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史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四月初我又摇了五六十斤蜂蜜，仍然是请阿文的太太帮我拿到区庄的华侨新村去卖了一百二十多块钱，为了增加信息的来源，我到中山路的大百货商场去花了七十余元买了一台国内最新出产的春蕾牌三波段收音机，这台收音机，不仅可以收到国内所有的电台，还可收到香港、台湾。莫斯科、英国BBC、美国之音等电台的对华广播。这样每天晚上夜深人静之时，我就可以一个人睡在甘蔗篷里“偷听敌台”，这使我对国内外的许多事情都有了更多的了解，拓宽了我的视野，加深了我对国内现状以及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认识。
自从杨老头春节前到我这里住了一晚之后，一直到四月十号前后，杨老头都没有到我这里来过，直到四月十号前后的一天上午九点左右，我正在晒谷坪边上的一个棚子里修理蜂箱，准备先和衡阳的左师傅他们到从化去赶一下晚荔枝，然后再和他们一起到衡阳去釆荆条时，我看见杨老头一手拿着一件雨衣，上身穿一件短袖衬衫，下穿一条西式短裤，脚上套着一双半统套靴走进晒谷坪来了(那天早上还下过雨)，我连忙放下手中的鋸子迎了过去，我问他：吃过早饭没有？他说；刚才在茶楼里(文冲大队的茶楼)吃过了。我说：怎么这么久没到我这里来，他说：最近和几位外流的朋友弄了几条丝网，每天半夜到广州火车站旁边的流花湖公园去放丝网网鱼，一个晚上能网一二十斤鱼，最多还网到过三十多斤，早上拿到菜市场上去卖，一斤能卖三块多钱，这一段时间有饭吃、有钱用，所以就没有来麻烦你。我问他：(偷渡的)伴找到没有？他说：还没有，这次过来就是准备去找新塘那边的朋友，那里隔那边近，估计能找到合适的人。我说：过几天我们就要到从化去赶晚荔枝，走前我要把这些蜂箱修理好，你先到篷子里去休息，那里有台收音机，你可打开听一听。隨后我又在继续修理蜂箱。
过了一会儿，我见大队的陆书记和一个穿中山装干部模样的人朝我走过来，我说：陆书记，今天怎么有空到我们蜂场里来呀？陆书记指着那位干部模样的人对我说：这位是公社的X书记，我今天陪他到我们大队检查生产。隨后他对我说：你忙吧！我陪X书记到地里看看，就走了。他们刚走不久，我就看到大队治保主任陆XX走进了晒谷坪，也没有和我打招呼，就直接朝我住的甘蔗篷走去，我怕他找到杨老头惹出麻烦，我连忙跑过去对他说：陆主任，你有什么事，你找我，不要找他(指杨老头)，他不是我们蜂场的，他不了解蜂场的情况。他说：我们不找你，就是要找他。说着就把杨老头从床上叫起来，要杨老头跟他到大队部去有事，我心想杨老头终于要被他们抓回老家去了。为了避免引起麻烦，他们刚一走，我连忙把那台三波段收音机用一件衣服包上，迅速送到阿波家里要他帮我藏好，我又迅速回到棚子里，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一边吹口哨，一边继续修理蜂箱。
过了一会儿陆书记和那位干部又回到我修蜂箱的地方，他们问我和杨老头是什么关系？是怎么认识的？我说：我们是老乡，都是XX省XX县的人，是在同为老乡的阿文家里偶然碰到一起才认识的。我的回答大概与他们在大队部问杨老头的回答是一致的，所以他们说：是这样啊！那位干部又对我说：这个杨老头有很大的问题呀！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我和他刚认识不久，对他不大了解，只知道他是靠在广州一带打工维持生活，他是不是因为生活困难，在外面干了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呀(我故意这么问他们)！他们说：不是！不是！是大问题，是政治问题，很严重啊！接着他们又问我：你在这里报了临时户口没有？我说：报了呀！我们在外面养蜂当然要按照政府的规定，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报临时户口，陆书记你不记得啦，我的临时户口还是你帮我报的。此时我知道那张临时户口已被他们从杨老头身上搜到了，但我只能装做不知道。那个干部又说：把你报的临时户口拿给我们看一下好吗？我说：当然可以，我的临时户口夾在我那个语录本里面。接着我和他们一起来到甘蔗篷子里，我找出语录本一边左翻右翻；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咦！怎么回事？明明夾在语录本里面的，怎么没看见啦！我又装出很着急的样子在床上床底下到处找。此时，那位干部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张纸对我说：你不用找了，你看看这是什么？我一看就装着很惊讶的样子说：这是我的临时户口呀！怎么会到了你那里？他说：什么到了我那里，是到了杨老头那里！我装出难以置信的样子问道：怎么会到了杨老头那里？他说：我们正要问你哩！我装着突然想起来了的样子说：过春节前，杨老头在我这里住了一晚，要不就是那天晚上他趁我不注意从我这里偷去的。他说：正是那天晚上从你这里偷去的，易师傅，你的革命警惕性太差啦！一个刚认识不久，你又不了解的人，你也敢留他住宿，你的临时户口丢了这么久，你都没有发观。
截至目前为止，我知道幸亏对这一系列问题，我对杨老头事先都有所交待，从他们对我的态度和谈话中，我知道对于这些问题杨老头都是按我事先的交待回答的，而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杨老头的回答，也互相印证了我和杨老头说的都是“实话”，这使我成功地打消了他们对我的怀疑。
过了一会儿，我见大队治保主任和几个公安便衣押着带着手铐的杨老头走到晒谷坪里来了，此时杨老头刚开口要与我说话，便被那几位便衣大声喝住：不准说话！杨老头说：不是说话，是有衣服丢在易师傅那里。一个便衣气势汹汹地跑到我面前大声问我：他有没有衣服在你这里？此时我心里想：他没有衣服在我这里呀！他为什么说有衣服在我这里？当我看到杨老头身上穿的短衣、短裤，忽然一下子就明白了，杨老头这样说，是想我给两件厚一点的衣服给他，因为他知道他很快就会被押送回老家，而老家XX省的四月上旬气温比广州要低得多，他是想我给几件衣服给他到老家监獄里去御寒。于是我连忙说：他是有衣服丢在我这里。那个便衣又大声问道：什么衣服？什么衣服？我连忙跑进篷子里，拿了一件棉毛衫、一条棉毛裤和一件咔叽布中山装上衣(这是我床上放的最厚的衣服)，交给那位便衣并说道：就是这几件，那位便衣把每件衣服都抖了抖，又把手伸到中山装的各个口袋里摸了摸，确认没有夾带什么东西之后，就把这几件衣服拿到杨老头面前大声问道：是不是这几件衣服？杨老头连声称：是！是！是！接着那个干部和那几个公安便衣便押着杨老头登上了停在文冲旁边公路上的警车。
直到此时我还一直以为杨老头是被当作外流的“历史反革命”份子，被抓捕遣送回原籍去监督劳动改造去了。浑然不知此时的杨老头已捲入了一个后来要了他性命的大案之中。
杨老头被抓走后不久，我就和左师傅他们一起把蜂拉到从化左师傅的一位熟人的村上去釆晚荔枝。我们进场的那天，天气晴好，我们放好蜂箱、打开巢门后进糖很好，到傍晚打开蜂箱检查蜜蜂时，发现蜂巢内都装满了蜂蜜，而看那满园的晚荔枝花开还得正旺，估计这里的荔枝花至少还能开一个星期左右，正准备明天一早就摇蜜时，不料当晚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左师傅连声说；完了！完了！荔枝花完了，幸亏今天出发得早进了不少蜜，足可坚持到蜜蜂运回衡阳，不需喂糖。我还心存侥幸地说：荔枝花还开得那么好，天晴后也许还能进糖也未可知。左师傅说你没有采过荔枝花，你不知道，这荔枝一旦开花不论开得多好，只要一遇暴风暴雨花就全打落了，再天晴也没有用了。我感到有点沮丧，心想怎么这么倒霉，刚一到就遇上狂风暴雨，如果早来两三天，豈不是可以摇几十百把斤蜜？
这天晚上想起近期发生的事，觉得这段时间真是倒霉透顶了，正当杨老头作好准备要到新塘去找“伴”时，杨老头又突然被抓走了，使得偷渡计划不知道会延期到什么时候才能实施；这次眼见就要到手的荔枝蜜又被不期而至的一夜狂风暴雨刮到九霄云外去了，越想越睡不着，越想心情越沉重，一整晚都没有入睡，第二天一起床，人也无精打彩，饭也吃不下，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午饭后，一个人趟在床上想：老这样消沉下去也不是个事，以后什么事也干不成。转念又一想：杨老头的事虽然倒霉，使偷渡计划暂时受挫，但由于事前考虑周到，终究使自己没有被捲进杨老头的事件中去(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杨老头的事件后来有多么严重)；到从化采晚荔枝，虽然遇到暴风雨而没有摇到蜂蜜，但幸亏那天到得早，进了一天糖，已足夠今后转运到衡阳这段时间的消耗，而完全不用喂糖，这不都是不幸中的万幸么？这不都是我值得庆幸的事么？我还有什么值得沮丧、值得抱怨的？这么一想压在心头的那块乌云顿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心中对未来又充满了希望。
我们从从化的晚荔枝场地拉回广州，为了便于装火车，就直接拉到了石牌车站，我找梁站长、潘珍和盘北泉他们帮忙，很快就在石牌车站补办了一个火车皮的追补计划。
在五月上旬，我们终于从石牌到达衡阳西站，由王师傅安排我们蜂场拉到了衡阳县枧山公社的一个村子，在这里放了一个多月后，七月初荆条开花的时候，我们搬到了枧山公社的一个丘陵区的村子。
今年的荆条流蜜不行，仅夠蜂群维持生活和繁殖。和那年在山东临邑采枣花一样，又遇到了从未遇到过的荆条不流蜜的情况。蜂场一下子又陷入了困境。没有事的时候就只有用那台“春蕾”三波段收音机“收听敌台”，随时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和国内、国外形势发展的趋势。自从尼克松和基辛格愚蠢地抛弃台湾对毛和中共当局采取“绥靖”政策，使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席位被中共当局取代之后，国际上掀起了一股与台湾的中华民国断交与中共当局建交的浪潮，这无异于给被“文化大革命”搞得濒临崩溃的中共政权打了一剂强心针，使它得以继续苟延残喘。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接任的福特完成尼克松剩余的任期后，美国历史上最无能的总统卡特当选美国总统，继续奉行对中共当局的绥靖政策……这些国际上的趋势令人失望和心情沮丧。然而我根据这年四月爆发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复出后又被罢免；一会儿打倒这个、一会儿又打倒那个；而且从新闻紀录片中看到毛接见外宾时那种痴呆木纳的形象，这表明毛已不久于人世……，这些迹象使使我估计中共当局各派系之间的内斗已十分激烈，毛和中共当局一系列违反常理、灭绝人性的倒行逆施已到了天怒人怨(吉林殒石雨、唐山大地震、四.五运动……)的地步，这一切表明中共在大陆的统治已到了物极必反的地步，大陆社会必将发生重大变化。我相信一个坏到极点的事物将要发生的任何变化只可能是朝好的方向变，这又使我从中看到了新的希望。
七月初由于蜂场一直没有收入，我得想法子赚点钱维持生活，我从阿波那里了解到广州黑市的鸡蛋要卖到两角伍分钱一只，而枧山镇赶集时，市场上社员们拿来的鸡蛋只要六分五厘钱一只。那时每星期枧山镇要赶两次集，相邻的公社都是每星期赶两次集，只是时间互相错开，所以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集镇在赶集。于是我分别到不同的集镇上去收购鸡蛋，准备贩运到广州去卖，以赚点生活费维持蜂场的正常运转。
收满大约一千个鸡蛋后，我带着用两个木箱装的一千个鸡蛋，坐火车来到广州文冲阿波家里，他说：鸡蛋已经帮我找好了买家，是广州石化工地上的一个农民工食堂(民工们没有计划物资供应，他们食堂所需蔬菜、鱼、蛋和肉类都只能到黑市上去购买)，一千个鸡蛋他们全要，但他们想比市价便宜两分钱一个，即两角三分钱一个，我说；行！就按这个价格全部卖给他们，这样祘下来我每个鸡蛋可以赚一角六分五厘钱的毛利，而且这样还不必到市场上去零卖，可避免被当局以投机倒把的罪名抓去，落得个人财两空的结果。这样，除去往来的车费生活费还可赚一百二十多元，已经很不错了。阿波还跟我说这里黑市猪肉卖到三元五角钱一斤，等以后天凉快一点，可带点猪肉到这里来卖。
到这年八月份有一天中午，石牛大队的书记邹X诚突然来到了我的住地，我吃了一惊，问道：你怎么来了？他把我叫到一个僻静处，问我：你在外面到底出了什么事？XX县公安的侦察科楚X芳科长骑摩托车到我们队上找了你两次，我都没把你在衡阳的地址告诉他们。前两天他们又来了，还是为你的事。我现在被抽调到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在高X公社凤形大队包队，今天一早我找了个借口，说有人搭信来了，这几天我爱人在家病得很厉害，我才向工作队请了两天假，天不亮就赶早车到衡阳，再坐汽车到衡阳县，又走了二十多里路，根据你信上的地址一路问到你这里来。我当时还以为是杨老头被当作外流“历史反革命”被抓回三门杨老家的事，他们县公安局想从我这里了解杨老头在广州的情况。所以我对邹书记说：我在外面除了养蜂之外，什么事都没有，以后如果这个楚科长再来找你，问我的情况，你就告诉他们：小易刚来我们队上不久，又长期在外面放蜂，他的情况我们不大了解，有什么事，你们直接去找他本人好了。他听我这么一说就放心了，他说：你没事就好，他们要再来，我就要他们直接来找你。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回家去了。他走后，我一直以为XX县公安局的人会找到我这里来了解杨老头在广州的情况，但他们始终没有来。
到这年9月份蜂场又陷入困境，于是我决定再干一次“投机倒把”，我找到队长帮忙，请他介绍我认识了当地的一位屠夫，经过一段时间交往之后，这位屠夫与我关系甚好，此时，我请队长出面为我担保：请这位屠夫帮我赊一头猪杀了，肉全部按七角八分一斤的价格赊给我，我把肉运到广州去卖掉后，再把钱付给他，那位屠夫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事前给阿文写了封信告知他：我什么时候坐哪次车到达花县，请他骑单车到花县火车站来接我，之所以决定到花县，是因为广州车站查“投机倒把”很严，我担心带一百二三十斤猪肉在广州火车站被查出来，会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局，而花县这种小地方，很少会有人到那里去搞“投机倒把”，所以对出站旅客除了查票之外，行李基本上不查。
到与阿文约定日子的前一天早上，我请那位屠夫帮我从社员家里调了一头猪杀了，过秤之后有一百二十多斤肉，我请屠夫帮我切成三四斤、四五斤大小一块，分别装进两只内布外塑的人造革旅行袋里面，拉上拉链外面再用繩索捆绑一下做成两旅行袋行李的样子，用一根竹扁担挑上，就从衡阳坐火车到达花县，一下车就看到阿文推着单车在出站口附近等候在那里，我把装着猪肉的两个旅行袋绑在他的单车上，要他送到文冲阿波家里，我先坐汽车到广州再坐公交车到文冲。
我赶到文冲时，阿文早已把两旅行袋猪肉送到了阿波家里，他因家里有事就先回去了。阿波他们已帮我联系好，所带猪肉工地食堂全要，但价格按三元一斤计算(黑市上零卖是三元五角一斤)，虽然比黑市上零卖要便宜了五角钱一斤，但撩撇省事，且没有被当作投机倒把查获没收，人被抓起来的风险。我爽快地说：就按你们联系的办吧！第二天一早我在阿波他们的陪同下，把猪肉拿到广州石化工地的一个民工食堂全部卖给他们了，最后结下帐来，除去失秤的重量、往来的车旅费和买猪肉的成本之后，还净赚了二百二三十块钱。
第二天是1976年的9月9号，我卖完猪肉没有事，我就想到昨天阿文送猪肉到文冲时，还没来得及向他打听杨老头的情况他就走了，我决定到阿文家里去打听一下杨老头被抓回去后的情况，我从文冲坐33路车到东山后沿着农林路一带往阿文家的方向走，这天我发现在广州白云机场方向一会儿就有飞机起降，一会儿又有飞机起降，我觉得很奇怪，因为那时候即使像广州这种大城市一天也只有十来个航班起降，我估计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
我到了阿文家里，我问他们是否知道杨老头的情况，他们夫妇都说不知道。我在阿文家里吃了午飯后，决定先到烈士陵园、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带去游览一下，再到广州火车站坐晚上9点40分的250次车返回衡阳。
我先到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里就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毛泽东等人在广州开办的以鼓动农民运动为目的的训练班的所在地，毛和他的战友们把湖广、江西、福建一带农村里的那些二流子、地痞、懒汉和被共产主义思想蛊惑的青年知识份子，召集到广州的这个所谓的讲习所来，煽动他们回乡去组织农会，批斗打压甚至杀害乡村里的士绅、地主，瓜分他们的房屋、财产甚至妻女、抓他们去游街、给他们戴高帽(这些都是“解放”后“土改”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预演)。这个曾经的讲习所“解放”后便被开辟成了一个以吹嘘毛当年发动农民运动的“丰功伟绩”的场所。看到这里，不由得让我想起我在浏阳看到的，毛发动的农民运动和暴力革命对中国农村所造成的巨大而深重的破坏。这使我似乎又看到了浏阳深山里那些掩映在蒼松翠竹里的无人村庄和杳无人迹的道路、茶亭。
我从讲习所出来就到了广州的烈士陵园，这里除了主要纪念中共当局的先烈之外，也纪念了少数几位辛亥革命时代的先烈。我从烈士陵园出来，已到了下午四点左右。我刚走到陵园大门口旁的马路上，忽然听到当时无处不在的大喇叭里传来了一阵哀乐，我正在想：今年年初刚死了周恩来，前不久一向身体健康的朱德又莫明其妙地死了，这次不知道又轮到了哪一位？接着就听到喇叭里传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宣告：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于今晨零时十分因病逝世……。我心想：这个一生对中华民族犯下无数滔天罪行，一生从未做过任何一件值得一提的好事的魔头中最大的魔头，终于做了一件唯一正确的事──去见他的祖师爷马克思。此时我见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士朝我走来，以一种难以形容的神态向我核实她所听到的广播：刚才广播里是不是说伟大领袖他老人家已经……。她不敢说出后面那两个如果说错了就足以让她掉脑袋的关键字。从她的眼神看得出，她是多么希望她所听到的、又不敢说出来的那两个字是真的，又似乎不敢相信她的耳朵。我明确地告诉她：刚才广播里说毛主席已于今天凌晨零时十分去世。她听到后一种难以掩饰的如释重负的轻快神态自然露流露出来，也许是出于对我这个陌生人的警惕，她马上又装出一种很悲痛的神态以掩饰她内心的欢快、庆幸。这位女士看样子是位知识份子，她听到毛去世的消息时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备受欺压、迫害、凌辱的中国大陆知识份子在得知毛去世的消息时的共同心态。
我回到衡阳县枧山的刘铁匠家(我的房东)的时候从收音机的“敌台”里了解到毛死后，中共高层内部的斗爭十分剧烈，我预感到中国大陆的政局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心情比较激动。
到9月18日得到刘铁匠他们大队的通知，这天放假参加全国一致举行的毛的追悼大会，每个人胸前都要戴一朵纸做的白花，左臂上要带一条黑布做的黑臂纱。在追悼大会召开前，大队书记带着大队干部到每家每户去检查是不是每个人都佩戴了黑臂纱和白纸花，我在他们到刘铁匠家检查之前，故意只穿了一条短裤蹲在蜂箱上检查蜜蜂，大队书记见到我说：易师傅，今天全国统一召开毛主席的追悼会，每个人都要配带白纸花和黑臂纱，这是你的白纸花和黑臂纱，我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配戴？我身上没穿上衣白纸花和黑臂纱总不能用别针别在我的肉上面吧，你们把白纸花和黑臂纱都先放在这里，等我检查完这两箱蜜蜂，我穿上长衣长裤，我再自己配戴。大队书记把白纸花和黑臂纱放在我旁边的一个蜂箱上，临走又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等一下追悼会开始之前，一定要记得把这两样东西配戴好啊！这是政治任务。他们走后不久，广播里的追悼会在一阵哀乐之后，便开始了，全大队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到了大队小学的操场和教室里，刘铁匠的两个儿子临走时要我和他们一起去参加追悼会，我说：你们先走，我马上就来。结果直到追悼会结束，我既没有配戴白纸花和黑臂纱；也没有去参加追悼会。
对于毛的死，农村里凡是上了点年纪的人“解放”后都吃尽了毛的苦头，所以这些人内心的态度大多是：他终于死了，以后的日子应该会会好过一点吧！不过也有些人因长期被洗脑中毒太深，听刘铁匠的两个儿子说：追悼会场上也有较年轻的男女社员嚎淘大哭的，就属这类人。
1976年10月7号晚上，我正在衡阳县井头江附近荞麦场地的孤寡老人王师傅(他是当地农村的一名大厨)家的房间里，收听英国BBC广播电台的中文对华广播，忽然从收音机里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据可靠消息来源透露：被称之为“四人幫”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已于昨日(6日)晚上被以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为首的中共当局抓捕关押，北京城已进入戒备状态……。
我预计毛死后必将爆发的中共当局高层的内斗终于爆发了，但有两点出乎我的意料：一是它爆发得这样早；二是它是在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与“四人幫”之间爆发的。由于资讯的匮乏，以前我一直把华国锋看作是毛捧出来的一个能力平平，但“文革新贵”们和老干们都可以接受的、唯毛之马首是瞻的过渡类型的人物；汪是一个没有头脑的死心塌地跟毛跑的一个奴才；而叶是一个在毛面前唯唯喏喏、见风使舵的墙头草，他们与“四人帮”没有本质区别和根本利益冲突。不知道由于江青的愚蠢、专横、霸道在争夺毛死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时企图把华、汪、叶等一律排斥在未来最高决策层之外，把华、汪、叶等逼上了梁山，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他们如果被排斥出权力中心，按照以往中共高层内斗的惯例，失败者交出的不仅仅是手中的权力，就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难保，因为他们知道新当权者上台之前种种不可告人的黑幕，所以新当权者必将他们杀之以灭口。所以华、汪、叶等被迫绝地反击，他们利用汪所掌控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和特务情报系统，以及叶所掌控的以吳忠为司令的北京军区的部队，发动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宫庭政变。此时胜负的天平已完全倒向了华、汪、叶这一边。因为在共产极权体制之下，谁掌控了特务情报系统和军队，谁在权力斗爭中就能稳操胜卷。
尽管英国BBC电台的对华广播以消息来源准确、可靠而著称，这一点就连有美国中央情报局作消息来源的美国之音都望尘莫及，但对如此重大又意外的消息，我还不能完全肯定它的真实性，尽管一两天之后，美国之音、台湾、莫斯科的对华广播都播发了这一消息，但都还没有完全消除我的疑虑。但是从10月6号后的中共广播和报纸就一直没有再刊载过与这四人有关的照片和消息，这才使我确信10月7号晚上BBC电台播发的“四人幫”被华汪叶等抓捕的消息是真实的。
到10月14日中共当局才将此前早已传遍全世界的抓捕“四人幫”的消息向全国民众公佈，在全中国大陆引发出民众欢呼庆祝打倒“四人幫”的游行示威活动。衡阳各地乡镇也都有庆祝打倒“四人帮”的游行示威话动，民众通过这些游行示威活动来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而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所谓“四人幫”实际上应该称之为“五人帮”而这个“五人帮”的帮主就是毛泽东。
1977年元月10号前后我把蜂运到了广州石牌车站附近越冬，这天一早我想到阿文家里去打听一下杨老头被抓回去后的下落，我来到阿文家，我问阿文夫妇：杨老头是否来过广州？不料他们说：杨X煌早就在老家XX县被槍斃了！他还来什么广州呀？我听了大吃一惊，我说：他不就是个“外流”的罪名，即使出身不好，也不至于被槍斃呀！他们说：易师傅，你有所不知，他被捲入了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大案之中，和那个集团的成员一起在毛主席死的第二天就被槍斃掉了(中共当局按封建传统在毛死的第二天，全国统一处决了一大批人犯，把他们当作毛的陪葬)。这一消息也是阿文他们从不久前一位从三门杨到广州来的老乡那里知道的。经他们述说，事情的详情是这样的：杨老头在75年在广州被当作外流人口遣返回老家三门杨后，在大队水泥电杆厂做事时，与当地的六七位地富子弟过从甚密，这几个地富子弟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之下，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他们希望能做些事情使这个社会发生一些有利于他们的改变，他们常在一起议论时政，后来杨老头从广州遣返回三门杨之后，也参与过这些议论，他们也“收听敌台”，当他们从台湾国民政府的对大陆广播中听到：凡愿意参加反共救国大业的大陆人士，只要向香港XXX大道XX号写信联系，便能得到台湾国民政府在金钱和物资上的支持。在台湾对大陆广播的鼓动之下，他们便动起了与台湾当局联系的念头。当他们得知杨老头将重返广州之后(幸好他们不知道杨老头是在我的资助之下重返广州的；幸好杨老头在他们面前没有提起过我)，他们便按台湾对大陆广播中所说的香港地址写了一封想与台湾国民政府联系并获得国民政府支持的信，交给杨老头，请他把这封信带到广州去寄，他们心想：他们若在本县寄，因本县寄往香港的信很少，容易被中共当局查获，广州每天寄往香港的信多如牛毛不易被中共当局查获。这几位地富子弟居然没有想到：你能收听到“敌台”知道这个联系地址，中共当局当然也监听得到这个“敌台”，他们比你更清楚这些联系地址，凡是寄往这些地址的信件，中共当局必然会进行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以“反革命”罪或“叛国投敌”罪抓捕这些写信的人。此外，这几位地富子弟也低估了广州公安和邮政系统检查信件的能力，他们不知道在涉及中共统治安全方面，中共当局的投入向来是不计代价的。
那天我与杨老头在火车上会合一起去广州时，以及后来杨老头一直没有向我提及过寄信的事，我估计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他与我刚认识不久对我还不放心，不敢把这件事告诉我；二是他已充分认识到寄这封信的风险不想把我捲入其中。其实只要杨老头当时向我透露了要寄信到香港这件事，我马上就会极力制止他们这种愚蠢的自杀行为，如能这样，也许杨老头和那六七位三门杨的地富子弟都有可能免于一死。遗憾的是，杨老头在我面前对这件愚不可及的事没有透露过一点蛛丝马迹。
当杨老头和我一起到广州后，他很快就把那封寄到香港的信寄出去了。结果是马上就被广州公安和邮政部门截获，三门杨那六七位地富子弟，立即就被广州公安通知他们县公安局按信上的地址全部抓获，在该县公安的刑讯逼供之下，他们很快就把杨老头供出来了，该县公安，根据杨老头“历史反革命”的成份，便断定杨老头就是这个企图投靠美蒋特务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蜂场75年12月25日刚到广州石牌车站，76年元月1号阿文就带了那个冒充杨老头“老朋友”的广州公安人员到我们蜂场来找杨老头的原因。幸亏我事先交待了杨老头不要说是我把他带到广州的，又交待他们说我和杨老头是在阿文家里认识的。所以当时广州公安并未怀疑我也参与其事。
此时我才明白：怪不得广州公安为什么为了抓捕一个我认为的仅仅是一个外流“历史反革命”会花那么大的代价：我搬到文冲后，先是派便衣冒充家里养了蜜蜂在广州石化工地当施工员的人，来借机接近我，以图从我这里打探我和杨老头究意是什么关系，并伺机将试图投靠美蒋特务机关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杨老头在我这里抓捕归案；此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当“施工员”的便衣身份被我意外识破后，又派便衣冒充河南蜂场的养蜂师傅来和我接近，邀我一起返回家乡采油菜和紫云英花，被我识破后，又每天派便衣在我附近的文冲一带蹲守抓捕杨老头，直至四月上旬那一天，把杨老头从我住的甘蔗棚里抓走。
后来我从文冲大队陆书记那里知道，广州公安为了抓捕杨老头，从过了春节之后，就一直派了便衣在我住的文冲晒谷坪周围一带蹲守，直到四月上旬杨老头被抓捕那天上午，杨老头刚从广州乘33路车到文冲，下车后，进入文冲大队的茶楼吃早茶时，他就被早已守候在茶楼的便衣盯上了，广州公安部们接到便衣的报告后，马上派出警车带了增援人马来到文冲，为了确认我与杨老头之间有无“勾结”，没有在茶楼对他实施抓捕，而是让他到我这里来，看看他与我之间有无什么活动，以确认我与杨老头的“反革命集团”大案究竟有无牵连。又幸亏春节前杨老头在我这里住一夜，我把我的临时户口拿给他应付春节期间对外流人口的清查时，交待他，如果出了事，不要说这张临时户口是我借给他的，要说是从我这里偷去的。由于广州公安从阿文、杨老头那里问到的，杨老头是如何从老家三门杨来到广州的、我和杨老头是如何认识的、我的临时户口是如何到了杨老头那里的回答，与他们问我这些问题时，从我这里得到的回答都互相印证了我们所说的都是“实话”。此外他们问我有关杨老头的问题时，我表现出的镇定自如，和杨老头被治保主任带走后，我仍在那里一边次口哨一边修理蜂箱所表现出来的从容不迫，都使他们相信我所说都是“实话”，以他们训练有素的职业公安人员的经验来判断，他们也不相信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抗审讯训练的养蜂员在编织谎言来欺骗他们这些训练有素的侦察员时，会表现得如此镇定自如、从容不迫。所以他们相信我说的全是“实话”。因此广州公安据此断定我与杨老头所捲入的大案没有关系。没有将我与杨老头一起抓捕回XX县，使我侥幸避免了被捲入杨老头他们的“反革命集团”的大案之中，使我避免了一场杨老头他们那样的灭顶之灾。
以前我还十分不解：杨老头仅仅作为一名外流“历史反革命”被抓回老家后，为何他们县公安局的侦察科长楚X芳会两次骑三轮摩托到石牛四队来找我了解情况，原来是因为杨老头被捲入了企图与美蒋持务机关勾结并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大案。
试想我事前带杨老头到广州时，没有交待他不要说是我帶他到广州的，要说是他自己爬货车到广州的；如果我事先没有对杨老头和阿文夫妇讲我和杨老头是在阿文家认识的；如果我把临时户口交给杨老头时，没有告诉他如果他出了事，就说是那天晚上住在我这里趁我不备从我这里偷去的。那么广州公安就会知道杨老头是我把他从他家乡带到广州的，我和杨老头在来广州前就认识了，杨老头身上带的临时户口是我拿给他应付清查外流人口的，那么广州公安根据这些很容易就会联想到我与杨老头他们的“反革命集团”案必定有关联，在那种强调阶级斗争，人人随时都要擦亮眼睛提高革命警惕性的大环境之下，广州公安为了扩大对敌斗争的战果，便会毫不猶豫地将我和杨老头一起抓到XX县公安局，此时XX县公安局必定会到我读书的大学和省公安厅去查阅我的档案，发现其中有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宣扬美化资本主义、丑化社会主义、进行反革命宣传……[註：2]之后必然会断定我与杨老头他们的“反革命集团”脱不了干系。那么到76年的9月10号我必定会和杨老头以及那六七个地富子弟一样成为毛祭壇上的一个牺牲。我能避免得到和杨老头他们一样的结局，完全印证了中国那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至理名言。此外我之所以能幸免于难，除了前面，这些原因之外，还得感谢杨老头至死也没有把我和他要偷渡香港的事说出来，他至死也没有在中共当局的威胁利诱之下为爭取立功减轻对自己的处罚，而胡乱把我牵扯到他们那个县的公安强加给他们的“反革命集团”里面去，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很多人都会这样做的。对于杨老头为何至死也没有出卖我，至死也没有把我牽扯到他们那个“反革命集团”和他们向香港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写信的事件中去。我后来分析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杨老头他良知尚存，知道我平日待他不薄，不忍心加害于我。他那时也许还没有料到他会仅仅因为帮那六七个地富子弟寄了一封信，就会被中共当局处决，他可能还指望有朝一日刑满释放出来后，还能从我这里得到一些他所需要的帮助；二是他以前坐的二十多年牢，使他对中共的本质有了比一般人更深刻的认识，他知道他牵扯更多的人进来，只会害了这些人，并不能减轻中共当局对他自已的处罚。
不论属那种情况，我都要衷心感谢杨老头至始至终都没有将我牵连进去。我知道，尽管由于我事先对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都作出了应对的安排，成功消除了广州公安对我是否捲入杨老头所涉“投靠美蒋特务机关组织反革命集团”一案的怀疑。但杨老头在被抓到他所在的县公安局之后，在不难想象得到的、中共当局对他的严刑逼供之下，都没有把我把他带到广州、又供给他钱粮度日、又为他提供临时户口应付清查外流人口以及与他谋划偷渡香港这些事供出来，实在应该感谢杨老头的良知未泯和清醒明智，正因为如此才使我免于遭遇与他一样的灭顶之灾。
在阿文家里听到杨老头的下场之后，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悲伤(杨老头死于非命)、失望(偷渡香港的关系断了)和感恩(他始终未将我牵连进去，使我免于一死)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
[註：1]：民国时代的师管区有点像“解放”后县、市的武装部，负责征集兵员和安置复退军人和伤残官兵。
[註：2]：详拙文《我的大学》上、下，该文刊登于2019年的《民主中国》。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4/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