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90年代初期，前苏联集团解体，东欧、中欧、中亚20多个国家建立民主制度以后，民主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著名的政治学家和文化学家塞缪尔·亨延顿在1990年断言：“现在是建立民主国际(Demintern)的时候了。”进入21世纪，享延顿的理想变成了现实。2001年，全世界民主国家在波兰华沙发表了《华沙宣言》，建立了“民主共同体”（the Cumunity of Democracies）。2002年11月12日，“民主共同体”118个成员国中的110个代表和22个观察员中的11个代表，在韩国汉城举行了“民主共同体”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会议的主要成果是通过了《汉城行动计划》，全称为《民主：为和平与繁荣投资》。行动计划再次确认《华沙宣言》的精神，声称它所认定的目标和原则，包含着《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行动计划确认，代议制民主的所有形式都构成它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是：尊重人权，包括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五个方面的权利。主要是：表达自由、出版自由、宗教及意识形态自由；公民依法掌握并自由行使权力；在独立的选举权威机构的监督下，在秘密投票和拥有普选权的基础上，举行定期的、公正的选举；结社自由，包括形成独立政党的自由；分权制衡，特别是有独立的司法机关；确立包括军队在内的所有国家机构对宪法的从属地拉，严格遵守宪法。为了在全球范围推进并捍卫民主，行动计划提出了六项具体措施，即：地区联合行动；应付对民主的威胁；进行民主教育；通过良好的治理来加强民主；面向更强大的公民社会的乐善好施主主;协调对民主的援助。《华沙宣言》和《汉城行动计划》表明：民主不仅成为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所奉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而且大多数民主国家已经建立了以民主作为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纽带的国际联盟。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这个“民主共同体”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美国、欧盟国家、俄罗斯、日本、印度、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主要国家都是“民主共同体”的成员。《美洲民主宪章》已经产生，欧盟首脑决定：在2004年6月以前，完成“制宪工程”，宪法草案规定，由常设欧洲理事会主席制取代现行的半年主席国轮值制，还规定设立欧盟外交部长，让欧盟以一个声音说话。印度政要提出要建立亚太地区的“民主国家联盟”。日本《朝日新闻》一篇重要文章认为日、印两国“都有牢固的民主以及文化和精神方面的深厚底蕴。”“日、印之间正在产生基于战略考虑建立的亲和力。”这一切，对非民主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美国的对外战略
在美国，一直存在着自由民主的理想主义和维护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的现实主义之争。不过，历来的美国对外战略都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结合的产物。在东西两大阵营的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在国际关系上确立了三大目标，即：维护美国及盟国的安全；扩展美国经济；在全世界推进民主。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由于美国的安全形势和经济形势比较好，克林顿政府实际上是将推进民主当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911事件以后，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两方面的需要，促使布什政府调整国家安全战略。
2002年9月17日，美国公布了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过去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将反对恐怖主义和防止扩散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主要是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简称WMD），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任务。从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美国将主要注意力转到“打伊倒萨”上面来。这是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现实主义的一面。
另一方面，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总纲》明确指出：新安全战略的基础是“反映我国价值观与国家利益一致的美国独特的国际主义。”这里，首先肯定了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把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同现实的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然后指出，新战略是国际主义而不是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还提出，要以自由的联合终结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的结合。
从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实施的情况来看，美国非常重视确定“战略伙伴”和“战略竞争对手”。在确定“战略竞争对手”时，现实主义强调对手的实力（包括潜在实力），即：只要对手强大或即将强大，美国政府就认为它们会对美国构成威胁，而理想主义则强调对手的“敌意”，而判定“敌意”的最重要标准就要看是否奉行自由民主的制度和价值观念。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自称“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多种族民主政体”；赞扬“民主进程”在台湾、韩国、拉丁美洲已经立足；认为美国和印度“是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俄罗斯正在争取民主的未来”；在谈到中国时提到：“中国的民主进程对其未来至关重要”，并对中国目前在民主进程上的步伐表示疑虑。由此可见，是否实行民主制度是美国判定“敌”、“友”的最重要的标准，而在全世界推进民主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在化解地区冲突时，把推进民主作为根本途径，在谈到全球发展问题时，强调“建立民主基础”来达到目的。
在2003年3月推翻萨达姆反动政权的战争中，联合国内部、民主国家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美国和英国坚持进行倒萨战争；西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亚、丹麦、芬兰和以波兰为代表的东欧10余个国家支持倒萨；以法国为首，包括德国、俄罗斯、加拿大、比利时、新西兰、卢森堡等国反对，中国持温和的反战态度，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授权美英等国进行倒萨战争的提案。美英等国却撇开联合国，坚决发动了倒萨战争；结果以大大少于原来预计的时间和军费，取得了速战速决的胜利。
联合国和民主国家内部为什么在倒萨战争中发生严重分歧？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谴责美国者甚多。我们有另外一种看法，即：联合国和民主国家内部，对于当前世界主要矛盾的认识不够明确和一致，尚未适应全球化的新形势，调整某些过时的和平观和战争观。
冷战结束以后，全世界的主要矛盾，是民主同极权的矛盾。民族和宗教极端主义，也在危害人类；但是，不以极权主义为核心和动力，民族主义和宗教冲突不可能发展成为民族和宗教的极端主义。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本身就是以极端的极权主义来控制它的基地成员，基地成员没有任何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连身体和生命都不是自己的，随时准备成为毁灭别人、毁灭现代文明也毁灭自己的人肉炸弹。庇护和支持基地恐怖主义的政府，也是极端极权主义的政府。例如：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极权主义的程度不下于希特勒。在伊拉克，萨达姆一方面修建了数十座供他个人享乐和隐藏的宫殿，贪污了数以10亿计的美元；一方面制造了许多“千人坑”和“万人坑”，随意杀害反对他的臣民，他的亲属也未能幸免。决不能认为国际恐怖主义都是非国家的。萨达姆、塔利班，还有其他几个极权主义政府，他们是在以国家恐怖主义同本·拉登之流的基地恐怖主义互相支持、互相呼应。所以，我们必须同时反对国家恐怖主义和非国家恐怖主义。
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以自由的联合终结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的结合。这个方针抓住了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可惜，美国政府没有对联合国、对全世界反复宣传这个方针，没有下很大的功夫去组织全世界自由力量（包括政府、民间和国际组织）联合起来，也没有在倒萨战争中明确指出：萨达姆政权就是一个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结合的典型，不管它是否继续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是必须坚决打倒的。这是布什政府的失误。而那些反对倒萨战争的人，可能是受到旧有的不确切的和平观和战争观的影响，认为一切战争都是应该反对的，一切和平，那怕是在恐怖主义和极权主义屠刀控制下的和平，都是应该维护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探讨：
第一， 战争的性质问题。
公元前400年，与孙武并称“孙吴”的中国战国初期的杰出军事家吴起提出，战争有五种：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是为义兵。例如：在中国春秋时期，五霸之首齐桓公，率兵平宋国的内乱，伐戎以救燕国，伐狄以救邢国和卫国，等等。中国历史上把齐桓公进行的这些国际战争，称之为”继绝存亡的义战。中国的圣人孟轲把成汤推翻夏桀王的战争，周武王推翻商纣王的战争，歌颂为吊民伐罪的义举。西方历史也把战争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美、英、苏、中、法等国的同盟军打败和推翻德、意、日法西斯反动政权，是正义战争；北约推倒南联盟米洛舍维奇政权的战争，是正义战争；那么，美、英联军打败和推翻极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相结合的萨达姆反动政权，自然也是正义战争了。
第二，当代信息化战争的特殊性质
传统的战争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武装对抗行为；另一种是国家与国家、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间的武装对抗行为。无论那一种战争，都会殃及和平居民，造成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平民百姓白骨如山，血流成河。当代的信息化战争却不同，由于这种战争运用精确制导的高科技武器，它可以大体准确地打击军事目标和政府的领导机构，尽最大可能地减少误伤平民百姓的生命和财产。虽然现有制导武器只能保证70％的准确性；但是，随着军事技术的继续进步，今后做到80％以至90％以上的准确性是完全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发动者可以只对某一个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领导人及其政府宣战，而不必去攻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不去伤害和平居民，这种战争可以把人员的伤亡和居民财产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限度。
第三，我们追求什么样的和平与发展？
多年来，联合国以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的共同任务。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又提出和平、发展、环境、人权四大目标；同时提出自由、平等、团结、宽容、尊重自然，各负责任的六大国际核心价值观。这就说明：联合国所追求的和平、发展、环境、人权，并不是抽象的，无条件的，而是符合自由平等等全球价值的和平、发展、环保、人权。乌干达的阿明、扎伊尔的蒙博托、智利的皮诺切特、南联盟的米洛舍维奇、菲律宾的马科斯、韩国的全斗焕、朝鲜的金正日、伊拉克的萨达姆，他们也打着和平、发展的旗号，可是，他们所标榜的和平，不是广大民众自由、平等、团结、宽容的和平，而是在他们的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统治下，维持一种人人失语、万马齐喑的奴隶式的和平；他们所追求的发展，是把人民的劳动成果和外国与国际组织的物质援助攫为己有，而让数以亿计的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继续生活在饥寒、疾病、奴役以及监禁和残杀之中。世界和平由各国之间的和平与各国内部的和平组成，和平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统一概念。在一国内部的战争和政府对人民的残酷压迫，都是对世界和平的破坏和威胁。
还有什么民族主义、和平共处、主权大于人权，现在都成为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遮羞布和护身符了。
应当指出：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对殖民地、附属国进行掠夺和压迫的时代，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是进步的。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已经消失，世界各国都已经获得民族独立以后，极端的民族主义就不是进步而是落后的了。
应当指出：在东西两大阵营接近于势均力敌，谁也改变不了对方的时代，实行和平共处，可以防止那些对东西双方都是有害而无益的意识形态的战争。现在，世界上民主国家在数量上和实力上都居于绝对优势，极权国家只留下10个左右，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小国。如果今后再把和平共处绝对化，那就是对极少数极权主义、恐怖主义国家的无原则妥协，不利于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国家，更不利于在极权政府统治下的人民。
应当指出：现在，不论是民主国家或极权国家都打着主权在民的旗号。而主权在民的国家之所以要建立政府，是为了保障国民的权利。这些政府，不是国家主权的所有者，而是国家主权的代表者。一个政府能否代表国家的主权和代表的程度，一要决定于这个政府是否经过全体公民不受控制的民主选举；二要决定于这个政府能否尊重和维护本国国民的各项民主权利。由此可见，人权高于主权。民主国家的政府，对国家主权的代表性是相对的和有限的；极权主义国家的政府是压迫本国国民的僭主，严格地说：他们没有资格代表国家主权。人权的问题早已越出了国界而成为全人类的问题。北越攻占南越后，100万难民在海上漂流，对国际上造成偷渡和移民的压力。借口“内政”而肆意侵犯人权，其结果是对世界造成了严重的不安。
现在的联合国，它的《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几个《人权国际公约》以及许多宣言、公约、决议，都是正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发展、保障人权、保护环境、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以及推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的进步方面，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但是，由于联合国是一个由各成员国政府代表组成的议行合一的官方国际组织，缺少议会和民间组织的介入，缺少监督机制，不能充分反映世界各国民间的意见和要求；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享有高踞于民主之上的否决权；其他机制也不尽符合民主原则，这些因素都使联合国未能发挥更大、更有力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必须强化民主国家的国际联合。过去，共产主义阵营有共产国际，有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有社会主义阵营。现在，社会民主党还有包括80个成员的社会党国际。欧洲，有经济、政治、军事一体化的欧洲共同体。全世界民主国家似需扩大和强化已经建立尚不完善的民主联盟。这个联盟应当广泛吸收已经建立、正在建立、准备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参加；应该分设行政机构和立法、监察机构；应该在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人权宪章的指导下制定宪法和各种必要的法律及议事章程。绝对不要大国的否决权。应该协调民主国家的内部关系，绝不诉诸暴力，但对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政府和组织，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加以制裁。民主国联应当对发展中国家那些贫苦无告的人民给以不受当地政府掠夺的富有实效的经济援助。民主国联应将自己的一切法律、章程、宣言、决议报告联合国，争取联合国的支持。美国，是国际民主联盟事实上的领袖。但是，我们希望美国政府防止单边和独断倾向，以平等和宽容的态度对待民主国联的一切成员。美国和民主国联各个成员国的国家利益，当然应当受到保障，但是，各国的国家利益必须同自由民主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绝不能凌驾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之上。尤其是作为民主国家领袖的美国，在必要时应该为了维护自由民主的制度和价值观而牺牲某些国家利益。中国的圣人孟轲说过：“以小事大，畏天者也；以大事小，乐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国，乐天者保天下。”我们把孟子这几句名言献给全世界民主国家和民主主义者寄以殷切期望的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还是世界大国中唯一个非民主国家。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胡耀邦、赵紫阳执政时期，已经由一个极权国家变成威权国家。1989年六四以后，政治上发生了倒退，但在中共16大以后，以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又有实行民主和法治的意向，但是，阻力很大。所以，我们主张：民主国联应该争取中国参加，通过民主国联的游戏规则和118个民主国家的共同努力，促进中国政府加快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步伐。
中国是人口最多、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最快的世界大国，又是联合国安理会中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如果实行了民主，等于100个民主的伊拉克、100个民主的北朝鲜，必将大大有利于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从历史上看，一个强大而又开明、人道的中国政府，不仅不会侵略其他国家，而且能够对亚洲以至全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例如：中国的西周、西汉、东汉前期，初唐、盛唐时期，就是这样。相反，一个强大却不开明、不人道的中国政府，却会对亚洲和平与发展造成很大的威胁。例如：秦始皇、后期的汉武帝、隋炀帝，以至忽必烈建都北京以后的元朝，就是这样。
现在，美国某些政治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对待中国持有两种极端的态度：一些人认为中国强大起来以后会夺取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因而主张“全面遏制中国”；另一些政治家却迁就同中国做生意和共同反恐的眼前利益而忽视以至放弃推动中国政府尊重人权、实行民主。这两种极端态度都是不对的。“全面遏制中国”的主张，是不必要也是办不到的。中国人一定要革新自己的政治，一定要发展自己的经济、科技和文化，一定要跻身于世界上先进和发达国家之林，这是任何力量也遏制不住的。中国成为一个富强、发达而又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国家之后，绝不会在亚洲和世界谋取霸权，绝不会威胁到其他国家。因为人权、民主同霸权、强权是根本不相容的，何况，中国也要受到联合国和民主国联的制约。所以，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不应该也不必要去遏制中国经济、科技、文化以至国防力量的发展，应该遏制的只能是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和不民主的行为，应该推进的是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状况和民主、法治的进程。
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