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志着中国启蒙运动的开始的五四运动今年八十周年了。虽然时光过去了不少,但是启蒙的目标并未达到,启蒙的任务并未完成。

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秦始皇一统天下的两千二百年以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惟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近三百的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

不能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人一直没有觉悟到专制主义的弊害。从王充到李贽到戴震,断断续续、零零碎碎的觉悟是有的,但是系统的觉悟只是在与异文化大规模接触之后才发生。真正明确地诊断出中国的病根的是严复。他在一八九五年中国败于自己历来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朝野震动以后作了一个断案:中国所以从一八四八年的鸦片战争与西方国家交绥以来屡战屡败的原因就是“自由不自由异耳”!

用虽然没有思想家的名称,但是洞察力极其深刻的陈寅恪的话来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这实际上就是说,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夫虽不夫,妇不可以不妇。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生活在这样一张从朝廷到家庭无所不包的专制主义的网罗之中做奴隶。中国的历史尽管也有变动,用鲁迅的话来说,中国人实际上也只有在做稳了奴隶与做不稳奴隶的时代之间选择。几千年的奴隶生涯严惩扭曲了中国人的人性,使用权之成为鲁迅笔下的阿Q。

五四运动的主旨就是要打破束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解放作为一个人的个性。五四的先贤们缍发现了中国之所以停滞不前,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与“科学”。中国要振兴,要赶上先进国家,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得把“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位请进来。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八十年了,为了把德先生与赛先生请进中国来,也不知有多少花了多少力气,甚至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其艰苦与壮烈都是近代世界史上所少见的。然而结果是“五四”先贤的初衷仍然没有达到,只好套用两句孙中山先生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为什幺事情会这样难办?十年以前,也就是五四七十周年的时候,海内外兴起了一种论调,说原因是“五四”启蒙者引进的思想太激进。这种激进思想以主张“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为代表,主张彻底打倒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中国价值的失落,以到使中国原有的社会秩序无法维系,外来激进思潮亦即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思潮乘虚而入,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和社会都濒临崩溃,中国出现了长达几十年之久的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悲剧。

然而,持这种论调的人实在把中国传统文化估计太低了。他们没有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于一个所谓“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人品四万万”万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大的躯体之中,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给了它一个小小的刺激。这个庞大的“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躯体还有足够的力量包容、消解、篡改、转化这个刺激,又以最最最革命的形式来实现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强最烈、最黑暗、最野蛮的专制主义。它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要不停地“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集体主义”。

中国传统价值,还有中国的传统社会,不但有人所共知的冠冕堂皇的一面,还有特别邪恶阴暗的一面,两者交替为用。说是推动历史的发展,其实都只是陷中国历史于循环往复的停滞之中的隋性力量。对这两方面的历史与实际都还缺乏研究,尤其是后一方面几乎还没有着手。

这在二十年前,也就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中国的有识之士曾提出要重新审视所谓“封建社会主义”,这个论断从大方向上说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虽然我个人不赞成“封建”二字),但是,其后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探索中断了,没有能沿着这条思路深入发掘下去,只有到这一两年,以出版顾准的遗着开始,才有人重拾堕绪,继续从事研究。然而就其任务之艰巨来就,还只能说是刚刚开始。

在“科学”方面,情况也并不好些。这要感谢热爱中国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他尽几乎毕生之力研究中国古代的发明,结果得出结论:中国古代的科学在全世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只是在近五百年西方发展出近代科学以后才落后了。为何从如此先进掉到如此落后?这使他大惑不解,因此而形成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他的威望与影响使得今天的中国人神魂颠倒,大大高扬了中国人“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的阿Q精神。这是自以为对这个问题早有明确结论的五四先贤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害得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一层薄薄的科学思想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云浓雾,伪科学与反科学的思潮又在中国变本加厉,大肆流行。今天的中国,人口已达十二亿之众,可是只有屈指可数的“一小撮人”在做这方面正本清源的工作。任重道远,其艰苦可以想见。然而如果不做这个工作,历来长于明善而短于求真的中国文化是很难培育出真正的科学精神来的。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说中国已经老早超越了五四,确立了远超过五四所追求的民主观——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观,也确立了远超过五四所追求的科学观——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也有另一种说法,可称甚嚣尘上,认为五四已经过时了,我们应当超越五四,返回到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价值,因为它必将成为全世界未来的共同价值。这两者都近乎异想天开。

我们不愿意说,五四运动已经夭折了。因为从物质的层次上说,中国也还是有进步的。只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也就是五四所追求的“人的现代化”的目标来说,我们不能不感到要在中国这样古老而庞大的国家里实现现代化有多幺困难,然而正是人的现代化才应该是被中国定为国家目标的“现代化”的出发点与目的地。中国人必须从在自卑与自大之间失去平衡的阿Q转变成能自尊自律的、独立自由的现代公民。八十年的经历虽然使我们感到有些挫折感,但是并不足以使我们感到沮丧。因为五四先贤所要进行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它的成功可以推迟,但是决不会归于失败。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扑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反面教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它的教训对于有心人、有志者来说,正是无穷无尽的宝藏。要记住胡适的话:“我们要救国,应该从思想学问入手,无论如何迂缓总是免不了的。”我们只有屡败屡战,再接再厉,回到五四,重新启蒙。

作者附识:五四八十周年,本应为方纪念,未及动笔,即有《随笔》编者催逼,先作此千字文,未能尽言,聊见鄙意云尔。

文章来源:李慎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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