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明:柳州422派人物记录以及对大屠杀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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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文革”中栁州“422”派负责人纪事

前言

栁州位于广西的中北部,是广西的最重要工业城市和铁路、公路的交通枢纽。栁江河自西向东蜿蜒地穿流市区而过,把市区分成南北两部。魚峰山、马鹿山、雀山、箭盘山、鹅山、蟠龙山……等等石灰岩山峰星罗棋布地镶嵌在南北市区,使栁州成了一座山青水秀的美丽城市。

“文革”前和“文革”期间,这里的行政区划分为柳州市、栁州地区,那时铁道部桞州铁路管理局也设在栁州,更増添了柳州这座城市的影响力。当时的栁州地区管辖有栁江、栁城、鹿寨、金秀、象州、武宣、融水、融安、三江、來宾、忻城等十一个县,是一个汉、壮、苗、侗、瑶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这里的历史文化攸久,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杰地灵,民风朴实,民众勤奋之地,各民族向来和睦相处,耕耘着自己的美好家园。

然而就是这么一块有着攸久历史的宝地,在“文革”运动中的1968年,却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镇压与伴随其间的大屠杀惨案,至今仍使人悲痛欲绝和无比愤恨。

筆者在退休之前是从事野外地质勘探工作的,从1970年以来曾到过广西的许多地方,也多次到过栁州市和栁州地区的三江、融水、融安、来宾、象州等地从事过野外地质工作,所到之处都听说过不少“文革”中1968年发生大屠杀惨案之事,这些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难平息的愤恨。90年代中期退休后,我就决心把广西“文革”中的杀人惨案铸成文字,在拜访了许多“文革”的亲历者、大屠杀的幸存者和查阅了各地的许多“文革”史料后,终于写成了《广西文革痛史钩沉》一书(2006年11月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但,对于许多地方、特别是栁州市和栁州地区各县的“文革”史料是收集得很不夠的,自然使本书的内容不夠完整。

近来筆者有幸结识了桞州的韦文德先生,他在“文革”运动开始时是柳江县一中初三的一名学生,经历了“文革”运动的全过程,因参加了“422”派,1968年时也曾被抓、被关押、被批斗,现正在写栁江县的“文革”史。在韦文德先生的引见下,2019年11月下旬的一天,筆者终于有幸在栁州市与当年风云一时、其后又深受迫害的柳州“422”派部分负责人见面了,是一件颇令我高兴的事。

筆者“文革”初期在桂林就久闻柳州“422”派负责人白鉴平、王反修等人的大名,怎奈无缘相识。而此次在桞州的聚会,白鉴平先生虽因故未能前来,但当年“422”派的风云人物王反修、李定余、戴立仁、陈德昭、高寿仪、梁志強和韦文徳等人都能前来与筆者会面,并热情地款待。聚会中朋友们都细述了他们在“文革”中的所见所闻、自身的经历,和各自饱受的磨难,令我深受感动,使我获得了许多原来不知道的“文革”史料,是特别令我高兴和发人深省的。

现将此次聚会中朋友们各自的所述,其后筆者又多次通过电话与他们交谈,并参阅了该地区不少“文革”史料,综合整理如下,透过这些,就能清楚“文革”中广西土皇帝、迫害狂韦国清对栁州“422”派大镇压与大屠杀之惨状,“422”派负责人更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血泪辛酸的往事,是多么令世人同情、痛心,值得回顾与深思啊!

关于桞州“文革”历史以及其间发生的野蛮暴行,已有很多文章,我也写过比较详细的调查报告。可以参看:

晓明:红色暴政下的血泪与冤魂——广西大屠杀四十周年祭 (https://sites.google.com/site/mzdsky/wg/guangxi)

栁州“422”派部分负责人血泪辛酸的往事

1,白鉴平

虽然此次与栁州朋友们相聚白先生因故未能前来,但朋友们在谈话中都谈到了他,并送了有关他的资料给我参阅,使我大概知道了有关他在“文革”中惨遭迫害的一些情况。

他本是山东高清县人,汉族,生于1944年8月,高中文化。其父白会海因家贫曾逃难到黑龙江谋生,1947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军队,1950年随军南下到广西,从军队转业后到栁州铁路局工作,白鉴平就是随父到广西的,“文革”前他在栁州北极冰室任会计工作。

“文革”运动开始后,作为一个22岁的共青团员,白先生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积极地投入到“文革”运动中,被造反派群众选为负责人,最后成了栁州”422“派的主要负责人,成了那个年代风云一时的人物。随着运动的发展,军队和领导干部支一派、压一派,使两派之间从派性之争进而扩大到真刀真枪的武斗。为着解决广西问题,中央组织两派负责人、领导干部、军队干部到北京学习和谈判,从1967年5月至11月,周总理和“文革”领导人先后八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军队干部与党政干部代表,周总理在接见中曾对”422“派有所称赞,而对”联指“一派和广西军区则有所批评。在京期间,白先生作为“422’派代表,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得到了周总理的赏识。随后两派代表在京达成停止武斗、实现大联合协议,韦国清和广西军区都交出了检讨,同时成立了”广西区革筹小组。然而后来的一切事实说明,韦国清的检讨和“联指派”的所谓“协议”都是假的,“消灭‘422’派建立革委会”,实现“联指”派的一统天下,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为着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玩弄阴谋诡计,挑动武斗,进攻“422”派,却向中央谎报军情,调动军队和农民进城围歼“422”派,最终消灭了“422”派,在全广西发生了一场反人类的大屠杀。白鉴平先生在这场大屠杀中之所以幸免于难,那是因为他是“422”派的主要头目,中央都知道的,韦国清们要“保护”起来不让“联指”派把他打死,也是为了日后寻找“422”派罪证的需要。

在大屠杀中白先生虽幸免于死,但其后所遭受的磨难则是连续不断、难以想象的。从1968年8月19日在北京被抓,9月初押回桞州后,不论是在看守所还是在监狱,都受到过连续不断的生活上折磨乃至毒打,过着非人的生活。在不问不审的情况下,1977年12月20日被栁州市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白先生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广西高院维持原判,1978年3月13日送广西英山监狱劳动改造。

白先生一直坚信自己是无罪的,曾冒着风险于1980年6月20日和1982年3月26日两次给中央写申诉信。在中央工作组的过问下,广西高院才被迫于1983年6月28日作出对白先生免于刑事处分的决定,7月1日释放回家,才结束了长达15年的牢狱之灾。

2,王反修

1936年出生于浙江杭州,1955年毕业于济南铁路运输学校,分配到铁道部工作,60年代初被调到栁州铁路局工作,是政治部办公室柲书。“文革”初期曾到北京参观,受到启发和鼓舞,回栁州后即参加造反派,成了群众组织栁铁机关“工机联”(属“422”派)负责人,经历过1967年和1968年的栁州文革的全过程。作为“422”派代表,曾两次上北京学习和参加与“联指”派的谈判。受韦国清及“联指”派的陷害,1968年8月19日在北京被抓,10月21日被押送回南宁,12月初押送回桞州,先后在铁路看守所、监狱关押过。在1969年3月,连续在栁州及柳铁管辖的各大站被轮番批斗、遊斗,吃尽了人世间的各种痛苦,辛好未被饿死、打死,保住了性命,是不幸中之万幸了。

1978年初,在被关押10年后,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八年,送到四塘劳改农场劳动服刑。1978年底刑满释放回到柳州,铁路局未给他恢复工作,为了生存只好在外打临工。直到1983年广西开始“文革处遗”时,在中央工作组的过问关心下,广西区党委才给予平反,取消”反革命的罪名”,改为犯了“严重错误”,开除党藉,恢复工作、工龄、级别,回铁路局工作,但非法关押期间的工资分文未补发。这样的处理虽然比过去有了进步,但仍给他留有犯了“严重错误”的尾巴。被无辜的关了十年,吃尽了各种苦头,所扣发的工资分文不补,是绝对不公平,令他不能满意的。

3,李定余

广西荔甫县人,生于1940年,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11岁加入少先队成了大队长,小学时就爱好文艺,登台演出过苏联大型话剧《团的儿子》。读初中时加入了共青团,初中毕业后参军,在部队被评上五好战士。从部队转业后到栁州机电厂工人。由于爱好文艺、爱好写作,“文革”中成了“422”派宣传队队长,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文化大革命,曾不辞劳苦的带队到桂林、湖南等许多地方演出过。“文革”中除了热衷于宣传和演出外,并未干过任何坏事,未参加过武斗。但随着韦国清镇压和屠杀“422”派,1968年9月10日被抓,先关押在收容所,后关押在看守所,期间受尽了折磨,一年后放回单位管制劳动,1971年清查所谓“5·16”时又无端地被清查,1975年底才给他做出“文革中犯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恢复工作。直到1984年“文革处遗”后,才撤销了强加给他的所有结论,予以平反。

恢复工作后,他又重新拿起筆从事写作,经过不断的努力,他的文章常在报刊上发表,成了广西《生财有道》杂志的总编辑,其后调到市文联工作10年,是文联副主席和秘书长,圆了他的作家梦,直到2000年退休,安度晩年。

4,戴立仁

上海人,1945年出生。父母亲都是上海的工人,1960年因支援边疆建设来到广西栁州,他也跟随父母到栁州生活的。“文革”运动开始时,他仅是个21岁的責年人,在栁州冶炼厂子弟学校当教师,怀着一颗纯真而幼稚的信念和青春的激情参加“文革”运动。成了“422”派的骨干成员,被选为栁州“422”派的常委。

在“文革”运动中,他虽参与过某些派性活动,可能会有缺点锘误,但他从未整人害人,没有打砸抢和武斗,更没有贪污腐化。但在韦国清镇压和屠杀“422”派时,也深受其害。那是1968年9月10日栁州市革委会的公告发布后,大刮“十二级台风”,他被“联指”派组成的所谓“工纠队”非法抓捕,关押在厂革委会私设公堂的“牛棚专政队”里,被严刑拷打,被踢断肋骨,打得头破血流,险些丧命。強加在他头上的罪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解放军”、“打倒韦国清”、是“土匪大军的第三号坏头头、黑高参”——等等,而被多次批斗、掛牌游斗,批斗和游斗中都惨遭折磨和毒打。1970年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到了1971年3月清查“5·16”运动开始时,被祕密绑架回桞州,关押在一间有铁门铁窗的小黒房里,进行所谓的审查,在这里度过了两年零九个月的漫漫长夜,生活差,经常受饥挨饿,常受到刑讯逼供,強逼他承认是“5·16”分子,与“北京的‘5·16’有联系”等等,把各种吓人的罪名往他的头上套。戴先生当时心里就想: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监狱么?经过近两年的内查外调,根本找不出他的任何所谓“罪状”,但仍以犯了“5·16”严重锘误的结论,于1973年底才把他放回厂里劳动。并警告他不准上告,不准泄露在狱中的情况,不准与外人接触,要定期写思想汇报。然而到了1977年3月,“四人帮”倒台半年之后,厂里又以他犯了“5·16”严重错误、不服从调动为由,宣布決定他作“自动离职”处理,把他踢出厂门,从此过上流浪生活,成了一名社会闲散人员,靠打零工度日。

面对此种不公的待遇,他不断的上诉,但均无结果。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又多次上诉,区党委和市委仍不解决他的问题,过去给他扣上“反林彪、反黄永胜”的帽子,现在又变成“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是不能改的,这是区党委定下的调子,并说广西“文革”中没有冤假错案,真是岂有此理。

直到1983年中央工作组到广西进行“文革处遗”时,1984年7月,才给他完全平反,恢复工作。此时他思绪万千,一切从新开始,内心里是高兴的,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希望。但,他同时更想到,自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革”运动,为什么会受到廹害,以至饱受多年的磨难,虛度了十多年宝贵的青春岁月,这个社会怎么啦?不值得深思么?!

5,陈德昭

广西栁州人,生于1948年,1966年柳州农校毕业,尚未分配工作,即开始了“文革”运动,顺着这股潮流也被捲入到运动之中,与一班同学也开始了大串连,曾到过贵阳、重庆、湖南、湖北、北京等地的高等院校,参观那里的大字报,见闻颇多,深受启发。回到栁州后,即组织战斗队起来造反。1967年4月以后,南宁出现打倒韦国清的“422”派和支持韦国清的“联指”派,消息传到柳州,栁州也相应的出现这样的两派,陈先生参加了“422”派,并成了“422”派第二方面军的负责人。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两派从派性之争演变成武斗。“联指”派有韦国清和军区与武装部的支持,屡屡寻衅滋事,挑动武斗,“422”派也被迫自卫而与之武斗。可以说1967年和1968年栁州的武斗都是这样发生的。陈先生作为“422”派的负责人,都参加过1967年和1968年的武斗,1967年时为了搞到武器,他曾带领部分“422”派人员到河南三门峡市武装部抢枪(抢得4支卡宾,一支汤姆,子弹1000余发)。“文革”中他仅是出于自卫而被迫参加武斗,并未干过任何坏事。但1968年在韦国清对“422”派的大镇压、大屠杀中也深受其害,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非法判处有期徒刑20年,送到广西英山监狱劳改,受尽欺凌与磨难,是令他终身难忘的。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后,他多次申诉,都毫无结果。直到1982年初中央工作组到广西调查后,到了秋季的一天,栁州市法院的两名法官来到英山监狱,向我宣读了判决书,指出“原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属错判,应予以无罪释放”,他终于被释放回家了。

宣判后,法官问他还有什么意见,他无言以答。在监狱度过了十年的铁窗生活,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终于熬过来了,不死已是万幸,直到今日才还他清白,真使他感慨万千。面对法官,他只是苦笑了之,他思绪万千,要说的一言难尽,他脑子里想的是这个社会应该总结和反思的问题是太多、太多了……

6,高寿仪

广西宜山人,生于1935年,中专毕业,1951年即参加工作,1954年入党,先在税务郚门工作,后调到党政机关任职。“文革”开始时是栁州地委办公室秘书,作为党员干部,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文革”运动。在毛泽东思想和”两报一刊”的指引下,在北京学生南下串连队和桂林“老多”的影响下,也参加了栁州地委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并成了造反派的负责人。

当1967年南宁出现“联指”和“422”两派激烈斗争乃至发展成武斗之时,受其影响,栁州也同样出现“联指”与“422”两派的武斗。高先生作为“422”派负责人之一,被推举为代表赴京学习、与“联指”派谈判,曾八次参加过周总理的接见。1968年广西再次出现大规模武斗时,他又再次作为“422”派代表赴京学习、谈判。在1967和1968年“文革”运动中,他并未做过任何违法之事,相反并保护了不少老干部,使他们免受“联指”派的批斗和遊街之苦。然而当他在1968年8月下旬从北京回到柳州时,即被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矛头三指向”的“反革命”菲名非法抓捕,先关柙在收容所,后转到看守所和监狱关押。一关就是数年,找不出任何犯罪事实。到了1971年广西开展清查“5·16”运动时,又把他作为“5·16”分子继续迫害,并被开除党藉、清除干部队伍。直到1983年在中央的关注下,广西才开始了“文革处遗”,1984年才给他平反,恢复党藉、恢复工作。遭受十多年的冤屈和苦难,是他终生难忘的。

在柳州市和栁铁、柳州地区,受到抓捕、关押、折磨、判刑的“422”派负责人还有很多,如廖伟然、李振岭、梁志强、马兴礼、黄加尤、张清林、黄川江、韦明芳、黄再稀、张昌祺、劳连珠、纪金和、刘运麒、吕若驹……等等一大批人,他们都是怀着一颗赤诚火热的心投入到’文革”运动之中的,而后都遭受到非人的磨难。而他们中的廖伟然(柳州铁路”422“派主要负责人)和马兴礼两位先生已经离世了,他们在“文革”之初的所作所为是令人难忘的,其后他们的遭遇则是令人万分同情和痛心的。

几点应有的总结和反思

透过上列所述,人们会有何等样的总结与反思呢?依筆者之见,

至少有下列几点是世人必须看到和深思的。

1,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文革“是中华民族艮古少见的一场大灾难,在广西更是一场反人类的大屠杀,这是任何人也无可否汄的铁的事实;

2,“文革”的罪责当然是应由毛泽东来负的。是他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运动,他的“阶级斗争”、“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等等一系列的歪理邪说,是制造种种大灾难的根源所在。至于在广西发生的反人类大屠杀,除了毛泽东应负有不可推缷的领导责任以外,最直接的罪责应该是由广西的土皇帝韦国清来负的。由于他的独裁和倒行逆施,制造“反共救国团”的天大冤案,对中央谎报军情,公然调动部队和农民进成围剿“422”派,在1968年短短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尤其是7、8、9三个月),全广西大刮“十二级台风”,乱打乱杀,使十多万人惨遭杀害,且杀人手段残忍至极,甚至有生割活人、挖肝割肉煮食的,一切罪孽该因韦国清而起,他是大屠杀的真正元凶。

3,愚昧凶残暴民的出现是中国人“劣根性”的典型表现,是误国害民的,国人必须深刻地认识和反思。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攸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从古至今产生过许多优秀的人才。中华民族向以勤劳朴实和勇敢、富于创造而著称于世。但,我们必须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会存在不足之处一样,中华民族在其自身的发展演变中同样会有不足之处的。太久远的事我们姑且不论,就以上世纪初的拳匪暴乱一事来说,那些愚昧无知、凶恨残忍的暴民,在某种邪说的鼓动下,他们倒电线杆、撬铁轨、毁教堂、杀洋人、也杀自己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杀无赦,真乃无法无天,毁灭文明,是我们民族的耻辱,国家的耻辱。

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时,在苏俄共产暴力革命的影响下,一些地方搞共产暴力革命,抢夺地主的财产,掠夺他们的田地,乃至杀地主,有全家杀绝的;等到地主们组织的还乡团打回来时,还乡团们也大肆屠杀搞暴力革命的农民。这种相互的残杀,使这些地方哀鸿遍野,满目荒凉,这是反人类的罪孽。

再到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时,在共产党执政的地区开展所谓的土改运动,那是谋财又害命,一些人在斗地主、杀地主时是那么的凶恨、残暴。

至于“文革”期间的红卫兵运动,破四旧,毁灭文物古迹,乃至打人、杀人,特别是广西1968年的乱杀人。

上述的种种为非作歹、残忍至极的迫害和杀人手段,这不但是中国人劣根性的典型表现,更是反人类的滔天大罪。

所有这些,反映出的就是我们民族中一些人的劣根性问题,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一些人的愚昧无知,自私、盲从、魯莽、粗暴、残忍,一旦有某种邪魔思想的鼓动,就会产生无比的狂热而干出种种伤天害理之事,这是义和团,暴力土改、“文革”等无数事实说明了的事,都是值得国人深入认识和总结反思的。

4,袪除党专制的独裁专制,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中华民族治国、生存与发展进步的根本。中国人惟有向着这一目标不懈的努力,像“文革”之类的灾难和各种人为的灾难才不会重演,才会有光明美好的未来。

作于2019年12月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20.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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