间他就会被自动清除。有效的、相对长久的任命的确预设着集团的存在,它的成员们会分享领袖垄断的内幕知识,而这正是领袖必须不惜一切予以防止的。希特勒有一次用自己的话向国防军的最高将领们解释这一现象,他们在战争的动乱中对这个问題可能深感苦恼,希特勒说:“作为最终因素,我必须完全谦虚地(in all modesty)提出:我本人是不可取代的。……帝国的命运完全只靠我一人。”无须在“谦虚”这个词上寻找讽刺意义;极权主义统治者与先前的篡位者、专制君主、暴君不同,似乎相信继位问题并不十分重要,这项工作不需要特殊品质和训练,整个国家最终会在他死去时遵从偶然被任命的任何人,不会有渴望权力的反叛者否定此人的合法性。

作为统治的技巧,极权的设计看来简单而具有实效。它们不仅保证绝对的权力垄断,而且空前地确信一切命令都必定被执行:“输送带”的多元、层级的混乱,都让独裁者完全独立于他的一切下级,有可能使政策变换迅速而出人意料,这一点是极权主义最为人知的特色。国家政体可以防止震荡,因为它根本无形。

这种异常的效率为何以前从未试过,其原因与此设计本身一样简单。职务单位多重设置摧毁了一切责任感和竞争感:它不光使行政背上巨大负担,能力下降,而且实际上使生产力下降。因为各种互相冲突的命令常常使实际工作拖延,直到领袖的命令决定了事情为止:精英干部的狂热对于运动的功能至关重要,它系统地废除了一切对具体工作的真正兴趣,产生了一种思想状态,每一种可想见的行动都被看成某种完全不同事物的工具。这种思想状态不限于精英,它逐渐扩大影响到所有的人,他们的生死问题中最具体的细节都依靠政治决定,亦即取决于和行动表现毫无关系的原因和外部动机。经常性的变动、降职和升级造成不可能有可靠的集体工作,阻止了事物的发展。从经济角度来看,奴隶劳动是俄国没有能力经受的奢侈做法;在技术能力严重短缺的时代,集中营里关满了“高水平的工程师,他们竞相做管线铺设、修钟、电力照明、电话修理等等工作。”从纯粹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当时苏联不会有能力承受 30年代的大整肃,它中断了等待已久的经济复苏,也不会有能力承受破坏红军总参谋部的行为,它几乎导致俄国对芬兰战争的失败。

德国的情况在程度上不同。开始时,纳粹显得很注意技术和管理技能,允许有商业利润,在经济上不过加干涉。在战争爆发时,德国还没有完全极权主义化,如果认为战争准备是一种合理的动机,那么就必须承认,大致上到 1942年,它的经济还能够合理地运作。战争准备本身不是反功利主义的,尽管它的成本花费非常高,但是“征服别国以夺取财富和资源,比从外国购买或在本国生产要廉价得多”。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意图掠夺其他国家,来补充国内经济之不足,那么,投资与生产、稳定收益与利润、资源枯竭等等经济规章就不能适用;这是事实,而富有同情心的一些德国人也明白这一点,著名的纳粹口号“大炮或者黄油”实际上意味着“通过大炮获得黄油”。直至 1942年,极权统治的法则开始压倒一切考虑。

战争爆发时,极端化的做法立即开始了;人们甚至可能猜测,希特勒挑起这场战争的原因之一是,战争可以使他加快在和平时期难以想象的发展速度。但是,这一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并未因为像斯大林格勒那样毁灭性的失败而受阻,战争完全失败的危险只是另一种刺激,使一切功利主义的考虑摆上桌面,全力以赴地尝试通过无情的极权组织来实现极权主义种族意识形态之目标,而无论时间多么短促。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一向与民众严格隔开的精英组织作了大规模扩展;军队的党禁开放了,军事指挥权从属于党卫军指挥官。党卫军心怀嫉妒地保卫的犯罪独占权也被放弃了,士兵们任意被指派参加大规模屠杀。军事、经济、政治诸方面的考虑都无权干涉花费极高、麻烦极多的大规模屠杀和驱逐的计划。

如果考虑到纳粹最后几年的统治和他们的“五年计划”,尽管他们没有时间执行,但是它的目标是消灭波兰和乌克兰民族,消灭 1.7亿俄国人(在一项计划中提及此事),西欧的知识分子,例如荷兰人和阿尔萨斯与洛林的人,以及根据即将执行的帝国健康法案或已制定的“社区外国人法”(community alien law)指定无资格生存的德国人,就像布尔什维克 1929年(俄国极权主义专政的第一年)的五年计划一样,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是庸俗优生学的口号,另一方面是经济高调,构成了“狂妄之举,其中一切逻辑规则和经济学原理都完全颠倒”的序曲。无疑,极权主义独裁者并非有意识地走上通向疯狂的道路。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对极权国家结构的反功利主义性质的迷惘产生自错误的观念,以为我们是在研究一个正常的国家——是官僚主义、暴政、独裁的国家——我们忽略了极权统治者强调的话,他们将偶然夺得政权的国家看作是走向征服全世界的国际运动临时司令部,他们从几百年、几千年的角度来认识胜利和失败,全世界性的利益总是压倒了它们自己领土的局部利益。著名的口号“凡是对日耳曼民族有利,就是正确的”只是为了大众宣传;纳粹分子们听到的是“凡是对运动有利,就是正确的”,这两种利益并不永远相符。纳粹并不认为日耳曼人就是一个主人种族,世界属于他们,而是认为,他们应该由一个主人种族领导,就像其他一切民族一样,而这个种族正在诞生。主人种族的曙光不是日耳曼人,而是党卫军。希姆莱所说的“日耳曼世界帝国”(Germanic world empire)。或者希特勒可能会说的“雅利安”世界帝国,无论如何总是几百年以后的事。对于“运动”而言,更重要的是显示出,有可能用消灭其他“人种”来造出一个新种族,这比显示赢得一场目标有限的战争更有意义。使外部观察家感到这是“狂妄之举”的,在于运动绝对高于国家、民族、人民和由统治者自己拥有的权力地位的结果。真正的极权主义统治手段将绝对的、最高的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先前从未试过这种手段的原因是普通的暴君从未发疯到拋弃一切有限的局部利益——经济的、民族的、人的、军事的——以迎合一种无限遥远的将来的纯粹虚构现实。

由于执政的极权主义继续忠于运动的原先宗旨,所以运动的组织手段和所谓的极权主义国家之间惊人的相似性也就不会令人惊奇了。党员与在前锋组织中的同路人之间的区别远未消失,导致已变成同情者的全体民众的“协调”。同情者人数大量增加,而党内力量则限于由几百万人组成的一个特权“阶级”,从中再制造一个由几万名精英组织成员构成的超级党。多重职位、职能复制、使党员与同情者关系适应新的条件,都只意味着运动有一种奇特的洋葱式结构(onion-like Structure),其中每一层都遮着下一层更好斗的组织。国家机器转化为一种同情者官僚构成的前锋组织,它们在国内事务中的功能是在纯粹被协调的公民大众中传播信心,在外交事务中愚弄外部的非极权主义世界。领袖作为国家元首和运动领导者的双重能力,又结合了他个人极度好斗的无情性格和鼓舞人心的正常状态。

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是,极权主义独裁者比运动领袖更能够而且必须实践经常性的、大规模地撒谎的艺术.这部分是同行者队伍膨胀的自动结果,部分则由于一个政治家令人不愉快的话并不像煽动人心的党领袖那样容易撤销。出于这一目的。希特勒选择了直接回到旧式的民族主义,这是他执政之前多次谴责的;他装作一个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宣称国家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出口商品”,他同样抚慰日耳曼人和非日耳曼人,暗示当传统的民族主义德国的外交政策要求——归还根据凡尔赛和约割让的领土,并吞奥地利及并吞波希米亚的德语地区——实现时,纳粹的野心就会满足。斯大林同样地重视俄国公众舆论和非俄罗斯世界,他发明了自己的理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将世界革命的重担扔给了托洛茨基。

只有在极权统治的条件下,每日现实的虚构性质使宣传大多成为多余,这样才能安全地、有条不紊地向全世界撒谎。在执政之前;运动难以隐藏它们的真正目的——它们毕竟要鼓动群众组织。但是,既然已有可能用毒气室将犹太人像臭虫一样灭绝,就不再需要宣传说犹太人是臭虫了;既然有权力在向全国教导俄国革命史时可以不提托洛茨基的名字,就不再需要宣传反对托洛茨基了。但是,只能“期望”那些“意识形态上完全坚定”的人来使用执行意识形态目标的方法——无论他们是在共产国际学校还是在特殊的纳粹思想灌输中心获得这种坚定立场——即使这些目标还在被宣传.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必然使单纯同情者们从来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这就导致一种吊诡,“光天化日之下的秘密会社”在它被国际礼节承认为正式成员之前。其性质和方法绝不会更带有密谋气息。希特勒在执政之前拒绝在密谋基础上组织政党甚至精英集团,这完全符合逻辑;然而到了 1933年,他十分热心地帮助将党卫军改变成一种秘密会社。同样地,莫斯科指挥的各国共产党与它们的前身完全相反,显示出一种奇特的倾向,即使完全有可能处于合法态度,也宁可选择密谋状态。极权主义的力量越显著,它的真正目的就越变得秘密。要想知道希特勒在德国统治的最终目标,聪明的做法是研究他的宣传演讲和《我的奋斗》,而不是他作为第三帝国总理的预言;正如聪明的做法是别相信斯大林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话,这是他在列宁去世之后出于夺权之目的的权宜说法,而应该认真看待他反复表现出的对民主国家的敌视。极权主义独裁者们十分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正常姿态中的内在危险,即一种真正的民族政策或实际上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危险。他们想通过一再保证的话语和实际统治之间长期一贯的差异,通过有意识地发展一种总是言行相反的方法,来克服这种危险。斯大林曾执行这种平衡艺术(它要求比普通的日常外交更多的技巧),使外交政策和共产国际路线的缓和几乎无一例外地伴随着俄国党内的整肃。统一阵线政策和较开明的苏联宪法的起草,伴随着莫斯科大审判,这当然绝非偶然。

在纳粹和布尔什维克的文献中,可以反复见到极权主义政府意在征服全世界、将一切国家置于它们统治之下的证据。然而这些出自前——极权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纲领 (纳粹超民族的反犹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的国际革命社会主义概念,并不是决定性的。关键在于极权主义政权实施它们的外交政策是根据一贯的假设。认为它们最终能达到最后目标,无论显得多么遥远,无论它的“理想的”要求会多么严重地与现时需要发生冲突,它们都绝不放弃。所以它们认为没有一个国家会永远是外国,而相反,每一个国家都是它们的潜在領土。上升到执政地位,在一个国家里运动的虚构世界变成一种可触及的现实,造成了一种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与非极权统治下极权主义政党的情形相似:可触及的虚构现实。由国际承认的国家政权支持,可以用同样方式输出。正如对议会的蔑视可以输入到一个非极权主义的议会中去,在这一方面,战前“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是纳粹德国出色的出口商品:驱逐犹太人,这就把重要的一部分纳粹主义带到了其他国家;迫使犹太人没有护照、身无分文地离开帝国,“流浪的犹太人”(Wandering Jew)的传说就变成了现实,纳粹迫使犹太人毫不妥协地仇視他们。因此制造了借口。得以热切地干预所有国家的内政政策。

纳粹带着他们是世界的未来统治者的阴谋虚构,多么认真地在 1940年露面——尽管是一种需要,面对一切战胜欧洲占领区民族的确实机会——它们开始在东欧占领区实行人口驱逐政策,竟无视失去劳动力和严重的军事后果,执行一种新的法律,带有第三帝国在西欧占領区各国惩治条例追溯力的治外法律部分。将反对第三帝国的每一句言论或每一种行动都当作最高叛逆罪来惩罚,不管何时,何地、何人,这几乎是一种最有效的宣传纳粹征服世界的方式,纳粹法律将全世界都视为潜在地在其法律管辖之下,所以占领军不再是带着征服者的新法律的征服工具,而是强化一种假定早巳为每一个人而存在的法律的执行机构。

假设纳粹法律为超越德国疆界而设立,惩治的是非德国人,这些都已不只是压迫手段了。极权主义政府即使用其他方法,有害于自己民族的利益,也不怕合乎逻辑的征服世界的含义。一项征服世界的计划涉及废除征服者母国和被征服国家之间的差异,以及国外和国内政治之间的差异,这差异是一切既存的非极权主义机构和一切国际交往的基础,在逻辑上是无可辩驳的。如果极权主义征服者的行为在到处都像在自己国家一样,那么同样地,他对待自己的人民也会摆出外来征服者的姿态。事实上,极权主义运动夺得政权,就好比是一个外来征服者可能占领一个国家,他统治这个国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的事情和别人的利益,纳粹在德国的行为像外来征服者,他们不顾一切民族利益,尝试并一半成功地将他们的失败转换成全体德国民众的最后大灾难;同样地在胜利情况下,他们也意图使种族灭绝的政治扩展到“种族不适合”的德国人。

同样的态度激发了战后苏联的外交政策。它对俄国人民本身的挑衅,代价也是非常高的;它预定战后向美国大笔贷款,以一种合理有效的方式使俄国重建劫后荒废的地区,实现国家工业化。在巴尔干半岛诸国扩展共产国际政府和占领东欧大批土地,并未带来实际利益,相反却进一步消耗了俄国的资源。伹是这种政策当然服务于几乎遍布半个世界的布尔什维克运动。

极权主义独裁者像一个外来征服者,将每一个国家(包括自己的国家)的自然财富和工业财富看作战利品,当作准备下一步侵略张的准备。由于这种系统地掠夺的经济是为了运动而不是为了民族而进行的,所以作为潜在受惠者的人民和领土都不可能成为这一过程的饱和点。极权主义独裁者像一个不知从何处来的外来征服者,他的掠夺不能使任何人受惠。到处造成的破坏也不是为了加强本国经济,而是一种暂时的策略手段。至于经济目标,极权主义政权在自己国家里随心所欲,就像俗话说的一大群蝗虫。极权主义独裁者像一个外来征服者一样统治自己的国家,使事情越来越糟,因为它用无情来达到效率,这在周围国家的暴政中也是明显少见的。 30年代初,斯大林对乌克兰的战争比德国可怕的血腥侵略和占领更加有效率。这就是极权主义为何选择傀儡政府来统治,而不顾这些政权有明显危险的原因。

极权主义政权的麻烦不在于它们以一种特别无情的方式玩弄权力政治,而在于它们的政治背后隐藏着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权力概念,正如在它们的现实政治 (Realpolitik)中存在着一种全新的、前所未有的现实观念一样。不是冷酷无情。而是以最高结果来藐视直接结果;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毫无根由地忽略民族利益;不是不考虑追求自我利益,而是嘲笑功利主义动机;不是渴望权力,而是“理想主义”,即对一种意识形态虚构世界毫不动摇的信念——这些都作为一种新的不安因素进入国际政治,比纯粹的侵略更令人不安。

极权主义相信权力只存在于通过组织而产生的力量。正如斯大林把每一种机构看作独立于它的实际功能之外的“联系党和人民的传送带”,真诚地相信苏联的最宝贵财富不是丰饶的土地或巨大劳动力的生产能力,而是党的“干部”(cadres)(即警察),希特勒早在 1929年就看出运动的“伟大事物”是 6万人“几乎变成一个单位,实际上这些人不仅思想统一,而且面部表情几乎也一样。请看这些欢笑的眼睛,这些疯狂的热情,你就会发现…… 10万人在运动中变成了一种类型”。在西方人的思想中,无论权力同尘世的激情、财富、珍宝发生什么联系,都已融人一种非物质化的机制,它的每一个动作都产生力量,就像摩擦或直流电产生电力一样。极权主义将国家分为富国和穷国,这还不只是一种煽动手段;制造这种说法的人实际上相信可以忽视物质财富的力量,因为它只会阻挠组织力量的发展。斯大林认为警察干部的经常发展比巴库的石油、乌拉尔的煤和铁矿、乌克兰的粮仓或西伯利亚潜在的财富都重要得多。同样的想法使希特勒为了党卫军干部而牺牲整个德国;当德国城市变成瓦砾、工业能力被摧毁时,他并不认为战争已经失败,而当他得知党卫军部队已不再可靠时,他才认为是战败了。”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相信组织力量无所不能,不相信纯粹物质因素 (事实的或经济的),还有,他根据几百年时间来估算他的事业的最后胜利,那么,失败不在于军事灾难或人民挨饿的威胁,而只是精英组织的毁灭,他们本来是要通过一代代人来达到最后目的,完成统治世界的最后阴谋的。

极权主义国家的无结构状态(structurelessness),忽视物质利益,摆脱利润动机,一般的非功利主义态度,都无与伦比地使当代政治变得不可预测。非极权主义世界无法把握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它不根据人和物、不依靠可估计的行为来发生作用,完全漠视民族利益和人民的福利,使自己在判断力上产生奇怪的两难:凡是正确理解极权主义组织和警察之可怕效率的人,都可能会高估极权主义国家的物质力量,而凡是明白极权主义经济之浪费及无能的人,却都低估了可以无视一切物质因素时所创造的权力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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