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琪谈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巴黎会议

Share on Google+

作家如何参与世界动荡局势并贡献一己之力

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巴黎会议 2020年1月21日-23日 独立中文笔会

作者:流芳

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于1月21日至23日在巴黎召集了一年一度的会议。作为笔会的四个常设委员会之一,和平委员会肩负的重任与人类和平事业密切相关。2020巴黎会议关注的焦点主要围绕着一个主题:在世界动荡不安的局势中,作家们应当如何参与并贡献一己之力,来缓解危机。我们请出席了本次会议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委员廖天琪女士来谈谈本次巴黎会议的相关情况。

法广:首先请您简要地介绍一下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的结构和使命?

廖天琪:国际笔会有4个工作委员会,它们是:“翻译与语言权利委员会”、“和平委员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妇女委员会”。上世纪八十年代东西阵营在冷战中的对垒日益加剧,危机似乎一触即发。所以1984年和平委员会就应运产生。创会的前辈们认为应当设置一个世界性的共通平台,让不同地区的作家们能够在此沟通交流,让一些地区的作家们被压制下去的声音能在此放大, 被世人聆听。

从此每年春天和平委员会就在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 (Bled)举行年会,世界各地的作家都应邀前来聚首,这里提供一个自由的话语空间,大家讨论最为当务之急的、威胁世界和平的议题,特别是来自危机地区的种种冲突和战争威胁,更是众人关注的重点。

讨论磋商的结果,就形成几个决议提案,将提到国际笔会的年会上,经由全部的150多个笔会的代表讨论通过后,就作为笔会决议案,笔会的领导层可以将之提交联合国、欧盟和其他国际组织,引起更高层的关注、重视,以寻求解决之道。

和平委员会有5名被推举出来的成员,去年产生的 5位,分别是一位主席,他是法国笔会会长皮拉特Emmanuel Pierrat,和四位副主席:英国的穆迪Simon Mundy,斯洛文尼亚的米克沙Frank Miksa,芬兰的绨迪拉 Veera Tyhtila和我本人。我们五人分别负责一个主题,进行搜集资料和提出决议草案。

法广: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为什么选择在一月份在巴黎召开这次会议?

廖天琪:这次在巴黎举行的是个“期中会”,因为休会一年时间过长,我们这五个委员会的人应当更及时地碰面讨论问题。当然这次与会的不限于和平委员会的人,而是开放性的,所以有来自世界各地笔会的代表,包括来自墨西哥的珍妮弗·克莱门会长和美国的裘安·立得姆·阿克曼和澳洲及德国笔会会长。由于委员会主席刚好是法国笔会会长,它们的会址在巴黎,所以就选定来在此开会。至于为何选定这个日期,却并不完全是偶然的。

人们也许还记得5年以前,2015年一月,法国的左翼政治讽刺杂志“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以其漫画、专题报道,讽刺挑衅文章著称,遭到恐怖袭击,总部设在巴黎的杂志社,被伊斯兰极端分子侵入,开枪扫射,将杂志社的发行人兼总编辑、漫画家、记者和警察共12人杀死,并在逃亡途中继续施暴,导致20人受伤。这件极端疯狂而暴力的事件在全球掀起了人们反抗恐怖暴力,维护言论自由的行动。百万人上街自称是“查理人”,对该周刊表示道德的声援支持。近些年来在互联网上经常出现从不同政治或宗教立场出发的“仇恨言论”(hate speech),凡是基于不同性别、种族、宗教、族群、政治立场或性的取向,而去贬抑、侮辱、威吓其他个人或团体的言论都属于这种“仇恨言论”,它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国际笔会的宗旨是维护言论自由,而这种“仇恨言论”就是言论自由的敌对目标,笔会要坚决揭露、识破这种语言和思想的暴力,与之针锋相对。

这次巴黎的会议上,法国笔会公布了他们提出的一个“言论自由对抗仇恨言论”的决议案,其中指出:“我们要不懈地维护言论自由,并不仅仅因为是令人愉快的观点,那些对抗性的、吓人的或者令人并不舒服的言论,也要受到捍卫。在任何民主的社会,多元性、包容性和开放性都是必须的。”这个决议案得到与会者一致的赞同和支持。

法广: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什么?

廖天琪:巴黎的这次会议并没有特别定出一个名称,主要是和平委员会集中讨论世界当下最为迫切面临的一些危机现象和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设想和建议。上面提到的,在公众界或社交媒体上公开发表的“仇恨言论”是我们的重要议题之一。关于这种情况,许多国家都已经有法律出笼,来禁止少数人公开散布这种仇恨和暴力的言论。作为作家,我们更有义务在教育和媒体及文化领域里,站出来与之对抗。

香港持续了半年之久的护法和争取自由民主的大规模抗议行动已经引起了全球的关注。香港的抗议活动牵动了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群众争抗。那么一个作家在这种群众运动中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做象牙塔中的冥想家呢,还是站到群众中间一起来呼吁争抗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这三十年来,从东欧共产阵营的坍塌,到各个国家里的颜色革命到族群要求独立的呼声此起彼落,从未间断,而作家作为关心社会、政治的文化人,参与到其中,并扮演旗手的作用已经是一种被人们接受而喜爱的行为方式了。

其他如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能源危机,以及战争或经济造成的移民和难民问题也是热烈讨论的议题。

我个人提出“数据化”改变了人类生活和思维的方式,以中国为例,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都已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有能写作、绘画、谱曲的机器人,那么我们这些以语言为工具的作家们,如何面对这种大趋势?数据化是把双刃剑,有利有弊,极权政府可以滥用它,来监控操纵民意民心,消弭异音,这些是必须密切关注的。

以上这些议题都会在4月份布莱德的国际文学会议及和平委员会会议上进一步讨论,并提出决议草案,以便在9月的国际笔会年会上公开讨论并表决。

法广:您个人担任委员会有怎样的分工?

廖天琪:我是2019年在布莱德的和平委员会会议上换届时,和其他四位被选入主席团的。除了主席是负责整体的工作外,其他人都分到特别领域的工作。我以往一年是负责“亚洲的威权政府和人民自由”这个主题。当然这是个非常广泛的领域,其实真正的意思是,通过正常或非正常选举取得政治权力的政府,开始滥权,剥夺人民的人权和自由。这些例子如北朝鲜、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和辽国。中国是个大的主题,里面还包括新疆、西藏、蒙古、香港和台湾。我们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府尊重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不滥用权力去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等等。

如上所述,近年来我特别关注电子科技领域的发展如何大面积地改变了许多国家和地区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数据化使得许多以前匪夷所思的事物变为可能。它成为人类日常生活的好帮手,处理社会事物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它也被掌权者或掌权的机构拿来当控制人民言行的利器。中国在这高科技的领域许多方面已经是领先西方国家了。大数据库可以掌握储存大量资料,人工智能用在方方面面,用来进行边检、人脸识别、语音分析、物体辨识等等,由于它未来发展难以预测,因此产生许多有关的伦理和哲学问题。人未来会不会被机器控制甚至超越,因而失控?一个缺乏监督的极权政府利用人工智能易如反掌地控制人民于股掌之中,这是怎样一种恐怖的前景? 所以,数据化是天堂还是地狱,是契机还是陷阱,是我关心也想近一步作为一个议题提出来跟其他同事们讨论的。

RFI

阅读次数:46,088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