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栋:致包遵信书

Share on Google+

包公:

读了《未完成的涅槃》,心绪久久难平。你以白描方法,记叙了亲身经历的那一段令人心碎的历史,而且心境如此平和,不失大家风度,这是很不容易的。类似的作品我也读过几种,有的感情色调过浓,极力渲染,往往引起逆反心理。你的文字没有惊人语,却使人震动。

你笔下的这些知识分子,是我们的尊长精心培育出来的一代弱者。他们手无寸铁,身无分文,文不足以安邦,武不足以定国。当然不能说没有具有远见卓识、大仁大义的人杰,他们有作为,敢担当,虽九死而不悔,不愧是中国的脊梁。我为他们而感到骄傲。但是这样的人太少,多数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匹夫,不幸他们又从老师那里学会了不自量,满脑子名言警句,稀里糊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可一听虎啸,就落荒而逃。次等的,先天不足,不懂装懂,到处逞能,不知自爱,写文章像挤牙膏,做事情藏头露尾,回头一看,还是错误百出,悔之不及,因为人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生活又不给他第二次机会。如果是名人,说了可以不算数,死后也有人为他文过饰非,小人物哪能有如此好运,偏要犯大人物才犯得起的错误,只有吃不了兜着走。再等而下之,肩膀不硬,腰杆太软,身受强权的凌辱,也只好苟且偷生。你写出了这一群体在历史转折点上的种种表现,有的慷慨激昂,空话连篇;有的飞扬浮躁而又六神无主;有的惺惺作态却又惶恐不安。比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前辈,确实是一代不如一代了。他们不仅不视“万户侯”为“粪土”,甚至艳羡“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他们一旦发迹,或讨得什么封号,眼珠一翻,原来的同类就立成寇仇。中国文人的可悲之处在于,既不能安于贫贱,又不肯同传统决裂,游移于是非之间,逢场作戏。他们一直不知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跟着感觉走,碰上什么热闹场面,就跟着起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自以为是先知先觉,栋梁之材。你的本意不在暴露,但你平实的记述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此辈的狼狈。许多人会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你写到的某些事,我曾亲见过,也许作为一个旁观者,我难得有你那种感受。在都乐书屋茶座举行的“新启蒙座谈会”,我也去了,是王若水夫妇发的请柬。会上的发言多是老生常谈,没有出格的地方,实际上是“新启蒙丛刊”的新闻发布会。当时北京宣传官员给“新启蒙运动”(其实它根本就没有形成“运动”)加上一条人人得而诛之的罪名,说是五四启蒙运动产生了共产党,那么,“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建立反对党了!不是宣传家丰富的想象力鼓起了我的好奇心,倒是我想给宣传家的立论做一次“证伪”。思想启蒙运动的主题是人的解放,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和政治并没有直接关联;五四运动提出了个性解放的要求,到延安整风,就变成了思想改造任务,与五四精神已经背道而驰了。我理解新启蒙倡导者立意不过是要重叙五四话题,做社会进步的向导而已,它只是政治改革的思想准备。我看这未必仅仅是由于政治不自由转而从文化入手,“借题发挥”的一种策略,因为,实践哲学是一种干了再说的哲学,无论是新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事后检讨,都发现有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新启蒙要从根本上转变这种状况,重新“补课”,实际上是一次“以头立地”的努力。从逻辑上推论,宣传家的危言耸听也是不足信的。这同说文艺复兴运动的目的就是实行宗教改革一样荒谬。若再根据假定的前提制订政策,洪洞县里自然没有好人。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会竟被方励之搅散了。他迟到一个小时,一出场就放炮:“知识分子要行动起来!”于是外国记者一拥而上,包围了他,又是拍照又是提问,好像这不是学术讨论会,倒像是什么人在竞选参议员。有几个人起身往外走,说这是政治挑衅。我可不觉得有那么严重,方先生不过是情绪失控,想博得几下掌声罢了。中国人普遍患有政治恐惧综合征,太缺乏幽默感,一本假正经,鸡毛蒜皮都要上纲上线。

在一个政治泛滥成灾、人性扭曲变形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很难保持独立人格和健全心理,如果不是淡化而是强化政治意识,势必误导一些幼稚病者走火入魔,看了“爱国影片”也许就联想到那些被打倒的家伙借尸还魂,正在卷土重来。某地台资企业欺压工人,加班加点,不给报酬,动辄实行体罚,并以开除相威胁,工人找老板讲理,老板居然说:“我们就是压迫你们的,不服气,找共产党去。”工人找政府,政府说:“不要破坏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看来应该请老板看几场“革命电影”,吸取一点前辈的教训。还需要拍几部续集,教育青年人:黄世仁、鸠山到大陆投资,怎样同他们打交道,才不至于失去人的尊严,又不至于胸怀阶级仇、民族恨,走向反面,把自己搞成反革命。

但是宣传家有制造问题的本领,不一定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只要看一看社会衰败景象就可以知道,他们除了玩弄概念,别无所长。“反腐败斗争要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好像腐败也要问姓社姓资。腐败就是腐败,只有程度差异,没有性质不同。姓社的腐败难道不需绳之以法?他们自我封闭,孤陋寡闻,远离知识界,不敢接触,从不知道他们真正做什么,想什么,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只靠几个耳目通风报信,于是草木皆兵,满眼都是敌人。神经如此衰弱,还谈什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知识分子作为价值评判者,只有不为利益集团所左右,“见大人则藐之”,才能做到客观和公正。现在没有给知识分子留下多少思考真理的空间,延安时代建立起来的理论队伍自杀自灭,已经溃不成军,台上剩下几个老运动员,还没有过招,骨头就散架了。人们都说,知识分子是政治气候的晴雨表。但几十年来政治家总把知识分子当做“风源”,“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就怪罪气象台。毛泽东以“蚂蚁出洞”来比喻政治形势,同样是倒果为因,不去防涝而去捣蚁穴,捉蚂蚁。历史悲剧一演再演,离心倾向日甚一日,如今是万籁无声,天下太平。文化已成废墟,藏污纳垢,也许几千年后,这些牛鬼蛇神,就成了国宝。人们称为“文物”的东西,原不过是前人遗弃的垃圾。你看古人留下那些龌龊下流货色,今天不都标上秘本、珍品,养活了众多无赖么?禁止思想自由表达,只能是淘汰精华,留下糟粕,一片乌烟瘴气。

现在海外的中国问题学者还在探讨谁是北京黑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好像只有郑义《历史的一部分》直言黑手就是他。我看这是出于幻觉,是用官方眼光看自己。郑义对历史的观察,恰恰缺乏历史感。在这样庞大的国家里,搜罗几百件骇人听闻的故事并不是难事,解释这些事件就困难多了。把产生的原因完全归于暴政是过于简单化的做法。以郑义的才气,是不该以扮演“反共义士”的角色为满足的。“六四”真相随着文献的出版已日益清晰,但曾经在事件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也许永远不会为人所知。这无关紧要,历史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在“八九”学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已经发生的事件可能是每个人都不希望出现的那种样子。说陈子明、王军涛是黑手,纯属无稽之谈;但说他们是“八九”精神的代表,兴许当之无愧,他们拒绝出逃,宁愿在法庭上为人民的良好动机辩护,宁愿为不该由自己负责的事情承担责任,足以显示他们的政治勇气和道德力量。“八九”学潮并不是要推翻现政权,而是一种合理合法的政治诉求。一些左派人物断言西方民主、人权观念不合中国国情,其实是重复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的语言,经不起逻辑推理:既然西方民主人权观念不合国情,怎么西方阶级斗争观念又合中国国情呢?大概他们不读“毛选”,四大卷就是中国人争取民主、人权的记录,世界上没有不要自己利益和权力的傻瓜。遗憾的是他们从国民政府争来的东西,又被人民政府没收了。有一部宪法,却置于脑后,政府要和老百姓在大街上较量胜负,“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老百姓当然就输定了。胡平总结学潮经验得出的结论是,要“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也仍然是囿于针锋相对的传统思维模式。针锋相对需要具备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居于支配地位、决定矛盾性质的主导方面要有一点雅量。须知学生始终是被动的,而且是激于义愤聚合起来的,无组织,无领导,无纲领,怎么可能像内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学运那样统一步调,说上就上,说退就退呢?所以,如果非要找个长胡子的黑手好向世人交代的话,我觉得《流血的改革》的说法是最令人信服的:这不是什么人“动员”的结果,而是“反动员”的结果,《人民日报》社论在一夜之间将千百万人驱上了街头。

《流血的改革》(老典著)对十年改革的演变做出了冷静独特的理论分析。作者从幸存者文化入手,试图回答中国大陆的决策者为什么会把中国近代以来最有希望的一次变革弄得鲜血淋漓。所谓幸存者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既是中共发动暴力革命的幸存者,又是中共党内历次残酷斗争的最后幸存者。随着这些人在劫后余生中进入暮年,他们打江山的自豪感和守江山的紧迫感也与日俱增。他们不可能同任何人分享用鲜血和生命夺得的权力,不可能容忍对他们权力的任何挑战。他们什么都可以改革,就是不能改革自己的执政方式,不能放弃已经获得的特权。政治体制改革实质是完成政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变,要维护权力垄断的局面,制度创新很难取得进展。

但是,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光凭着过去的老经验,在新事物面前就会失去想象力和自信心。整个改革过程屡次表现出反复无常和萎靡畏缩的状态,好像是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漫不经心地施工,因而充满了变幻莫测的意外事件,终于导致震惊世界的大流血。如果从容一点,对那些红旗下长大而又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娃娃何至于大动干戈。我们的尊长误了两代人,文化大革命造就了乱臣贼子,武化小革命又造就了奴婢顺民。——都背离了时代精神。

十年改革,以悲剧收场,好比《红楼梦》只写了八十回,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已经过去了。不论续书如何高明,已是人去楼空,换了戏文。穷途潦倒也好,兰桂齐芳也好,总之令人遗憾就是了。

我在接手《经济学周报》编务时,曾有个想法,就是创造学术气氛,活跃理论思维,注重实证性研究,不光探讨经济理论问题,也研究和经济学相关的交叉学科以及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即社会文化层面的问题。这样就使周报和代表改革主流派的《世界经济导报》有了适当距离。人们曾取笑说导报是马路办报,报人办报;周报是书斋办报,书生办报。对于导报引导时代潮流的精神,我是自叹不如的;但就讨论问题的深度而言,我们却不敢后人。我认为用一分为二的传统思维方式来区别思想政治分歧,对现代化事业是有害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曾宣布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不再提路线斗争,不再搞群众运动,但是在此后的社会生活中,不叫阶级斗争的阶级斗争,不叫路线斗争的路线斗争,不叫群众运动的群众运动,依然绵延不绝,而且威力不减当年。改革和保守,左和右势不两立,乃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式。左是思想方法问题,右是政治立场问题,渗透了每根神经。改革就是绝对好,保守就是绝对坏,不懂改革和保守可以互为补充,该改的要改,该保的要保,才能保证历史进步的连续性。在这种绝对化、简单化思维的支配下,不可能正确对待稳定和动乱的关系,因为他们看不到稳定可能意味着停滞,而动乱中则蕴涵着活力和机会。从今天的情况看,激进的、剥夺式的改革思路,特别具有危险性。中国人即使吃了十几年饱饭,也经不起“休克”。用通货膨胀手段掏空居民口袋,肯定不得人心。

胡耀邦、赵紫阳无疑都是具有现代政治取向的领导人,在位时人们有许多苛求,失位时又为他们的挫折感到惋惜,对他们的弱点和失误给予谅解,不求全责备,反映出一种通情达理的态度。1988年冬,我去湖南,适遇耀邦在长沙疗养,我请他给周报提意见,他说,他没有做学术研究的条件,而且报纸太多,几千种,也看不过来。还说,很多报纸面孔差不多,没有个性。我说,我们这份报,你得看一看。回到北京后,我们的副总编辑罗点点又给他送去合订本。不久,耀邦夫人李昭代他写信给我,说周报这样办下去,会得到社会的信任。信是三月二十八日发出,半个月后,他就与世长辞了。知识界感到失去一位平等相待的朋友,因为他主张宽容、和谐、淡化矛盾,符合知识分子的心愿。群众发起悼念活动,周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要求政府不要对群众悼念活动作出消极评价,不要简单地同文革类比,而要从中发现隐含的宝贵而丰富的政治信息,从而掌握自我调整的良机,结果是白费唇舌。

四月二十七日学生游行那天,周报在湖北十堰市召开的记者会刚结束,我们匆匆赶回北京,在此后三次编前会上,我都强调:经济学周报工作人员不得介入学潮,如有违犯,将受纪律处分。这是个不得人心的决定,总编室主任郑棣声明不受约束,自动辞职。总经理陈子明和副总编辑王军涛是被中共中央统战部派汽车接去做调解工作的。他们呼吁要把民主从马路上引到人民大会堂,结果被判重刑,使人百思不得其解。在学潮期间,周报不断呼吁保持理性,缓解矛盾,对来自左边和右边的激进情绪表示忧虑。四月二十三日,周报选录胡耀邦说过的一段话,作为对他的纪念:“当着人民内部矛盾被错误地处理,走向激化时,我们千万要冷静,不要跟着起哄,需要忍耐一下,有意识地‘钝化’一下,实行‘冷处理’。”本着这种明智态度,周报五月七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在社会进步中实现政治稳定》,五月十四日发表了综合报道《学潮基本平息,局势趋于平缓》和记者采写的《北京学潮纪实》,五月二十一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五天》和北京知识界的《五一六声明》,直到六月四日这一期,还发表了署名陈非的文章:《中国,需要平心静气》。陈子明写的评论文章《妥协是解决冲突的好办法》未及发出,而枪声已响,所有的希望都落空了。就是这样一份恪守善意和良知的报纸,在六四后竟被取缔。官方责备“舆论导向”错误,却不责备自身玩忽职守。国家教委的头面人物说这场动乱精心策划了两年之久。那么,这么长时间他干什么去了?难道都在白吃?他们既不能劝阻学生于校园之内,又不能保护学生安全于校园之外,为人师长者岂不感到惭愧?但竟无一人引咎自责,可见他们脸皮比城墙还厚。事实证明,每次动乱都起自上层,上边乱动,下边动乱。上边坚如磐石,下边就铁板一块。“树欲静而风不止”。老百姓最怕上边刮风,吃喝风,摊派风,出国风,裙带风,白条风,绿条风,形形色色的不法之风,哪阵风是老百姓刮得起来的。

五月二十二日,知识界在政治学所开会,我和高瑜去采访。高瑜受胡绩伟之托,代学生起草了一封请求全国人大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学潮问题的呼吁书,她因为找不到学界领袖,就带了稿子来找严家其。我见甘阳在场,就问他:“你怎么来了?”我听说这次会议是要宣布成立知识分子的什么组织,甘阳对这类社会活动怎么会有兴趣?所以问了一句。甘阳也反问我:“你怎么也来了?”我说:“我是记者,进行采访活动。”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会议一开始,严家其就再三说明:今天的会只是交换一下情况,不做任何决定。我不知道议题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只是感到严家其好像忧心忡忡,顾虑重重,决不像宣传家描画的那种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样子。我倒觉得他很像被驱逐的屈老夫子,虽身在荒野,犹心念朝廷;陈子明说他自己虽身陷囹圄,犹不敢忘忠孝二字,都是出于至诚。说这些文弱书生天生反骨,要乱天下,可是过誉了。高瑜介绍情况之后,就将信稿交苏绍智、李洪林、郑义等人传阅修改。我说:“应该动员学生撤出广场。”立刻遭到几个人反对:“这要血流成河。”我说:“不撤就不血流成河吗?”他们说:“流血就激起民愤。”这是什么逻辑,看来有的人是被恐惧弄昏了头。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除了混世魔王,都怕玉石俱焚。

会场乱糟糟的,各个人都自说自话,知识分子大概都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坐在一角的工人日报记者说,工自联在天安门观礼台西侧有个联络点,应当同他们取得联系,根本没有人听她的。我对高瑜说:“别耽误功夫了,咱们走吧!”我们离开后,听说他们又改个地方开会。高瑜因起草呼吁书,在六月三日外出采访途中被捕,官方也不通知她的家人,累得她的先生跑遍了北京各医院,寻找她的下落。高瑜关了十六个月,无罪开释。(1993年10月,高瑜二次被捕,审判员宣称“证据不足”,却不放人,竟然不明不白地判刑六年。在服刑期间,高瑜陆续获得自由金笔奖、国际妇女报业勇气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闻自由奖、二十世纪后五十年自由英雄奖。一个没想过要当英雄的弱女子就这样被暴政打造成英雄。——补记)

我不厌其烦地说这些,只是想表明一点:知识分子是想补天的,而一些政客恨不得把窟窿捅得更大些,好由他来收拾残局。学生支持改革,反对腐败,反对腐败政治势力的代表贝子贝勒,结果导致改革派下台,贝子贝勒上台,这说明腐败势力太强大了。精英们责备学潮打断了改革进程,就是为中国的王爷们开脱罪责,好像群众只能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这倒像诸葛亮唱《空城计》:“国家事用不着尔等劳心。”

“六四”过去四年多了,死者没有留下遗言,生者依然我行我素。人们担心一有风浪,又要故态复萌。我以为,知识分子的分流,可以缓解内在紧张。或从政,或经商,或习文,或练武,不必兼顾别样,做多面手、万金油、全能冠军。记得《经济学周报》发表过一篇主张“议而不治”的文章。但此论一出,立即遭到批评,说是“对五四的反动”。这是误解。治是一种参与,议也是一种参与,都承担着社会责任。换个说法,就是裁判不参加比赛。如果念念不忘一个权字,只好伸长脖子,等待政府落实政策,给知识分子封官。这倒是“历史的进步”么?知识分子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说,完成“涅槃”必须舍弃许多东西。知识分子分内事是立言,重在思考,要耐得寂寞。政治家分内事是立功,重在操作,纵横捭阖,兴风作浪,还是交给他们吧。圣人说“君子远庖厨”,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大家何妨做一回自重自爱的君子呢?用毛泽东的话说,别怕死了张屠夫,要吃混毛猪。其实张屠夫死了,还有李屠夫,因为有人吃肉。柏拉图的理想是哲学家做国王,国王做哲学家。在中国,却是屠夫治国,常闹得血肉横飞。

这些想法,说到底还是书生之见。你想合他要分,你表示善意,他不想妥协,也是枉然;因此,在一段时间内,知识分子会表现得冷漠、麻木、消沉,甚至躺倒。现在都在谴责激进主义。造反,革命,以恶抗恶,以暴易暴,造成恶性循环而无止境,当然不好。我也以为以传统思维反对传统势力是不可取的,哪怕它暂时是有效的。但这是咱们能做得主的么?历史证明:激进主义是矛盾主要方面逼迫出来的。他们总以为控制越严越安全,不相信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有压迫就有反抗,没有合法斗争途径,就必然选择非法活动方式。人们的不满、痛苦、怨恨无处发泄,又得不到升华,势必采取非理性的低级手段来表现自己,偷盗、抢劫、凶杀,将促使社会迅速腐烂,以至崩溃,那时就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所以,谁想做政治活动家,就得具备高于他人的价值取向,优于他人的思维方式。我不怀疑,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进程中,存在着一种现实可能性:历史会造就出新型的政治家,在谁也吃不掉谁的时候,就会约定新的游戏规则,这就是,公开的而非阴谋的,竞争的而非敌对的,和平的而非暴力的,用文明的手段实现文明的目的,基于自由、民主、人权、公正、法治的价值观,开创一个政治文明的新时代。


良好的祝愿!

何家栋于1993年大雪中

阅读次数:1,052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