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2003年12月12日发表王军文章《梁思成泪别北京牌楼》。文中讲道：1952年5月4日，北京市委就牌楼影响交通问题向中央请示：拟拆掉朝阳门、阜城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四、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5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负责解释牌楼和城墙拆除工作，同梁思成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思成认为，城市和牌楼、牌坊构成北京古老街道的独特景观，类似西方都市中的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在周恩来主持的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梁思成同吴晗争得面红耳赤。吴晗站起来说：“你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市到处建起高楼大厦，你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定价值可言？”梁思成当场失声痛哭。周恩来对梁做工作，梁思成讲了两个小时，他富有诗意地描述了历代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斜照下的美景。周恩来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5月12日，梁思成在东郊民巷工地对北京城建局养路事务所工程队长孔庆普说：“东西长安街牌楼式古建筑，木质，老的，就是拆也应当挪到别的地方再建。”1954年1月8日，开始拆迁北京市最大最美的牌楼──历代帝王庙牌楼。梁思成到现场问：“拆下来的部件存在哪里？重建地点定了没有？”无人回答。据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回忆：“拆历代帝王庙牌楼时，梁思成痛哭了几天。当时名为拆迁，事先并未落实拆迁地点，拆了一堆料后来也不知去向。”
毛泽东对那场争论定了调子。“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就在这一个月──1954年1月，北京城楼大规模地被夷为平地。
王军关于北京牌楼的文章，引起我关于西安城墙的回忆。
1962年9月，我随同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去北京参加批判副总理习仲勋的中共8届10中全会。张德生让我帮他起草的发言中，揭发了习仲勋的8个问题，其中一条就是不许拆西安的城墙。可见，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共的主流意识，仍然把古代遗存的城墙、牌楼当作“封建遗迹”，把拆除古代城墙和牌楼当作进步行为。而习仲勋不许拆毁西安城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行动。现在，全国大、中城市的城墙大都荡然无存，只有建于明代初期、城周40里的西安古城墙巍然独立。1981年，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马文瑞又采纳了《陕西日报》主编张光的建议，通过国家投资和市民义务劳动，整修了西安城墙，疏浚了护城河。建成国内唯一的环城公园。
江泽民先生说：中共始终代表先进文化，我不禁要问：在保护古代城墙、牌楼等文物古迹方面，究竟是毛泽东、周恩来、彭真、吴晗代表先进文化，还是梁思成、习仲勋和西安的民众与领导人代表先进文化呢？
民主论坛2004.1.16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