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从“主义”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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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思想近10年走势纵观

“话说天下大势”总有几分冒险,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学界中“沉默的大多数”在书斋中默默耕耘,并不追风逐浪,但10来年间学术文化的研究与讨论确有若干热点和中心话题,而且其变化转换的轨迹亦隐然可见。对这种发展演进的知识社会学因素加以梳理,探究其内在理路,想来是有意义的。听说上海和广州也有学人准备在(现代与传统)上提起类似话题,可见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一、启蒙与新知

国内和海外在介绍、总结8O年代中期学术文化活动时,往往依当时最有影响的“山头”(正规叫法似应为学术共同体)分出国学、科学、人文三派。我认为此说不甚全面,而宁愿按学术范围和兴趣将当时的活动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国学的复兴。

中国传统文化学术30年来在大陆备受摧残,尤其是在“文革”后期,为了政治需要,竟将孔夫子和林彪捆在一起批。拨乱反正之后,国学趁势反弹。虽然总体活动尚属恢复元气阶段,但若干海外传来的观点也着实振奋人心。海外儒者学业未缀,视野开阔,其中涌出几位大师,他们或冶中画学为一炉,企图将综合会通之理用于救治西方社会精神文化危机,或者论证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实得力于儒家学说道德。一时间,国学在大陆亦有遍卷神州风起云涌之势。

(二)马克思主义向人性复归。

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多年来宣传和坚持的意识形态,许多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左倾教条主义,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简单化和歪曲之后的版本。他们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归宿是人的自由创造和全面发展。他们的话语最易与原先的话语系统衔接,故引起上下各方广泛注意。但由于涉及意识形态敏感话题,经历的风波也最多。

(三)科学精神和方法的宏扬。

时值“科学的春天”,万千学子正如饥似渴地追求新知,一批原先攻自然科学的学者引入并利用对国人尚属新鲜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创建新说,以解说宇宙、社会、历史之谜。由于中国文化先天缺乏科学钙质而孱弱难立,由于人们长期习惯于期盼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因此学术思想中对科学新知的倡导似乎代表了时代精神,传播神速,一时蔚为大观。

(四)社会科学新思潮和观点的引介。

一批学者大量翻译引进西方2O 世纪社会科学的著作和成果,重点放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法学方面。由于他们的工作基本上是泽而不著,有时容易为人忽视,但这方面的努力在今日已结出硕果,分外引人注目,故对当初苦心经营的奠基工作应予充分关注。

(五)人文精神的阐释。

一些学者将自己的兴趣和方向定位于精神人文方面,以有别于那些经世致用的学问,这主要指哲学、宗教和文学。他们致力于译介以哲学为主的当代西方名著,同时研究中外现代文史哲各种问题,这方面的工作为国人深刻理解当代精神状况和学术潮流提供引导和路径,引起了海内外的重视。

以上五个方面大致对应学术界的五路人马(基本上以丛书编委会的形式自立),当然也有交错重合,比如后三个方面工作,不但若干个编委会同时在做,全国若干个出版社也在做。至于哪些人从事哪一个方面的工作,那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由这批人的学术专长决定。一般情况是,某个团体的一两个带头人审时度势,以发挥自己的所长为主要考虑因素,聚集一批志同道合,专业爱好相同的人,在选定的领域里开拓发挥。

这是一个热气灼人的时代,以笔报国的热情激励着莘莘学子,他们愿以自己的知识和思想给古老的民族注入活力,他们想遍采世界文化之精华以改变国民性。

文化精英如雨后春笋般冒头,青年才俊如长江后浪推前浪般涌现。

这是在外部信息爆炸,国内百废待兴的时代。万干读者像嗷嗷待哺的婴儿,学术上则是一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刚毕业的研究生,甚至尚未毕业的研究生,眼疾手快的纷纷跑马占地,那时谈不上学术功力、知识积累,只要脑子灵活外语好,一搞一个准。

好一派百花竞放,百鸟争鸣的景象!

耐人寻味的是,此时的中心话题并不新颖。和半个多世纪之前一样,仍是中西之辨,传统和现代之争。其实这并不奇怪,世界已飞速发展了六七十年,但历史竟像开玩笑似的使中国在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仍然面对原来的问题:要不要学习西力‘,要不要走向世界?如果要,又如何学,如何走?

研究和讨论的水平没有超出上一次。原因很简单,17年的营养不良外加十年焚书坑儒式的革命,再聪颖的头脑也没有多少养份,贯通中西的学者几乎没有,争鸣的环境远比不上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争论的焦点还是中西的体用问题,只不过按文字的最大组合方式多了几种形式上不同的答案。

这是一个大谈“主义”的时代,比如人道主义,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

有时谈主义不甚方便,就换一种说法,比如某某思潮、某某哲学、某某文明。

不能以轻慢和嘲讽的态度对待当时的种种主张和信念,按美国一套哲学丛书的编排,西方思想在信仰的时代之后,分别是冒险的时代,理性的时代,启蒙的时代,思想体系的时代,最后到2O 世纪为分析的时代。我们看到,除了最后一个特性外,8O年代中我们的学术思想已经同时具备了冒险、理性、启蒙和体系化的特征,我们的步子可能迈得不踏实,但速度倒确实还可以。最近常听说一个词,叫做“后发优势”,用到此处颇为合适。

二、批判与反思

文化热兴起之后不久,一些新想法在学术沙龙中产生,有人感到这些想法可能开启学术研究的新思路,并有助于思考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后来发现,国内外已有人认真研究过类似问题,但当时交流中大家都很兴奋。这些想法的要点有如下述。

在研究了西方的哲学,政治思想史和历史之后,人们发现,所谓西学,其实可以分为差异极大的英美和欧陆两支。英美文化重经验、爱怀疑、推崇多元、喜欢零敲碎打、点滴改进;而欧陆文化重理性,好绝对,独尊一元,追求总体和根本解决。欧陆之中,德法两国又有差别和侧重。德国文化好思辨,重整体和终极目的,法国文化具有浪漫和乌托邦色彩。批判性和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人们认为,欧陆的整体主义和浪漫主义比英美的多元论和怀疑倾向更容易成为政治权威主义的思想武器。

人们还注意到,中国传统哲学和德国哲学的思辨性与整体主义属于同构;中国人的性格中浪漫主义和激进主义与法国人颇为相似;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德法因素压倒了英美因素,再加上俄罗斯文学(它散发出追求绝对、彻底而不妥协,爱作自我否定。以及病态地欣赏受难的宗教气息)的强大影响,使得个人自由和以妥协为基础的民主思想很难在中国找到合适的土壤。

人们联系到从本世纪初以来各历史阶段的现实,考虑学术思想在吸纳西方养份方面长期吃偏饭的情况是否有改变的必要。这种思路和历来的意识形态熏陶方向正好相反。

上述种种思考的明晰程度因人而异,且很少见于著述,但多所酝酿议论,确为事实。本人当时忝为“圈内人”,对内情略知一二。不谈这段思考历程,从8O年代中期发展到今天的思想路数就不易理清。

历史终于演进到1989年,这是“五四”运动7O周年,法国大革命20O 周年纪念日所在之年。在这一年里和这一年的前后,陆续有一些学者借批判性地反思这两大历史事件,把以前思考的东西用文字表达出来了。争论当然是有的,但在中国大陆,人们终于听到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说法。我至今井不认为新的说法就一定好,但它无疑深刻地影响了日后的学术和思想。

法国大革命和“五四”运动无疑是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就思想文化而言,它们都具有彻底的反封建,毫不妥协地与传统决裂这一突出特征,正是这一历来备受赞扬的方面,现在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和批判。有人指出,文化是一个长期积累,逐渐演进的过程,对文化不能革命。还有人指出,文化中蕴含了一个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观念,文化的变革只能是去芜存育,使其创造性转化,彻底否定传统只能造成文化失序,精神空虚,价值丧失。事实上,传统不可能消灭,也不能斩断。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有人打出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号。与以前的褒贬相反,现在激进主义被视为轻率和不负责任的东西。

法国大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启蒙作用也受到批判。有人认为,支持启蒙心态的是理性主义,即认为人借助于思维的理性力量和科学的方法,可以洞悉宇宙和历史,达到绝对的真理。职是之故,有的知识分子以全知全能理性的名义,要求历史向一个既定目标前进,为了达到彻底改造社会的目的,他们强行要求改变人的思想和灵魂。

有人不再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而是监狱人满为患,断头机超负荷运行的恐怖岁月,激进的领袖被更激进的领袖宣判死刑,而他们都以全民意志或历史必然性的名义实行独裁统治。

“五四”运动倡导的科学和民主被有些人讥为空洞的口号。他们说,民主实际上被理解成了没有中介环节的全民直接参政,这将导致暴民政治,或统治者以人民的名义施行不受制约的专政。而科学成了神化某种意识形态和垄断真理、压制不同意见的口实。有人仅限于指出“五四”运动的阙失面,而另有些人则把“五四”否定到这个地步,似乎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不幸皆发端于此。

三、格局的变化

90年代学术文化的场景冷落萧条,和SO年代中期的火爆场面恰成鲜明对照。

“商业潮”猛烈冲击学术的根基,有人敲响了“精神失落”的警钟。中国知识分子固然经历过政治运动的打击,但这一次的挑战更带根本性,因为他们不是因外部条件失去从挛研究的权利,而是需要重新考虑自己工作的价值。被剥夺发言权有时反而使人生出勇气,无人理睬的悲哀却令人进退失据。

相对而言,国学研究还算有几分底气。这一方面是因为与海外交流的渠道日渐增多,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出现了一些空白需要它去填补。

马克思主义研究原先的内部学理之争早已冷寂,因为“不争论”的指示博得多数人的欢迎。恐怕小风小浪在所难免,但决不会重现当年惊心动魄之景。争论的双方似都感到失落和惆怅:一方失去卫道的威严和实利,另一方失去悲壮和殉道的机会。

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研究失去昔日显赫声势,只在学院的讲台和专业刊物上占一席之地。原因我以为有三,均耐人寻味。其一,人们对大构架失去兴趣;其二,中国的文化品味追求善和美远胜于求真,只是此种品味易涉“污染”而一度被抑制;其三,国人多喜异求新,不管“老三论”还是“新三论”都只能引起一时的兴趣,眼下更多的人则一竿子直入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以社会学、经济学为首的社会科学逐渐成为当代显学,其强劲的势头已不限于学术领域,而且大大活跃于新闻传媒,并成为各级决策层必请的座上宾。若干宗教、哲学、文学研究者开始转向社会学或兼治社会学,一些最重要的学术群体俨然成了以社会学和经济学为核心的共同体。实用学科发展扩张的架式咄咄逼人,已使某些人文学者产生窘迫之感。以前被笼而统之地称为“社会科学”的各门专业。现在显出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明显分野。弄清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想必有一定意义,以下是几点粗浅分析。

第一,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建设是当务之急,而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出现,急待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不见得是“本质”性的。似乎可以与“主义”无关。

第二,社会学以前几十年被打成“资产阶级伪科学”,几乎成为不毛之地。平反之后,开发者可占捷足先登之利,转行者也不一定处于后发的劣势。

第三,和以前相比,知识分子的心态有所逆转。“五四”运动后期有“问题”和“主义”之争,大陆知识分子以前接受了一边倒的结论,现在感到胡适之言亦不无道理。此外,在“皮”和“毛”的问题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讲问题比谈主义合乎时宜。

第四,与上一种心态变化有关,有人认识到知识分子的职责除了从事社会批判(与政治上的反对派是两回事)之外,更应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由此造成启蒙和批判势弱,而就事论事的实证研究盛行。

最后,人文精神的阐释虽感内外受逼,但学术水平仍有长足进展。海外有人学成归来发出感慨:今日学术水准远非IO年前可比,以前那种泛泛之谈根本上不了台面,许多领域都有人就一个个具体问题作认真研究。

从10年前高谈主义到现在悉心研究问题,除了表明学术研究取得扎扎实实的进步,亦反映了对激进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成效。许多人放弃了彻底决裂、根本转变、总体革命、大破大立的抱负,转而欣赏新旧传承、点滴积累、迂回缓进。

应该提醒的一点是,弃绝主义而拥抱问题也有出于无奈的因素,不承认这一点恐怕是自欺欺人。

四、几点评论

面对学术界的新局面、新气象,人们不免要抚今追昔,比较评论。

有人说,80年代中期“文化热”时是有思想无学术,现在则是有学术无思想。

我以为此论既不确当,又失公允。80年代学术文化活动的可评议处甚多,我只想指出两点不足。

一是有一种泛文化倾向。如前所说,当时中心话题是中西之争,如果说本世纪初关于学西方经历了器物、典章、文化三个阶段,那么这一次讨论则是干脆跳过物质文明,直接涉入体制,紧接着便落实到文化层面。当时有一剂药治百病的倾向,似乎只要解决了文化问题,其余问题均不在话下。其实,将万般弊病均归诸文化并未把准脉。有人当初大谈文化是出于语境原因,但因为越讲越顺,竟忘了初衷,假戏真作,飘飘然在文化的云端神游而回不到现实的大地。

二在8O年代的学术论争中,或多或少有被海外华裔学者牵着鼻子走的情况:问题是人家提出的,基本概念,重要的论点也是人家的。虽然从他们那里受到不少启发,但他们的许多见解也并不见得就切中肯綮。直到现在,我们才学会自己提出问题并以独立的方式解决问题。

说到这里,应该指出,近几年北京一批学者反复强调建立学术规范,此事具有莫大的意义。为什么海外一些知名学者会一直认为大陆学界思想胜于学问,为什么我们会认为SO年代的学坛有浮躁的毛病,为什么至今我们还会见到一些天马行空,自说自听式的为学方式,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严格的学术规范没有建立。

也可以说,中国历来有自己严谨的学规,但曾经发生过失范,至今没有很好恢复,现在需要重建,并与国际上通行的学术规范接轨。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之处甚多,这里不能细说,仅引陈平原先生一段中肯之语:“如果说SO年代是学术史上充满激情和想象的变革时代,‘跑野马’或者‘学风空疏’都可以谅解;那么,90年代或许更需要自我约束的学术规范,借助于一系列没有多少诗意的程序化操作,努力将前此产生的‘思想火花’转化为学术成果。”

我以为,人文科学的价值和地位问题,亦是当前学术思想界最为关切,也是最复杂、混乱的问题,应该加以澄清和讨论。

许多学者最近谈到人文精神的失落,在我看来,其所论主要内容属于精神文化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目前外力对于人文精神的挤压,一是商品经济潮流引起民间人心浮摇,百姓厌书,学生弃学,颇有“文革”中“读书无用论”返潮之势;二是政策上偏重实用科技,虽然也讲狠抓精神文明,讲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但实际上只重物质建设,甚至未将社会科学研究者(更不用说人文学者视为科学家。

我在这里还想讲讲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属于精神文化的内部关系问题,即人文科学是否受到来自实证学科的压抑或威胁。

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批判与敌视来自两个方面。从哲学上说,当代西方思想大师胡塞尔、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认为在当代科学和理性盛行之时,人类却陷入了一场精神和人性的危机。因为当代主流意识把认识论当成了哲学的范本,把精确性、可预测性当成科学的唯一准绳,认为人类的一切认识都可以靠科学方法来完成,科学既可以向人们提供世界观,也可提供人生观、价值观。在这种意义上捍卫人文学科的独立性和尊严,我以为是对的。当然我们不能夸大人文和科学的矛盾,因为中国和西方不同,我们的传统哲学中从来没有把认识论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当代中国文化中丝毫不存在科学霸权主义。

另一种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敌视和拒斥与对‘’五四“运动的批判性反思有关。有人把”五四“提倡的科学等同于唯科学主义。并借哈耶克对笛卡尔和卢梭的理性主义传统以及强制性的积极自由观的批判否定”五四“的启蒙精神,为传统儒家文化争地位。他们的主要论据是,曾在中国猖獗一时的左倾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曾以科学性自相标榜,以洞悉历史的必然发展为借口对人和社会进行摧残性改造,而种种倒行逆施都以继承”五四“精神自居。

我认为这种论证没有道理。提倡科学精神,在“五四”时期所起的社会作用主要是反对封建愚昧,在今日所欲达到的目的是反对长官意志。另外,科学和理性曾经成了扼杀人性的借口,并不是它们本身的过错,况且直接理由是阶级斗争,与科学、理性又有多大关系?其实,任何积极的东西都可能成为行恶的口实,罗兰夫人不是早就说过:“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在本文所论的1O年内,中国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之相比,中国学术界内种种起伏曲折无非杯水风波而已。学术思想的作用不宜夸大,但它毕竟不是个人游戏。当时主义之争论和今日问题之探索,内中实有一脉相承的东西。

“主义”和“问题”后面又是什么,且待1O年后再作分解。

思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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