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利用小说反党”一事
作者：茆家升
（上篇）
一， 1949年后毛时代的中国人，生活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绞肉机里，数千万百姓被虐死。唯1962——1966文革前，毛暂时离开权力中心时，国内政治气候略有缓和，百姓稍能休养生息。那时虽然还是充满了争议和矛盾，却是值得怀念和研究的年代。
现在常说前后两个30年，前30年一般专指毛时代。其实前30年定位，有点模糊。如果以49年政权更迭至1976年毛死去，那是27年。如果以49年到1978年12—22日，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那正是30。本来这样细究，似乎意义不大。但笔者想做一点1962年了1月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到1966年文革前，这段历史的研究，所以还是釆取前一种断代法，即到76年毛死去，那才是名副其实的毛时代。
说起毛时代，都说是一以贯之的毛的专制独裁，一言九鼎，一句顶一万句。毛本人对此并不忌讳，公然宣称，自己就是秦始皇，承认就是要搞独裁，而且胜过了秦始皇一百倍！所以才会有神州大地万马齐喑，鸦雀无声，百花萎谢！这也不是毛的发明，所有独裁者都是这个德性。君不见恶魔希特勒丶斯大林丶波尔布特，还有齐奥塞斯库丶霍查丶三鑫丶卡扎非丶萨达姆，有差别吗？当然下场也会一样，差异只可能来早与来迟而已。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细检一下，有时独裁者包括毛，在其独裁专制时期，也还会有不能一言九鼎，不能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那时肯定是大独裁者，作恶最多，给其国百姓带来灾难，天怒人怨之时。这时独裁者如果已是权力动摇，或已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时，就可能会出现一段变革改良时期，那也是社会的一点进步。但那常常只是一段过度时期，时局还会有变。
结果无非有二：一是社会继续向历史潮流前进，不经过大动乱，没有发生以暴制暴，直至实现民主转型，比如台湾的蒋经国时期。那是百姓之福，也是国家之福。其二是独裁者贼心不死，经过一番较量，重新回到权力中心。那时可能对既往的恶行，有一点收敛；但也可能变本加厉，怙恶不悛，干出更坏的事来。而且这种可能性更大，实例也更多。此乃专制制度本质决定的。因为极权制度下，权力就像毒品，会愈陷愈深，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贬！
作者关注中国的1962—1966年文革前这段历史，正是为了验证这样的论断。
我想起码有如下的史实，值得我们反思研究：
一是大独裁者毛泽东，为何会暂时离开最高权力中心；
二是中央高层一些务实领导人，1962年之后，究竟做了那些实际工作，使中共这条摇揺欲墜的大船，又能艰难地重新启航；
三是毛泽东为何还能东山再起，重回权力中心，并把中国拖进十年浩劫苦难的深渊？
关于第一项，即毛为何在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暂时退出最高权力中心，研究者甚多。
可以说七千人大会是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直到五十年后即2012年2月，在华盛顿，还有一个纪念七千人大会召开五十周年的研讨会。与会代表尽皆对大饥荒研究，卓有成果或亲历者。
笔者作为大饥荒重灾区安徽省的亲历者和研究者，荣幸地忝为代表之一。虽然后来因故未能亲临。但我提交的文章，已作为会议文件结集出版。我提交文章的标题是:“毛泽东人生最大败笔最大恐惧是什么？”说的就是,别看毛泽东复辟后威风八面,尤其是文革中红海洋恶浪一般的万岁万万岁声,向他欢呼。其实，七千人大会后，毛的余生都是在恐惧中度过的。他做的每一件事，包括以后指定或江青，或毛远新接班，都是为了掩盖他犯下的反人类罪的滔天罪孽！
毛不得不暂时退出最高权力中心，一言以蔽之，就是他犯下了饿死中国三千多万人的反人类滔天大罪！毛以后最大的愿望是脫罪！当然也想‘甩锅’，不过他这位一言九鼎的人，还能甩给哪一位能一言八鼎丶七鼎的人呢？
二，关于中央七千人大会前后，中国有哪些值得记述的重要史实，正是此系列文章着重讨论的话题。此前笔者发过两篇小文，做一点探讨。
（一），“大跃进大饥荒一个甲子祭”，说的是七千人大会之前，主要是大饥荒惨烈现实披露后，中央高层的反映，和不得不面对现实，要做出决策上的调整。比如‘调整丶巩固丶充实丶提高’的八字方针，比如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毛泽东这才知道，主要是他的作恶，使偌大的中国，几成人间地狱！所以不得不在大会上，做一点敷衍塞责的检讨。他也知道他再也无力收拾这个烂摊子，只能在一边歇着。有很多人说，毛此时是退居二线了。其实没有，因为那时他还是中央主席，并不是什么荣誉主席。但确是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这才有当时中国一些重要政策上的调整。
（二），“陈云刘少奇毛泽东与西楼会议”，七千人大会主要是揭露问题，而大会闭幕仅14天之后，紧接着召开的西楼会议，才是中央大政方针调整的第一步，主要是经济领域。首先要解决的是大批饿死人的问题！否则一切都是空话。会议的主角是陈云，他长篇大论，否定毛泽东坚持阶级斗争治国和社会主义改造那一套。务实地具体地指出国家经济困难的现状，和解决困难的具体措施。
由于得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中国終于从苦难的深渊中，走出了第一步。
毛泽东对陈云们的改良措施，心情是复杂的。有成效了，就更显得他的罪错与无能；竭力反对，顽固坚持极左路线，只会国家更糟。到时候秦失其鹿，天下共逐，谁的日子也不好过。
接下来按时间排序，就是1962年3月5日，由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主持召开的广州文化工作会议了。它可比陈云主持的西楼会议，所谈的经济领域的问题，复杂得多。和继后发生毛对文艺问题两个批示，及什么‘利用小说反党’一事，涉及的是政治思想领域的博奕，还会和建国的大政方针丶理论基础等诸多问题，有重要关联。前者是经济改革，后者是政治改革。用后来温家宝总理的话说，就是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注定要失败的。
先从62年3月召开的广州文化工作会议说起。
（三），周恩来、陈毅与1962年广州知识分子会议。49年以来，全国知识分子，因毛定性为资产阶级，一直被打压整肃，灾难深重。56年双百方针召来的是引蛇出洞。唯广州知识分子会议，有几分真诚。在继后几年的恢复调整期间，脱帽后的知识分子贡献可圈可点。后来，又是毛泽东紧握阶级斗争的绞索，等待善良的中国知识界，是集体陷落到文革的苦难深渊。
1962年2月底，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周恩来、陈毅南下广州，去参加在那里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
广州会议是‘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全国话剧丶歌剧丶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两个会议的合称。许多知识分子称之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会议’。
3月2日，周恩来向参加这两个会议的科学家和文艺家发表重要讲话，批评了几年来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毅然从实质上恢复1956年党对知识分子状况的基本估计，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再一次肯定我国的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而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周恩来因为工作忙，未等会议结束而提前返京。陈毅受周恩来的嘱托，于3月5日、6日向两个会议的代表明确宣布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陈毅说建国以来，运动不断，不少知识分子挨整。但是，经过了十年、十二年的改造、考验，知识分子们依然和我们同心同德，还不足以证明，我们是一家人嘛！在这里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郑重宣布，为诸位脱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说着说着陈老总做了一个从头上取下帽子的手势。
陈毅又说，从今天起你们都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都是一家人！这些话对一路挨整的知识分子来说，无啻于空谷足音，闻所未闻，反应之热烈，是可想而知的。有一个传说，说的是在全场拥护的热烈气氛中，陈毅发现到会的新华社记者，有些惊讶地停下了手中记录的笔，陈老总马上厉声的说，为什么不记了？你们得一字不落地把我的话记下来，明天就要一字不落地见报！
广州会议消息公布后，全国反响巨大，知识界虽说依然疑虑重重，有人猜测会不会是又一次的引蛇出洞，而继后传来的利好消息，使人们相信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确有几分真诚。历史对五十年前的这次会议的评价，依然是正面的积极的。这也是毛泽东暂时离开权力中心时，才会有的效果。
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广州会议周恩来是顶着很大压力去召开的，回京后又受到一些左倾的高层责难，特别是周向毛泽东汇报时，毛竟然一言不发。尽管如此，周恩来依然坚持把广州会议精神，写进了当年底召开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决议中。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也支持了这样做。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次会议之前的9月24日，毛泽东刚刚在会上提出了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阶级斗争的对象，知识界从来都是重中之重！我们能说这两次会议的精神是一致的吗？
应该说这次会议，虽然是对“左”倾错误的一次勇敢的搏击，使知识分子再一次受到很大的鼓舞。但是，由于党中央对思想上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因而使得广大知识分子很快便又蒙受了新的更大的磨难。
谁都知道，当时党中央的左，自然指的是毛泽东，否则谁能否定周总理的决策呢。其实，广州会议反映出的毛和周的分歧，并不是一次突发事件。远的不说，以后文革期间，痛批的有关知识分子的三个文件；《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和《文艺八条》，都是周总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先后主持制定的。依然是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毛和周分歧所在。
虽然都说周在毛面前唯唯诺诺，有人说周是‘八级泥瓦匠’，近年有人直斥周是‘帮凶’丶‘阴谋家’。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人还说周和毛，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为的都是统治者小集团利益。这些话可能都没有大错。
但是，周作为一个大国总理，深知治理一国，决离不开各行各业的专家和工匠们，各司其职，是极简单的常识。而知识分子又是有独立思考的群体，是难以驾驭的。所以在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背景下，周必须出来做一点抚慰工作，不然国家这台机器，就无法运转。但毛这个人岂只是刚愎自用，甚至是狠毒无情，又睚眦必报！不但对各级知识分子，乃至对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这样的肱股大臣，也不留情面。所以毛周之间的嫌隙，由来已久，此消彼长，大部分时间，毛都是盛气凌人，只有在毛跌下神坛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方有些收敛，周丶陈才‘放肆’一回。
而周丶陈一‘放肆’，对国家对百姓，都是件好事，不管其动机如何，已经发生的历史现实，是客观存在的，不妨略说一二。
高层的放松，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我是过来人，对全国大形势了解不多，只记得文化艺术方面，确实活跃了许多。出过一些流行小说，像，《青春之歌》《红岩》《红旗谱》《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热闹过一阵子。这些书都读过，印象不深。倒是对那时热播的电影，像‘早春二月’，‘天仙配’‘林则除’‘甲午风云’等，倒是久久难忘。当然还有‘海瑞罢官’丶‘李慧娘’这样，当时颇受好评，后来文革兴起，成为批判重点的戏剧。
那时印象最深的是家乡发生的事，因为都与我休戚相关。
安徽是最先搞起责任田，即包产到户，也较快解决了饿死人的问题。我所居住的芜湖市，是繁荣了一千多年的水陆码头，商业也率先活跃起来。著名的十里长街，一时商舖林立，人群涌动，市声嘈杂，一改大饥荒时的一片死寂。
可惜左与右的博奕，放开与卡死的矛盾，一直在上演着。不久，记得是1962年6月，一个星期日。那天下着细雨，突然十里长街两头，和各个路口，都被荷枪实弹的军人控制着。约上午十时，几枚信号弹冲天一响，十里长街所有物资，被一扫而空。犯的都是投机倒把罪，货物没收，人都未抓。我就住在长街边上，目睹了全过程。事后得知，当时长街汇集了十七个省市的商人，老百姓说，这下政府发财了。此后长街重归死寂。
但作为反右和大饥荒的罹难者丶亲历者和幸存者，我更关注的是安徽政治思想状况。虽说在曾希圣曾霸王的管辖下，反右派反右倾，尤其是大跃进大饥荒，都是重灾区。当时安徽总人口仅三千三百多万人，而据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恺帆回忆录》记载，饿死人竟达四百万至五百万之多。张恺帆是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因在重灾区无为县，坚持解散公社食堂还粮于民，开放小市场，被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点名斥责阶级异己分子，並通报全国，加剧了全国性大饥荒的蔓延。
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倒台。李大钊之子李葆华主政安徽。张恺帆和省级右派李世农杨孝椿等复出。安徽有过几年政治较宽松，经济较开放的日子。李葆华还秉承了刘少奇指示，正在为全安徽右派复查平反工作。可惜因毛的一声断喝‘给右派平反猖狂之极！’，笔者和全省31472名右派（浙江省右派13563人），除少数党员和县处级以上右派，按当时政策，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后群众，获得平反之外。我们平反结论，皆胎死腹中。
当时安徽文化上的新气象，是黄梅戏家喻户晓。特别是严凤英主演的〈天仙配〉，在华东汇演获一等奖后，到处都是‘你种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的歌声。反映了大饥荒后，人们对男耕女织，小农经济的留恋。往深处想，也可能是对土地私有，自耕自食的向往。
如果土地私有，或有一点经营权，如尔后凤阳小岗村那样，包产到户，那历来是农业大省的家乡安徽，还会饿死那么多人吗？唱戏的严凤英是不会想到这一些的，却带来杀身之祸！可惜这位黄梅戏女王，在文革中被迫害身死，还遭剖尸之辱，令人唏嘘感伤。直接戕害严凤英的军代表刘万泉，还获得学毛选积极分子，至今也未倒过歉。
还有一事值得一记。就是安徽作家陈登科长篇小说《风雷》的出版，也曾轰动一时。现在看来，并非有何高明之处。相反的，它也属于和《艳阳天》《创业史》这类小说一样，是歌颂农业合作的，它们有一项共同罪责，都是饿死农民的帮凶。但《风雷》不同之处是，间接地披露了大跃进大饥荒的农村现实。这就动了毛家的奶酪，犯了大忌！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批斗，用细钢丝吊着重黑板，连番羞辱揪斗，钢丝嵌进了肉里，留下深深的血痕。后投入监狱，九死一生。光是批陈，不知道成立过多少批判工作组，其中有两家最为出奇，一曰‘安学江’，一曰‘皖敬青’，学谁敬谁还要细说吗？只知道这两家都来头大，一家是当时的省委宣传部，另一家不好说了。
关于陈登科先生，还有两事须要一说。一是文革后他是全国人大代表。他的提案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即原义勇军进行曲原歌词，被采纳了。
叧一事是陈在一次文学座谈会上说，说艺术家都是有良心的，而政治家都是沒良心的，他们都是婊子！这事风波闹的很大，惊动中央高层，据说周扬还曾为陈说项。好在是八十年代，氛围还好。此事不了了之，陈毕竟还是赵家人嘛。
广州文化工作会议过去近六十年了，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客观地评价那次会议，和会议前后发生的事情呢？它对今天又有何借鉴意义呢？
可以说广州会议前后，中国正处在一个多种思潮的交集时期，要说是高层权力的博奕与制衡也可以，算不算一次纠错与反省的过程呢？真是很难说清。
要往深处说，这正是民主制度与极权制度的根本分歧点。民主制度也会有很多错漏与失误，但还可以用民主的方法解决，比如权力的分散与制衡，如孟德斯鸠首创的三权分立，还有被称之为第四权力的舆论监督。它们合力就可以达到即时纠错的结果，可以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
而极权制度虽然也谋求社会稳定，但其权力高度集中，仅一句全党服从中央，实质是定于一尊，用第二共产国际普列汉诺夫的话说，一党专政必然走向领袖专政。一旦领袖一句顶一万句了，还有什么博奕丶制衡丶和纠错的可能！
1962——1966文革前这几年，虽说还是毛时代，毛还是党主席，党国体制没有变，一党专政没有变，党管意识形态没有变，甚至祸国殃民的三面红旗，还在各个角落的天空招摇，名义上中国还行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但是，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也包括今天不带偏见研究毛时代的后来人，不能不承认，那些年中国发生的事，确是有着很多值得认真研究的变化。那不单是要恢复历史的原貌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正面临政治改革的深水区，它能给我们提供怎样的经验和教训？说的更直白一点，毛泽东执政以来，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消灭私有制成为执政者所有制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究竟是幸福安康，自由快乐，还是深重的苦难：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国力衰退、科学文化被贱踏，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一句话毛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前程似锦呢，还是危机四伏，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其实这些看似严重复杂的问题，每一个出于公心，又敢于面对严峻现实的经历者和研究者，心中应该早有结论，因为1962年初的中央七千人大会，已经告诉了我们历史的真相。就是毛氏共产主义乌托邦，把六亿中国人中的三千多万人都弄死了，余下的穷到大姑娘没裤子穿站不起来，全国85％的森林都被砍光了，“全国的全面恐怖”（胡绩伟语），这条道还能往前走吗？
而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之后，出现的一系列新气象，诸如农民们有了一点点土地使用权，马上就能见到农付产品日渐丰富，人们开始吃饱肚子了，小市场也流通起来了。随着一部分冤假错案的平反，和知识分子政策的放松，科技文化阵线都有了复甦与发展。中国开始从大疯狂大破坏大饥荒的废墟中，满身疮痍歪歪倒倒地爬起来了，而且情况正在逐渐好转。建国以来，经过十儿几年的反复折腾，国力耗尽，民力也耗尽，国与民皆已疲惫不堪。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有了一点休养生息的机会，喘了一口气，像是活下来了。
可惜好景不长，暂时蛰伏一旁的毛泽东，和他的帮凶康生柯庆施陈伯达等极左派，一刻也未停着。依然顽固地坚持那些阶级斗争丶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那一套。名曰所谓坚定的走社会主义大道，实则依然无视已经发生的，极左路线带给国家民族的深重灾难，时时伺机复辟。其实说白了，还是权丶利之争。那些漂亮言词的背后，还是在为毛本人和其剝削的小集，获得最大的利益，不惜对全国百姓做彻底的剝夺。其中也包括对精神财富和舆论阵地的占有。
面对西楼会议和广州文化会议后，国家经济文化领域，出现的复苏和相对宽松和繁荣一点局面，毛泽东们是不甘心的。这不机会马上就来了，让我们在本文的下篇，看看毛泽东们，是如何进行疯狂报复的吧。
下篇将重点讨论，‘利用小说反党’一事，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
（下篇）
胡耀邦说：又如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审查，过去都是少数人审查，甚至是党委一把手审查，也不管他懂不懂文艺，是不是按照艺术规律办事。过去，我们就是吃了这个大亏，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谁审查的，还不是康生一个人拍板定的调！我主张不要搞审查，而应该搞评议和讨论。
——荣天屿：《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会》
三，习仲勋与“利用小说反党事件。” 这场涉及数万人，历时十六年的大冤案，与其说是一场文字狱，不如说是一场执政党的高层政治和权力的博奕。更是毛泽东从意识形态与文艺批评入手，剷除政敌，加强思想禁锢，重新夺回一言九鼎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重新解读这一事件，还在于它有前瞻与后续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在1962年，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之前，中央政治局还于7月25日至8月24日，在北戴河开过一个工作会议。本来会议的议题是关于包产到户的农业、粮食、财贸、商业和支援农业的问题，应该还是西楼会议的后续工作。而到了8月5日、6日，毛泽东先在华东、华中小组会上吹风，继之在大会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后来又多次插话，又搬出了七千人大会之前的老一套，什么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陈词滥调，开始指责批判什么“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为八届十中全会定调。
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未参加北戴河会议。这时他受周总理委托，正在北京主持全国中等工业城市座谈会。会议与北戴河会议同时结束。会后习遵周总理指示去北戴河休息两天，准备参加八届十中全会。
习仲勋不知道，一场噩运正向他袭来。
北戴河会议之后，8月26日中央开了一个预备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阴谋家刽子手康生，向习仲勋开始发难了。事情是从批判彭德怀的右倾翻案风开始的。
当年4月彭向中央提出了长篇的辩解信，即所谓的“八万言书”，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否认什么反党的军事俱乐部的存在。本来就对平反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耿耿于怀的毛泽东，乘机大反特反所谓“翻案风”，说不该对右倾分子一风吹。
这时康生突然提出习仲勋等，泡制反动小说《刘志丹》一事，认为是矛头指向党中央的反党事件，习仲勋是挂帅人物，被扣上了“习仲勋反党集团” 首领的帽子，受到猛烈的批判之后，又上升成为“彭、高（岗）、习反党集团”首领。
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发言时，康生递上了一张条子，毛念到：“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毛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96页）全会决定成立习仲勋同志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一审十六年，数万人涉案。直至1979年后获得平反。
在冤案如山，文字狱遍地的毛时代，这件冤案，与其说是一场该由文化人担当的文字狱，还不如说是政治家之间的权力博奕？
此乃为何？因为小说作者李建彤女士，既非名家，小说也就在一些报刊，发表了几个章节，远谈不上有何重大影响。连发明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的专利人康生，也是未看完小说就定性，且直通最高领袖的。这些都可说明，问题不在小说写了些什么，重要的是谁在写、写了谁和谁、为何要写他们？
小说涉及到太多的高层敏感人物：‘头名老刘（志丹），二名高岗’，谢子长、习仲勋、徐海东、刘景范，特别是还有进军大西北，后为西北封疆大吏的彭德怀。
小说作者李建彤当时太年轻，她不该不想到，她身为刘志丹的弟媳、刘景范的妻子，怎么可能摆平如此众多复杂的人物关系、历史关系、地域关系？尤其是高饶反党集团案刚过去不久，曾主政西北的彭德怀因为百姓说话，敢于直犯龙颜，又被打倒批臭，她怎么能写西北的事？
先说说康生向毛泽东递条子的事。康生为何未读完小说，就定性为利用小说反党？也非空穴来风，乃因刘志丹这个人和他领导创建的西北根据地，有他独特之处。当年红军长征败走川西之时，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中央红军左支右拙，就地转圈。是西进新疆，打通去苏联之路；（即后来张国涛领导的四方面军所走之路，几近全军覆没。）抑或就地建立根据地（川西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根本生存不下来），徘徊不定时。有人在一张废报纸上，看到了陕甘地区还有红军根据地的消息。这才决定北上，终于在陕北生存下来了。
要说是刘志丹为首创建的陕甘根据地，救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也无不可。它虽然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却是不宜直说的，尤其是延安整风之后，一切成绩都要说成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才能成功的语境下，更是大忌。
话说刘志丹其人，他可不是土包子，不是瓦岗寨上的程咬金，不是水泊梁山上的白衣秀士王仑，更不是井冈山上的袁文才、王佐。刘志丹文武全才，并非虚名。早年虽只上到榆林中学，那可是陕北23个县唯一的中学。在校时即读过《新青年》、《向导》等五四时期的报刊，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
后来是北伐战士，黃埔军校四期毕业。1927年国共分裂后，刘辗转回陕北，与高岗、习仲勋、谢子长等创建根据地，艰苦卓绝，屡建奇功，是陕甘地区公认的革命领袖。而且这块根据地，孤悬西北，受极左路线干扰较少，也无反AB团等反左右倾路线斗争的记载。倒是1935年与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会合，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时，被执行“左倾”路线者关押过，差点杀掉。
1936年北上抗日时牺牲。称得上一生辉煌，难得的是在中共多年左右倾路线斗争反复交织过程中，他只受过害，未听说害过人。
按说像刘志丹这样为革命立过大功，既是英雄，又是好人的人。（好人不一定能当英雄，当上英雄的未必都是好人）。为他树碑立传有何不可，我们的杂志社出版社，出的文章出的书，不都是在歌功颂德吗？为何到了写刘志丹时就犯了大忌呢？看来根子还在与觸犯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神坛地位有关。
延安整风之后，如高华教授所言，红太阳已在中国西北一角冉冉升起，且愈升愈高，光焰无际，照亮他统治地区的每个角落，也摧毁了那里一切反对者质疑者甚至游离者。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艺创作更是有了一个严厉标准，那就是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而歌颂毛泽东所谓颂圣文学，就是最大的政治！小说《刘志丹》如果依照历史事实去写，能符合这个标准吗？当然不可能。那写它干什么？想写陕甘根据地救了党中央与中央红军吗？想写全国根据地，都被老蒋剿灭了，都在四处逃窜了，就你陕甘根据地还岿然不动。所有红军都在跟着老毛东躲西藏时，你刘志丹们还稳坐陕甘，还收容了他们。那岂不是说明你刘志丹比毛泽东还要高明？
当然李建彤再无知，也不会这么写，何况还有健在的习仲勋、李范吾、阎红彦等陕甘边区老人为它把关。习仲勋就明确指示，要突出井冈山精神和毛泽东思想。可是，它依然犯了大忌！首先书名就是大忌，偏偏又在毛和党中央威望下降, 毛又不得不暂时退出权力中心时，抬出了才能卓著且品质优秀的刘志丹，是否在指桑骂槐，和反党的头领彭黃张周们一唱一和，逼毛下台！是不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你们别说我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也不是空穴来风。文革时毛倒刘，就有人说，两家人都在中南海里住着，毛看到刘一家人和和美美的，想到自己一家支离破碎，就气不打一处来。康生私下里也对毛说过，林彪这个人怎么这么蠢，知道主席没有健康的儿子，还那么吹自己的儿子。这么说毛泽东和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一样，也在羨慕妒嫉恨。在有着大权独搅的大背景下，就能酿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暴来，对此有人总结为细节改变历史。究竟是耶非耶，我一介草民如何说的清。不过这一场涉及到数万人，延续十余年的大冤案，至今也未见到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说到此案，不能不说到习仲勋。尽管康生一张纸条，习被罢官放逐十六年，一家老小跟着吃了很多苦。但不能忘了，习家还有幸运的一面。就是周总理放话了，习仲勋不能当敌人看待！这才有了习每月近四百元的工资，全家衣食无忧。周为何保习，除了习人才难得，为人厚道之外，是否也因为看到陕甘的一批老人，刘志丹死了，谢子长死了，高岗倒了。西北高层就剩下习等少许人了，如果赶尽杀绝，人们会怎么想？会想到井冈山的袁文才和王佐吗？
习仲勋与《刘志丹》一案的后续意义，主要是两件事：
其一，习仲勋是胡耀邦时代的贤臣良将，胡生前死后，习都是坚定的改革派，功勋卓著，尤其是主政广东时的贡献。而胡耀邦时代又是中共执政前后最光辉的年代。其中习仲勋功不可没。胡耀邦时代与邓小平时代是交织着的，但不等同。
其二，习仲勋是非组织手续逼胡耀邦下台的坚定反对者，为此不惜开罪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元老，并面对面地和倒胡先锋、极左派胡乔木邓力群薄一波等庭争抗议，甚至拍台子砸板凳，是一位血性男儿！
小说《刘志丹》案本与国家大局走向无太大关系，习仲勋虽贵为副总理兼秘书长, 还只是普通的中央委员，未能进入中央决策层。此案问题的实质在于，毛泽东借题发挥，并无中生有地把它和高饶事件案彭德怀右倾案件搅到一起，是什么彭高习反党集团，为毛大反‘翻案风’寻找口实。
毛治国无能，不懂经济，不懂市场，科学技术水平，也就一个初中生而已。但搞意识形态搞权力斗争，则是一等高手。再加上康生这个凶恶的帮凶，更是所向披靡，害人无数。用所谓小说反党一案大做文章，伤及无辜，也是制度使然，并非怪事。
我更为关注的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开幕式上如下的几句话: “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毛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文学艺术领域，再次高举阶级斗争大旗，和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期一样，向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和作品开刀了。并借此敲山震虎，向反对过他的人，不问你是谁，做新一轮更广泛更深入更残酷的较量。
四，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是毛强化舆论钳制，《延安讲话》的故伎重演。妄图再次以毛氏“党文化”排除异己，整肃一切对毛持不同意见者。批示重点虽是知识界，但涉及党政诸多高层。其中文化革命小组的建立，是文革十年浩劫的滥觞。江青的插手标志着是这只恶犬，已经出洞。毛泽东将恶虎添翼。
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做过两次批示。对当时全国局势的走向，发生过一定的影响。或曰从七千人大会后，刚刚出现的政治上宽松一点，经济上活跃一点，老百姓的日好过一点的局面，由于毛泽东依然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和毛氏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经济政策，全国局势又在左倾的祸国殃民的邪道上向下滑行了。两个批示的下达，是标志性的事件。
先说说第一个批示的起因：
缘起于孟超编剧的所谓鬼戏《李慧娘》，在北京长安剧院的公演。其实初演是1961年8月的事。因为孟超和康生是沾亲的大学同学，康生为剧本修改润色过，经康生推荐，周总理和董必武还在钓鱼台看过此戏，都有称赞。舆论界反映也很好，《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登了不少称赞的文章。其中以繁星（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最为著名。
多大一点事呀，不就是演了一场有鬼的戏吗？如果这也算犯罪，那写了满满两大本尽谈鬼怪妖狐《聊斋》的蒲松龄，岂不要凌迟碎剮！封建王朝尙容得下一个蒲松龄，现代社会为何容不得一部戏呢？
其实说鬼在毛时代未必就是禁忌，这件事之前不久，毛泽东就指示何其芳编过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为何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说白了就是一场活脱脱的文字狱。而且要惩治的，决不仅是孟超、廖沫沙等小人物。事后证明它正是大风暴的前奏曲。
早在1962年秋，江青就指责新编昆剧《李慧娘》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鬼戏，1963年5月江青组织文章在报纸上尖锐批评《李慧娘》和赞扬这个戏的文章。并进一步惊动了圣驾，毛借题发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又要整人了！这时康生马上掉头转向，联手江青，用行政手段，强令孟超停职检查。接下来就是毛泽东关于文艺的第一个批示：
彭真、刘仁同志：
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入手，认真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毛泽东1963年12月12日
第二个批示的直接起因，说起来更荒唐了。即所谓‘迎春晚会事件’：1964年2月3日中国剧协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有两千人参加。据回忆，与会者着装整齐，女士们着裙装还略施粉黛，迎宾者还一人发一朵鲜花。剧协负责人李超致辞：“女士们、先生们——” 艺术家们挥毫写字、绘画，当然还有舞会。气氛融和、亲切，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少见的。这样明明白白的好事，马上有人反对了，向中宣部告状，说是在吃吃喝喝，部分演出节目庸俗低级、趣味恶劣。中宣部立即严厉批评。5月8日中宣部写出了《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报中央。6月27日，毛泽东作出了第二个更严厉的批示：
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念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此件送刘、周、邓、彭、康生、定一、周扬、吴冷西、陈伯达同志阅。阅后退毛。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接近工农兵，不反眏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又不认真改造，势必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1964年6月27日
今天的中青年们，只看到毛泽东五十年前一个比一个更严厉的批示时，大多数人会想到毛写批语时，中国当时的文艺界，一定是闹得太不像话，资产阶级自由化大泛滥，毒草丛生。一大批资产阶级文人肆无忌惮，又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放厥词了。这些家伙一定是桀骜不训，不老实不听话，散发出资产阶级臭气的一群人。
我要说的是，那时的中国知识界，经过历次运动的整肃，已经在血水里泡了三次、碱水里浸过三次，一个个早已面目全非，八娼九儒十丐，早已沦落到比妓女等而下之的社会底层。接着饿了三年肚子，能活下来已是幸事。对一切事早已噤若寒蝉，那里还敢针砭时弊。
当然，广州知识分子会议之后，知识界确有了一些松动，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都沉寂得太久了。更明确一点的说法是，若干年来一场政治运动接着一场政治运动，知识分子除了挨整，就是在认罪检查，所谓“洗心革面”,都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
运动来了，什么也做不成，那是没办法，事不由己。运动间隔期间，或是有了广州知识分子会议之后，政治气氛相对宽松一点时期，知识分子们想做点正事，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什么是正事，当然不能是你斗我我斗你，今天大批判，明天低头认罪。只能是凭自己的专业知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而已。教师得教好书，不能误人子弟；医生得救死扶伤，不能庸医杀人。戏剧界编戏的要写剧本，演员得有戏演，演得要有人看，糊弄老百姓是不行的。这些都是常识，没多少大道理。
对此有人说是又在蠢蠢欲动了，可以；说是忘了教训，还在盲听盲从，可以；说是疮口还在流血，就忘了疼也可以。总之，人活着就得做点事。
可是，正如经济形势好转了一些，老百姓肚子刚刚填饱了一点，毛泽东就十分不待见，要重弹阶级斗争为纲一样；知识界刚刚有了一点生气，各行各业都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时，毛泽东也非常不待见了。
这个姓毛的他究竟要干什么呢！是不是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中国的科技文化事业有进步了有发展了，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其中的知识分子，就会明了那个姓毛的，一再声嘶力竭地鼓吹什么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什么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什么要消灭私有制，全是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中国人要想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别听那个姓毛的整天在那里胡说八道。他念的那本歪经，已经害死了几千万中国老百姓了，再念下去，只会死人更多！
其实，中国老百姓往好里说，是很善良很本分，往差里说是很愚昧很易受骗。对所谓的国家形势，有认真思考的人，是少了又少。绝大多数人是浑浑噩噩的，过一天算一天。只要能吃饱肚子，别天天搞运动，弄得人人自危就烧高香了。但是这样安定一点的局面，毛泽东是决不愿见到的，更不允许它继续发展下去。
毛泽东又出手反击了！从哪里入手，拿谁开刀祭旗？工业他不懂，农业不懂装懂，人民公社的创举，害死了几千万老百姓。科学技术不懂，大炼钢铁，驱赶九千万人上山，砍掉了中国85％森林，敲碎了亿万百姓家的锅碗瓢盆，炼来了一堆废渣；教育卫生更不懂，只会砸烂扼杀！
那毛懂啥呢？他懂党争谋略呀，懂玩弄阴谋阳谋呀，懂控制舆论搞一言堂呀！另外，他还懂戏呀，这一条其实他真的不怎么懂，不过不懂不要紧，他家里不是养了一条懂戏的恶狗吗，能为他出谋划策呀。什么时候把这条恶狗放出来，毛泽东叫它咬谁就能咬谁了！暂时这只狗还是偶尔露露峥嵘。
49年以后，毛泽东搞了多少整人的政治运动。出于他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高度敏感，毛总是能抓住一些大事小事大做文章，比如《清官秘史》一部戏呀，胡风的一封信呀，王蒙的一篇小说呀等等，当然有时无事也能造出点事来，无风也能起浪，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其实两个批示事件，说到底毛泽东也是所来有自，往远一点说是源自延安整风和关于文艺的《延安讲话》，近一点的则是反右派和反右倾斗争的延续。
这一次更值得关注的，一是矛头指向最终是周恩来和他主持召开的广州知识分子会议，说白了还是一次较量。演鬼戏也好，知识分子聚一起吃吃喝喝唱唱跳跳也好，总归是政治气氛宽松一些，如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所说的，我们是一家人了，才会出现的情况。毛泽东会认可吗？当然不会，那还要提阶级斗争为纲，知识分子改造干什么？
记得极左派大将柯庆施，当时就说过，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是懒，从不愿认真改造自己; 二是贱，三天不批斗，就要翘尾巴！长尾巴者畜牲也，毛时代知识界，何时有过独立人格和平等的发言权？再不发两个批示敲打警告警告，臭老九们真的要成立中国的裴多斐俱乐部了。
毛泽东知道这些臭老九们的胆大妄为，是和周恩来主持的广州知识分子会议，和当年政府工作会议总结报告的支持有关，周恩来也知道毛泽东的两个批示指向谁？但那是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之后的1963年和1964年，不是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毛泽东接连批周恩来反冒进，说反冒进是修正主义，什么反反冒进是马列主义，说周离右派只差五十米了，乃至要撤周的总理一职，用柯庆施取而代之时。
而此时毛的一言九鼎地位，已经打了折扣。如果这一次也算是一场较量的话，毛的得分并不高。毛是不是又憋了一口气，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是不是毛泽东感觉到了，听他的话的人越来越少了，才决定要放出江青？
不过此时江青亮相，暂时还未露出她的全部狰狞面目，要到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时，你才能认识到，她是怎样的一位狠角。好戏还在后头。
2020年4月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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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20.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