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民族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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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鼠年新春,第一只黑天鹅突然降临,竟是“武汉肺炎”,却因当局隐瞒疫情,错过黄金最佳控制时段,而扩散至全球,中共这个制度再一次在全世界面前,颜面尽失,而武汉封城,又表演了它冷酷的专制效率,一千多万人当韭菜割了。中国人心头大概又要唱“义勇军进行曲”了。现贴此文,引自《鬼推磨》第二章“师夷”。】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歌里的这句词,忽然在2006年,成了“时代最强音”(套用一句文革用语),我看到至少有两篇文章用它做标题,极轰动的一篇,是剧作家沙叶新的《腐败文化》,拿它做副标题,列数国内腐败奇观之“无底线”、“超想象”,读来惊心动魄,是难得的好文。还有一篇,出自“乌有之乡”网站,作者张宏良,标题上多加了“再次”二字,有副题“纪念毛泽东诞辰113周年”,于是“最危险”的内容就不大一样了,但也相当“严峻”,抨击矛头指向“国际垄断资本”。

先说张文,其主旨是中国再次“被瓜分”,“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国际奶牛’”,“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作者列举的数字很惊人,比如,中国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四年内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一点五万亿美元,但付出的代价是:80%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三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四亿多城市居民呼吸严重污染的空气,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的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有毒食品已经百分之百的覆盖了全部行业,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一人,2003年死亡达十三点六万人,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假如算上私企外企隐瞒的数字,每年死亡人数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

此文认为中国被西方“殖民化”,罪在“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的作用”,所以中国人民又面临“民族救亡任务”,而且“仍然只能依靠毛泽东思想”。显然,对于一模一样的事实(上述环境代价),可以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不过我们最终会发现,分歧还是基于事实的不同,其中也包括被隐瞒或忽略的另外一些事实、历史。

毛泽东虽然没让中国成为“国际奶牛”,但他残酷地从中国人嘴里抠出粮食来,拿去跟苏联交换“国防工业”和核技术,等于用耕地极少而人口最巨的中国农业,同时来供养整个苏联人口,其代价便是人所共知的“大饥荒”,中国饿死3600万人(采杨继绳数字),到了“人相食”的空前惨境;有人喜欢比拟,比如前文的“相当于南京大屠杀”,这里也好有一比:老毛在中国制造的大饥荒,相当于美国扔在长崎的那枚核弹,在中国扔了450枚。

更甚者,毛泽东是明知故犯。根据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假如1958、59两年不出口七百万吨粮食,中国一个人也不会饿死;而“大跃进一开始,毛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并且多次大讲“死人”——五七年他在苏联说:“为了世界革命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又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五八年底有一次讲得最露骨:“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便很难确定,究竟哪个时段才算“最危险的”,是大跃进的五八至六零年呢,还是中国发生“经济奇迹”的近十年?究竟是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更出卖中国利益呢,还是毛泽东拿几千万条性命去买苏联的核技术更缺德?毛泽东搞文革把中国整到了“崩溃边缘”,邓小平则为了纠正文革而搞改革外加开放把中国弄成了“殖民地”,孰者更不可忍?

所以“最危险的时候”,对中国来说已经是常态,“救亡”乃是永远的任务,“义勇军进行曲”也不妨一直唱下去——这便意味着中国人只能到境外去找罪魁祸首,以及倒霉的根源,从传统上的日本人、苏联人到欧美人,“全球化”后新添了“跨国公司”,还有“海外经商留学的干部子女配偶”(可能“裸官”家属就包含在这一项里),自然也包括海外民运分子、法轮功、达赖喇嘛、流亡维族人……。但是,到2006年“新洋务”造成的祸害,已经显露无遗,则是左右两派的一个罕见的共识。

中国高速起飞的内幕极为血腥,用西方学术如经济学,很难破译它,所以康乃尔训练出来的章家敦,预言不准《中国即将崩溃》。剥夺私有财产最内行的这个列宁式政党,施用铁腕,将十五世纪英国的“羊吃人”圈地运动,重演于二十世纪末中国,它是如何可能的?大致上,中国用以俘虏西方消费者的商品,只是轻工业产品,尤其是纺织品和服装,这里的经济学问题复杂而微妙,从产出地来说,中国庞大的纺织业主体,在国营体制下形成巨大规模,而又成功私产化,才能变成接揽全世界订单的超级服装业,而举世无两,这是中国低廉的棉农生产,与城市低廉的纺织、服装劳力形成一条龙产出,才能做到的,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这个转型,是否只有极权体制才做得到?否则利益分配的纠纷早已抵消了任何效率;而在消费地,西方垄断了高科技产业而使劳动力价格居高不下,再也无法承担生活用品的低廉产出,必须寻求新的产出地来维持生活费用不高涨,这个两厢情愿的游戏,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底蕴。

事实上,中国发明了一种“资本主义”,或者说在全球化之中,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形态和体制,以及新的意识形态,而学界目瞪口呆,不置一词,因为依靠过去的经典知识和理论,已经解释不了,导致人文知识发生严重危机。当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制度”崩解之际,解释其失败似乎轻而易举,可是面对这个新的怪胎,大家只是给出一堆新名词:“后工业社会”、“福利社会”、“媒体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后极权社会”等等,一向剖析资本主义的显学“自由主义”学派,也集体失声,大家心安理得地躺在帕克、托克维尔、伯林、哈耶克等经典大师的理论体系上睡大觉。

国内学界亦蜂起解释“崛起”,所谓“盛世学”成时髦,其实也可视为对一场“新洋务”的评估。有所谓“新左派”,以“独立自主”来解释中共与西方、国际社会、WTO等的不合作部分——国家超控,此即“未崩溃”的奥秘,但不诚实地只字不提这块自留地里的“一党天下”;也有人批判“人为割裂”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而要寻求六十年的“一种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那大概就是“前三十年极权”与“后三十年买办”的整体性而已。总之,揭示邓小平这次“新洋务”的根基,应追溯到将他打成“最大走资派”的毛泽东那里,方为一条完整的“中国道路”,这却是一个超越左右两派的新范式,还没有被人发现呢。

但是中国的“新洋务”显示,西方的资本输出,成为后起国家极权体制的帮凶,也加深了那里传统的奴役观念,由此而验证的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海外市场,惟有配套专制,才最符合利润原则;而专制掌控下的市场经济一旦成立,便明显优势并有效于自由制度下的西方市场,特别是廉价劳力的拼比(“抢烂市”)加剧西方的失业,令其更依赖进口廉价产品,以喂养中产阶级,所以利润原则最终解构到西方自己身上。这些,都要等到三十年后,西方才会恍然大悟。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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