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失败中坚持从失败中学习
一九八○年代是中国民间社会组织蓬勃兴起的年代。自上而下的改革得到自下而上的有力推动，形成摧枯拉朽的合力，使得国家绝处逢生。邓大人把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但是，正如毛泽东第一次革命走到原初的对立面，邓大人第二次革命也走到拥护他上台的四五运动的对立面。进入九十年代，政治化社会得到强化，民间组织备受摧残，向公民社会转化的途径几乎全部被堵死。这种倒行逆施不是巩固而是削弱了执政的社会基础，想对民众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都做不到。这真像一个现代西西弗斯神话，早晨把石头推上山，夜里石头又滚下来。因为它的稳定不是建在凹点上，而是凸点上。邓大人南行讲话被认为是发动了“第二次改革”，但它掀起的是“全民经商，抢钱圈地”的高潮。所取得的成果，我们都看到了：市场经济，精英联盟，权威政治。贪污腐败，祸国殃民，接踵而来。如果列出一个公式，就是：精英联盟+权威政治=权贵资本主义=坏的市场经济。第二次改革的成果是以牺牲第一次改革的成果为代价的。
陈子明等人创建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是八十年代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民间科学研究机构，它通过办学积累起上千万元的基金。子明表示：他所选择的道路是“在民间社会扎根，促进某些社会阶层成长之路”。所谓“某些社会阶层”，主要是指独立知识分子阶层、政治中立的公务员阶层和民营企业家阶层。虽然他本人可以算是八十年代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之一，他发起创办行政函大是为了促进公务员阶层的成长，但子明最心仪、最投入的还是致力于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化与组织化。不论是办学还是办所，目标都是为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社会批判和政治参与搭建一个民间的平台。令人惋惜的是，初试锋芒，即惨遭灭顶之灾，各个研究机构在1989的大风大浪中解体了，人员扫地出门，资产没留一件。但是即使是在山穷水尽之时，他们的基本成员也未散伙，仍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一切可能，采取各种方式，坚持学习、思考、研究，没有放弃既定目标。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使他们屡出成果，受到知识界的尊重。
我和李盛平、陈子明是从办学开始合作的，而且纯属偶然。这里有必要对我自己做一些交代：1957年我在工人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工作期间，出版了刘宾雁《内部消息》一书，一同被打成右派。反右进入整改阶段，工人出版社突然宣布解散，只留一块牌子，并入工人日报，干部全体“下放”，它的领导机关已经被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吓破了胆，急于甩掉这个大包袱。我则留交报社“监管”，担任《刘志丹》小说责任编辑。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前，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向中央举报“小说是为高岗翻案”，毛泽东据此在会上宣称：“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我又被打成反党分子，发配山东。原想戴罪立功，结果是罪上加罪。这种处置人犯的方式有古老的传统，不过有个新说法，叫“挂起来”，因为《刘志丹》一案尚未结案。1978年，我被“借调”回北京参加工人日报的复刊工作，此时政策还没有落实（1980年2月，中央始为《刘志丹》小说平反），我一边编报一边编书。当时一些复出的老干部都有一个简单的想法，认为要防止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就应依靠四五运动涌现的新生力量，所以我主持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丙辰清明纪事》，而书中就记载有李胜平（李盛平）、陈子明（小平头）在天安门事件中活动的情况。1982年，胡乔木倡议恢复工人出版社，全总委派我为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但我当时正热衷于记者工作，采访冤假错案，随中纪委书记到河北、陕西等地查案，带青年记者们到上海、大庆等地实习，拖了一年多，也没有就职。1984年，北方书刊发行公司李盛平找上门来，要求支持他们创业，给他一个书号，出版一本《青年社交手册》，我才走马上任，讲好只收一万元交税，连书号费、编审费都不收。这本书一次就印了几十万册，还得倒贴税款，会计不干了，又叫他补税。谈这些细节，只是想说明当时人们迫切希望改革的心情，对于打破常规的作法，都急于一试，不那么看重“经济效益”。接着，陈子明主编的《外国着名思想家译丛》第一辑十本，也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还开了新闻发布会。过去沿袭下来的对作者进行政治审查的制度尚未废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把它免掉了。而我也没有把这些青年人和《丙辰清明纪事》中的人物联系起来。我有心寻找的一些“四五英雄”给我留下他们已经功成名就的印象，我在组织写了几篇报导后，也算大功告成。而真正的广场活跃分子找上门来，我却茫然无知，这说明我的政治感觉是非常迟钝的。
中国行政函授大学筹建我并不知情，对他们的意图也不了然，仅仅因为他们未经办妥全部相关手续，就开始招生，主管部门威胁要出面禁止开学，李盛平、陈子明这才“急时抱佛脚”，找我救驾，大概是觉得我“有求必应”吧？其实我当时也正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因为我主编的《开拓》（文学杂志）创刊号首篇发表了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因一句话不符合中央现行方针，一位坐直升飞机上来的长官指令销毁全部刊物。我们说，这是历史。刊物已经发出的没法收回，尚未发出的，建议另印一页换下来，以减少损失。问题还未解决，又碰上这么一个难题，我只得陪他们到成人教育主管部门补办手续，申明“承担一切责任”。次日开学，讲稿也是他们备好的。就这样当起了中国行政函授大学的校长。
但是，刊物问题出乎意料的复杂化了。这位新长官是个办事认真的人，毛泽东说，“怕就怕在认真二字”。他到南方视察，在广州、汕头、上海三地买了三本《开拓》，发现文字原封未动，立时火冒三丈，回来就派工作组查办。虽然我们声明过已经发出的收不回，来人还是不由分说，指斥我们阳奉阴违，对抗中央。我们的社长胡甫臣是当年中央大学着名的学运领袖，对这种没弄清缘由就乱扣帽子的做法大为不满，当即拍案而起，犹如当阳桥上一声吼：“他算老几？敢说代表中央？”全场愕然。后果可想而知，他们真的把中央搬出来了，打了报告，政治局常委依次画圈，工作组要第三次进驻出版社。幸而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出面挡了一下：“过去整得人家家破人亡，别再整了。”我们才躲过一劫。《开拓》已出到第四期，我自知罪责难逃，不如主动让贤。胡甫臣本来是要留任的，也自动告退。我们一人领了一本“老干部离休荣誉证”，回家“光荣”去了。
我们将《第二种忠诚》发在首篇，原有代发刊词的意思，旨在表明刊物将持一种批判的现实主义态度。但我和宾雁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宾雁认为无条件服从是第一种忠诚，苦谏进言是第二种忠诚。我则认为只能忠于人民，对党无所谓忠不忠。任何政党都没有权利要求自己的党员对组织效忠，它只能要求党员遵守党纲党章，享有权利，负有义务，像马克思在他制订的《国际工人阶级协会章程》中说的那样：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孙中山要求党人捺手印，向他宣誓效忠，遭到党人拒绝。因为只有黑社会才要求它的成员这样做。文化大革命中，“无限忠于”云云，实际是对一个革命政党的亵渎。编辑部准备组织一次讨论，交流思想，但宾雁文章发表后，即横遭干涉，我们还要为之辩护，那些想法也就搁置下来。
八十年代是“重估一切价值”的年代，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分析框架都在发生急骤的转变，新思想、新语言应运而生，旧的意识形态土崩瓦解，完全丧失了“镇制功能”。鉴于毛泽东“君师合一”或曰“政教合一”体制对国家的危害，我在为陈子明（喻希来）着作《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写的序言中，曾提出重建道统的问题。里面说到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代人：世纪之交的一代，“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和世纪末的一代。在从西方引入民主传统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敏而好学，足够活跃，足够勇敢，但缺乏耐心，缺乏恒心。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徐继畲赞美“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再到严复翻译穆勤的名着，先进的中国人都是把英美的民主政体作为学习的榜样。甲午战败和庚子之乱后，当朝野上下都决心打开国门、拥抱世界之际，人们开始看花了眼。20世纪初，革命党向往的是法国模式，执政权贵锺情的是日本模式；过了二三十年，老革命党变成了新权贵，新革命党不再崇尚法国模式，而是“以俄为师”，新权贵则心仪德国模式，鼓吹时人所谓的“法东斯主义”；再后来，又是什么南斯拉夫模式、新加坡模式……总是在不断地追时髦、赶潮头，一遇挫折就改换门庭，拜新师傅。经过一个世纪的折腾，中国知识分子才重新回到宪政民主的出发点，聚集在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开创的自由民主新道统的旗帜下。之后，谢泳又将“一二九”一代区分为“延安知识分子群”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群”。这种区分是很必要的，因为这两个群体，在三四十年代民族危亡的关头登上历史舞台时，他们对于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国家工业化的诉求是高度一致的。延安整风中他们普遍接受了以新民主主义为特色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新中国的大一统思想。但在建国后，由于毛泽东迅速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以极端化的手段推行极权化，“一二九”一代就发生分裂了，一些最优秀的人物如顾准、田家英、李锐、李慎之等均陆续离毛而去。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一二九知识分子群”和以胡乔木为代表的已经官僚化的“延安知识分子群”思想政治上的分歧有了更深刻的发展，几乎在他们曾经追求的所有主要目标上都分道扬镳。是汇入世界文明主流还是搞什么中国特色，是认同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观还是以第三世界代言人自居，与发达国家分庭抗礼，是走宪政民主之路还是坚持权力独占，特别是在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上，是和自由主义结盟还是把它当作主要敌人，所有这些问题，构成了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思想政治斗争的全部内容。斗争的结果是延安知识分子群理论枯竭，影响消失；“一二九知识分子群”的理论思维不断更新，充满活力。
“四五”一代和“一二九”一代在文革中经历了类似的磨难，因而有着强烈的思想共鸣，但他们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我作为“一二九”一代的追随者，深感阅读面的狭窄，奋力突围，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先后和陈子明的《外国着名思想家译丛》、姚鹏、马晓军的《西方思想宝库》、甘阳等人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建立了合作关系，但在“清污”的逆流中又以反自由化为名统统反掉了。直到李慎之破门而出，才建立起两代思想家的链接。这是中国思想界最大的幸运。对“四五”一代我曾做过如下的判断：“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四五’一代被称为‘怀疑的一代’和‘觉醒的一代’。他们曾经是‘中国的花朵’、‘毛主席的红卫兵’，但是严酷的生活实践使他们所崇拜的偶像坍塌，并开始了‘怀疑一切’的艰难跋涉。他们的怀疑从毛主义到列宁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昔日的神圣教义变成了多元化思想源头中的平凡的一支。‘四五’一代吸取的精神营养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一二九’一代。他们的觉醒意味着一种历史的转折，扭转了二十世纪以来几代中国人越来越左倾激进化的趋势。由于‘四五’一代在思想上经历了寻寻觅觅、反覆求索，因而他们对信念之执着、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之强烈可以与‘五四’一代相媲美。由于他们在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四五运动和种种民间结社中有着政治参与和自发组织的丰富经验，在对国情人性的了解与政治成熟的程度上，也绝不亚于‘一二九’一代。”现在看这个判断大体上是不错的。在未来二十年中，自由主义将主导中国思想潮流也是没有疑义的。
陈子明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他的组织才能，学术思想的建树相对滞后。也许正是囚禁生活给了他一个思考和研究的机会。他是中国公务员制度的首倡者，也是行政区划研究的有心人，但行政函大的创办，又促使他暂时将理论搁置下来而投身于实践。我对于政治学的理解，只限于国家与革命、战争与和平这一类马克思主义常识，可以说是个门外汉，对我来说，也有个重新学习的问题。学校对我虽不苛求，但我也几乎天天要挤公共汽车来上班，审读编写的教材，检查课程的安排，晌午由办公室秘书周海燕用煤油炉子煮一碗清水挂面。给我的劳务费，我则资助两个青年读大学，直到一个读完硕士，一个读完博士，去美国留学。在这期间，对子明的不满也时有所闻，最突出的是实行“家族统治”，妻子王之虹、妹妹陈子华二人“把持学校大权”，一个管人事，一个管教务。我曾就此询问子明，要他做出解释，他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办学之初，他曾请各方合作者派出可信任的人分任关键职务，条件是放弃铁饭碗，专职坐班，但当时没有人决心下海，他只得动员自己的亲属来冒这个风险。紧接着，北京市审计部门派工作组查帐来了，据说是学校账目不清。这对我无异于晴天霹雳，果有其事，我岂不是上了贼船吗？我虽然不信，却开始了明查暗访。访查的结果，我曾写在《阴阳界》序言中。王之虹是这个群体的顶梁柱，她通过自己抛弃仕途下海经商，为社经所团体在“单位社会”中生存找到了一个立足点。但她给我最突出的感觉却是营养不良，疲劳过度。也有几个职工向我告状，说她管理过严，不近人情，因孩子有病迟到几分钟，也要扣工资。我回答说：她要不执行制度，我就扣她的工资了。她们也不得不承认她以身作则，铁面无私。陈子明的妹妹陈子华，不像她嫂子那么锋芒毕露，从不高声喧哗，也很少见蹙眉皱额，待人接物，文雅得体，给人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超尘绝俗的印象。她毕业于北京商学院，又曾借调到社科院青少年所工作。我看过她编的两套丛书，基本上属于北京财贸经济函授学院的教材，对她的知识和能力做了考察，因为我有意推荐她到出版社去当财经编辑室主任。她和父母住在一起，因为没有房子，迟迟未能结婚。从我所了解的情况看，这两个女子在办学过程中，承受了最大的牺牲，负担最重，但她们并没得到相应的补偿或从中捞取家族利益，却被一些人误解，我觉得是很不公平的。
在办学前，子明夫妇住在他母亲单位分配的一套二室一厅的单元房内，办学之后，他弟弟结了婚，两对夫妇就合住一个单元，有人提议买一个大四合院安置校部兼作宿舍，也为他所拒绝。他在社科院领一份工资，在学校不取报酬，连车马费也不领，过着粗衣疏食，简朴洁白的生活，我有足够理由相信，他追求的是事业的发展，不是富贵荣华的黄金梦。审计局、文化局和成人教育局联合工作组三次进驻函大，反覆查帐，都未查出他们想要查的问题。我因此感到宽慰，对子明也增进了理解和信任。
中国行政函授大学教学质量无可挑剔，出版了学刊《政治与行政研究》，还计划设立研究生院，公开招生，但未获批准。函大开课后报名者仍络绎不绝，可惜只办了一期。之后，子明和盛平等人分别筹建了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和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邓正来在引进“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民间社会”）理论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社经所团体早在八十年代就开始在实践中致力于推进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邓正来本人当时正是其中的一员。
我和子明、军涛进入实质性合作始于接办《经济学周报》。1988年3月，《经济学周报》因负债经营，面临危机。崔绍林社长找到光明日报的陈英茨求援。陈英茨想到我，因为我俩在“地下工作”时期，就一起办过报刊。我们又和子明商量，子明同意由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系统内的三个所出资组建经济学周报董事会，并立即拨款十万元以解燃眉之急。随后，周报进行了人事改组，在原社长崔绍林之外，又加一个社长陈英茨，由我担任总编辑，陈子明担任总经理，王军涛、费远分任副总编辑和副社长。实行“总编负责制”。
《经济学周报》是由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主办的学术性报纸，一直被认为是经济改革的理论重镇。创办人于光远、冯兰瑞都是在中国享有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朱厚泽担任中宣部长期间，对周报曾给予很大的支持。我接手周报编辑时厚泽虽已去职，但他所营造的宽松的文化环境，由于主政者的改革取向，舆论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恶化。报纸所以弄得难以为继，不是因为办报方针、思想内容而是因为运作方式不得其法。总编辑及各版主编都是兼职，每期稿子编好，才到编辑部来一次，十几名专职编辑记者除了校对，反而都没有事做。经过和冯兰瑞、于光远多次交谈，在办报方针上取得共识，即改版后仍按经团联原定的方针“以学为主，不唯学字”。我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要重视实证化研究，为经济发展提供充分理论论证；要有忧患意识，提高预见性；要各学科交流，注意经济发展中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三个面向：公务员、企业家、知识分子。版面的分配也基本按照这个比例。各版都确定了责任编辑。同时宣布周报工作人员不得在外从事商业活动，因此有两三人自动离职。
王军涛撰写的改版发刊词《经济学的变迁》，引起经济学界的普遍重视，给人以异军突起的感觉。多数读者对周报的改版反映良好，认为符合中共十三大“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的精神。读者对某些文章的提法、观点、措辞提出的不同意见，我们都十分重视，重要的还在编辑部中进行讨论。从这时开始，我和子明、军涛等人才有了思想上的交锋，在扎根民间、保持独立，不依附任何权势集团，以宪政民主为目标，推动政治体制变革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我虽然缺少他们所特有的突发的灵感，但不缺少抑制冲动的意志力，头脑也不僵化，能够吸纳来自各方的信息，他们老想怎样开头，我则常想如何收尾，两代人各有所长，因而配合默契。
【（图）：1986年3月，挂靠在中国行政函授大学下面的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成立，成员有陈子明（主任）、李盛平、王军涛等。同年8月，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成立。中国政治学会第一副会长李正文任所长，陈子明、李盛平任副所长（陈主持常务工作，李负责编辑出版事宜）；何家栋等任顾问。图为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陈子明和顾问何家栋。（《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 (64memo.com – 2004)】
在这期间，社科院领导指出“带资办报”是非法的，周报人事变动亦未申报，有意要周报停办。同时还批评周报的内容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九月，经团联秘书长会议就此进行检查，确认编辑方针没有错，但要求压缩与经济学无关的内容。社会文化版应适当增加企业文化内容。决定成立经济学周报编委会，由冯兰瑞任主任，戴成、陈英茨任副主任（兼名誉社长），崔绍林任社长（法人代表），何家栋留任总编辑，增聘罗点点、高瑜为副总编辑，并向社科院申报。
周报的定位是民间报纸，站在民间立场，反映民间声音，不是代表官方发言，它始终信守一条原则，要有历史感，贴近文化层面，虽然也有人担心这会模糊“改革派旗帜”，但我们并不因此而人云亦云。我一向认为知识分子不必都热衷于做官僚政客的智囊、幕僚，而应该自觉自愿地做社会的清道夫、守夜人。这里略举几个题目，大致可以看出周报的“舆论导向”，它第一个提出建立社会经济新秩序的主张，第一个对公检法联合办案持否定态度，而且不止一次指出“政府行为规范化是建立经济新秩序的前提”，“用规范化方式调整宏观经济”，“有效政府是现代化成败的关键”，“我们需要一个硬政府”，主张建立法理权威，而不是政治权威、个人权威。第一个警告“流氓意识是社会公敌”，“游民是导致社会动汤的爆炸源”，第一个提出官办群众组织不是政治优势而是政治劣势，第一个对发展战略提出异议，认为“发展急于求成，改革推进不足”，要警惕改革疲劳综合症。1988年10月9日，王军涛以评论员名义写的文章《稳定•；改革•；发展》，把稳定置于首位，望政府好自为之，在多年之后才被政府更动了一下顺序，采纳为指导方针。但是很多人还是把周报看作“机关报”，“辕门抄”，对它采取兼收并蓄方针表示不满。对所有的批评，我们都发表在“读者评报”专栏，要形成公共舆论，就不能只有一个声音。真正引起震动的是高瑜采写的严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这是高瑜的系列报导之一（第一篇为巴金、邓朴方《关于人道主义的对话》，载香港《镜报》，高瑜在中新社时即担任《镜报》特约记者），也是个老问题，因中共十三大就已强调“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所谓从人治走向法治，主要就是决策要遵守程序，改革中出现的许多失误，很多就是由于决策无程序、无规则造成的。周报328期（1988年7月10日）就已提出“改革决策需要程序化”这个问题。高瑜这篇访谈提出经济要防止勃列日涅夫停滞，政治要避免权力更迭非程序化，文章发表后，即被一位高级权威指责为“走到反党反社会主义边缘”。“六四”后，陈希同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中，也诬指此文为“动乱纲领”，就更加匪夷所思了。
【（图）：1988年，陈子明任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王军涛、闵琦、刘卫华、陈小平、费远、郑棣、谢小庆、王之虹、王巍、陈子华、方宇、毕谊民、白桦等人先后担任所务委员。何家栋等为顾问。图为在稻香湖公园召开的一次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务会议。左四陈子明，左五毕谊民，右一王军涛。（《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
我认为游行示威是民意表达的一种方式，也是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强行压制，不仅是违宪行为，也会迫使公众将不满转为个体反抗，造成普遍的社会混乱。但我也反对将马路街垒化，一旦形成对抗，将危及公众安全。我在编辑部多次说过，如果出现对抗，不是导致社会进步，而是社会倒退，促成保守派得势。周报也一再发过“有足够的善意才能解决问题”，“领导不能屈从华而不实的民意”的文章。绝食开始我即在编辑部宣布“不要上街声援”。戒严令之前，周报发了社科院、经团联的声援信和曹思源关于改变党的执政方式三条建议及评论员文章，主观上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基本出发点是要缓解而不是激化矛盾，要和解不要对抗，要诉诸理性而不是诉诸感情。周报发的一些谈危机、谈困境的文章，也都是出于防止动乱（文章细目有报纸可参阅）。《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五天》，实际上是第三天写出的。因为不满意，我又重写了一遍。工厂等不及，编辑临时从王军涛文章中摘录一段补充进去。我在第四天完稿，报纸已经上机开印。直到六月四日这一期，我们还发表了署名陈非的文章：《中国：需要平心静气》，呼吁“国家大事不可能在马路上获得解决，只能依靠民主和法制。一个政府，一个执政党，只有善于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善于进行利益整合而不是固执成见，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报纸还没印完，枪声就响了。绝食之后，中小学生也上街了，朋友们非常焦急，觉得这要大乱。国务院发言人与学生对话的当晚，《北京青年报》孙禹找来，动员我出面劝告学生结束绝食，退出广场。我们当即给王丹写了一封信，主要是说，他们的政治诉求已得到表达，不要动员中小学生上街，不要呼吁市民声援，以免扩大事态。同时劝他们停止绝食，返回校园。到广场纪念碑前没有找到他，就把信留下了。过了两天，王丹给我打了个电话，要我证实两个消息，某人是否还活着，某人是否坐飞机逃走了。我说：“孩子，这两个消息我都无法证实。你们千万不要听信谣言，赶快回去吧！我是真心爱你们的！”他说：“我们现在退不下来。”电话就挂断了。
悲剧已无法避免，正如李锐老诗中所言：“‘通灵宝玉’不能丢，刀握手中岂可收！‘您好’之声犹在耳，门前坦克似洪流。”（《风波》）胡耀邦生前说过：“改革者没有好下场！”他是有“求仁得仁”的思想准备的。学运导致改革者下台，贝子贝勒上台，他们虽然还打着改革的旗号，但已改变了性质，工人农民都成了被宰割的对象，改革中最大的牺牲者。到了二十一世纪，新领导举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旗帜，开始遏制这种势头，也许历史又给中国一次机会。但它肯定不会由声名狼藉者来收拾残局。《经济学周报》1989年6月11日被迫停刊，总共出版了388期，我从324期起387期止任主编，共64期。同时编出十名青年学者的文集，准备出版“经济学周报丛书”，也告夭折。我对光远、兰瑞先生感到歉疚的是，他们辛辛苦苦创办起来的一份报纸是在我手中断送的。我在总结编辑工作经验时说过：“我的运气不好，做什么事十有九次要失败，还有一次是站在失败者一边。”尽管如此，《经济学周报》这一年多经历，是我第一次和子明、军涛合作编报，两代人合作无间，优势互补；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想法编报，那是一次充满激情──欢乐和痛苦的经历。
恩格斯说：顽强奋战后的失败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同样有价值。失败是可悲的，但失败不一定是可耻的。失败确实会令人感到沮丧，但失败并不意味着永远的沉沦。这里所说的失败，仅仅是指社经所在89回合中暂时受挫，就他们的理念和献身的事业，则不会失败，只会成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间阶层的崛起，公民社会的发展，都不是以官方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常常把传统与成功联系在一起，然而，不经历一次次失败，在失败中坚持，从失败中学习，就不可能形成最伟大和深厚的传统。苏美尔文明和巴比伦文明都曾显赫一时，但他们经不起失败，一蹶而不振，现在只留下一些遗迹供后人凭吊；中华文明分分合合、几起几伏，屡经外族入侵和统治，但它始终坚韧不拔，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西方社会，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曾经历了数十年到上百年的政治失败和挫折，才从在野党、反对党转化为在朝党、执政党。不经历长期的在野，就不会有政治上的成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但是，从他开始就忘记了历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都是和自由主义结盟才取得胜利的。当把自由主义当做敌人，他就开始自掘坟墓了。因为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就是清除内部盟友，动乱不已。第一代、第二代都有这种不光彩的记录，而且不止一次。他们现在还在梦中，没有得出真正的教训。一种腐朽的垂死的体制，已经失去了吸纳和更新的能力。我们必须以此为戒。1949年之后的中国，在“鸣放”运动、“文革”运动和“北京之春”运动中，曾经涌现过一批又一批争取民主的仁人志士，但是，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言说，他们的追求，在大众媒体中、在多数人记忆中现在已经湮灭。如果每一次失败都意味着死亡，甚至是毁尸灭迹，失败者就会成为历史的孤魂野鬼。我们必须记住失败者的事迹，坚守失败者的信念，保存失败者的胤嗣，吸取失败者的教训，这既是一种道义责任，也是中国民主事业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前提条件。
在失败中坚持，需要有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情怀。只有把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一种基本人权，而不是特定国家的一种强盛手段，才不会因为一时的得失成败而动摇了追求的信念。秦晖说，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但是中国文化如果仍然富于生命力，它必然有自己的超越性与终极关怀资源。当今的中国，自由主义缺的不是学理，而是实践。自由主义当然不能说不需要自己的“神学家”，但更需要“圣徒”：为了拯救众生，他们基于信仰而愿意戴荆棘冠、钉十字架、上火刑柱，但他们并不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不要求别人与自己一样付出代价，也不要求他们回报自己的付出，甚至对别人的不理解、别人的敌对也以德报怨，正如胡斯对那位往自己火刑柱上添柴的“虔诚老妇”。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当人们缺乏足够虔诚时，学到的往往是浮于表面的、花架子的东西，失败和逆境才能促使人们深刻反思，结合亲身体验学到真正精髓的东西。对于中国的民主化来说，不仅需要学习民主的理论和制度，更需要养成民主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开放的胸襟，宽容的心态，平衡的艺术，妥协的智慧。
经过历史的风风雨雨，社经所已经证明它是一个富有理性的建设性的负责任的知识分子群体。它一直在探索宪政民主的道路，执政者的自私心理使它不能理解这是寻求国家长治久安的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政就是限政，尤其是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宪政的施行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领域。仅与个人有关的事，由个人自己作出选择，这就是自由的原则。仅与一个社团、社区、地方（统称为人群）有关的事，由该人群自行决定，这就是自治的原则。与一个国家所有人有关的事，由全体选民及其选出的代表决定，这就是民主的原则。上述三个领域的边界是不清晰的，因此需要有一个处于权威地位的宪法解释和审查机构，就事论事地不断审核与界定上述三原则的各自有效范围。邓小平在1979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现行体制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显然不适应宪政民主的需要，未来中国应以宪政体制的“四项基本原则”替代，即：第一，自由原则；第二，自治原则；第三，民主原则；第四，以上三项原则的位序原则；可以在个人自由范畴内解决的问题，不诉诸于社区自治或地方自治，可以在自治范畴内解决的问题，不诉诸于全民民主和中央治理。宪法解释和审查机构（法院、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应根据位序原则来处理涉及人权与主权、地方与中央关系的立法、行政与司法纠纷。人们寄希望于启动第三次改革，来个否定之否定：以宪政体制取代权威政治，扶助弱势群体，抑制豪强势力，和民间自发力量形成良性互动，以好的市场经济取代坏的市场经济。
《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记载了中国的一群人、一组团体。您不仅可以看到1989年民主运动的关键人物和事件的真相，而且可以从这些自由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和所作所为，了解到这一事件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思想方面的历史根源。
(明镜出版社)
多维新闻DWNEWS.COM 2006年10月17日10:17:3(京港台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