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危机的启示
“非典”，这个世界上首发、突发而又有极强传染力的病毒，在中华大地肆虐半年之久，流毒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蔓延到三十几个国家，造成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不过，世界上的事情大多有二重性。“非典”危机，一方面，对中国人造成生命、健康上的伤害和经济上的损失；另一方面，也使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受到严峻的考验和锻炼，获得了新的启示和力量。面临着生命和健康的严重威胁，中国国民要求对“非典”疫情和“非典防治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这就提高了公民意识，而且会扩展到对“非典”防治以外的公民权利的更多更高的要求。
面对着“非典”疫情的国际化，促使国际卫生组织和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非典”疫情及其防治工作的关注、支援和干与，这又使中国政府和中国公众接受了一次以医疗卫生为主也涉及其他工作的国际大检阅。
在走向公民社会的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的双重推动下，新一届中国执政党领导人在2003年4月17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把抗击“非典”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政府逐日公布疫情。不许瞒报、迟报、漏报，并提出了撤换中央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建议。
4月20日是一个转折点，中国中央政府和各省、市、自治区政府逐日公布疫情。北京市第一天公布的“非典”病例，从前一天的37例突增至339例，暴露了前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前北京市市长范学农隐瞒真相、玩忽职守、延误“非典”防治工作的错误行为。与此同时，新任的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一改过去某些领导人高高在上、出警入跸、出风头、摆架子的官僚作风，轻车简从地走上防治“非典”的第一线。各地政府也是上行下效，令行禁止，处分了一百多名失职、渎职的官员，抓紧“非典”防治工作。中国的新一届政府开始转变职能，转变作风，在“非典”防治工作中做到“透明、负责、高效”，受到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与赞扬。
如果这种精神能够继续保持，并且扩展到经济、政治、司法、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那就可能成为在中国推行新政的良好开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方针是怎么提出来的？
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要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代替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在当时起了很好的作用，否定了“文革”，停止了政治运动，造成了多年未有的“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环境，使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但在当时，胡耀邦已经认识到，“以四个现代化”为内容的经济建设不是根本目的。前苏联在1936年以后，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可是，斯大林的目的，是着重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以便在军事实力方面赶超美国，扩军备战。结果，轻工业很落后，农业生产水平还不如沙皇时代，生活资料十分匮乏，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更没有人权和自由。斯大林在他的后期也认识到：生产的目的，是人的需要，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可是斯大林的这个认识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文本上，他所坚持的制度和建设格局，根本不可能在实际工作中实现他所提出的生产目的。胡耀邦在1979年秋季发起了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希望通过那个讨论，汲取苏联的教训，把生产建设的目的落实到人和人的需要上来。当时，有两个大人物坚持什么“先生产，后生活”，“干打垒，搞建设”，反对生产目的的讨论。邓小平支持那两个大人物的意见，把已经开展起来的讨论“叫停”了。
1995年3月，联合国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召开了专门讨论发展的各国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的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两个文件阐明了三条原则。
一、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人民是从事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议题。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
二、社会发展与其所存在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
三、社会发展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各部门的中心责任。社会发展应当列入当前和跨入第21世纪的最优先的事项。在这次会议以后，“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越来越多地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所接受。但是，中国政府也同意了联合国关于发展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可是，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按照邓小平的意见，确定了“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先生后来还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坚持五十年不动摇。
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证明：曾经在一定时期起过积极作用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果作为一个长期不变的方针，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第一、人的需要和权利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联合国人权宪章把人的权利区分为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20世纪60年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L.马斯洛又把人的需要分为7个层次，即：1、维持个体生存和种系发展的生理需要；2、安全的需要；3、归属与爱的需要；4、尊严的需要；5求知的需要；6、爱美的需要；7、自我实现的需要，包括表现欲、创造欲、成就感等等。上面列举的人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和权利，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能够满足的。比如：当“非典”危机发生的时候，人们对生命和健康的需要和权利，就是最为重要的，抗击“非典”的工作就应该是“重中之重”。中国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前北京市长范学农和全国各地受到处分的120名官员之所以隐瞒疫情，玩忽职守，除了长期形成的“报喜不报忧”的官场不正之风以外，片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以人和人的需要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是一条主要原因。在那些只顾追求产值、产量、营业额、和税收、利润等政绩的官员们的心目中，人的需要、人的权利以至人的生命，是无足轻重的。
除了“非典”灾难以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人命关天”的事件。据中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网站公布的数字，2003年1——2月，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174065起，死亡21055人，比全国“非典”患者累计死亡总数高出数十倍。中国地质大学著名的安全生产专家罗云教授发出警告说：中国正处于第五次安全事故的高发期。前四次事故频发高峰分别是建国初期，“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1992年至1993年第一轮工业改革时期。罗云根据官方提供的数字计算：工矿企业每10万人当中的安全事故死亡数，发达国家是3.18人，中国是8.1人；每一万辆保有车辆带来的死亡数，发达国家是1.9人，中国是13.7人；以上两项事故死亡人数，中国比发达国家高2.5倍到7倍。罗云和其他专家认为:造成严重安全事故的原因，是政府的缺位，市场的失衡，企业的恶性竞争和安全成本的亏欠，管理者和劳动者安全观念和知识的缺乏。今年4月7日，湖北省一位中共县委书记在处理完当地一起重大安全事故以后，表示决心说：今后“坚决不上带血的项目，坚决不要带血的产品，带血的利益，带血的检讨，带血的教训。”不仅如此，中国政府不尊重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压制中国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居住、迁徙和通讯自由；侵犯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和人身自由等等。也是不以人的需要为中心的严重恶果。
第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特别强调发展权。2003年春节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又提出“发展是第一要务。”如果把他所说的发展理解为社会发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当代中国公民和国际社会所追求的发展，是社会发展，而不单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各个子系统：政治、经济、生态、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必须互相配套，和谐发展，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只是进行片面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环境保护滞后，公共卫生滞后，安全生产滞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甚至义务教育都很落后，以至中国社会的发展是畸形的、跛脚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几次特大水灾，就是经济建设破坏了生态的结果。自1999年以来恶性高发的安全事故和2003年的“非典”危机，也暴露了一些官员的视野里只有经济而看不到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看不到人民及其生命、自由、安全、幸福的基本需要。
中共16大提出建设政治文明和建设民主政治的任务。胡锦涛总书记在当选以后的第一篇施政演说中，提出了“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的新的政治方略。最近，中国政府在抗击“非典”中又展现了“透明、负责、高效”的新的形象，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率，为公共卫生立法。可见，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开始认识到中国社会需要全面改革和全面发展了。今后如何发展，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拭目以待。
第三、仅就经济建设来说，不以人和人的需要为中心，也难以得到正常的可持续的发展。因为抓经济建设，还存在着目的和手段是否正确的问题。像前苏联那样以赶超美国的军事实力为目的，以扩军备战为目的，来进行经济建设，不能满足人民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更没有人权和自由，最后导致苏共崩溃和苏联解体。像乌干达的阿明，菲律宾的马科斯，印尼的苏哈托，扎伊尔的蒙博托那样搞经济建设，为了个人和家族的私利将建设成果据为己有，都导致了人民的继续贫困和个人的身败名裂。像中国的20世纪90年代，在缺乏民主和法治的政治环境下发展市场经济，经济是在高速发展，但却产生了权力市场化和经济权贵化的现象，产生了充斥社会的贪污腐败、假冒伪劣和坑蒙拐骗，以致城乡断裂，贫富分化，道德沦丧。只有以人为中心，在整个市场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格局下去进行经济建设，才能保证市场经济公平有序的持续发展。
要求中国政府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人和人的需要为中心”，估计难度很大。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先生提出来的。中国现在的执政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就可能要维护那个方针。不过，“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呢？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大量的“冤、假、错案”也是毛泽东制造出来的。可是，邓小平和叶剑英、胡耀邦为了收回失去的人心，推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新政，不得不从反对“两个凡是”入手，纠正毛泽东的错误。而提出“两个凡是”的华国锋也是“持而不坚”、“顽而不固”，只抵制了两年，就不再怕什么“砍旗”，而同意邓小平、胡耀邦的新思想、新政策了。现在，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新的领导集体不是喜欢说“与时俱进”吗？既然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能够“与时俱进”地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去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么，第四代领导集体为什么不可以“与时俱进”地用“以人和人的需要为中心”来代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取得更大更全面的成就呢？
网路文摘119 Aug 24,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