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悼念李慎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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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5天前得知李先生处于弥留状态,就一直揪心地不安。19日和20日上午听到他的症状稍有改善的消息,虽然明知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中的小波动,但心中的祈望却挥之不去:世界上毕竟出现过奇迹,也许,我们会迎来李先生的康复。

段跃3月底给我来电话,说4月5日安排一个聚会,李先生和大家见见面。我因为4月4日要出差成都,所以决定聚会推迟到4月12日。紧接着李先生给我打电话,要我赴会时叫上王怡——通过网上的文章,他对这位青年学者有很深的印象。我告诉他,王怡在成都,于是李先生要我到成都后向王怡致意。这一嘱托,我是办到了。但没有想到,李先生却在4月2日就因感冒住进了医院。

我最后一次见到李先生是3月16日,那次是带领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任教的冯崇义去拜望李先生。后来又来了5个朋友,整个客厅里热气腾腾,李老谈锋甚健,神情兴奋。快到12点时,我邀他下楼去餐厅与我们一道进餐,他平时很乐意加入我们的饭局,但这一天他不去,说是要陪老伴一起吃午饭。

李慎之先生从1985年起任社科院副院长,我从1982年起在社科院正式作研究工作,但我与他长期无交往。我不了解他,我以为他和其他学术官僚没有两样,直到1989年夏从同事处听到一些他的言行,然后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他被免职的消息,才对他产生由衷的敬佩。在读了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后,他成了我心目中极少几个值得崇敬的当代老一辈知识分子之一,能和他有同等地位的,大概只有顾准、李锐等人。

我在90年代后期才与李先生有直接交往,谈论、交流的机会很多,见面大多在公共场合:会场上或饭局上。我大约在3年前才开始去他家,总共也只有几次。他虽然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但不爱邀人去自己家。见面大家都高谈阔论,他是有可能就随意漫谈的,但偶尔遇上了嘴上工夫了得的人,李老也只能退避三舍、洗耳恭听。

我们一批中年学者对李先生是恭敬执弟子礼的,但他从不以师长自居,更不以学术思想领袖自命。他经常宣称,几十年耽搁下来,他没有多少学问。当我第一次听他坦然说自己既不是教授(在社科院即研究员),也不是博士生导师时,我的确感到震惊。他哈哈笑着说,他不过一学官而已,他既无大著出版,就不能去申请当教授。我想,以他的学问和地位,换一个人,肯定觉得当院士也不在话下的。

我自觉与李先生交流密切,但记忆中他从来没有叫我替他办过私事。偶尔向他提到一篇好文章,他找不到,就会嘱我复印了放在社科院他的邮箱中,他把好文章的复印件送我也是常有的事。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他都喜欢这种交往方式。

我知道,在中国学术文化界一部分人中,也有拉帮结派的风气,“认码头”、“拜老头子”的习惯。一批后生簇拥着一位老前辈,于是老人成了“领袖”、“泰斗”,年轻人一面跑腿、打杂,一面得到提携、奖掖。老人出场总是前呼后拥、八面威风;年轻人有幸经常被耳提面命,也长进飞快。我们与李慎之先生的交往,毫无这种习气。

李老生前和我说得最多的,是想为青少年编一本《公民读本》,他认为这是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百年大计。他多次对人说,他年轻时曾在一个中学当过公民教育的教员,这是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事,如果有“下一辈子”的话,他最想做的仍然是当公民教育的教员。当我看到出版广告,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公民读本》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找两本,送一本给李老。可惜一打听,书尚未出来,紧接着,李先生就过去了。李先生生前未能看到中国的《公民读本》,这是极为遗憾的事情。

我去年11月从瑞典返国,很快就去了李先生的家,他在我出国期间搬到新居。因为有“乔迁之喜”这个话题,那一次我们破例说了一点学理之外的家常话,从李老新居的布置和他的话中,我能感到作为副部级的离休干部,他的经济状况实在是十分拮据。当然,他没有把这点放在心上,我因此产生的是更加的敬重。

我现在还来不及思考、总结李慎之先生的思想贡献和思想遗产,回顾以往的交往,我最深的是:他是真正的君子。

天益2003-05-11 15: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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