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ange、先知书店店长:祈福庚子年:灾难应带来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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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书店店长说 2020-01-23

祈福庚子年:灾难应带来觉醒

策划:先知书店
文:kuange、先知书店店长
编:愈嘉、柏果

1910年9月,俄罗斯境内达乌里亚,短短一个星期,7名华工相继暴毙,无人知晓死因。俄罗斯人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并迅速烧毁工棚,驱赶华工回国。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通报给正处于死亡前夜的晚清政府。

这一极不负责任的行为,直接引发了20世纪初中国东北境内最为严重的鼠疫——不到四个月时间,6万多人死于鼠疫。

然而,这段历史却被淹没在辛亥革命前夜的宏大叙事中,而这一灾难的发生路径及其对20世纪历史的隐喻,迄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庚子年,皆为大拐点

2020年,按照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法,这一年是庚子年。

在历法上,庚子年不过是天干地支60年一次的轮回,然而,回望历史,庚子年,却是一个非比寻常的符号。

2020年之前的三个庚子年,无一不是近代历史上的大拐点: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晚清治下的中国,天朝体系开始崩溃,古老的中国,被外部力量强行拖入现代化进程;

1900年,义和拳乱,仓皇中的慈禧太后,向当时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八个国家同时宣战。结果,自己点起的这把火,不仅让国家割地赔款,还将自己烧得无立锥之地;

1960年,新生的共和国内外交困,压力丛生。这一个庚子年,也因此成了被历史教科书定义为“艰难的探索”的转折之年。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将历史的演进,看作一条流动的长河,而转型期则如河流过关隘,他称之为“历史三峡”。在唐德刚看来,四千年中国社会,可分作三个阶段——封建、帝制与民治,以及两次大的转型:

第一次转型,从封建到帝制,起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秦国商鞅变法,终于汉武帝与昭帝之间,历时二三百年之久,此后约两千年,“百代都行秦政法”;

第二次转型,从帝制到民治,起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也就是庚子年,至今犹在转型途中。唐先生认为,中国要跨过这一“历史三峡”,大约需要200年。

今天,历史已走过了三个庚子年,180年的历史,说长也不长,但期间天灾人祸不断,历史的躯体早已伤痕累累。

新的庚子年,能否如唐德刚先生所期望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还取决于大灾难能否带来民族大觉醒,以及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做出应有的判断和选择。

▍要从世界看中国,而非相反

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曾说:鱼在水中看不清陆地,仅从中国角度看不清世界。因此“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周老这句话引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不仅是一个史观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选择的问题。

新的庚子年伊始,困扰中美两国许久的争端,因谈判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而暂时告一段落。过去几年,与世界头号大国美国的关系,一度被视为中国转型最大的不确定性。但事实上,过去三个庚子年,更是如此,甚至可以说,是新思想以及藉此崛起的大国,牵引着中国历史的走向,而如何判断中国与世界,尤其是超级大国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国运。

1840年,中国近代史的首个庚子年。由“洛克+斯密+牛顿”的思想共同塑造的世界头号大国英国,为了将自由贸易的秩序推向遥远的东方,以武力方式将大清帝国强行拖入现代化轨道,晚清70年由此开启。

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即使和其他几个庚子年相比,并不是最剧烈震荡的历史事件,而英国也不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对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三个国家依次是苏俄、日本和美国。

回到1900年,庚子拳变,随后慈禧太后误判世界,做出向八国宣战的愚蠢决定,惨败后不得不着手制度性改革。然而,历史从来不是可以任性的东西——当晚清改革的诚意和步伐,跟不上世界大势与民众觉醒的速度时,晚清就从历史的舞台上谢幕了。

不幸的是,20世纪的外部世界,是一个新思想——乌托邦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等不断涌现,新的大国——日本、德国、苏联、美国等不断崛起的时代。尤其是苏俄对中国历史的强力助推,以及日本的侵华战争,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的政治格局。

到第三个庚子年,在美苏冷战的夹缝中,中国向内求生存空间的尝试失败,直到70年代末重回由美国主导的世界舞台,开始了长达40年的改革开放。

因此,我们不仅站在自身历史的余脉上,更与世界主要国家和主流文明密不可分。比内部危机倒逼改革更重要的是,以开放的心态,成熟的心智,拥抱世界主流文明。

正如著名汉学家,《剑桥中国史》主编费正清所说:“要把握近代中国,仅靠周公之礼、孔孟之道或朱子之学是远远不够的。新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探究其滥觞与壮大,也要以百年来的西方影响为背景。”

▍走出“历史三峡”没有捷径

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曾说:“转型国家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杨小凯的观点,指向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

人们常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国家。但是,这并不代表文明的发生,没有共同的底层逻辑,更不可能否定那些具有人类普遍适应性的基本价值。跨越历史三峡,本来就是对特殊性带来的遮蔽效应的消解,从而回归人类文明的大传统的历程。

然而,何为推动历史前行的底层逻辑?

通常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物质世界的存在,决定人类的组织形式和精神世界,是经济基础决定历史走向;另一种则认为,人是观念的奴仆,思想和观念塑造制度,好的制度和环境,推动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按照第二种观点,现代文明的大致脉络是这样的:

16世纪常被称为中西方文明大分流时期,长期领先世界的中国帝国开始衰落,而西方则开始走向现代文明。

1517年,马丁·路德率先在德国开启了宗教改革,此后,加尔文将“新教教义”推向巅峰——每个人的世俗工作是上帝赋予的神圣天职,在生活中追求成功与财富,是为了荣耀上帝的神圣事业。

上帝的子民应该忘我的投入到自身的事业中,按一个理性的人生计划去努力工作和生活。

除此之外,新教伦理还包括“尊重自由抉择、生而平等、恪守契约”等原则,而这些正是洛克的《政府论》,斯密的《国富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现代文明理念的源头活水。

这些思想,塑造了“市场经济+有限政府+法治社会”的基本制度,这些制度,将人类的创造力和理性智慧从教会和王权的压迫中解放了出来。

1776年3月,瓦特在专利制度的激励下,成功地制造出第一台实用性蒸汽机。英国波罗姆菲尔德煤矿蒸汽机的火光,照亮了人类生活的一个新时代,成全了瓦特的大英帝国。凭借瓦特们提供的能量,开启了工业革命与全球化时代的浪潮——现代文明由此展开。

杨小凯指出,中国的转型,不能脱离人类文明的大传统的发生过程。他将现代文明的发生过程总结为:“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而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只是结果。由此得出的两个基本推论是:

◎后发国家可以凭借高效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引进技术,不变革制度,短期内可以弯道超车,但长远而言,很可能因路径依赖而弯道翻车;

◎信仰和思想观念才是制度的第一因,因此,只模仿制度,不重铸思想地基的“唯制度论”也行不通。

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延续了长达3000多年而未间断的古老文明,始终在“超稳定——超震荡”的历史怪圈中反复挣扎:

从秦到晚清,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状态、社会阶层结构始终保持着一种“超稳定”的状态,但是每隔两三百年,历代王朝总会迎来一场“超级大动荡”的历史洗礼。

直到第一个庚子年,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被西方强行拖入现代世界体系。

然而,正如杨小凯所揭示的:学习器物容易,甚至变革制度也不难,但是要改造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和观念,却是一件最艰难、最漫长的事情。过往的几个庚子年,延续的依然是“超稳定——超震荡”的传统叙事。

祈福庚子年,希望亲友和同胞免受灾疫之祸;祈福庚子年,希望灾难能带来思想的觉醒;祈福庚子年,希望我们能早日驶出“历史三峡”,打破“超稳定—超震荡”的历史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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