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1-10

image图片: 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详版之三2014,10,25)

*被囚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简况*

以下请继续收听“心灵之旅”节目分段播出的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女士2006年来美国领奖时,接受我采访的长篇访谈录首播详版:高瑜自述人生经历,今天播出之三。

现年70岁的高瑜今年4月24日在北京失踪。两周后官方称高瑜被以“涉嫌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刑事拘留。6月27日,外界获知她于5月30日被以同样涉嫌罪名批捕。

高瑜曾在中新社工作,1989年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不久该报停刊,同年6月3日高瑜被捕,1990年获释。

1993年她再次被捕,后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刑6年,1999年出狱。

高瑜女士多次获国际新闻奖。例如,1995年获“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在法国巴黎颁发的“自由金笔奖”、同年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2006年她第二次获得此奖。

2006年10月24日,高瑜出席在美国的颁奖典礼领奖。颁奖典礼前后,我在高瑜下榻的宾馆对她作了共长达三小时以上的专访。以下请听高瑜自述人生经历之三。

*高瑜:大学印象非常灰暗,同学总用“阶级斗争”观点批判别人,与中学不同*

高瑜:“大学给我留的印象是非常灰暗的。一个就是同学里边总是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批判别人,等等。在班上,就是那种‘阶级斗争’气氛。稍微有一点就‘上纲上线’,‘你资产阶级思想’怎么怎么样……

当时那种党团干部,本身就成了‘阶级斗争’的掌握者、推动者。所以,我非常反感。

主持人:“人们都称中国人民大学是‘第二党校’您在这样一个学校……”
高瑜:“神学院。(笑)”

主持人:“(笑)您在这样一个学校读大学,您自己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他们所做的、各方面的政策……您整个认识过程,比方说,从赞成、拥护、认同,到开始有些独立思考,都是由什么事情诱发,然后慢慢才开始……谈谈您能回忆起来的?”

高瑜:“首先,大学里那种‘阶级斗争为纲’气氛,尤其反而是以农村来的同学所推动,他们甚至掌握了班上的‘党政大权’。因为他们年龄比较大嘛,有的都结婚了,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城里来的孩子反而是单纯的。这个我就非常不习惯。”

尤其和中学(女二中)女孩子们在一起,谈《红楼梦》啊,谈这个,谈那个,一起唱歌曲啊,开文艺晚会呀,这种气氛太不一样了。

*高瑜:记忆中研究班同学夹在我俄文字典里的求爱信,当时我没动心*

主持人:“您在少年时代,实际上是个非常活泼开朗的人……(高瑜:对)并且喜欢文学艺术(高瑜:对)在那个年代里,青年人当然也会有追求者,特别到了大学之后又是男女合校,那您在这方面自己有些什么……比方对于将来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爱人?……这些方面有些什么期待,或者当时有没有这些方面的困扰?”

高瑜:“哎呀!我是……我在大学里边经常……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嘛,我们是城里几个系啦,每天要去占一个座位。我们中文系、新闻系、档案系,都要去图书馆里抢一个座位。

当时周扬在我们系(中文系,我是文艺理论专业,)成立一个文艺理论研究班,调了很多各地的青年编辑什么的来。

有一次,我是上哪儿去了,回来一看,我书里夹个纸条,说‘我上次给你写的信,你看到没有?我搁到你俄文字典里了。’殊不知我那会儿脑筋很好,从来不翻字典,什么书上的就背下来了。我再一翻,是一封求爱信。我当时对那个人,也就是研究生的一个人……后来在这个研究班的人很多有的到中宣部啊,有的到各大研究机构,都是啊……,包括蒋培坤都是那个研究班的。他们年龄比我们大很多。我当时对这种……我没有动心。”

*高瑜:受苏联文艺影响基本还是在较富裕家庭,贫民家庭吃棒子面住土房买不起书*

主持人:“本来那时实际上从整个社会教育来说,对于共产党就是只能接受,也不能提出什么挑战和质疑,在‘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之前,把苏联都是当作学习的榜样,那时候在青少年心目中,苏联的革命、革命小说,对当时青少年的影响能够到什么程度?”

高瑜:“哎呀,我跟你讲,当时的那些影响它还是在……我认为基本上是在家庭比较富裕的阶层,他能买到苏联的书看。一般的家庭,说真话,买几斤棒子面就过了,谁给你买书啊?只能靠同学互相借,或者……他就没有我们这些同学的……这个优越感是家庭给的,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想看哪本书买哪本书,没有,我们还到图书馆,也知道得多。

你看,我们在谈《红楼梦》的时候,有些同学根本就没有看过《红楼梦》,因为他家买不起,而且你说家里边都是城市贫民,住在一个非常小的土房子里边,他不可能的。”

*高瑜:“文革”把辅导员丁子霖作为“中文系阶级斗争盖子”批斗,我们非党员保她*

高瑜:“所以我对大学这种……我不喜欢,我绝对不喜欢在同学里边你斗我、我斗你。在一个宿舍里边,男同学……一些党团干部欺负一个身体有病的、就是后来得癌症死去的那个同学……(这些)我不喜欢。

后来,最大的分野是‘文化大革命’。当时丁子霖是我们班的辅导员哪,大学四年级才当我们辅导员。大学四年级马上就开始大批判。她领着我们去看什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哪……来批判,领导我们上批判课,我们写批判文章。另外,我们这些文章都供给各大报发表。

我们班的党团干部一律站到反对丁子霖那派,把丁子霖作为‘中文系阶级斗争的盖子’来批斗,而我们这些反而……就是平常没有入党的,我还是个团员,也不是党政干部的同学,甚至包括那些早谈恋爱(之前谈到被批判)的那个女孩子,再有就是在宿舍老受欺负的这个男同学……我们班上后来还来了一个比我整大12岁的一个‘右派’,一个当年是丁子霖的同班同学,被打成‘右派’,一直在学校劳动改造,改造完以后可以恢复了,就是跟着我们晚十几年的同学一块儿再上学。因为他的姐夫是一个侨办副主任,还有高级干部的这种关系,才能够恢复学籍。(这些人)都是我们这派的,反而在保丁子霖。

丁子霖只不过是我们班的辅导员哪,她怎么能是‘中文系的阶级斗争盖子’?”

*高瑜:我对“文革”痛恨极了。遭抄家,什么都没了,剩下破被褥给浇上酱油醋*

高瑜:“‘文化大革命’我们家能接待我的这些家庭惨遭迫害、母亲坐监狱的这些中学女同学。”

我对‘文化大革命’痛恨极了,朱丽南家被抄家,她爸爸也早死了,我爸爸也早死了,死的比她爸爸还早,我们家也遭抄家。”

主持人:“其实您父亲过世是病逝……”
高瑜:“但是,要活到‘文革’可就完了。”

主持人:“那您家‘文革’还被抄家了?”
高瑜:“抄了!”

主持人:“什么缘由啊?”
高瑜:“说‘他们家(是)领导干部,走资派’。你都不知道哪儿的‘走资派’。”

主持人:“爸爸过世了,家里还有谁啊?”
高瑜:“我们都不在,就我妈呀,我妈也是个部门的负责人。我和我弟弟都不在家,把我们家抄了。回家一看,那简直……什么都没了,剩下点儿破被褥什么的,给你浇上点儿酱油醋。就这么一个家,完了,柜子也都给砸了。
一看我们家好像比别的家大一点,房子稍微多一点,那就抄。一般的人家,孩子都挺大了,一间房;我们原来住一个单元,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是住平(房)院,后来就搬到单元里了。”

*高瑜:因“文革”延长在校一年,分配没有北京名额,我到雁北农村八年*

主持人:“那您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延长了在校时间,六年之后……”
高瑜:“(延长)一年。”

主持人:“本来你们中文系是五年制,后来……”
高瑜:“我下农村,八年哪。
我们那年毕业分配名额来了,(去向)两个部队的;两个《人民日报》的是两个‘头儿’……这派的头儿,那派的‘头儿’,他们给抢了两个名额,到上海吧,也不是到什么地方,他们也呆不下去;别的都是偏僻农村,或者是工厂。那就都走吧,等于一个北京名额也没有。”

主持人:“您说下农村八年,是到什么地方?”
高瑜:“山西大同,雁北。”

主持人:“一直在雁北八年吗?”
高瑜:“八年。”

以上是目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中国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女士2006年来美国领奖时,接受我采访的长篇访谈录:高瑜自述人生经历,首播详细版的第三部分,在以后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请继续收听。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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