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溅雪:细心谨慎使我逃过一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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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史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我养蜂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利用蜂场到云南、两广和福建一带越冬的期间,寻找偷渡出境的机会,以实现我们办报纸揭露事实真像和当局的罪恶来喚醒民众、来改变这个反人性、反文明的政权。另一个目的是利用养蜂这个可以“名正言顺”地周游全国的机会,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全国各地的现状和这个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以寻找解决这些弊端的办法。

这是我职业养蜂的第一年快结束时,同行的几个蜂场的养蜂员大都有妻儿老小,在外奔波一年之后,都想趁蜂群越冬的机会在家乡过年陪陪亲人,这也是人之常情,他们大都不想到南方去越冬,而我又没有去云南和东南沿海一带越过冬,所以必须要先去广东一带联系好越冬的场地才行。广东我以前从未去过,在那里又没有一个熟人,此时我记得曾听田X光(一位当地知青)说过,他下放的县长X公社三门杨一带“解放”前曾有不少村民流落到广州一带去做小生意、去打工,以后就定居在那里了。我想或许通过他们能在广州找到熟悉广州一带放蜂场地的熟人,就可解决头一年去广州放蜂的场地问题。

我来到三门杨田X光家,向他说明来意后,他说:巧得很,前两个月清理外流人口时,刚从广州遣送回了一个长期外流在广州的一个叫杨X煌的老头,他长期外流在广州及其附近的市镇打零工,对广州及其周围的情况十分熟悉,要他帮你找一个放蜂的场地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天晚上田X光到大队的水泥电杆厂把在那里做事的杨老头叫来了。杨老头当时五十多岁,他解放前到广州投靠他一位在广州师管区[註:1]当师长的亲戚,在广州师管区当了一名上尉军官。在广州那种花花世界,杨老头在那里“乐不思蜀”,把在三门杨带着孩子们独守空房的原配丢在老家,自己却在广州另娶新欢,还生了两个儿女。然而世事难料好景不长,广州“解放”后,杨老头作为被俘人员遣送回原籍三门杨老家务农,一开始他的原配念及多年的夫妻情份和子女的亲情,以及中国妇女那种逆来顺受的传统“美德”,并没有计较杨老头在广州那段陈世美式的风流韻事,还是接纳了杨老头的回归。

可是到1951年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杨老头被中共当局以“伪军官”的罪名抓去判刑二十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杨老头刑满释放后,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份子”的帽子释放回老家,交由当地革命群众监督劳动改造思想。此时,他的原配夫人虑及子女的前途不得不与杨老头划清界线,从此将杨老头拒之门外,不认他这个丈夫,杨老头只好住在大队部,在大队企业做事混口飯吃。此时杨老头想到了远在广州的小老婆和儿女,就凑了一点路费乘火车去广州认妻,那料他在广州的小老婆和儿女也坚决不认他这个“历史反革命”丈夫和父亲。杨老头无奈,只好从此浪迹广州及周围县市,靠帮人烧砖瓦、打零工维持生计,实在衣食无着时,也只好硬着头皮到流落在广州的杨氏族人那里蹭口飯吃。

早几个月因形势吃紧,全国各地大力清查外流人口,杨老头避之不及,被广州公安抓获,遣送回本县三门杨老家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因无家可归,同为杨氏族人的大队干部看在宗亲的份上,只好把他安排到大队水泥电杆厂做事,这样杨老头吃住都在厂里。但在广州自由自在打流惯了的杨老头,极不习惯水泥电杆厂既繁重又不自由,还要遭人白眼和歧视的生活。一心只想重返广州继续他那打流的生活。所以当我提出想要他带我到广州找一处放蜂场地时,他便满口答应了。
后来我又和杨老头长谈了几次,结果发现他也想偷渡到香港,而且他还有点门路。据他说偷渡通常有三种办法:一种是有钱,可以通过蛇口、深圳一带的蛇头,他们大都是那一带的大队干部,这些人通常都与边境一带巡逻的民兵和渔民有良好关系,蛇头们负责把你从樟木头带到边境,并送上渔船,趁中共海上巡逻舰艇巡逻的间隙,把你送到与他们串通好了的香港渔船上,再由香港渔船把你送上香港。这按当时的行情,每个偷渡者需付给蛇头们两万五千元左右。当然为防止蛇头收了钱不把你送到香港;或是你到了香港后不付钱这种情况发生,通常在偷渡者和蛇头之间还有一个双方都信得过的中介。偷渡者通过中介人先付一小部份钱给蛇头,余下的钱存放在中介人那里,偷渡者偷渡过去后,蛇头们会把偷渡者关在香港蛇头们的一个据点中,然后由偷渡者写一封亲笔信交由蛇头们从香港寄给中介人,中介人根据约定的暗号知道偷渡者已成功抵达香港后,便会把余下的钱付给蛇头们。蛇头们收到全部钱后,便会通知香港的据点放人;另外一种方式是偷渡者本人没有什么钱,但他在香港的亲友有钱,而且也愿意支付偷渡的费用,双方通过中介人达成偷渡协议后,蛇头们还是按第一种方式把偷渡者偷渡到蛇头们在香港的据点后,由中介人通知偷渡者在香港的亲友带钱到据点领人;第三种方式是没有钱的偷渡者挺而走险的方式。偷渡者两三个结伴而行,每个偷渡者事先要买一辆旧自行车,准备一支可上四节电池的加长手电筒,还要用一块不透光的黑布中间挖一个黄豆大的小洞再包在手电筒灯头上(这样手电筒打开时,就只有一束黄豆大的灯光照射出来,夜间在山中行走才不易被人发现),要准备一个指南针,每人要准备一个兰球胆(渡海时起救生圈的作用),每人还要准备三四斤干粮,这种干粮是用面粉炒熟后加上猪油和白糖制成,半统套鞋(防蛇咬)、避蚊油,一瓶酒精、一盏简易小酒精灯、一小盒鱼(肉)罐头(食用后的空罐头铁盒可用来烧水喝),当然还要准备点钱、粮票和证明之类的东西备用。

当这一切都准备好之后,要选择一个樟木头(广州与深圳之间的一个集镇)赶集的日子,带着准备好的物品到樟木头的集市上转悠,为掩人耳目还要在集市上买上一只鸡或鸭和几把蔬菜挂在单车后的货架上,然后等到下午集市散市的时候,再隨赶集的村民沿公路骑行,再慢慢落到后面,骑到一个周围没有人的地方使把单车、鸡鸭蔬菜丢弃并藏好,然后进入山林里朝南行进。因为樟木头再往南公路上便有检查站,只有持有边防证的当地村民才能通行。进山以后为防止被人发现,只能昼伏夜行,天亮之前就要找一处人迹罕至又背荫的地方躲起来,并轮流睡觉或警戒。天黑之后再开始往南方行走,要尽量绕开村庄和大路,晴天行进时不必借助指南针,只朝有灯光的方向走就行(有灯光的地方就是香港)。到临近边防线时危險性大增,除了边防军巡逻队之外,还有本地的民兵巡逻,这些民兵熟悉当地地形和道路,熟知偷渡者们必经的路径,时常隐蔽在暗处守株待兔,一旦偷渡者被民兵抓住就倒大霉了。偷渡者若被边防军抓住,还只没收与偷渡有关的物品,再送交公安机关遣送回原籍处理(通常都会以“叛国投敌”的罪名被判刑)。而一旦被民兵抓住,偷渡者除将被民兵们搜光身上的所有物品之外,还要被剥光所有的衣裤,只剩下一条短裤,然后才把偷渡者送交公安机关。因为当局为鼓励民兵们抓捕偷渡者,规定:凡抓获偷渡者所缴获的一切物品全部奨励给抓获偷渡者的民兵个人,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之下,一贫如洗的边境地带村民便把抓获偷渡者当成一门生财之道,而积极投入抓捕偷渡者的“业务”之中。

若偷渡者有幸躲过了民兵和边防巡逻队的抓捕,成功到达深港边境附近时,就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松土地带翻越铁丝网游过只有几十米宽的深圳河登上香港的土地获得自由。但这条路成功的几率很小,因为越是容易越境的地方边防岗哨巡逻的密度越大,所以除了偶然因边防部队放电影、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边防军人大部参加看电影或集会,巡逻人员减少,偷渡者利用巡逻士兵相遇又分开到再相遇之间的短小间隙成功翻越铁丝网、游过深圳河偷渡成功之外,绝大部份都是在穿越松土地带或翻越铁丝网时被边防军人抓获;或开枪击伤、击斃。另外一种选择就是选择与香港之间隔着比较宽阔的海面的地带越境,因为大陆与香港之间海面越宽的地带,大陆一边的戒备就越没有那么严密,两位巡逻士兵之间的距离比较远,在他们巡逻相遇又背道而行后,返回又相遇之间的间歇时间较长,偷渡者利用这段时间成功跑过松土带、翻越铁丝网、跳海游泳成功的几率较大,通常水性好的偷渡者都会选择在这一地带偷渡,然而即使在这一带偷渡,被边防军人抓获、击伤击斃的也不在少数。

我和杨老头分析了我们的条件之后,都认为我们只能选择“挺而走险”的那种方式偷渡。我问杨老头他会不会游泳,他说如果有个球胆游几里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我说没有球胆我也可以游几里路。于是决定由我去准备指南针、四节手电筒、兰球胆这几样在广州要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的东西(因广州一带偷渡成风,当局为减少偷渡事件的发生,便对这些可用于偷渡的物品加强管控);由杨老头再去找一位熟悉樟木头至蛇口一带情况的朋友结伴而行,偷渡成功的几率才比较大。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我与杨老头约好,那天晚上十点多我从石牛四队附近的一个小站坐武汉至广州的249次车前往广州,我上车时就帮杨老头(他在我往南的下一个小站上车)也买好到广州的车票,当列车经过这个小站时,我从车窗伸出头和手把车票交给应约来到车站等候的杨老头,他上车后,和我坐到了一起,在车上我向他解释放蜂场地的要求,要有大面积的油菜和紫云英,要有地方住宿,要能通汽车或拖拉机,他说这样的地方多的是,广州郊区、三水、四会都可以放蜂,他在这些地方都有朋友,放蜂场地和住宿都没有问题。

快到广州之前,我交待他,今后不论遇到任何情况;无论对任何人都不能说是我把他从老家带到广州来的(这一点对此后发生的事至关重要),就说是自己爬货车来的。只要我没有被捞进去,在外面养蜂,你找到我,我有吃的你就也有吃的。

我们第二天傍晚到达广州后,就去找旅店,结果所有的宾馆、旅店招待所全都客满,连过道上的加铺都没有。我们只好在珠江边上徘徊,那时的珠江已经污染,江水呈灰黑色,迎面吹来的江风也夾带着一股从江面散发出来的腥臭味。由于一直找不到住处,又怕碰到巡逻查夜的人,因为我那张养蜂证明上只写了一个人(直到后来我才在那个“一”字上面加了一短横,改成一个“二”字,才可供两人用)。此时杨老头说:看来只好去找住在广州某厂宿舍的一个远房亲戚了,我们找到他的这位远亲家里,叫开门后,主人见是杨老头就不大热情,杨老头向主人介绍说:这是养蜂场的易师傅,这次要到广州一带越冬繁殖蜂群,我们找了好久也找不到一家有空床位的旅社,所以我带他过来坐坐,此时主人的态度才有所缓和,才泡了一壶茶,边喝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一阵,因主人知道杨老头有“历史反革命”的头銜,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一般人对杨老头这类人都是采取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主人的冷淡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那里坐到了半夜,互相僵持着,主人始终没有一点表示要留我们过夜的意思,而我们也没有一点要离开的表示(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地方可去),尽管主人不时看看手表,意思是:时间不早了,你们该走了吧!我们也只能装做没看见一样,坚持坐在那里不动,最后快到半夜两点了,主人已明白:他们是不会走了,才拿过一床草蓆、两个枕头和一个床单铺在地上对我们说:今晚就在这里将就一下吧!这是我第一次不顾人家的意愿,死皮赖脸地赖在别人家里住了一晚。

第二天一天亮,我们连忙向主人致谢后就告辞了主人,在外面匆匆吃了一点东西,便乘车前往三水再到四会。杨老头曾在这一带烧过砖、打过零工与那里的好几户村民都比较熟,我们去了他们也很热情,还留我们吃饭,我们在四会联系好了三处放蜂的场地,这里种的油菜和紫云英面积都很大。

从四会回到广州后,杨老头带我到广州市郊杨箕村的宋老头家,宋老头也是“解放”前从我县老家三门杨流落到广州做工的,后来就在杨箕村安家落户了,现在在大队的面条厂上班,宋老头见我们到来很高兴、很热情,连忙请我们到他家里吃飯聊天。原来宋老头刚流落到广州时,在广州师管区当上尉的杨老头对宋老头多有关照,看来宋老头还知道感恩。宋老头有个儿子初中毕业后,遇到知青下放的高潮,便选择了回我县三门杨老家以投亲靠友的方式回老家当了两年知青后,便倒流回广州学会了做木匠,现在在广州一家单位做比较固定的木工,每天按时上下班,所完成的木工工作按定额发给工资,但不属单位的编制。

午饭后我和杨老头一起到了宋老头儿子宋X文的家里,宋X文已与一位流落在广州的女子结婚,他的妻子是湖南醴陵人,她在丈夫被划成右派份子之后,被迫带着儿子与丈夫离婚,为生活所迫带着儿子流落到广州,后与倒流到广州的知青宋X文想遇,大概因“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故,同病相怜,最终结为秦晋之好,这位女士比小宋要大好几岁,与小宋结婚后又生了一儿一女。小宋住的地方是广州火车站背后的一座城中村,这里原本是一个林木葱笼的山中盆地,山坡上建满了从全国各地流落到广州的外流人口搭建的简易房屋,这里的居民操着全国各地的南腔北调,住在这个天不管地不管的地方,这个城中村的前面是一条广州通往九龙的铁路,铁路在这里转了一个急湾,由于树木的阻挡人们过铁路时往往看不到从树林中突然冲出来的火车而被火车撞伤撞死的现象时有发生。小宋在这里搭建了三间茅房,房前还种了一点花,小宋夫妻很热情好客,他的太太对我说:你刚开始养蜂又头一次到广州,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们。在吃晚飯的时候,我对小宋夫妻和杨老头说:以后如果有人问起我和老杨是怎么认识的,你们都说是在你们家里认识的,因为都是老乡,在你们家碰到一起才认识的(这一点在此后的事件中至关重要),那天我们就住在小宋家。放蜂场地联系好了,我准备返回蜂场,临走之前,我给了杨老头二十多斤全国粮票和二十几块钱,对他说你先在这里找点事做,我回去把蜂运到广州来再联系。

十二月初我回到蜂场,看到车站附近放了好多蜜蜂,都是从山桂花场地撤出来等待去南方繁殖的外地蜂场,何麻子、何X庭和吴X军和江苏陈稼祥他们的蜂也拉到了火车站。

我赶紧回石牛四队(我刚把户口迁过去的生产队)去与队上协商蜂场的事,大队、生产队和社员的意见是:队上还要派一个人和我一起去放蜂,才同意蜂场以生产队的名义到县畜牧水产局去开外出养蜂的证明。我知道这是队上怕我一个人在外面养蜂不交钱给生产队,我说:现在蜂场还刚起步,还只有二十五箱蜂,养活我一个人尚无把握,再加一个人,多一份开支不说,两个人一年一共还要交一千块钱给生产队,实在太为难了。但生产队和大队坚持要这么办,为了取得那张外出放蜂的证明,我只好同意四队派了一个叫邹X科的社员和我一起去放蜂,我想只能到时候让他知难而退算了。

经联系决定一起去广州一带越冬的蜂场有何麻子、吳X军、江苏陈稼祥和我四家蜂场,又有三家北方的蜂场找到我们拼车一起去广州一共有三百多箱蜂,这样运费就比较合算了(通常运费都是按各蜂场的蜂箱数分摊的)。

在火车站等待南下的期间,我抽空回到兰岭五隊(我原来下放的生产队),把我和孫X国留在兰岭的木材,床铺、用具和书籍等清理了一下,全部寄存在房东兰X件家,把剩在生产队的粮食全部领出来,挑到粮站找粮站会计夏媛闺(此人出身大户人家,解放后参加工作,她对知青和下放城镇人员持同情态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常给予知青和下放城镇人员一些方便)全部兑换成了全国通用粮票和现金。

离开兰岭的时候,我留给兰岭村民的印象就是:小易这个人,人是个好人,就是有点“杏”(当地土话,就是“儍”的意思),因为我在这里的所做所为有许多都是他们无法理解的。临离开兰岭之前,我把从凌源带回的一套睛纶衫、裤送给了兰X件家,并对多年来他们一家对我和孫X国的关照表示了真诚的感谢,他家知道我已将户口迁移到与X塘公社相邻的邻县X培公社,走前他家请我吃飯,算是给我踐行吧!饭后我带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兰岭。自从我和孫X国1969年2月7日下放到兰岭五队,到1975年12月20号前后我离开兰岭,在这里度过了差不多整整七年时光,在这里我认识到了中国大陆农村的贫困、愚昧、落后,以及这里善良与凶残、逆来顺受与奋起反抗并存的精神面貌。为了能让他们过上丰衣足食和享有做人的一切基本权利的生活,让我深感自己肩头责任的重大,和未来道路的难辛与漫长。我带着一种既留下了许多美好记忆,又让我对这里发生的许多事令我深恶痛絕的复杂心情离开了兰岭这个地方。

我们于12月23号装车南下,于二十五日傍晚到达广州南郊的石牌车站。卸车后,我和邹X科把蜂放在石牌车站东边一所小学的围墙外边(这里属广州市郊专门种植蔬菜的棠下大队)。我通过阿文找来杨老头把何麻子、吳X军、陈稼祥他们三个蜂场带到了四会的放蜂场地,我们的蜂就打算放在石牌不动了,也可省下一笔运费。

我们到了石牌不久,就到了1976年元旦,那天天气晴好,我对邹X科说:今天元旦,你可以到东山你在部队当汽车兵的亲戚那里去玩一下,元旦他们部队会放假,你要他带你到广州城里面去玩一玩。他很高兴就去了。

这天下午我正在检查蜜蜂,我见阿文(广州人对宋X文的称呼)带着一个四十好几岁、穿中山装、带解放帽的人到蜂场里来了,我招呼他们一下之后,又在继续检查蜜蜂,阿文只对我说了一句:他要找老杨,之后便站在一边,既不再说话,对我也没有任何表示。这个人自我介绍说:他是杨老头的老朋友,今天来找他有点事,问我知不知道杨老头现在在哪里?我说:我不知道,他不是我们蜂场的人,我和他是在阿文家里偶然碰到才认识的。这个人接着便向我打听杨老头的情况,我说:我与他刚认识不久,对他的情况还不大了解。此时我心想:你自称跟杨老头是多年的老朋友,对杨老头理应比我这个刚与杨老头认识的人更加了解,按道理应当是我向你了解杨老头的情况,你现在反倒向我了解杨老头的情况。此时我已开始怀疑这个人是不是公安局的人,我当时想:可能是杨老头从老家三门杨跟我逃跑到广州后,当地报到县公安机关,县公安机关,发文到广州公安机关,要求广州公安机关协助把外逃的“历史反革命”份子杨老头抓捕回原籍交由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为了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广州公安部门的人,我对他说:老杨虽然不是我们蜂场的人,但因为我们都是老乡,所以他会经常到我们蜂场里来,你把你的姓名和住址告诉我,等他来了我要他去找你。我心想你要真是杨老头的朋友,你就会告诉我你的姓名和住址,你不敢告诉我就证明你是公安局的人,他听我这么一问,连忙说:不必啦!不必啦!也没有什么重要事,只是隨便问问而已。我想,你没有什么大事跑这么远来找他干什么?他说完便和阿文一起走了。

第二天我进城后来到阿文家,我对阿文说:那个公安局的人到你家找杨老头,你推说不知道就是了,你把他带到我那里干什么?你把他带到我那里,你也要想办法暗示我一下,这个人是公安局的,我才好防备他,你却一点表示也没有,让我一开始还真以为他是杨老头的朋友。阿文说:“我没有经验,一听说他是公安局的心里就发慌,糊里糊塗就把他帶到你那里去了,对不起”。我说:你年纪轻没社会经验,我不会怪你,今后无论碰到谁问杨老头和我的情况你都推说不知道,就行了。

后来因为棠下种的蔬菜打农药造成蜜蜂中毒后,我就在在棠下新认识的当地朋友阿奇的介绍下,准备将蜂场搬到黄埔港南面的文冲大队去,阿奇说:他们那里是农业区种了许多油菜和紫云英,不打农药,那里又是广州荔枝的主要产区,你们搬到那里采完油菜和紫云英花后,就可以在那里采荔枝蜜。我说:明天你先带我去看看,另外,搬过去也要先和文冲那边的大队联系好,取得大队的同意才行。

第二天阿奇用单车带着我从石牌出发沿广深公路一路往南,经过黄埔港到达文冲阿波家里,说明来意后,阿波很热情,连忙带我找到文冲大队陆书记那里联系放蜂的事,陆书记原先也放过蜂,知道蜜蜂授粉可使油菜、荔枝增产的道理,很爽快就答应了。并安排我把蜂放在阿波他们生产队的水泥晒谷场上,人就住在晒谷场上一个看守稻谷的、用甘蔗叶搭建的棚子里。陆书记还告诉我:来了之后,到他这里开个证明,拿上我的养蜂证明可到派出所去办理一个临时户口,就可以有一些肉、白糖之类的计划物资供应。我向他道谢后,阿波一定要留我和阿奇吃午饭。阿波中学毕业后,就被大队安排到了黄埔港码头上当了一名装卸工,工作很繁重因那时码头上装卸机械很少,货物大都是人工装卸,不过工资比在队上出农业工要高得多。

蜂场搬到文冲后不久,已到了快过春节的时候了,邹X科对我说:他要回家去过年,我说:现在蜂场没有收入,为节省开支最好不要回家去过年,等到三月份蜂场回家乡釆油菜、紫云英时就可以回家了。但他坚持要回去过春节,我已看出他是不想养蜂了,。我于是对他说:等过两天我把蜂箱里的蜜摇出来卖掉,给你凑点路费你再走吧!过了两天只好把蜂巢内的蜂蜜全部摇出来,大约摇了四十几斤蜜,我把蜂蜜拿到阿文家,他太太幫我拿到附近的华侨新村去卖掉了。

位于区(这个字广州人唸“欧”)庄的华侨新村是中共当局为获得稀缺的外汇,而在区庄兴建的一批带花园的两层楼小洋房,专门卖给世界各地的富有华人,据阿文的太太说:这些花园洋房要卖人民币二三十万元一套,这个价格对当时的中国大陆人来说无异于是个高不可攀的天文数字。华侨们必须用外汇才能购买,凡买一套这种花园小洋房的华侨,如自己不入住,可由他在国内的亲属入住,并由政府将其亲属的户口迁入广州市。由此可见被自己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经济濒临崩溃、民不聊生的中共当局为了获取外汇,不惜一切代价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中共当局利用华侨们的乡土观念和宗亲之情,来解决急需的外汇,而兴建起来的华侨新村很快就销售一空,但真正到华侨新村购房入住的华侨基本上没有,大都是这些华侨在这里买房之后,由他们在大陆的亲属来入住,并代他们看守、维护他们所购房产。而这些亲属虽然户口迁到了华侨新村,中共当局却不给他们安排工作,这些人就只能依靠华侨们寄回的外汇维持生活,这些寄回的外汇又被中共当局按他们自定的外汇兑换价格兑换成外汇卷交给他们的亲属,他们的亲属可拿这些外汇卷到专门的外汇商店用平价购买那些普通国营商店买不到的商品。所以华侨新村的居民们因有外汇来源购买力比较强,蜂蜜在那里能卖个好价钱,阿文的太太与华侨新村的居民们有些交往,他把蜂蜜拿到华侨新村以两元一斤的价格(相当于土产公司的收购价的两倍还要多)一下子就全部卖光了,她把卖得的九十多块钱交给我,我把刚来时她帮我弄一套炊具的三十多元钱付给她,还剩下五十多元钱,我花了十几元钱给邹X科买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又给他几元钱路上用,他把他所有的行李都带上,就离开蜂场回家去了,我知道他是再不会来养蜂了。

邹X科走之前,杨老头来过蜂场一次,由于那段时间他没有找到事做,我给了他一二十块钱和二三十斤粮票。

到农曆腊月二十四下午,杨老头又来到蜂场,我留他吃晚饭,晚上杨老头住在我这里,睡觉时他跟我说:要过年了,又到了清查外流人口最厉害的时候,他准备到广州郊区罗岗一位远亲杨X龙家里去躲避一段时间(城郊清查外流人口没有市区那么严),他说他想把我那张养蜂证明借去应付一段时间,我说:养蜂证明只有一张,你拿去了我就没有,万一有人查到我这里来,我怎么办?不过我来这里时还办了一张临时户口,我把这张临时户口拿给你带在身上一样可以应付清查,他说:这样也好,当我把那张临时户口交给他时,我交待他,如果万一你出了什么事,你切不可说这临时户口是我给你的,你只能说是今天晚上住在我这里时,趁我不注意,从我这里偷去的(这个交待对今后发生的事也至关重要)。他说:好的。当时我考虑的“出事”是担心他被当作外流的“历史反革命份子”被抓捕遣送回老家三门杨,并没有考虑到他会出其他什么大事。第二天,我找阿波借了一辆单车,就带上杨老头前往罗岗杨X龙家。
罗岗是广州市郊一个盛产橙子的小镇,每年春天橙子开花时,罗岗一带漫山遍野开满白色的橙子花,像一片白雪覆盖在大地上,橙子花浓郁的芳香馨人心脾,这就是著名的广州八景之一的“罗岗香雪”的由来。杨X龙家住在罗岗镇菜籽街XX号。杨X龙当年五十多岁与杨老头年纪相仿,他解放前从老家三门杨流浪到广州做小生意,后来就在罗岗安了家,把妻子儿女也接到了罗岗,公私合营后进入了供销社,在镇上开了一家代销店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杨X龙为人忠厚,又极富同情心,对杨老头时常予以关照,我们去了后,他很热情,他对杨老头说:你春节期间,就住在我家的阁楼上,没有人知道,不会有人来查,在杨X龙家吃完午饭我就回文冲去了。

我放蜂的晒谷坪周围有一条与外河相通的、约两米宽的水沟环绕,因与外河相通,所以水沟内的水位也遀涨潮落潮而升降,水沟里还有些内地不曾见过的奇形怪状的小鱼,我有时也会捉几条喂在玻璃瓶里观赏消遣。在我住的甘蔗篷的旁边,有一座小桥与外面相联,桥外面是一片荔枝林,再往外就是当时的广州石化厂的建筑工地,有大量建筑工人和民工在那里建设广州石化厂。这是一座从法国引进的年产30万吨尿素和其他石化产品的大型石油化工厂。在我住的甘蔗篷的对面是一所守晒谷坪的红砖小房子,里面长年住着一位守晒谷坪的陆姓老头,这所小房子对着晒谷坪的这一面,有一个不大的窗户,正好隔着晒谷坪对着我住的甘蔗篷。

蜂场搬到文冲后不久,就有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年人时常到蜂场里来看蜜蜂、和我聊天。此人自称在石化厂工地工作,我问他:你在工地工作怎么上班时间跑到我这里来?他说他是工地上的施工员,每天上班安排好民工们的工作之后,就没有什么事了,只需偶尔去检查一下工程进度和质量就可以了。他说他家在广州以南的新塘,家里也养了几箱蜂,今年刚开始养,没有什么经验,想在我这里学点养蜂的经验和技术,我当时对他所说的一切,并没有产生什么怀疑。直到有一天守晒谷坪的陆老汉被他嫁到广州城里的两个女儿接到城里去过七十岁生日,陆老汉临走前对我说:阿易,我要进城去女儿家住几天,这几天你就住在我房间里去,比住在甘蔗篷要舒服一点,也可顺便帮我照看一下晒场,说着就把他房门的钥匙交给了我。我当然乐意,因为那时天晴的时候气温也可达二十好几度,白天住在太阳照射下的甘蔗篷里还是热得有点难受。

那天陆老汉走了之后,我带了纸笔来到陆老汉的小房间,正在给我弟弟写信。此时,我通过我前面的小窗看到那个“施工员”从小桥上走过来了,我看到他先走到那排蜂箱面前观看飞进飞出的蜜蜂在那里采集。此时我在小房间里在暗处,他在阳光下,他在明处,我通过小窗他的一举一动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小房间很暗,根据光学原理,他在那么远的外面,通过小窗根本看不清小房间内的情况。

接着他抬起头四周看看,他看见周围没有一个人,便站起来,走到我住的甘蔗篷的门口,他见里面没人,就走进去了,过了一会儿,又从甘蔗篷门口伸出头向四周看看,见没有人又把头缩进去了。他的行为引起了我的疑心,我想他是想去偷我的东西吗?我篷子里除了几件换洗衣服、被子和几本书之外,没有什么可偷的。为了弄清楚这位“施工员”的真实目的,我从小房间走出来,轻手轻脚穿过晒谷坪,走到甘蔗篷门口往里一看,只见“施工员”正在翻检我的东西,由于他过于专注,以致没有发现我已来到他的身后,我用手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猛然一惊,回过头来惊慌地望着我,我说:你找什么?他连忙说:我想找本养蜂的书看一看。我说:养蜂的书在这边,你在那边翻什么?他连忙说:啊!我找错地方了。此时我已知道这位所谓的“施工员”又是广州公安部门派出来抓捕外流“历史反革命份子”杨老头回原籍的侦察员,我对他说:别人不在时,你随便翻动人家的东西,是不应该的,也是极不礼貌的行为。此时“施工员”臉上露出十分尴尬的笑容对我说:易师傅,我没有经你的允许、你又不在的时候到这里来找养蜂的书是不应该,今天中午我请你到茶楼去喝酒,我先自罚三杯祘是我给你赔礼啦!我本想:我才不去喝你这个公安的什么鬼酒哩!后来一想:他反正是到公安局去报销,又不要我掏钱,不喝白不喝。于是我说:好!我们去喝酒。我们一起来到文冲大队的茶楼,他点了二十好几元钱的菜(这在那个时代要算是一顿非常丰盛的饭菜了),又拿了一瓶半斤装的“五加皮”药酒(这是当时广州非常流行的一种药酒),他果真先自罚了三小杯,久未尝过这么丰盛的菜肴的我,当然是和他一起把桌面上的饭菜和酒都一扫而光。饭后我推说蜂场还有事,就先走了。但我走出茶楼大门后并没有走远,而是躲在一棵可以看到茶楼柜台的大树后面观察:我走之后,“施工员”又在餐桌上喝了一会茶,等他确信我已走远,便起身到茶楼柜台去付帐和开发票,此一举动已使我确认“施工员”就是公安局派来抓杨老头的侦察员,他若是“施工员”像请人吃饭这种私事,他开发票干什么?此次事件之后,这位“施工员”大概也已意识到他已引起了我的怀疑,从此便再也没有在我面前露过面了。

我到广州后发现广州一带的人包括三水、四会、佛山、番禺,也包括我后来到过的东莞、南海、江门、新会、中山一带的人,我原以为这些地方是我国最早开辟的通商口岸,距香港、澳门又近,应该是中国大陆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深的地方,然而我发现广州一带虽受西方文化影响很大,但却是中国大陆传统文化、习俗保存得最完好的地方。我到过的许多广州文冲一带的村民家里,他们客厅的正中间大都是摆设神龛和祖宗牌位的地方,没有神龛的人家,客厅正中贴的也是用红纸写的“天地君师亲”和下面摆放的祖宗牌位,毛的像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之类的标语都是貼在侧面的墙上,就连一些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家里也大都是如此,这在内地是不可想象的事。

在春节期间我也专门去了一趟罗岗,一方面是给杨X龙一家拜年,更主要是与杨老头商讨偷渡的事,我要他抓紧时间找好一位熟悉去深圳蛇口一带地形、路径和当地情况的伙伴,这样才能提高偷渡成功的可能性。因为当蜂场还放在石牌时,每天傍晚时分我都看到一列由深圳方向开过来的客车最后的四五节车厢,无论天气怎么热,这几节车厢都是门窗紧闭,我问扳道员潘珍后才知道:那几节车厢里都是从港深边境抓回来的偷渡客,而且每个车箱都被关押的偷渡客塞得满满的。如此看来平均每天被抓回来的偷渡客多达五六百人,这表明偷渡的成功率应该是很低的。这使我更加坚信偷渡时要找一个熟悉港深边境情况的人加入我们的偷渡计划的必要。杨老头说:他正通过他在广州一带的朋友寻找这样一个人,但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等过了春节这段搜查外流人口比较严格的时期,他会到比较靠南的新塘一带的朋友那里去寻找,我要他抓紧时间,因为最迟到这里的荔枝花结束(四月中旬)蜂场就不得不离开广州北上,如果这样,那就只能再等到年底蜂场再度南下广州时才能继续实施偷渡计划。我还告诉杨老头,在外面要小心,因为元旦阿文带来的那位公安和我这次发现的那位冒充施工员的公安,可能都是为了把他抓回三门杨老家而派来的。

春节过后不久就到了三月份,北方南下的蜂场已开始返回湖南、湖北、江西一带趕那里的油菜花、紫云英花。吳X军、何麻子和江苏的陈稼祥他们也来文冲约我一起返回家乡,但为了偷渡我决定留在文冲采荔枝花,不与他们一起返回家乡。

在这几位师傅位来约我之前,有一天有位五十左右、戴鸭舌帽的人找到我的蜂场,自称是河南某蜂场的,听四会的吳、何二位师傅说我在文冲,所以找到我这里来,要约我一起到我的家乡去釆油菜、紫云英。对于这位突然冒出来的蜂友,鉴于元旦那位自称杨老头的朋友和这里冒出来的“施工员”这两次经验,我对这位不速之客已有了警惕,我说:我不回家乡,下一步往哪里去也没有打定主意,你和何师傅他们一起去吧!为了核实他到底是不是养蜂员,我故意问了他一些养蜂中非常专业的问题,结果他一问三不知,我就知道他又是公安局派来的,我就说:X师傅,你连这些都不知道,你还养什么蜂呀!他神色有些惊慌地说:我刚养蜂不久!刚养不久!许多经验还得向你们这些老师傅学习。说完见我不再怎么理他,他就知趣地走了。此时我心想:杨老头不过就是一个刑满释放外流的“历史反革命”罢了,他值得广州公安如此大动干戈地寻找他吗?

我到广州后曾给XX矿冶学院在江门新会的“反动学生”卢X薌写过一封信,告知他我已随蜂场到了黄埔公社的文冲大队放蜂。不料有一天他居然找到文冲我放蜂的地方来见了一面,他也请我到东山的一家饭店吃饭。他告诉我:他从学院回老家新会务农后不久,就与本地一女士结了婚,已有了小孩,因他的家乡都是卢氏族人聚居的地方,当地的卢氏族人对他这位族中难得有一位的大学生,尽管头上有个“反动学生”的帽子,也没有怎么刁难。去年安排工作后,他被安排到当地的荷塘中学教物理,生活尚可过得去。卢X薌为人忠厚老实、十分聪明,许多事他都可以无师自通。我都不知道像他这种对任何政权、政党和个人都不会构成任何威胁的人,怎么也被他们学院划成了“反动学生”,也许仅仅是为了凑足上面规定的百分比,才胡乱把他划进去了吧!

[註:1]:民国时代的师管区有点像“解放”后县、市的武装部,负责征集兵员和安置复退军人和伤残官兵。
[註:2]:详拙文《我的大学》上、下,该文刊登于2019年的《民主中国》。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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