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中的宽容
翻开历史来看，凡是人类组合成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地方，在对待他人、管理公共事务和处理国家、民族的相互关系方面，都存在着宽容与狭隘、宽容与严酷、宽容与刻薄这两种态度的分歧和斗争。而文明程度越高的个人、群体和社会组织就越富有宽容精神。在这个问题上，东方和西方、中国和其他国家是大同小异的。不过，社会历史并不象庸俗进化论者所想象的那样直线发展，而是有进、有退、有反覆的。尤其是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一定是同步的，曲折和反覆更多。
西方的宽容精神来源于希腊、罗马文化中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尊重、尤其是个人的思想、信仰自由。作为个人的文明素质，宽容意味着承认与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存在的权利；作为社会文明的标志，宽容意味着社会组织不以任何方式去强制推行整齐划一、不容异议的观念和信仰，而是允许不同的观念和信仰和平共存，并通过平等对话和自由争论去辨明是非、探索真理，取得共识。
早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500位法官面前说：“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者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利。”他还说：“不彻底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任何人都休想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官方干涉。”不过，苏格拉底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希腊执政者的宽容，他被处以死刑。
后来的罗马人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宽容。罗马人奉行一条准则：“待人宽人，待己亦宽。”罗马的统治者发展了一种最大限度的减少摩擦与冲突的统治艺术，不允许干涉人们私人的事情，也不允许把涉及个人见解的问题带上法庭。罗马的自由民只要缴税，并遵守为数不多的法律和行动准则，就可以享受广泛的自由，可以相信或不相信某些信条，可以信仰一个或十个上帝，即使有人亵渎了自己信仰的上帝也不必请求政府干预，因为“上帝自己会照顾自己的”。当然，罗马的奴隶不能享受自由民所享受的权利。不过，起码是宗教上的宽容统治，在整整500年中盛行于罗马，影响所及的文明和半文明的欧洲和亚洲、非洲很大一部份地区，保持了社会的相对安定。
到了中世纪，制度性的国家和宗教神权压抑了这种宽容精神。残酷的教派斗争和宗教战争，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宗教裁判所还烧死了一些杰出的科学家。16世纪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才消除了神权统治，取得了宗教的宽容，并由宗教宽容扩展到思想、言论、人身、财产的自由，形成了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权力制衡的思想，建立了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
2002.5.9 b
中国历史中的宽容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少尊重个人价值、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观念，但却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与邦国、天下的太平。从这一点出发也产生了宽容精神。
《尚书．皋掏谟》提出9条道德准则。第一条是“宽而栗”，就是宽容而又谨慎小心。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仁爱和忠恕。孔子对仁和忠有一个精辟的解释，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说：自己要生存、自立和发达，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情，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去承受。
荀子在《非相》篇提出宽容不如自己和不同于自己的人“兼容之术”。他说：“故君子圣而能容疲，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
《尚书》上还提出“赏疑唯重，罚疑唯轻。”就是说：当赏重、赏轻有疑问的时候，宁可赏重；当罚重、罚轻有疑问的时候，宁可罚轻。宋朝的苏轼在他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发挥了《尚书》中的宽容思想。他说：“与其杀无辜，宁失不经。”这同欧洲启蒙大师伏尔泰提出的“罚一无罪不如赦一有罪”的主张，完全一致。
老子提出的“柔弱胜刚强”，也是一种宽容精神。中国化的佛教排它性也不强。禅宗六祖慧能在《坛经》上说：“十方一切诸众生，二乘有学及无学，一切如来诸菩萨，所有公德皆随意。”意思是说：世界上一切有生命的众生，不论他学佛、信佛、还是不学佛、不信佛，也不论他是菩萨、还是凡人，只要做了有利于他人的好事，都应该随喜欢迎。这是多么宽大的胸襟！中国的儒、佛、道、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在大部份年月都能和平共存，对异教的迫害不很多也不很重。
不过，儒家关于“仁爱、宽恕”的伦理道德，却同他们维护的、以君权、族权、父权、人权为核心的纲常礼教互相矛盾。
在秦汉以后，同儒家思想融合而成为统治思想的法家，并不是西欧启蒙运动以后出现的、用法律来保护人民自由权利的法治家，而是从人性本恶、人民愚昧和君权无限等严酷立场出发主张用严刑峻法、阴谋权术、愚民弱民等手段来奴役人民的“罚家”。
所以，中国历史上交替出现着以宽容精神对待人民的明君、清官、廉吏、开明士绅和以不宽容的苛政、暴政压迫人民的暴君、贪官、酷吏、土豪劣绅；交替出现着由仁政、王道带来的社会安定、国家统一、生产发展、文化进步、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和由暴政造成的社会混乱、国家分裂、生产破坏、文化倒退、人民大量流离死亡的乱世。中国社会一直不能走出“久合必分，一治一乱”的恶性循环的怪圈。
“5．4”新文化运动把德先生和赛先生从西方请进中国，在民主、科学、人权、个性解放等新的诉求下提倡宽容精神。这个任务至今尚未完成。
2002.5.10 b
当代宽容精神所受到的挑战与展望
20世纪，宽容精神受到世界范围的挑战。经济的垄断和扩张、意识形态和民族、宗教矛盾向极端主义方面的发展，导致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各种极权主义的残酷斗争、残暴统治，以至爆发了以牺牲一亿多人的生命为代价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半个世纪的全面冷战和局部热战。
两个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全面冷战基本结束以后，人类正在迈向经济发展、信息传播、人权保障和环境保护的全球化。宗教和民族的极端份子又在世界范围制造反人类、反文明的恐怖主义活动，搞得全世界又不得安宁。同时，民族宗教极端主义和霸权主义也成为了制造世界动乱的根源。
经历过20世纪的巨大灾难，面临着21世纪新的危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民和政府意识到：人类相互间的猜忌、仇恨和敌对，将会导致人类的倒退和毁灭。人类和平、合作地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利益，远远高于不同国家、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局部利益和狭隘偏见。人类必须在互相宽容的条件下，竭力摆脱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极端主义、独断主义、霸权主义，实现全球性的和平共存、互惠合作、平等发展，人类才能够以共同的努力迎接机遇，战胜危机，防止战争和非战争的恐怖破坏活动，使世界文明和人类福利得到保护和发展。
我们还应该看到：宽容精神是以人人平等、各个国家和民族、宗教一律平等为前提的相互宽容，而不是一方宽容，对方不宽容。在强势与弱势、掌权者与无权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要体现宽容精神，必须是对等的，而且强者先行，弱者回应。如果不分强弱，不分掌权者与无权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片面强调宽容或者笼统地强调宽容，那就会是要求弱者、无权者、被统治者无限地忍受侮辱，忍受奴役。那种宽容就成为屈服、投降的代名词了。孔子就反对“以德报怨”，而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民本思想更为强烈的孟子进一步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寇仇。”
当国民党专制政府对待中国人民没有宽容、只有残酷奴役和压榨的时候，鲁迅主张“费厄泼赖（fair play）应当缓行。”当希特勒奴役德国、侵略全世界的时候，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提倡“战斗的人道主义”。他说：“欧洲人道主义从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实在太温和了，以至出现了希特勒。必须让人道主义更具战斗力。”
战斗的人道主义与宽容精神并不矛盾。我们只是要同那些反人道、反民主的邪恶势力去战斗，并不是同那些虽然同我们意见不合但却不反对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的人去战斗。而且，所谓战斗，也只是使用批判的武器，而不是使用武器的批判。
那么，对于反人道、反民主的势力要不要实行宽容呢？那要看反人道、反民主势力自己的态度。当他们还在磨刀霍霍欺人、害人、抓人、杀人的时候，“费厄泼赖”还是应当缓行。当他们确实放下屠刀，放弃欺人、害人、抓人、杀人的体制、政策和行动；而且不是拖刀之计，不是明里放下一把刀、暗里又拿起一支枪──到了那个时候，善良宽厚的人民和人道主义者，绝不会实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主义，而会高呼“费厄泼赖快行”，让放弃奴役人、压迫人、伤害人的原统治者、压迫者同被统治者、压迫者一样地享受到人人平等的生存、发展、自由、幸福的权利。
归根到底，政治宽容、文化宽容、宗教宽容、社会宽容，就是对一切人的各种权利的承认、尊重和维护。我们呼吁宽容，主要就是呼唤和争取对人权的宽容，对作为一切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主体的人的宽容。
2002.5.11 b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