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不是一个学术理论工作者,他并没有构建出一套系统的理论或学说。他是一个好学深思、勇于实践而又能够不断革故创新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改革家。特别是在他的政治生涯的最后十年,思想和实践趋于成熟,在“拨乱返正”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他运用了前人积累和自己创造的先进思想和战略策略。这一笔精神财富,不仅在第一个十年改革中起了重大作用,在中国当前和今后的改革和发展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我的水平和我所掌握的资料都有限,只能作初步的探索,今后还准备进行反复的充实和修改。

胡耀邦的政治思想

1986 年夏季,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胡耀邦作了一个长篇发言。这个发言的主要部分是:“我们在讨论明年党的十三大指导方针时,一定要顺从潮流,顺从民心。在本世纪初结束封建专制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世界各种流行的理论和思潮都在中国提倡过、实验过。中国人民最后选择了民主和科学作为最高社会价值目标。这是长期专制和落后压抑、困扰下的中国人民的最后选择。四十年建设,十年动乱,又加上一条法治。这些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这和我们始终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引自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出版的师东兵著《胡耀邦在中国政坛的最后十年》)。”既要以民主、科学、法治作为最高价值目标,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胡耀邦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

这样的思想,胡耀邦在其他场合也讲过。例如, 1978 年 12 月 31 日上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及其下属单位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就职演说; 1979 年 1 月 3 日,又同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见面和讲话。在这两次讲话中,他宣布: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科学、求实、开放、文明、富裕的体制,以代替那种被异化了的专制、迷信、僵化、封闭、落后、野蛮、贫困的体制。显然,胡耀邦是要用民主社会主义的体制,去代替斯大林、毛泽东式的专制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

1982 年 9 月 1 日,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请注意: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提出的总路线、总任务,并没有提四项“基本原则”,却提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基本要求。

这个报告还把“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专门一章。在这一章中,胡耀邦提出:“我们一定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继续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使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使国家机关能够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要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各个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发展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应当根据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正确关系。国家和社会保障公民正当的自由和权利,公民履行对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

胡耀邦指出:“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他又指出:新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党是人民的一部分。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一经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全党必须严格遵守。”

请注意:中共十二大已经确定要“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已经确定民主“要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提出基层“群众自治”,已经提出“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已经提出“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在法制建设方面,中共十二大着重强调“党是人民的一部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从那时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三年,为什么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十二大提出和确定的这些原则,至今还没有付诸实现呢?

胡耀邦的民主思想阐述得最为充分的,是在 1986 年 9 月 28 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个决议是由胡耀邦主持起草和主持讨论通过的。决议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返几个方面互相配合,协调发展。”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决议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解放。”

关于法治,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调节人们的关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动,制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决议指出:“只有大力加强以宪法为根本的社会主义法制,加强劳动纪律和工作纪律,同实际生活中种种压制和破坏民主的行为作斗争,才能推行并保障经济建设和全面改革的顺利发展,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决议指出:“要在全体公民中坚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识,增强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使人们懂得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决议还指出:“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从决议的这些内容看来,对于法治的阐释,已经突破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学说:这表现在: 1 、把社会主义法制“体现国家意志”改为“体现人民意志”,把“法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改为“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2 、提出社会主义法制“以宪法为根本”,强调“要同破坏民主的行为作斗争”。 3 、提出“增强公民意识,使人们懂得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4 、重申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强调的“在法纪面前人人平等”和“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这个决议还要求:“在公共生活中,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尊重人、关心人,特别要注意保护儿童、尊重妇女、尊重老人、尊敬烈军属和荣誉军人、关心帮助鳏寡孤独和残疾人”。这些要求,既符合联合国的人权宪章,又符合中国的传统道德。决议还规定:“在学术和艺术问题上,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

以上这些规定,都具有人文主义和现代民主精神。可惜,这个决议尚未付诸实现,三个多月以后,胡耀邦就被迫离职了。

胡耀邦的经济思想

许多人认为,胡耀邦同邓小平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人认为胡耀邦不懂经济,在经济工作方面,没有创见和建树。其实不然。

胡耀邦的经济思想也有独特的内容。

一、生产的目的是人民的生活需要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提出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在这个问题上,胡耀邦和中共其他领导人都是赞成的。过了不长的时间,胡耀邦想到:经济建设不是最终目的,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才是最终目的。他授意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写出了《要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文章,在 1979 年 10 月 20 日《人民日报》头条发表。文章指出:“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我国有九亿多人口,人民的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安排好,特别是八亿农民的生活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为生产而生产。”胡耀邦通过这篇文章,发动了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这个讨论受到经济战线大多数干部和职工的欢迎,纷纷发表文章参加讨论。可是,胡乔木反对这个讨论,他向华国锋、邓小平告状,邓、华决定停止讨论。如果这个讨论不受压制地进行下去,并在经济政策上得以体现,那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早就走上以人为本,以人民的生活需要为目的的轨道,走上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轨道上来了。

二、全面改革和衡量改革是否正确的三条标准

1983 年 11 月 20 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胡耀邦作了题为《四化建设》的长篇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胡耀邦首次提出“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革,坚决而有秩序地改革。”他批评了“农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改革,经济部门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门可以置身事外”的思想,明确指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他又首次提出“要以是否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

胡耀邦这个报告在发表之前,是经过邓小平同意的。可是,时隔不久,邓小平对于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由动摇、退缩发展到限制和压制。关于“三个有利于”,虽然胡耀邦提出的是最初的版本,可是,九年以后,邓小平在他的《南巡讲话》中却又提出另一个版本,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文明和人民的富裕幸福”。这两个版本含意有所不同。胡耀邦所以不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的标志,可能因为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社会生产力,仅仅是劳动者同生产工具的结合,既不包含其他生产要素,又不代表生产成果,不是现代国际通用的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胡耀邦在他的讲话中很少用“强国”这样的字眼,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当时的其他正式文件也没有用;在三个“有利于”中不提国家富强和综合国力,可能是要超越中国洋务运动以来“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诉求,只求国家在政治上、道义上、国际关系上的兴旺和在经济文化上的发达(发达或不发达是现代国家区分先进与后进的通用标志),而不在世界上逞强争霸。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两个版本孰优孰劣,大家可以评论。

三、追求可以达到的高速度和“以消费促进生产”

在经济建设上,有些领导人一再指责胡耀邦追求“高速度”和“高消费”,甚至给他加上“大跃进”的罪名。(在逼胡耀邦下台的那一次组织生活会上,就有这样的指责)对于这个问题, 1989 年 4 月 5 日下午至晚上,胡耀邦 在同李锐的谈话中作过回答。胡耀邦在那次十点谈话的第七点讲到:“经济工作中的问题,给我扣过一顶帽子,提倡高消费。我反对高消费,主张适当消费、促进生产。马克思讲过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其同一性。我一直强调农业,基础设施、原材料问题;要求发展第三产业,引进外资和技术;同时要限制高消费商品进口。有人却想以进口高档商品回笼货币,一元换八元。关于速度问题, 1980 年 8 月 26 日武昌谈话,邓谈到翻两番的速度问题,我答出年增百分之七点二。当时陈定的百分之四,邓也同意。这就不能翻两番了。…… 1981 年、 1982 年刮下马风,太冷,他们要负责。 1980 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利用一个青年翁永曦的八句话(邓力群主持书记处研究室印发的材料):“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作为经济工作的纲领,得到陈云的认可。我为此发了脾气,引得陈云很不满。 1983 年那次会本来准备换马的(这是指陈云、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联席会议上要胡耀邦下台),是邓保护了我。……到 1986 年讨论五年计划报告,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胡乔木、邓力群都不赞成。(引自李锐著《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

胡耀邦这个遗言,把他在经济工作方面所受的责难——高速度、高消费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都回答了。二十五年的实践证明,胡耀邦当年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 7 %的指标,已经超过了。“适当消费保进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官方和民间公认的常识了。如果不按胡耀邦提出的高速度、适当消费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行事,而按陈云认可的翁永曦的极端保守的经济纲领行事,中国还能有今天这样的初步富裕繁荣吗?

四、主持制订农村改革的五个一号文件

胡耀邦是中共高层较早强调农业的作用和较早质疑集体经济的领导人之一。 1978 年 11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大声疾呼:“农业的加速发展是加快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决定性环节。”尖锐地指出:“笼统地说集体经济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如果集体经济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万里在安徽省支持和推广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首创行动,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都是赞同和支持的。

胡耀邦在农村改革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从 1982 年到 1986 年,每年年初,他和赵紫阳、万里一起领导制订了五个“一号文件”。

1982 年,第一个“一号文件”确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

1983 年,第二个“一号文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家庭联产承包”这六个字,是胡耀邦命名的。

1984 年,第三个“一号文件”指出:“今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梳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并“发展农村工业”。

1985 年,第四个“一号文件”重点是改变统购统销政策,实行流通体制的改革。

1986 年,第五个“一号文件”针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某些倒退性的议论,系统地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成果。胡耀邦本人这时考虑的已经不是提高粮棉产量和农业总产值的问题,而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他提出了农民人均收入每年增加 100 元的设想,主张“反弹琵琶”,用发展林、牧、付业和农村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办法来反哺农业,加快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扶贫工作,也是胡耀邦这一时期在太行山地区提出来的。

五、保护生态环境

胡耀邦是中共前几届领导人中最重视生态环境的人。他在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就号召全国青年“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把祖国变成绿色的海洋,一定要使我们的下一代,看不到什么荒山秃岭,荒野穷沟”。 1956 年 3 月 1 日至 11 日,胡耀邦在延安召开了陕、甘、晋、豫、内蒙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并决定每年 4 月 1 日和 11 月 1 日为“全国青年植树造林日”。这个决定已经持续实行。

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 1983 年 5 月在新疆, 7 月在青海都要求当地政府和人民大规模地植树种草,并通过主管部门发布命令,严禁全国各地破坏森林、草原等绿色植被。此后,在西北,在全国,曾经掀起植树种草和保护绿色植被的高潮。可惜,后来“人亡政息”,保护生态环境的工作一度力度减小了。作家白桦在“我所见到的胡耀邦”一文中,大发感慨地说:“ 1998 年长江的特大水灾,国人好像恍然大悟,原来长江上游国家的专业伐木大军是造成绿色植被严重破坏的原因(还应当加上超负荷的放牧——作者),认识到必须立即停止这种愚昧的行为。其实,在胡耀邦重访长征路的那年已经下达这样断然的命令了。这是一条泽被子孙的好命令啊!为什么后来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了呢?在没有胡耀邦的十年之后,仅仅想到这一点,面对滔滔之水的我,不禁泪如泉涌”。

另外,我还要提出一个问题。 80 年代的经济改革,是以农村改革为起点,然后用发展个体经济和小集体的办法来解决城市失业、待业问题,解决国有工商业和服务业的自主权和承包制,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并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等等。这就说明,那时的经济改革,是从占中国大多数的劳动者的利益出发,使大多数人能够得改革的效益,而不付出过高的改革成本。那时,权钱结合,贪污腐败的问题已经出现,但能得到较为及时的遏制,没有形成权贵资本和权贵阶层。这就说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在一线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既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又是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因为原始社会主义的主旨,就是代表占人口大多数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利益,实现政治平等,经济公平和社会公正。把这种原始社会主义的原则,同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政治文明结合起来,就是胡耀邦等开明进步的领导人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像前几年进行的“化公为私”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增加人民负担,损害大多数人利益的“教育产业化”和“医药改革”,还有金钱至上、权钱结合、贪暴横行、道德沦落、贫富严重分化等社会问题,在胡耀邦领导下,恐怕是不会发生的,至少不会如此严重。

胡耀邦的文化思想

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论述:“社会主义实践中,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是极其复杂的创新事业,没有也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理论上和工作上的不同意见是会经常发生的。必须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大大活跃起来,使各项决策建立在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之上……学术和艺术问题,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胡耀邦还提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园地里,有三个高峰:思想理论高峰,科学技术高峰,文学艺术高峰,达不到这三个高峰就不叫现代化。胡耀邦还提出要反对文化专制主义。

我认为:以上这些论述,就是胡耀邦文化思想的一个轮廓。就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社会文化几个部门分别来说。

一、教育思想。

1953 年,共青团中央召开了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胡耀邦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目标,他为“社会主义新人”提出的标准,就是具有“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的人。他说:“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是一种好的品质,它使人们一生中不依赖,不盲从,在任何困苦的情况下,都能乐观向上的、勇敢地向困难作斗争。胡耀邦说:“在旧社会,人的个性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我们强调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提倡“小老虎”精神,反对“小老头”精神,就是要把儿童培养得更加勇敢、活泼,使儿童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

1954 年 5 月 21 日,在北京高等学校共青团干部会议上,胡耀邦对大学教育提出了一种要求。胡耀邦说:“我们常说学校是培养人才、造就国家干部的地方,这样讲不够。还要进一步认识和宣传,大学是研究学术,传授学术的场所。这种场所应该是思想最活跃的地方。在这种场所里,可以大胆讲话,大胆怀疑、大胆询问、大胆争论。要让学生们知道,争论错了也不要紧,不会使粮食减产,不会使社会主义建设受到损失。……如果不敢怀疑,不敢争论,不敢大胆提问题,这倒有危险,会发生学术上的宗派垄断,唯我独尊,会在学问上发生盲从”。

二、科学组织思想

1975 年 7 月 8 日,胡耀邦就任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他在科学院进行了 120 天的整顿和革新,首重解决了以下问题。

1 、首次阐明了马克思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阐明了自然科学的任务是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不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政治形态,不适用阶级斗争、全面专政、群众运动等政治手段。

2 、否定了“知识私有”、“白专道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污蔑科学家的政治帽子。

3 、强调“科学研究是科学院的中心”,“研究员是研究所的核心”,强调“政治工作要为科研工作服务”。

4 、提倡“拿来主义”,把外国的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统统拿来,为我所用。

三、文学艺术思想

1978 年 12 月,胡耀邦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部长。他一到宣传部,就实行“创作自由”和“文艺民主”的方针。他宣布废除书报和文艺作品的审查制度,实行“文责自负”。他怒斥文艺界那些打人的棍子,是“恶棍”,是“文化专制主义”。他说:“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还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他提出选择文学艺术的题材,可以“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他对当时有争议的文艺作品,不论是“歌德与缺德”那样僵化保守的文章,还是“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档案里”等被一些人认为是自由化的作品,都不许采用简单批判的手段,而是进行平心静气的自由讨论,在自由讨论中去“弄清是非,团结同志。”正是因为胡耀邦采用了这种方针和方法,才使全国第四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开成一个“空前自由的大会,空前团结的大会,空前舒畅的大会。”

四、社会文化思想

胡耀邦还在社会文化活动方面进行了体制改革,着重解决了三个问题

1 、突破了局限于演戏、唱歌的“小文化”范围,走向了包括文学、艺术、读书、体育、文化知识、科技知识、卫生保健知识普及以至休闲娱乐等“大文化”的广阔天地,适应了企业、社区、村镇、校园、家庭中不同人群求知、求美、求快乐、求健康的多种多样的需求,成为人民大众自我参与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突破了由政府拨款办社会文化事业的单一的垄断的模式,形成了国家、集体、个体、各行各业共同办社会主义事业的格局,使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进入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时期。

3 、解脱了社会文化活动泛政治化的绳索,实行知识性、娱乐性、思想性三者的结合,让人民得到有高尚情趣的精神享受,这就更能吸引人民自觉自顾和兴味盎然的参加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总之,胡耀邦是中共主要领导人中最能理解、尊重、保护、扶持知识分子的领导人,是最能采用正确的方针与方法去领导教育、科学、文艺和社会文化工作的领导人。在他去世之后,北京知识界和大学生在悼念的横幅上写着“胡耀邦是知识分子的知己”,写着“国魂”、“中国魂”。赵朴初先生为胡耀邦之死大哭三天。葛佩琦先生在胡耀邦灵前长跪不起。九十高龄的老作家冰心沉痛地说:“他是伟人,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为我们说了不少好话,干了不少好事。这些年,他活得很累,很痛苦,而今他平静地去了,虽说早了些,毕竟摆脱了痛苦!”自然科学家许良英说:“胡耀邦同志可以说是和知识分子心连心,共命运的。要他去搞以“反自由化”为名的整人运动,要他把人道主义当做“精神污染”,去清除,无异要他背叛自己的良心。他于 1987 年 1 月以“反自由化不力”的罪名被迫辞去总书记,实在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1989 年 4 月 15 日他含冤去世,激起千百万人的悲愤,唤起广大青年学生的报国热情,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更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怀念胡耀邦第三集 287 页)

全面改革的原动力

1965 年春天,胡耀邦在陕西省推行为期百日的超前的民主改革和经济改革,是以解放思想和解放人为原动力。 1978 年至 1986 年,胡耀邦在全国范围推行全面改革,也是以组织真理标准讨论和领导理论务虚会,开展思想解放运动,以及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数百万干部、知识分子和早该改变成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为原动力的。今后,要在全国实行新的全面改革,构建和谐社会,还必须运用胡耀邦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开展思想解放运动和再一次平反“冤、假、错案”,作为新的原动力。这是一条必经之路,是拖不过去、绕不过去、躲不过去的。

胡耀邦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

对胡耀邦了解较多较深的李锐在一篇文章中说:耀邦是“党有史以来最民主的(领班人)”。(《怀念耀邦》第四集 277 页。)另一位对耀邦了解较深的胡绩伟说:“说心里话,在我接触过的党的高层领导人物中,像胡耀邦那样胸怀广阔、容异纳谏、敢作敢当,真心为国为民的人是不多见的。可以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届最高领导人物中最具有群众观点和民主精神的一位。”( 2003 年 4 月,香港《争鸣》月刊,《胡耀邦与民主墙》)

胡耀邦的民主精神和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人们可能有种种不同的答案,本文作者也提出一种答案。

自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都打着“救国、救民”的旗号。可是,他们的着重点是不同的。前期多数人的着重点是“救国”,是由“保国保种”到“富国强兵”。到了孙中山,才提出“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出现了作为个体的中国人的觉醒,才举起以人为本,以民为主的人权、民主、科学的旗帜,才涌现了一批以人为本,以民为主的人文主义者。在中共内部,也存在着以国为本和以民为本的两类不同人物。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属于前一类。他们之所以要闹革命,主要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争取富国强兵;他们进行经济建设的目的,主要是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超俄、赶美,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主要的不是维护人民的权利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他们继承宣传“五四”精神,也只是强调“反帝反封建”,而不是人权、民主和科学。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洋务运动的继承和发展,不过是把“中体西用”改为“党体西用”,也就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为体,以改革开放为用。可是,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并不是以君主专制的国体、政体为体,而是以儒家学说为体。他是文化保守主义,而不是政治保守主义。在政治上,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他是“戊戌变法”的幕后支持者。 1901 年,他在《致刘坤一等》的信中,明确讲出了“西用”的含意。他说:“其实变法有一要紧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在这里,张之洞明确表示了对西方宪政民主政治的追求。就这一点来说,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没有达到张之洞的水平,他们是坚决排拒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的。

还有一个原因,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深受中国君主专制和苏联一党专政和暴力专政的影响,他们有现代帝王情结和迷信暴力的情结。他们用暴力夺取了政权,又要用暴力来巩固政权。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又不如汉文帝、汉光武帝和唐太宗等开明的皇帝。那些开明皇帝懂得“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所以,汉文帝实行黄老清静无为之道,让人民少受干扰的休养生息。汉光武大兴儒学,运用儒家的“仁政”、“王道”来治理国家和对待邻国。唐太宗对儒、老、佛以至景教、拜火教、兼容并色,以政治宽容、民族宽容、文化宽容、宗教宽容来治国、平天下。

胡耀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最有民主精神的平民领袖,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胡耀邦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而且终生同下层平民和知识分子保持着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中国大陆县一级行政单位共有二千稍多一点,胡耀邦就走了一千六百多个县、市。而且出外考察轻装简从,不坐豪华轿车,不吃山珍海味,不要前呼后拥和警卫森严。他回到中央机关的时候,亲自处理重要的人民来信,每天批办的文件超过百件,节假日都不休息。我亲身体会到,他遇到受冤屈 、受苦难的民众和干部,会产生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痛苦,愤慨和不平,真正是“感同身受”。他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是为民,他真正关心人民的疾苦,能够为人民的生存、自由、幸福,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他也是一个爱国者,他也爱他长期为之奋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共产党。不过,他所爱的国家和党,是以人为本,以民为主,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和党,而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统治、奴役和压迫人民的国家和党。

第二、胡耀邦博览群书,好学深思。毛泽东也是一个手不释卷的人。不过,他所读的书,主要是中国的经、史、子、集和古典小说,对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他读的不多,他自己说:没有读过《资本论》。他常读的书也就是他提倡别人也读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论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党史》等几本。对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和文学著作,他是基本不看的。极左派李尔重对我说过:“毛主席是靠二十五史治理中国的。”胡耀邦则不同,他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还有国内并未正式出版的马克思最后一部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笔记》。通读过中国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儒、道、墨、淮南子、吕氏春秋等诸子的著作。他读过西方的哲学、历史和政治学著作以至心理学、教育学。他学习数理化课本和科学普及读物以至农学、土壤学。他读遍了中国的古典小说和西方大部分经典小说。他还读过佛经和基督教圣经。正因为他博览群书而又善于独立思考,善于比较和反思,因而就能与时俱进地接受新思想,提出新观点和新政策。

第三、胡耀邦的朋友作过一个统计,他一生有十次大难不死,有几次是在战争中负重伤和在长征中患重病,有四次是遭受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其中有两次几乎被整死了。正因为这样,他对共产党旧体制的弊病有着刻骨铭心的切身体会,他懂得改革旧的政治体制的必要性迫切性,也懂得怎样去进行改革。

第四、他始终保持善良、正直、坦荡、宽容的赤子之心,始终保持不自命高明,不自命高贵,不自命特殊的平民意识和平民作风。

胡耀邦的好友,楚辞专家文怀沙,把耀邦比作屈原。耀邦的人品,才能和遭遇很像屈原,不过,他的丰功伟绩超过屈原,他的乐观向上精神也超过屈原。耀邦在他所写的最后一首旧体诗中的后半首诗写道:

心悲不是怨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
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
哲人畅晓沧桑变,一翻变化一翻新。
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

是的,“如今桃李千千万,”耀邦后继有人,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定会有“寒极翻作艳阳天”的一天。

自由圣火2005年12月01日(半月刊/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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