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我折戟 2019-12-05
（西北地形）
大约十万年前，大气环流因全球气侯变暖而改变，从亚洲腹地吹向黄河流域年复一年的西北季风生成了。冰河消融，大地松动，漫天黄土随着西北季风，越过天山和阿尔泰山之间喇叭口状的风道，撒落在中国西北的高原上。风起之际，一个智人家族穿越西奈半岛走出非洲，向化冻后温暖的亚欧大陆迁移。当他们的一些子孙历经数万年奇迹般的旅途来到黄河中游的高原上时，大风已归于柔和，数十米厚的黄土沉积在高原上。这种土壤细腻柔软，保水抗旱，富涵各种天然矿物质，河水泛滥则为它带来了肥力。这支智人遂在此定居下来，他们便是现代中国人的先祖，逐风而来，随风而定。
和大部份史前文化以狩猎和放牧为主不同，中国人的先祖得益于黄土地，从一刚开始便以耕作为生。从此面朝黄土，一个以勤苦、忍耐著称的古老农耕民族世代传承。无尽的乱离浮沉磨弯了父老的腰杆，黑眸黄面，空叹苍穹。
几大早期人类文明有相似的模式：一位高高在上的君王将他们的亲戚和亲信分封到各地，对被征服者实施专制统治。几代后，血缘和交情的纽带渐渐疏远，诸侯或总督们不再忠于君王，直到完全陌路。于是诸国并起。中国的大一统卫道士们称这种疏离为＂礼乐崩坏＂，然而多元格局却催生出思想和文化的繁荣：希腊古哲、希伯莱先知、琐罗亚德斯、佛陀、先秦诸子，他们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文明正式与几大文明分道扬镳。几大伟大传统的创始者们关注灵魂的归宿、真理的形态、万物的逻辑、彼岸和来生，但奠定中国文明的诸子百家们，关注的是现世的秩序和争胜的手段，其思考范畴极少超出世俗人生的领域之外。沙漠、高山、大海隔断此地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国文化在近乎封闭的环境中自生自灭，国学爱好者们引以为傲的＂自成体系＂，实为闭塞所致。随着世代更替，这一古老民族越来越走向物化：文字精英们沉迷于经济之术，芸芸众生则以混饱肚皮为人生至上追求。
但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属灵需求并不会因物化的文化环境而磨灭，这里的人们在等待一种新的文化血清，籍以穿越物之迷墙。
（内地会合影）
中华内地会自1866年赴华，辗转十二载略有进展，但远未接近当初的目标。布道会刚成立时，戴德生雄心勃勃，要向中国内地各省和蒙古派遣传教士。他原本设想：内地会的传教士们将以拓荒者的身份进入中国内地，于是其他各布道会可以循着内地会的足迹跟进，因此一定会得到各种布道团体的普遍支持。但事态并未如他想象中那般进展，十二年来他们跌跌撞撞。
在上海的短暂停留后，他们选择杭州作为布道基地，这里是中国最富庶之地，有教养的居民不在少数。据1867年来到杭州的麦卡悌回忆：内地会的大院集医院、学校、礼拜堂于一体，后院是生活区。这里真正称得上＂门庭若市＂，戴德生每天接诊超过200人，加上亲属、跟班、车夫、轿夫……热闹非凡，各色商贩们遂在大门口做起生意来。
内地会的传教士们多为单身男女，需要先学习中文、适应在中国的生活。年轻传教士们的回忆称：戴德生天真活泼，经常和年轻人互开玩笑；他的妻子玛丽娅比戴德生小五岁，容貌娇好，性情温和稳重，她很少对传教事务发表观点，专注于照顾孩子和帮助年轻姑娘们。但她似乎是比戴德生更坚定的＂戴德生路线＂者。玛丽娅坚信：如果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性格、习惯和生活方式相冲突，那么又怎么能称得上是神的真理？她写道：＂当使徒们将基督教传住罗马的时候，他们就是在向外邦人传教。对罗马人来说，他们接受了一种来自外邦的信仰，后来基督教便与罗马的生活方式合而为一了……对英国人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基督教从不排斥任何民族的生活方式，从使徒时代开始，所有基督徒的生活方式都称得上是外邦的。＂。
（戴德生和玛丽娅，1862年）
青年男女们共居一院之内，不仅中国人会疑神疑鬼，在英国人的观念中也算不上一件体面事。批评的矛头很快指向戴德生，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传教士应该神色庄重，谨言慎行，但内地会的人际氛围却随性活泼，举止亲昵。而此风之源实在戴德生。
美国浸信会的慕稼谷牧师最先对戴德生发起批评，他比内地会先到杭州，美国传教士们住在高大宽敞的西式建筑里，起初对内地会非常热情，但随后逐渐变得挑剔：＂我之所以反对你，是因为你把如此多的未婚女性留在家中，这种行为就是在英国也难免引人怀疑和令人不满，现在又给中国人作话柄，使基督徒的道德声誉受损….…＂慕稼谷的批评并非出于恶意，但批评之声传开后，不久便越来越尖刻、严厉，诸如：＂败坏基督徒道德声誉＂，＂流言和丑闻的中心＂，＂比天主教的修道院更惹谣言＂……
几乎同时，内地会内部关于是否接受中国生活方式，也发生了严重分岐，萧山传教点倪义来夫妇率先恢复了西式装束。为此，戴德生与倪义来之间发生了长达数年的反复争执，双方各有支持者。倪义来向英国囯内及其他在华传教机构写了很多对戴德生不利的信，从个人生活不检点（与未婚女传教士亲吻脸颊），到质疑戴德生作为总监督的权限。双方最终也无法和解，以分裂告终。
对民间机构来说，内部的和谐和外间的风评就是生命线，中华内地会的声誉和工作都遭到了严重破坏：捐款减少、费用拮据。深入中国内地的理想看起来仍遥不可及。但传教士们学会了中文，适应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尤其其重要的是，他们在培养中国传道人方面很有进展。＂外国传教士就象建屋时的脚手架，建成后就应该折掉，越快越好！＂戴德生写道。这是内地会和多数布道会的不同（后来他们纷纷效法），在那个时代，传教士们往往受过良好教育，有系统的神学修养，他们自然而然认为：在高等教育系统未建立之前，中国人只能充当传教士助手，不能委以重任。
（内地会创始人之一，华人事务监督王立群与戴德生一家合影。）
1868年，戴德生决定到扬州开辟新的传教基地，这座以地痞文化著称的城市，民风与杭州大不相同。很少有外国人途经扬州，这里没有传教士，只有一间中国神甫主持的天主堂。排外情绪很快随着内地会的到来散布开来，不久便爆发了著名的扬州教案。关于此教案海内外有不少研究成果，其大概与多数教案有着相似规律：大量对政府不满的人――其中不乏眼界狭小的书生和意在谋财的流氓――通过袭击洋人来给政府找麻烦，同时也让政府抓不到把柄；而政府中昏庸无知的官员则幻想借＂刁民＂之手除掉洋人，或者反过来――这两类人都令他们讨厌。后来这种上诈下愚的情形失控，走上风潮化，酿成了义和拳之乱。
扬州教案没有演化成象天津教案一样的屠杀，主要是扬州的流氓势力没有象天津那样有组织化，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玛丽娅的勇敢和镇定。暴徒们聚集之初，戴德生连忙赶往知府衙门报案，但他被拖在那里直到深夜。暴徒们不久便冲进来，叫嚷着要烧死、杀死洋人。当他们冲上楼来，身怀六甲的马丽娅上前对着带头的巨汉喊道：＂这里都是妇孺，你如此欺负我们，不觉得羞耻吗？＂那大汉顿时愣住，片刻后喊道：＂少废话，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否则要你们的人头！＂然后四处抢劫财物。
玛丽娅挡在几位姑娘前，让她们把身上的钱都扔出去。如果不是玛丽娅的勇气和镇定，扬州教案很可能演变成一场屠杀。暴徒们抢劫一气后，又准备纵火，院内浓烟滚滚呛得人无法呼吸。妇女们仍被困在楼上无法脱身，又有一名大汉上楼来手持砖石见人就打，这一次玛丽娅用手架住砸过来的砖头，质问他：＂你准备向没有还手之力的妇女动手吗？＂那大汉一时愣住，想招呼楼下的同伙上来，人多壮胆好行凶作恶（古代中国有法不责众传统，他也许想逃避追责），却一时叫不到人。危机关头，负责先行转移儿童的中国同工李德赶回来，把窗下燃烧的柴堆挪开，接应妇女们从后窗跳楼逃走。玛丽娅跳楼时摔断了腿，按中国式的术语，她也许还＂动了胎气＂。次年三月，玛丽娅死于产后内出血。
（温州教会之母，戴德生和玛丽娅之女戴存爱）
在玛丽娅弥留之际，所有认识她的人，中国人和外国人，依次到床前与她作别。
她对在一旁守候的戴德生说：＂亲爱的，我并不难过，我只是感到疲倦。如果有什么让我感到难过的话，那就是把你一个人留在世上。＂她把戴德生的头抱在胸前，用最后的力气吻了一下他的额头，嘴唇还在颤抖，但巳听不清在说什么。
她沉沉睡去，再也没有醒来，享年30岁。这位宁波城最迷人的姑娘被誉为＂内地会之母＂，她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本土融合的思想，比戴德生更深刻、更富有创见性。所谓＂不许人间见白头＂，她以红颜的形象驻留在她深爱的中国和这里人民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戴德生的余生，是在继承和践行她的遗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