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勉思建国之初就在一起工作,友谊始于半个世纪之前,应该说算是相知甚深的老朋友了,有时候长时间不见,也会想念她:她生活怎样?还能骑车四处奔走吗?每逢文艺界有点风吹草动,也会替老康(编者注:作家康濯,王勉思的丈夫)和她担心:这次会不会受到牵连?但是也很奇怪,虽说是天天见面,工作上接触频繁,对于她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状况,她所谈甚少,我所知的也就更少了。只听说她是在抗战胜利后就到解放区去了,路过“卡子”时还曾被扣留过。在我们那个时代,凡是有过秘密工作经历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彼此间从不谈私事,更不会为了好奇而去探询对方的来龙去脉。这特点一是秘密工作养成的习惯,另外也是出于年轻知识分子的矜持,觉得一涉及人间烟火的家常琐事,就未能免俗。因此,我是通过多年的直观印象和日常表现,来了解她的为人处世的。

初识王勉思

我们报社的前身是《华北新大众报》,那是一份识字分子办给农民看的四开小报,以大众化、通俗化作标榜,无非搞一些大鼓词、快板书之类的东西,其实那个大众化也是小众化,还得让“识字分子”去念给文盲听,不像现在的大众流行文化,连农村老奶奶也会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平津战役开始,我被抽调去天津“接管”。北平和平解放后,《新大众报》进城接管了杜聿明的《新生报》,改为全国总工会直属的机关报《工人日报》。因为机构庞大,经费不足,之后便出现了生存危机,无法维持一张日报的出版,所以又将我调回报社印刷厂当厂长,来搞“创收”,以解燃眉之急。用今天的一个大字眼形容,也算是“临危受命”吧?但我不知勉思是何时调到报社的,当我不分昼夜到处借纸借钱的时候,她已经骑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起早贪黑地跑新闻了。我们两家的关系也较近,因为我妻子与她是同行,也是记者,空暇之时,两家人偶尔还聚聚餐。

生活虽然困苦,但也是快乐的。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人们对它寄托了太多的希望,工作起来就像拼命。每天早晨上班之前还有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一天下来,累得人筋疲力尽。经理张诚来自新华书店,对于经营管理并不是外行,在他的支持下,我们迅速将报厂改造成书厂,一边承印外活,一边自己编印各种学习材料,以书养报,正式打出了工人出版社的牌子,并推举赵树理担任社长。报社还封我为出版科长,其实是个光杆司令,只有我一个兵,我也只好玩空手道,整个出版社,从编稿、校对到装帧设计,都是自拉自唱。我们编印识字课本、政治教材,也印领袖像、工会会员证,面向市场,见缝插针。

由于财源茂盛,一年后,报社经济情况好转,购置了新机器、新厂房,陆续建立了制版车间、装订车间,还买了彩印机。然而,想不到的是,报社摆脱困境之日,也正是我大难临头之时。“三反”运动甫一开始,我就中箭落马了。查不出经济问题,就查政治问题;没有现行问题,就查历史问题。最后以“历史不清、来路不明”为由,将我开除出党,行政职务一抹到底,也不分配工作,放在校对科打杂,形同无业游民。沦落如此,使我真正感到精神上孤立无援的痛苦,想不通自己为什么那样惹人讨厌。

我当时并不了解,进城之初,康生就给毛主席打过一个报告,提出对待白区工作人员“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十六字方针,毛主席已批示施行。我的问题大概就是按这种精神处理的。在留用人员中,有的党员是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入党的,也当做“投机分子”取消了党籍。这个十六字方针起初可能只针对留用人员,以后就渐次波及白区地下工作人员和城市知识分子,变成普遍性的指导原则。从华北大学等单位分配来的二三十名知识分子多数打成右派、反革命,仅存的一个,“文革”中也被打成“特嫌”,全部被如此这般地给“淘汰”了。

由此看来,在中国该如何处事,最重要的还不是人和物的关系,而是人和人的关系,具体到《工人日报》,就是进城人员和留用人员(加上新招收的青年学生)的关系,有人戏谑是“土八路”与“洋八路”的关系。勉思总是把这些城里的新同志当做自己人,发现他们有什么困难和烦恼,就设法帮助解决。

出版《把一切献给党》等红色回忆录

“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上海、武汉、重庆、沈阳等地的工人出版社都统一到北京来了,全国总工会也将整个文教部下放,工人出版社与工人日报分离,正式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机构,但依旧未给我分配工作。

我觉得与其退避三舍不如主动进取,看到报上登载的战斗英雄吴运铎的长篇事迹,很受感动,就跑去找他,要帮他整理革命回忆录,于是就有了那本轰动一时的《把一切献给党》。当时的文艺作品主要是反映穷人如何翻身、婚姻如何自由的,人们还很少看到胜利是怎样获得的、共产党员是怎样战斗的一类题材,吴运铎的奋斗历程,正好填补了这个缺口,因此书一出来,不胫而走,几个月内,就印了几百万册,吴运铎也成为青年人崇拜的偶像。此时,当年送我参加八路军的黄明鉴老师正好从上海找我来了,历史上的疑点也得到澄清。出版社这才设立一个文艺编辑室,叫我负责。之后又调勉思来“协助”工作,领导上的意图是安排她当“政治副主任”,同志们就戏称她“政委”。因为我不是党员,就由她来代表“党的领导”。

勉思的到来,成为我生活中新的起点,我虽然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但从来没想过要从事什么文学事业。工人出版社定位是工会专业出版社,这种出版体制是从苏联搬来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出版社在文化上没有地位,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我们就想加强综合性,并且保持有别于其他出版社的特色,陆续制定了一批传记文学和革命回忆录的选题。我们和作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有的由我们出题目,请他们写书,不少作品得到好评,如李伯钊的《女共产党员》,黄钢的《革命母亲夏娘娘》,吴南生的《松柏长青》,欧阳山的《红花冈畔》,魏巍的《红色风暴》,周立波的《铁门里》,刘白羽写无脚拖拉机手的《熊熊的火焰》,素材是我们提供的,到焦作访问也是我们安排的。《方志敏战斗的一生》是我们从档案馆找到方志敏的“自述”,参照修改才成书的。雷加在延安访问过老一代工运领袖朱宝庭,留下一份访问记录,也是我们在档案中发现,又到上海等地调查访问、收集资料后,协助作者完成的。

我们的工作还得到冯雪峰、叶圣陶的指导,叶圣陶为《女共产党员》的文字做过润色,冯雪峰对《把一切献给党》的文字做过修改,还特地约请作家杜鹏程为此书写了评介文章。我们编辑“文化欣赏丛书”时,他牵头写了《中国古典文学欣赏》;吴晓邦写了《舞蹈艺术欣赏》,马可写了《中国民歌欣赏》;此外还出版过两套小丛书,一为《科普小丛书》,一为《语文小丛书》,在京的专家学者如王力、曹伯韩都是积极支持者。徐特立、谢觉哉、叶剑英、李维汉都为我们审阅过书稿,胡耀邦还向共青团推荐阅读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

“这一查,倒查出一个大英雄来了”

其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也许是“1955年审干”。这次“审干”没有搞成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而是不动声色地组织专人做调查取证。负责我的专案审查的就是王勉思。她费尽周折在大别山一带找到了童年时代和我一起求学、参军的伙伴,为我写出证明。能找到这些人也颇具戏剧性,勉思是通过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才打听到他们的下落的,线索近在咫尺,不过举手之劳,但原先办案的人,宁肯视而不见,也要一错到底。勉思还找到了我几次被捕时的审案人,查看了当年的审讯档案,甚至还找到了1943年在冀东根据地整风中把我们十几个青年打成特务的当事人,弄清了许多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

所以,当我在审查结论上签字的时候,勉思用有些调侃的口气说:“这一查,倒查出个英雄来了。”我说:“总算还我一个清白,帮我放下了思想包袱。”我对勉思的感激之情是不言而喻的,她在我眼里,应该算是一个有恩的人。

在这以前,支部组织委员通知我:当年停止你的党籍不合组织原则,你可提出申诉,要求恢复党籍。我说:如果错了,应由组织来纠正。如果仅仅是程序问题,我可以谅解,没有必要申诉。问题一直僵持着,此时勉思也劝我说:应该重新入党,因为这是惯例,过去有的同志(她没有说就是康濯)受到错误处理,后来纠正了,重新入党,党龄还是连续计算的。

我把她当做惟一能说心里话的朋友,而她也总给我善意的批评。我姐姐、姐夫和外甥在抗日战争中失踪,母亲每次提起,都要流泪。为安慰老人,我编造一个善良的谎言说:“别担心!姐姐一家跑到台湾去了,台湾解放,就会回来的!”我想,只要不让母亲伤心,死后下地狱拔舌根都是值得的。母亲不知深浅,以后逢人便说女儿跑到台湾去了,于是,警惕性高的邻居就向组织报告,说我有海外关系。勉思知道了,又批评我说:“你姐一家都被日本飞机炸死了,干嘛没有问题还要制造问题。”我无言以对。也只有她一个人当面对我提出这样的忠告,而不是留待“秋后算账”。我很欣赏她的文雅风度,但我学不来,常常信口开河,说话走火,她也只是苦笑而已。

常言说得好,性格即命运。这种性格注定了我还要跌跤,还要走更加崎岖的路。1957年反右运动我又中了“阳谋”。因为出版了《本报内部消息》,受到株连,被打成右派。听说勉思在支部会上替我辩护过几句,也被批评为“右倾”,一位主管文艺的总编辑还责备她“把关”不严,没有尽到“政治副主任”的责任。这倒怪了,这本书稿勉思并未看过,恰恰是这位总编审阅定稿的。但他说他只承担“工作责任”,而我们却必须承担“政治责任”。我想犯错误的人还是少一点好,就把责任包揽下来了。定案会上,一个个右派上台表态,痛哭流涕,表示悔改。我头脑麻木,手脚冰凉,一直冷到骨子里,像是噩梦缠身,惊恐万状,又像一具活尸,一动不动地呆坐着。几次催我发言,都毫无反应。最后才说了一句:“无话可说”。结果引起公愤,在众人看来,这简直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整座大楼立时沸腾起来,一片“打倒”、“严惩”的怒吼,楼道里、楼梯上,糊满了声讨的大字报。运动中我没有说话的自由,现在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一个身处政治漩涡中的人,想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是没有的。不过,我毕竟活下来了,确切地说,我根本就没有想过哈姆雷特那个“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丧失了人的尊严,就等于丧失了人的价值,生命本身都失去意义了,那也无所谓选择了。

约李建彤写《刘志丹》

不幸的是,勉思和我都没有从现实中得到教训,反右斗争余烟未散,还在“打扫战场”,她又跑去约请李建彤写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的传记故事。不仅她自己积极搜集素材,还说服李建彤让我这个新戴帽的右派做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陕甘革命根据地有着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虽然中央作过决议,已有定论,但想不到还是有人因为没当上“正确路线的代表”而耿耿于怀,准备翻案。我以为,按照毛选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写就行了,谁知书稿送给一位当事人征求意见,就出了大事,他就向中央告了一状,不说自己要翻案,却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后来因缺乏证据,又改口说是“宣传高岗观点”,还无中生有地说选题是由习仲勋、刘景范策划的。由此引出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那段广为传诵的名言:“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于是,两年后,我刚摘掉右派帽子,又被扣上反党帽子,成了“双料分子”。十中全会确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就上了那个纲。

“自古昏奸乱天下,岂有文章倾社稷?”利用小说告状虽不是一大发明,但的确开了风气之先,此后文艺界告密成风,闹得乌烟瘴气。以致毛泽东多次批示,警告某些文艺部门已跌落到“裴多菲俱乐部的边缘”,在文学、戏剧、电影、哲学、史学、经济学各界接二连三地展开大批判,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

这期间,勉思已随康濯调往河北保定(以后又调到湖南长沙),工人出版社也因精简机构被裁撤,人员另作安置。凡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的,都调离北京。留下一块牌子,并入工人日报。

《刘志丹》一案清查了几年,也没有作出结论。勉思在此案中应该是个关键人物,从定选题到组稿,搜集素材,都出过大力,还写了终南山溃败的初稿,但是,检举揭发时,没有任何人提过她的名字,得以逃过一劫。据说,溺死鬼都要拖一个人下水做替身才得超生。在我们这些难友中,任何人都没有嫁祸于人,即使当面对质,也没有互相指责。因此大难之后见面,谁也问心无愧。此后,我和勉思就很少见面了,她偶尔进京,总要到我家看望老人和孩子,但我们往往是默默相对,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临别,也总不忘留几斤粮票,给孩子一点零花钱。对于身处逆境(也是绝境)的人,仅仅因为还有一个人惦记着你和你的家人,就能使人不失去希望。更何况是在全民面临饥馑苦难的年代,节省下自己的口粮让幼小者多吃一口,那不仅仅是雪中送炭,而是相濡以沫。我去建彤大姐家里,也是如此,她也常给孩子带些副食品,有时是几块点心,有时是自己院子里栽的扁豆、丝瓜,我的孩子比她们多,她们的孩子得了浮肿病,我的孩子却没有浮肿的。此情此景,教人难忘。

为我落实政策“制造舆论”

“四人帮”垮台了,工人日报准备复刊,有几个朋友想起我,提议暂时将我借调回来参加筹备工作,但也有人说我已双目失明,丧失劳动能力,当时的全国总工会书记张维桢说了一句话:“那更应该回来,一个瞎子,在农村怎么生活?”于是,我的命运又一次发生转机。当时我流放山东已14年,虽然身处穷乡僻壤,但也安之若素了。当时还以为是叫我回去挨整呢。那时,建彤已排除多方阻挠,向中央申诉,要求为《刘志丹》案平反;勉思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任社长,听到我回京的信息,立刻要我将以前出版的两本小书交由他们重印,康濯也忙着介绍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我知道,他们无非是想多“制造”一点“舆论”空间,好为我落实政策增添一点动力,用心之良苦,真令人感怀。后来,我的问题终得全部平反。

来源:南方周末2005-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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