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长以后，在中宣部发表就职演说时，庄严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科学、求实、开放、文明、富裕的体制，以代替那种被异化了的专制、迷信、僵化、封闭、落后、野蛮、贫困的体制；同时愤怒谴责了专制主义。他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我们党内有好几根棍子，不是好棍子，而是恶棍。不管你什么好文章、好作品，抓住你一点，无限上纲，说你是”反党小说“、”黑画“等等。……这种作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此后，胡耀邦同当时存在的政治、文化专制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抗争，举其大者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护“西单民主墙”，反对逮捕魏京生
在西单民主墙初期，耀邦就表示赞赏，认为这是新的大字报，同“文革”中的大字报不同。他说：以前大都是某些领导者利用大字报来整人害人的，这次的大字报，同“四五”天安门大字报一样，“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对于成立民间组织、出版民办刊物，耀邦重视而不压制。他要求各新闻单位反映情况。人民日报出版了《情况汇编特刊》，把西单墙的大字报，一些重要的小字报和民办刊物的文章摘报中央。其他报刊和有关单位也出版了这一类的内部参考。耀邦还召集中宣部、报社、青年团、工会等单位研究如何作好民间组织和民刊的工作，他多次谈话的精神是谈论党在历史上做群众工作的经验。他说：党在执政以前对群众运动是十分重视的。特点是站在群众之中去做工作，去取得群众的信任，依靠群众去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到了我们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的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慢慢变了。当群众起来的时候，我们某些领导同志就担惊受怕心慌意乱了。他们不是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就是站在群众对面去挑剔指责。他们越来越怕群众，以后群众要集会、游行、请愿都要事先经过批准，甚至明令禁止。我们的群众团体，像青年团、工会等，也变得越来越脱离群众。我们必须纠正这种脱离群众的作法。
1979年3月25日，魏京生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大字报，任畹町等人贴出了《中国人权宣言》，原先公开赞扬西单民主墙的邓小平像好龙的叶公一样，态度大变。在3月29日，越过华国锋和胡耀邦直接下令逮捕了魏京生，接着又逮捕了任畹町、徐文立、刘青等人，在贵州、南京、浙江、广东、西安等地也抓了一些人。
就在邓小平抓人以后，耀邦给一位青年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人民日报》4月10日一版发表。耀邦在这封信中说：青年工作者“要经常到青年中去，发现青年中的先进事例、先进典型，并用这些先进的东西去引导、教育、影响其他青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大。这是我们几十年工作的经验总结。压制的方法，一个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长的办法。“1979年6月，耀邦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发言中，更加严正地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魏京生等人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耀邦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耀邦又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至今没有做过检讨。听说他现在还在绝食。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成为烈士，是人民心中的烈士。这种烈士是不进八宝山的“。胡耀邦当时还只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长，他不顾党内高层指责他支持民间民主化运动的流言蜚语，在庄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维护公民权利、维护民主自由和为魏京生等持不同政见者鸣冤叫屈的呐喊，真是惊天动地、大义凛然！那些至今还在坚持反人权、反民主的立场，继续迫害敢于站起来维护公民权利，推动中国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的人们，看到耀邦这一段掷地有声的言论，能不为之汗颜？！还有那些至今还认为中国没有民主派、体制内更没有民主派，胡耀邦也不过比较开明而已的朋友，看到耀邦这一段言论和他的全部思想、全部实践活动以后，不知能不能改变一点悲观失望的情绪？！
二、保护郭罗基
1979年11月14日，郭罗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的文章。郭文在阐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时说：“在思想方面，不管是政治问题是学术问题或其他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在行为方面必须服从宪法、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只要在行动上不触犯宪法和法律，不管是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讲，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百家争鸣。……法律惩罚的对像是行为，不是思想。”胡乔木批评胡绩伟说：“不能笼统地说言者无罪，发表反革命言论也是有罪的。”胡绩伟向耀邦报告了乔木对郭罗基的批评和他自己的不同意见。耀邦说：宪法和刑法都有明确规定，你们请一位法学界学者写一篇文章作一个讲解。过了十几天，耀邦又嘱咐胡绩伟，那篇讲法学的文章写好后，先不忙发表，先请一位法学家写一篇文章，再邀请法学界几位知名人士开一个座谈会，提出修改意见，以《谈谈反革命罪中的言论和行为问题》为题，在1980年2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言者无罪”这个伦理和法律的规范，出处在2500年前《诗经。大序》。原文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胡耀邦授意组织我国几位一流法学家集体创作的《谈谈反革命罪中的言论和行为问题》的文章，发表在26年前的《人民日报》上。可是，直到现在，一些领导人和司法机关还在“以言治罪”，特别是滥用“煸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看来，现在还有必要把那篇法学文章的要点重温一番。那篇文章明确指出：“在我国，言论自由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大事所不可或缺的一项权利。是对具体的人和事，对某些具体制度提出批评、建议，以便改造、革新，是人民的民主权利。要是没有言论自由，人民群众不能对国家事务享有发表意见的权利，那还怎么称得上是人民的国家呢？……”
文章指出：“任何反革命罪，都要有行为。这种行为的矛头是针对我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目的是要推翻这个制度的。我国刑法不承认有所谓”思想犯罪“。封建王朝有所谓”腹诽罪“，希特勒法西斯有所谓”思想犯罪“。在林彪、”四人帮“横行肆虐期间，也搞这一套鬼蜮伎俩，致使许多无辜者身陷囹圄，横遭迫害，有的甚至含冤而死。”
法学家们的文章发表以后，胡乔木在这个问题上再也找不出什么岔子了。但是，他反对耀邦之心不死，1981年8月，他又对耀邦认为“写得不错”并亲笔作了修改的郭罗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认真杜绝个人崇拜》的文章，大加挞伐，并向邓小平告了枉状。邓小平听信了胡乔木的谗言，严厉批评说：“你们《人民日报》为什么喜欢郭罗基？他支持聂元梓，是造反派人物。”事实恰恰相反，郭罗基是反对聂元梓的领军人物。
三、保护白桦
著名的军队作家白桦，写了一篇小说《苦恋》并改编成电影《太阳与人》。这部影片描写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受尽打击和淩辱，当他被迫离开中国时，说了一句：“我爱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不爱我。”
1981年5月，《解放军报》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给《苦恋》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苦恋》这本书和影片都被禁止发行和公映。国内外引起震动，以为“文革”式的大批判运动又要来了。胡耀邦要求大家冷静，先把对《苦恋》的批判冷却下来，然后再研究对策。胡乔木一再下命令，要求《人民日报》转载军报的大批判文章，《人民日报》在耀邦的支持下按兵不动。胡乔木又向邓小平告状，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召集中宣部的王任重、周扬和新闻界的胡绩伟、曾涛去他家讨论。由于大家据理力争，才达成一个折衷的方案：在周扬和张光年主持下，由《文艺报》另写一篇较有说服力的文章，由《人民日报》转载。这样就使胡乔木利用批判《苦恋》大整文艺界的图谋破产了。不过，邓又批判王若水，说他说过“社会主义的列车一开始就开上了错误的轨道，论调同不同政见者一样”。这又是张冠李戴，说那个话的是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不是王若水，而且没有说错。
邓小平又从上述这些问题讲到波匈事件，并且严厉地批评了“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态”。显然，邓批评的“党”，就是指总书记胡耀邦。耀邦在邓的压力下，不得不召开会议来纠正所谓“软弱涣散”。（《怀念耀邦。第三集》）148页-163页）
关于批判《苦恋》事件，白桦自己讲得更为亲切和详细。下面，我把白桦在1999年所写的《我所见到的胡耀邦》的大意摘录几小段。白桦说：“《苦恋》摄制完成，在文化部送审期间，引起轩然大波。……有些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把胡耀邦说成是”炮制反动电影《苦恋》的黑后台“。这样一来，一部再现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问题就上升为政治问题了。中国人敏感地联想到《清宫秘史》和《海瑞罢官》。……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的《四项原则不能违反》，文化部事先不知道，胡耀邦也不知道。5月17日，耀邦讲话，希望了解并考虑知识分子的情绪。7月17日，邓小平召见几位意识形态的负责人，讲了一番十分严厉的话。8月3日，胡耀邦奉命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他的讲话已经尽了他之所能，把调子压低了很多。9月25日，耀邦对当时分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说：”《苦恋》的事应该了结了，你和白桦熟悉，能不能请你写封信给他，请他给你回一封二百字左右的信作为文艺讨论，表个态就行了。“荒煤事后告诉我说：”我怎么敢写这样的信呢？有些人显然还不肯罢手。“据说，耀邦在见到同周扬一起主持起草《文艺报》批判《苦恋》文章的张光年时说：”文艺报的调子太高了！“张光年说：”这调子是上面定的呀。“耀邦无奈地一笑。10月13日，耀邦在中南海会见从巴黎国际笔会回来的巴金。一见面就问：”巴老，你看过我的文章吗？“”我的文章本来把批《苦恋》应该结束的意思放在前面，有些老同志气不顺，我只好把这样的意思摆在后面。“巴金说：”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那些有才能的、多产的中青年作家——比如白桦等。“
“我和耀邦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5年12月29日，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开幕。那是一次空前轻松的大会，那是一次空前透明的大会，那是一次空前自由的大会。会后就有人称之为”典型的自由化“的大会。开幕式以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作家们合影留念。胡耀邦径直向我走来，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几次问我在写什么。那张照片着实引起海内外很多朋友的错觉，纷纷来电、来信，以为知识分子的处境会好起来。不料，仅仅一年，在新的一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前夕，胡耀邦就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让人感到既突然，又意外。”（《怀念耀邦》221页——225页）
四、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1983年2月，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发动的倒胡活动破产以后，又在意识形态领域兴风作浪。3月16日，首都各界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了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全国文联主席周扬在会上宣读了由王若水、王元化协助他起草的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篇论文着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原理，以及从提出思想解放到提出人的解放的重大意义。论文说：“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没有自主权，实际上仍然是生产上的奴隶。实行联产承包制，八亿农民刚刚从这种奴隶地位解放出来，作为真正主人地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旦有所发挥，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论文强调提出：要重视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努力促进马克思所追求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很明显，这篇论文，是胡耀邦所倡导的解放思想、解放人的运动的继续，是胡耀邦所发动的“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的两个讨论的继续；也为正在进行的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同时也是胡耀邦倡导的“学术自由”、“理论民主”的一次实践。
人称“左王”和“左将”的胡乔木、邓力群继续反对这种解放思想、解放人的运动，他们认为这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于是，就对周扬和王若水发动了一场大批判，同时批判《人民日报》。官司打到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说：“人道主义、异化，统一不了就算了，发表了两篇文章就够了，不要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可是，胡乔木和邓立群仍然揪住不放，强迫周扬作了违心的检讨，忍气吞声，变成植物人而含冤去世。胡绩伟调离人民日报社，王若水没有屈服，据理辩驳，一切申诉都无人理睬，终于在1987年由中共中央纪委越过《人民日报》党的组织，直接处理，“党内除名”，也不再分配任何工作。
五、抵制“清除精神污染”
“清除精神污染”的发明权属于邓力群。1983年6月4日，他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使用了这个霸权话语。8月，胡乔木、邓力群控制下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贺敬之带领一批人为“清污”准备材料，第一批“反面材料”就是探讨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第二批是胡绩伟的新闻工作人民性问题；第三批是文艺作品，如《人啊，人》、《春天的童话》、《在同一地平线上》、《晚霞消失的时候》和徐迟、李陀等作家的作品。后来，“清污”的范围不断扩大，除了理论、新闻、文艺领域以外，还涉及农村改革和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的问题（他们诬蔑特区是“租界”）。在农村，发家致富、长途贩运受到指责。在军队，退伍战士申请补助，战士在城市交女朋友，收藏美术摄影作品，都被说成是“精神污染”。在生活方式上，对女性烫发、穿高跟鞋、袒胸露臂，男子留长发和胡鬚、穿喇叭裤以至男女跳集体舞、养花、养鸟都受到干涉。邓力群等人的倒行逆施争取到邓小平的支持，他在1983年9月7日找邓力群等左倾教条主义份子谈话说：“不能搞精神污染。”在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以后，邓小平、陈云在会外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陈的讲话何时发表，由中央决定，各地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发表。可是，10月下旬，胡乔木、邓力群把“不搞精神污染”提升为“清除精神污染”并用中央宣传部的名义，把邓小平、陈云的讲话和胡乔木、邓力群的发言，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到县（团）级以上党委和干部。北京和各省、市的报刊和电视台，有组织地发表“知名人士”拥护“清污”的报道和文章。
“文化大革命”是从“破四旧”开始的。这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发展下去，很可能成为又一次“文化大革命”。但是，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头脑清醒，联手抵制“清污”。早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前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谈到，有人在农村散发“清除精神污染”的材料。这时，万里说话了，他说：“有人尽挑农村的问题，而且散发”清除精神污染“的材料。”邓力群说：“我没有散发”。万里说：“我这里就有一份。”胡耀邦、赵紫阳插话说：“我们也收到一份。”邓力群的谎话被揭穿，恼羞成怒地说：“作为书记处研究室主任，我有权派人下去搞调研，搞材料。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说过，有八个以上的雇工就算剥削，现在还是适用的。”胡耀邦听到这里，激动地跳起来说：“我看现在有些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清楚。”赵阳阳轻言细语地说：“我看社会主义有点剥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万里说：我的意见是农村不搞“清污”。方毅也表态：我们科技战线不搞“清污”。赵紫阳说：经济工作领域不能搞“清污”。
11月15日，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对“清污”正式讲了话。书记处作出两点决定：一、不要因为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而影响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实行，更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二、“清除精神污染”有它特定的概念，要研究分析各种具体情况，注意界限，注意政策，不能简单化。12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势，后来我们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要提了。”（万里插话：“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耀邦说：“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正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一场喧嚣一时的“清污”丑剧、闹剧闹了28天，就中道夭折了。
六、抵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邓小平借用美国前国务卿腊斯克使用过的“自由化”这个词而提出的，它是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对待的一个总题目。事件的近因是，1980年以后，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方励之在合肥和浙江大学作了几次宣扬自由、民主思想和批评马克思恩格斯的演讲，邓小平很反感。后来，许良英、方励之和刘宾雁又发起筹备纪念“反右派”30周年的活动。有一位接到通知的学者，把那个通知辗转送到邓小平手里，邓小平勃然大怒，但却没有细看那个通知，把三个发起人中的许良英误记为他早就厌恶的王若望，就把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三人都看作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1983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制定整党方案时，胡乔木提出：”这次整党既要反“左”又要反“右”，反右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打断他的话说：”你说得不对，主要是反左，其次才是防右。“胡乔木说：”我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讲的。小平同志的意见代表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如果不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列入这次整党的内容，那我们还是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胡乔木接着说：”比如中国科技大学有个叫方励之的副校长，从1980年以来一直散布怀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有一种非常荒谬的论调，叫“独立意识”。他说：我们的大学应该是“完全独立的”。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应是具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独立意识的人。所谓“独立”，按照方励之的解释，就是不受任何思想的约束，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接受党的领导。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只能作出错误的结果，从来没有正面成功，党的领导这更不需要。政府除了要给大学校长钱以外，其余最好都不要干涉。据他说，只有不受任何约束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不受任何约束的具有独立意识的学生，才能做出事情。……整党不整这样的人，还有什么意义呢？“邓力群也说：”像方励之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少数，而是有一批人。他们公开提出要改变党，还公开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是非常不对的，这个概念很不清楚，而且一直是作为棒子用的。像这样的人，我也主张应该作为整党的对象。“
胡耀邦笑了笑说：“首先我声明，我不赞成方励之的观点。但是，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认为不能强迫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对方励之这样的知识分子，党早有规定，那就是帮助、教育、团结，而不能把他们推出去，当做敌人看待。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如果连方励之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容不下，还谈得上实现共产主义吗？”（中国文史出版社《胡耀邦在政坛的最后十年》）接着，习仲勋、胡启立、万里，都表示赞成耀邦的观点。
邓小平很快就知道了中央书记处讨论的情况，当耀邦向他汇报书记处关于整党的部署时，他向耀邦提问：“依你看，我们这次整党要抓哪些工作？”耀邦回答：“我想抓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和最痛恨的一些反面典型，从抓大案、要案入手，大振正气，大刹歪风，从而提高人民对党的信心。”
邓小平说：“好，应该抓一下。但是，我也认为需要抓带全局性的一些思潮，如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这些问题关系重大啊！”耀邦回答：“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所以在我们国内有市场，是因为我们执政党有不正之风。人民看到我们相当一批党的干部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争名夺利，道德败坏，怎能不失去信心呢？如果我们不整掉这些不正之风，即使我们再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全国人民怎么能口服心服呢？”
此后，以胡耀邦为首的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把整党的重点放在反对党内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等不正之风方面，胡耀邦在整党动员大会上还号召“向党中央开炮”。对于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只在整党初期，划出一段时间进行正面学习。这就引起邓小平等人很大的不满。
事情发展到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闭幕那一天，矛盾尖锐化了。那次会议的议题是制订和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耀邦主持起草的决议草案，在思想政治领域是中共历史上空前开放的文件。它首次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它首次指出：“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尊重人，关心人……”首次指出：“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解放。”首次指出：“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调节人们的关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动，制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同时明确规定：“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这里讲到的“首次”，是指在中共决议中是“首次”）
为了争取邓小平同意这个富有人文主义和自由民主精神的决议草案，耀邦和于光远等起草人，把邓小平当时最关注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写进文件之中，即：“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邓小平看到决议草案把他最强调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进去了，对于其它自由、民主的观点，也就不去注意和计较，他表示同意耀邦提出的修正稿。
可是，陆定一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坚决反对。他三次发言，从历史角度论述“反自由化”这个提法的荒谬和危害。他指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的奋斗目标之一。他指出：当年苏共反对我们的“双百”方针，提出要“反自由化”；后来“四人帮”也使用这个提法批判过邓小平、陆定一和周扬。他又说：提出“反自由化”，不但在原则上同宪法规定的各项人民的自由权利相冲突，而且对繁荣我国的学术文化和政治生活民主化都极为不利。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9月28日六中全会的闭幕会上。对“决议”进行表决之前，陆定一又站起来发言，坚持他的意见，引起全场的掌声，中顾委这一边掌声最为热烈。万里也发言支持陆定一的意见，余秋里、杨尚昆等反对陆的意见。耀邦主张暂时保留那一段话。接着邓小平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也最坚持；他说：一切自由化都是资产阶级的；现在年轻人中有一股自由化思潮”；他最后说，“反对自由化，还要讲二十年”。决议按耀邦主持起草的草案通过了。会后，耀邦布置传达时说，不要把争论传达下去，以便集中精力讨论《决议》本身。胡乔木、邓力群等借此来整耀邦。王震在中央党校带头发难，他说，有人故意不传达，想隐瞒。力群、乔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说，他在全会上讲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现在再加五十年，反到下个世纪。一切“罪过”都归于耀邦。
这件事加上1976年，从安徽发展到上海、北京的此伏彼起的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的学生运动，尽管北京学生同时提出“打倒邓小平”，“打倒胡耀邦”的口号，邓小平主张抓人、镇压，胡耀邦一再反对镇压，这就成为以“坚持四项原则不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罪名，强迫胡耀邦辞职的近因。由于这篇文章篇幅已经很长，而最后一个问题也很曲折，需要用更大的篇幅去写。本文就此打住。◆
北京之春2005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