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中国的危机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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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见面。

明年对中国将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首先,明年是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同时又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还是一九七九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十周年;这四个重大历史事件中间有许多很有意思的联系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企图把法国大华命的民主传统引进中国,但是没有成功,按照共产党的允诺,一九四九年应该完成一次彻底的民主革命,也没有成功。一九七九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仍旧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回顾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我们能看到,中国跟有些国家不同,在历史进步的过程中,每往前迈出一步,都是非常艰难的。在大陆,今年春天出现的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震惊。物价大幅度上涨,城市居民生活普遍下降。同时社会秩序出现了混乱,也出现了罢工和骚动。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大陆人民的精神状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失望、悲观和沮丧的情绪。有人把这种情况归咎于改革。而实际上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带来了这样一场政治和经济的危机。

从一九七九年实行改革以来.始终有一种.社会势力在顽强地抵制和反对改革。假如说经济改革还比较顺利的话,政治改革实际上是按兵不动,没有进展。最晚是从一九八零年年初开始,我们就发现改革在战略上有极大的漏洞。即是单打一地抓经济改革.在政治上没有决心实行民主化,其结果就是官僚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没有受到任何触犯。他们能在反对改革的同时,又利用改革提供的自由和机会.大发横财.从而给改革带来了破坏。中国共崖党的报纸现在公开承认所谓“官倒爷”的存在。“官倒爷”利用他们在政权、物资分配、信贷金融、进出口贸易和企业管理方面掌握的特权,来谋取私利、人民的精神状态.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少见的危机。一九四九年以来,全部政权和全部社会生活都纳入党的掌握之中,人们没有权利干预政治,没有权利参与决定自己命运的过程。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人民曾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命运委托拾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绝对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真理和光明的化身。因而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在大陆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民间团体,所有号称为“群众团体”的组织,比方工会、共青团扣妇联等等,实际上也都是党的一个分支,党的一涸部门。这个状况到现在为止没有根本的改变,因而当人们面对各种各样不合理的现象时,感到自己没有力量改变这种状况。这种无力感是造成人们精神沮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时在这个期间,又是中国人所享有的民主、自由逐渐缩小的过程: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对三十几年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真相,基本上是无法了解的,对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他们也不知道原因何在,既不知道中国问题的要害在哪里,也不知道中国的出路何在。除此之外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民曾经在文比大革命之后,对邓小平集团寄托很大希望,希望实现已经等待很久的民主.而结果不但政治民主化没有任何进展.中国领导反而发动以反对“自由化”为名的三次政治运动。明明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党内官员的腐败,是人们缺乏民主,是人权得不到充分保障共产党在这些方面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拖,反而企图通过对知识份子的压制,来进一步缩小中国人民的民主,因而理所当然地导致了中国人民越来越严重的失望。

对目前中国出现的这种种事态,多数人持悲观态度,认为“糟得很”。对中国前途抱比较乐观态度的人为数不多。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认为观察中国间题的时候,假如我们用传统的观念来看,便会把情形看得很坏,比方现在不如过去安定了,认为安定是好事,动荡是坏事。用这种观点看今天的形势,就会导致悲观情绪。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时候,我曾经羡慕过北朝鲜,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又一次羡慕过北朝鲜.我认为他们那里比较平稳,经济和文化都在上升。到了一九八零年,当我了解到北朝鲜的真实情况后,才恍然大悟。我心里暗暗地说:“幸亏我们有一次文化大革命。我们宁愿有一次文化大革命。”与其像北朝鲜那样四十年一潭死水,像罗马尼亚那样,他们的粮食、肉类,直到冬季的取暖都成了很大问题,局势居然长期平定,那么我觉得动荡比安定要好得多,中国的现状比他们要好得多。甚至于比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八二年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强,即使跟苏联十八年的停滞相比。中国现在的动荡也比那种状态要好得多。

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搞得最热闹的时候,捷克出现了“布拉格之春”,后来被苏联出兵平息了。二十年之后的今天,据去过捷克斯洛伐克的人说,那里的情况仍然比较平静,看不到生机。和捷克斯浩伐克相比,我认为中国也是更有希望的。

人们对中国的情况悲观,还因为中国的社会机制是特别的:中国的许多坏事,不到一定时候不大容易看得见,中国的好事也不容易从表面上看得出来。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于无声处听惊雷”,观察中国的事情,我套用一句话:“于无形中看变化”。文化大革命期间,当亿万中国人民举着小红书,“毛主席万岁”喊得最响的时候,也就是毛泽东的威信开始坠落,开始被摧毁的时候。十年文革带来的极大成果,就是中国人民的觉醒。这个觉醒,到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事件”,到七八、七九年“西单民主墙”的时候,才被我们发现。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负担.就是中国人性中的奴性,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大削弱了。同时中国人也抛弃了毛泽东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种变化并不是每一个到中国去过的人,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看得清楚的。十年经济改革带来的经济变化,比较容易看得到,十年来更重要的政洽上的变化.便不是很容易看得到的。真正重要的变化也许不是几亿农民生活的改善,而是他们摆脱了人身依附状态,成为自由的个体。他们可以自由行动,他们可以做任何想要做的事情。知识份子的地位也有相当变化。将近三十多年时间,中国知识份子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工作。他们一经分配到一个地点,就永世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即使遭到领导的迫害和压制,他们也没有办法摆脱。现在由于经济改革,出现了大量民办企业、民办文化机构,知识份子的出路比过去宽阔多了。假如他要离开那个单位而不被准许的话,他可以辞职。而“辞职”这个字眼三十几年来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很多地方的科学技术人员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了民间的科研机构,完全摆脱了国家的控制.不再吃国家的俸禄。中国话说:“吃人的嘴短”,你不吃他的饭了,你人身的自由就比过去扩大了很多。光是上海就成立了二百多家私营的民办科研机搆,这个数字已超过了国营的科研单位。、

中国问题的一个核心,就是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当人民发生变化的时候,党和人民的关系也就发生了变化。当人民觉醒起来。有了更多自由的时候,共产党本身也就发生了变化。表面上看,共产党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实体,似乎在党内的人,大家都一样,实际上共产党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比。现在共产党和人民之间,党和非党的界限,已经远远不如党内两派力量之间的界限更为重要了。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是对立的两党,而共产党内的两派不同势力的差别,远远大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差别。我现在被开除党了,像我这样的人在共产党里有很多,而正因为发生了我和方励之等人被开除及胡耀邦下台的事件,党内像我们这样的人反而更多了,从七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共产党员,在一九八七年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我离开中国的两天以前,我的一个新结识的朋友,一个四十几岁的知识份子告诉我:“刘老师,一直到八六年,我还是一个保守派呢,现在我不是了。”我们绝不要忽视党内越来越强大的健康力量。正在各个领域里,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极大的努力来抵制中共中央的错误政策,使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速度有所加快。也可以说.他们在搞“自由化”。有一种很有趣的倾向,就是人民群众的觉悟在自然而然地影响着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的思想状态又自然而然地影响到党的干部,党的下层干部再影响到党的高层干部:党的高层干部同时还受他们子女的影响。所以共产党就这样不断地在变化之中。

中国的形势的一个重大演变,就是共产党对党和社会的控制力量在不断地削弱,而中国历史进程的自发性,即在经济改革诱发之下发生的远远超出经济领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过程,带有很大自发性的过程,也就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强大。我们绝不要忽视这种自发的演变。假如我们把中国的政冶制度比喻为一个外壳的话,这个外壳一九四九年是什么样子,现在基本上还是什么样子,但像正在孵化的鸡蛋一样,里面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很早以来就有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它从来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它从来没有否决过共产党所提名的任何一个候选人,但是现在他们开始否决了。今年春天以来,在各个省市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官方提名的政府领导人员候选人有相当多的人落选,而人民代表自己提名的人(十名代表有权提名一位候选人)当选的就发生了很多起。工会也从来不是真正的工会,但是现在慢慢越来越像真正的工会了。人民日报最近不断论述,工会应该监督党和政府,工会应该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我了解,这个变化不是共产党授意之后发生的.而是工会的干部自己研究了国外工人运动。提出了这个主张。一九八六年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工会干部训练班上宣讲了这个主张之后,受到工会干部的普遍欢迎.于是就变成了工会的方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前召开的一次工会代表大会,官方明显地准备任命、准备让代表推选江西省前省委书记担任工会第一副主席,实际就是正主席,但是经过选举,官方准备的人不但没有选上第一副主席,连工会执委会的委员都没有选上。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当选的是由于胡耀邦下台而被撤职的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假如说中国的保守派最恨中国十个人的话,朱厚泽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就是这样一个人,将在今后几年之内成为中国工会的领袖。我们再来看看报纸,一方面新闻自由在缩小,另一方面有个别报纸突破了官方的限制,像中国青年报,正是在一九八七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间成为了一份自由的报跃。我们现在迫切地需要一张民办的、自由的报纸。这张报纸比一个反对党的出现可能会早一点,但是也不会太早。当还没有这份报纸的时候,一个最现实的进步的可能,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外壳不变,但里面变了.变得更加自由化。刚才我说的工会、人代会和报纸几个例子,实际共产党的委员会,某些县委、市委也在经历着这样的变化。总的变化过程可以用“弄假成真”四个字来表示。

伴随着我刚才听说的这些变化,中国新兴的社会势力,即当年毛泽东消灭的资产阶级现在又蓬蓬勃勃发展起来了。私营企业的数字,现在大约是二十多万,从僱工几人到几百、一千、二千这样的“剥削者”。同时靠夫妻、家里人的劳动。从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的个体户,有两干一百多万户。这样一股势力已经有了既得利益.他们要扩大自己的利益,在现行制度下,他们感到不安全,他们需要政治上的代言人。这股势力正在跟中国进步的知识份子滙合到一起,成为一股极大的力量。中国知识份子一旦跟这种经济力量结合起来.他们就变得更加独立了,他们就不再依附官方的任何一个机关了。

当然,我向大家介绍上述情况,并不是说中国的事情马上就会变好。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准备,中国今后的几年之内,也许是三年五年,也许是七年八年,甚至于十年,在这样一段时间,中国将要经历相当大的痛苦。群众自发力量的盲动性,将给中国带来破坏经济和自然的破坏,这是应该设法防止的。但我仍然认为在旧制度、旧秩序瓦解的过程中,我们民族的生机就会变得更加蓬勃。

回顾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几乎每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巨变。今后十年的变化,因为是在十年文革和十年经济改革带来的进步的基础上发生的,大约会比过去任何十年给中国带来更大的进步。

从二十世纪初期起,中国已经出现过两次革命。辛亥革命创建了一个中华民国,一九四九年的解放又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国号的英文译名之差,仅在“人民”一词。和中华民国相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过程中,人民的参与程度要广泛得多,它确是在中国农民、工人和知识份子的拥护之下出现的。但在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号上“人民”这两个字就变得越来越模糊.,最后完全被遗忘了。政府的诞生.重大历史事件的出现.人民基本上没有参加。我举一个早期的例子:毛泽东原来说过,建国十五到二十年之后再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他突然改变了主意,一九五三年.即建国四年之后就提前了十一年到十六年在中国推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他并没有征求人民的意见,甚至于没有征求共产党员的意见。因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人民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很可疑的.据我看从来没有扮演过主要角色。今后的十年,中国历史实有必要完成这样一件工作,就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打一个人民的基础。也许在今后几年比较困难的状态中.一个个村庄,一个个小的市镇,人民慢慢地觉得必须自己组织起来,必须自己管理自己,必须自己推举出来真正信得过的人.作为他们的领袖。这样从基层一步步地来进行新的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各层官员将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接受人民的检验。真正好的会被保留下来,甚至被推选到更高层,而那些不能得到人民信任的人,将会失主他们的官职。

最后我仍然要强调:我们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危机。除了政治和经济上的问题之外,单是人口危机和教育危机就将很难解决。但是,中国人民既然已经为历史的进步付出了这样昂贵的代价.几倍、几十倍于其他民族的代价,既然我们今天有这样良好的国际条件,再也没有一个帝国主义会打到中回来了,也不会有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来支持中国的军阀,造成军阀割据,所以我相信如此勤奋和如此聪明的中华民族,总会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世界。

谢谢大家

1988年12月2日 在马里兰大学的讲演

李剑平根据录音整理

华府新闻报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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