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肯尼迪论坛演讲稿
在中国经历了五年牢狱煎熬后回到美国，每个周日我去参加礼拜，我们的牧师莱斯丽•斯特灵（Leslie Sterling）都会说：“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让我们无所畏惧的活着！”这简单而有力的祷告每次都引起我心底强烈的共鸣。
我在中国5年的牢狱生活是一个不断克服恐惧的经历，它加深了我对恐惧如何让犯人屈服的了解，也让我明白一个专制政府，如同一个大监狱，如何利用恐惧来控制奴役人们的思想。我逐渐意识到，要结束独裁，我们首先应该致力于结束我们自己以及我们为之奋斗的民众内心根深蒂固的恐惧。
回想狱方对我和其他囚犯使用的方法，有赤裸裸的暴力，有恫吓，有演示独断专行的无所不能，有人身攻击及侮辱，有关小号，有垄断解释权及洗脑，有骚扰及心理折磨，有故意让人筋疲力竭，有偶尔的小恩小惠，有强加的琐细要求以及无端侵犯隐私等等。从广义上讲，中国政府采纳同样的手段在中国广大民众中制造恐惧使他们屈从，因此恐惧渗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每个生活在这个专政制度下的人内心都充满恐惧，害怕因表达不同政见或仅仅因为说真话而受到迫害、监禁乃至死亡的威胁，害怕丢掉工作或其他赖以谋生的方式，害怕被禁止出版，害怕给家人带来麻烦，害怕影响孩子的前程……恐惧成为人们的习惯，习惯成为第二生理。恐惧极度内化乃至人们都意识不到恐惧的存在，只知道如何循规蹈矩、坚决不越界。
最近一些外国学者所作的调查错误地表示中国公民对中国政府的支持率高达百分之六十、七十甚至八十。这样的调查不能反映中国的真实状况，因为这些学者忽视了中国人心存极度恐惧这个基本的心理状态。
中国政府能够继续它的统治，并不是因为中国老百姓喜欢独裁政府，而是因为象在所有的专制社会中那样，他们处在集体行动困境中。每个人害怕自己反抗的代价会远远高于被奴役，尽管愿意看到邪恶的政权垮台，但是希望别人，而不是他们自己，去行动来结束它。
这种现象可能还不是中国现状中最差的部分。无所不在的恐怖气氛下施行恩威并用引诱人们合作、主动配合乃至心甘情愿地被管制。在中国监狱一个普遍的现象是犯人主动配合狱卒去压制另外一些犯人来换取好处。几乎监狱里所有的刑罚都是犯人发明创造的，几乎所有监狱的管理条例都是犯人起草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精英处在类似囚徒困境中，也正因为这样，中国政府可以驯服他们来支撑其统治的基础。
我们虽然希望但是决不能寄托于中国的独裁者主动开放政治权益领域。民主中国的到来更有可能是中国人民内部民主力量不断增长的自然产物。但是我以上所述集合行动困境及囚徒困境是前进路上的巨大障碍，人们内心根深蒂固的恐惧是所有这一切的根源。
我认为所有的恐惧有三个组成部分，即精神恐惧、物质恐惧及自我施加的恐惧。
精神恐惧可以通过理念、信仰及英雄行为来克服。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们，一代又一代，为自己的理念及信仰站起来。他们的英雄行为以及他们所经历的痛苦折磨告诉人们一个真理，即“最大的恐惧是恐惧本身”。他们不仅在道义上鼓舞后人追随也为后人铺垫了道路，利用国内外的压力要求中国政府有所退让。我们必须鼓励更多的英雄行为，让这些行为广为人知，扩大他们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力。
我自己也经历了精神恐惧。当中国当局以无端的罪名起诉我的时候，我有些害怕。我怕间谍罪的起诉会玷污我的名誉，这么重的罪名可能会让我在监狱里关押很久。但是在一次审讯中，一位警官在得知我是基督徒时，请求我为他的家人祈祷，并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他说：“象你这样的好人不该有那么坏的结果。”他的话让我顿时心明眼亮。我可能不像他想得那么好，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定，就是我是无辜的，中国官方应该比我更害怕。他们害怕我回到中国，他们想给我一个不好的罪名是因为他们害怕我的好名声。我是令中国专制政府害怕的力量。我为什么要害怕？于是我在法庭上做了如下的发言：“无论我被判多长时间，我要在监狱里待到最后一天，我要享受在我热爱的祖国自由行动的权利。我在监狱中将拒绝任何引渡的安排，就算是好意的安排我也拒绝。”我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我拒绝了以立刻离境为条件提前释放我的安排。我逐渐从精神上克服恐惧并加强了我以前的一个信念，即：“有勇气并不等于一点儿也不害怕，而是即便害怕也还是选择做应该做的事。”
物质恐惧，恐惧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可以通过外部力量将真正的代价减小，即迫害的严重性减小。每个人都有害怕的理由，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有直接及间接的损失。
我再讲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我是在昆明被捕的，当警察蒙着我的眼睛把我从昆明押解到北京的时候，我感受到令我寒彻透骨的恐惧：他们会对我做什么？会不会杀我？我开始向上帝祈祷。有将近15个月我被独禁，和外界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像人一样的接触。满怀焦虑与担忧，我像个动物一样活着。每天，我被强迫目视前方，一动不动地坐4个小时，很久都不能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或晒太阳，最长的时候这样过了8个月。而且，我还得经受问讯的警察各种精神折磨。最初我只能勉强聚集些勇气不配合他们。但是当我听到外界对我巨大的支持后，我勇气大增，开始抗议，因为我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也没有被遗忘，有全世界那么多人站在我身后，我可以忍受痛苦。我开始了最初的抗议，成功地结束了拘留所要求我长时间坐着不动的折磨。
我的经历表明，外界的声援可以减少民主人士所要面临的危险及付出的代价。事实上，中国政府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国际形象，你们的声音即便在中国的牢狱中也能听到，一旦被听到，情况就会悄悄转变。
恐惧的第三个成分是自我施加的恐惧，比较明显，可以通过教育减少或克服。独裁统治者们所制造的紧张气氛不断蔓延扩增以至于恐惧本身成为恐惧的主要来源。在很多时候，危险比想象的要小得多，恐惧本身属于幻想。对任何独裁者而言，制造自我施加的恐惧是最有效的维持统治的方法。不幸的是，很多时候人们因为夸大独裁统治的力量并循规蹈矩而不知不觉地加强了独裁的统治。
如果普通的中国人都知道在人权领域中国政府实际上处于守势，许多自我施加的恐惧会不复存在。那些统治者们，做了那么多违反人权的事情，应该比我们更害怕。最好的办法是一点一点的靠近自由的界限并不断扩大自由度。
我深信我们这些充分享受言论自由的人，站出来批评一个独裁的政权几乎没有任何损失，有义务通过讲真话来帮助中国人民。但是有些美国学者，在进行中国问题研究时采取自我审查，回避将他们对中国的真正看法讲出来。他们所传达的信息正在误导中国的民众及国际社会。他们这样做是由于恐惧，自我施加的恐惧。他们害怕被禁止做中国研究，害怕不能接触中共高官或失去接触的竞争优势，害怕失去他们享受的优惠待遇或被厚遇的机会，这些中国政府和他们达成的默契。他们，同样也成为恐惧的奴仆。
如果我听到一个哈佛大学教授告诉我：“我不能批评这个，因为我想和中国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我的心情会很不平静。在南非人民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时候，一个了不起的美国人，雷奥•萨立文（Leon Sullivan），写出“萨立文原则”帮助美国企业界集合力量扞卫维护最基本的人的尊严。我满怀敬意的建议在美国的中国学者们应该采取相同的举措。例如，如果有一个中国学者因为直言不讳而被禁止入境，别的人应该怎么做呢？我想我们都知道答案。
在监狱里，我尊敬每一个人，不论犯人还是狱卒，把每个人当人看。我教他们知识，和他们分享我的民主思想。当我的条件有所改善后，我教他们英语、数学、经济、逻辑及中国书法，我还训练了一只篮球队有3年时间，直到我在那里的最后一天。和我一起的犯人最后克服恐惧和我一起努力改善监狱的条件，有些狱卒克服恐惧成为我的朋友。犯人和警察克服了恐惧因为他们觉得我是另一种选择，他们看到另外一种未来。他们意识到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确的，民主运动人士代表着光明的未来。
我今晚在这里不是要告诉你们民主体制为什么好以及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制度，我相信你们中绝大多数热爱民主并有兴趣看到民主在中国扎根。我想要和你们分享的是，基于我自己的经历，我认为如何可以帮助中国人民乃至我们自己减少并根除我们心中根深蒂固的恐惧。这种恐惧是我们群策群力促进中国民主进程的巨大障碍。我们应该公开的和中国国内外的民主力量合作，给他们道义及物质上的援助，给他们出谋划策提供资源，让国际社会对他们的处境给以关注，讲述中国及世界的真相，保护那些身处险境的人们。所有这些想法及做法，会减少民主运动人士所要面临的危险及需要付出的代价。当恐惧逐渐减少时，越来越多的人们会加入到民主力量中。集合行动困境会因此而不复存在。民主力量的增长会进而帮助瓦解囚徒困境，因为事实会证明给在中国执政的一些精英们民主是中国的另一种选择，从而使他们脱离独裁政体加入到民主力量中。毕竟，谁愿意站在大势已去的一方呢？
（2007年12月5日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论坛上的演讲的中文翻译稿，秦川 翻译）
注：杨建利，1986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先后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及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政治经济学两个博士学位。1989年回国参加民主运动，从此以争取中国人权及民主为己任。杨建利博士2002年回国考察时被捕，并以间谍及非法入境被判5年徒刑，2007年终于重获自由与波士顿家人团聚。
《议报》第335期 2007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