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伟:香港——沉痛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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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8.

二零二零年真是人类历史上伤痛和悲哀的一年。随着中共港版国安法的通过和施行,给“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带来了失败的命运。香港的民运团体纷纷宣布解散,有的民主志士被迫流亡海外,还有的慷概悲歌,准备以清末革命烈士谭嗣同为效法榜样。如同八九民运一样,香港民运虽然失败了,但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给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留下沉痛的省思。

相较八九民运,香港有着更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有良好素质和教育的人民;有高度发展的经济和物质文化;有先进的信息设备和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它的失败和历史上若干民主讨伐专制的运动一样,败在没有崇高威信的正确领导,没有计画性的循序渐进的斗争艺术,没有及时克服左倾盲动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没有对统战策略和矛盾分化瓦解的运用。

提到斗争的两手策略,毛泽东的确是个高手。他成功的耍弄了“勇武派”(武装斗争)和“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这两种不同的斗争方式。当敌强我弱、于己不利的时候,他低姿态的宣布放弃暴力革命路线,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和改编,拥蒋抗日并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当他利用和谈拖延时间、以待羽翼丰满后,他摇身一变,发动内战,宜将剩勇追穷寇,将“革命进行到底”。

香港民主运动曾经出现过最好的形势,那就是在香港人民的压力下,特首被迫宣布送中条例已经“寿终正寝”,放下身段与民主派谈判,接受民主派提出的部份条件,如果“勇武派”此时接受“和理非”,放弃“五项条件缺一不可”的诉求,反转来有条件的联合特区政府共同应对中央,同时维护香港的社会秩序和繁荣,建立比较统一稳固有代表性的民运团体,维持和特区政府马拉松式谈判的互动,以收放自如的态势活跃于香港社会,并且先行争取局部选举的胜利、进而把推动真普选的实现作为未来的奋斗目标,而不是提出什么“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空洞口号、乃至根本不切实际的“香港独立”的诉求,可能今天又是另外一番气象。

八九民运也有它的拐点,那就是国务院总理李鹏亲自出面、代表党中央和学生绝食代表团在人大会堂谈判,以及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温家宝亲赴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的时候。如果此时此刻见好就收,留下争得合法地位、继续运作的无限空间,历史恐怕也会改写。
但是在民主运动历史上,往往出现这样难得一见的时刻,民主运动都被勇武派绑架,极左势力通常都占了上峰,他们给异议人士强加上改良派、投降主义、右倾分子甚至中共特务等钢铁帽子,直到自己碰得头破血流⋯。壮烈牺牲固然可歌可泣,但是历史不知又会倒退多少年。这样的例子还少吗?我们的战友们应该清醒了!

我想没有人不承认王炳章是革命者,但是王炳章第一个针对邓小平提出了“支持改革,参与改革,超越改革”的口号;当胡锦涛主张不再折腾,建立小康社会时,我公开发表了“化对抗为对话”的文章,并且在民运队伍中提出了要反对左派幼稚病;在2008年奥运会前奏,我也撰文不赞成阻扰传递奥运圣火,建议民运人士列队大书特书高举标志民主自由的火炬,参与奥运圣火的队伍伴跑⋯⋯。

我坚决相信:香港人不会到此为止,国际社会也不会就置若罔闻,山不就我,我去就山,无论多少曲折和崎岖,世界潮流不可阻挡,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终将获得最后胜利。我们只希望能抓住机缘,少走弯路,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代价,这也就是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相信会有读者朋友责备笔者是事后诸葛亮,或者是在泄气和泼冷水,从一九八零年算起,笔者虽然是海外大陆民运最早的发起人(不是之一),但既不是魏京生、王丹、杨建利这样叱吒风云的领袖人物,也不是胡平、王军涛这样的理论大师,凭空怀报一框热血,也只有仰天长啸空叹息而已!

来源:CS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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