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2月05日 09:58 来源于 财新网

刘守英认为,分析疫情经济影响必须落到群体,落到人。如果对农民工和农民群体关注不够,宏观政策容易飘,效果要打折扣

【财新网】(记者 汪苏)“在分析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时,一定要谈群体。”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日前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疫区中心的人民,农民工和农民群体受影响最大。政策应重点关注。

他表示,现在很多人分析经济影响时,有一个误导,只看一些宏观数据,“但实际上必须要落到人。如果对这些群体关注不够,宏观政策容易飘。投了很多钱、用了很多政策,如果不能落到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效果要打折扣。”

刘守英认为,最重要是关注两个群体,一是直接受疫情影响的群体,尤其是病人。另外,还有一个群体,目前大家关注还不够,即农民、农民工。他们在经济上受害很大。

SARS过后,中国经济恢复很快。但刘守英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城乡关系和2003年SARS时,有很大不同,不能简单和当时作比较。“现在城市和农村关联度太高了。城市里发生的任何事,都会关联到农村。所以不是说城市出现疫情,农民在村里多呆几天就可以。农民的就业、收入、生活都依赖于城市经济。”

具体而言,他认为农民工和农民受到的影响来自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制造业,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的困境受疫情影响加剧,可能从隐性转向显性,给农民就业带来困难。首先,受疫情和封城封路影响,农民出不去,“这对农民来讲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刘守英表示,现在很多农民工回家,不会呆太久,原本可能初三就出来了,但现在乐观估计,要至少延迟一个月。如果有的疫情严重的地方,延迟两三个月出来,农民工再出去漂,找工作,“可能半年没着落”。

他更担心的问题是,农民工原来的就业关系可能断掉。由于农民工就业主要在中小企业,去年以来情况就很差,尤其是出口型企业、正在转型升级的企业,“本来就是在熬着,没有明显的利润”。刘守英担心,受疫情打击,原来隐性地拖着的这些企业,会破产,从隐性变显性。农民工可能回去找工作就找不到了。他认为,疫情对企业、对制造业整体的影响尚不明朗,但中小企业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一是活接不上来,二是员工回不去。两头夹击,原来能维持的基本条件就没有了。这样,农民失业风险就很大。这是很大的一个群体,必须高度重视。

二是服务业。刘守英表示,受疫情短期影响最大的城市服务业,餐饮、旅馆、旅游等,都是农民工就业的主体。尤其是,一些城市采取了封城措施。这套疫情防控办法下,短期经济生活不可能正常,这些行业所受影响可能会比2003年SARS时还要大。

第三,餐饮等城市服务业和农村产业关联度最高,会打击给城市第三产业供货的这些农村产业链条。比如蔬菜种植、家禽畜牧养殖业等。受疫情来源影响,甚至有些城市居民谈“禽”变色。

在所有农民工和农民群体中,刘守英认为,湖北人又是最脆弱的。“对湖北现在大家最关心疫情防控,但也要关注疫情对其经济的影响”。

刘守英说,湖北是农民工输出大省,有上千万外出农民工。“现在的问题是,湖北每年那么大的劳动力群体,现在被封得最死”。而且全国很多人见到湖北人就跟见到瘟疫似的,有的地方甚至明文歧视,“不是一个心里的观感,而是战争式的对一个群体的歧视。”他称,今年湖北农民出来找工作会是非常困难的。“农民急死了。”

刘守英认为,这次疫情后,经济恢复可能不会像SARS时那么快。首先,当时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房地产、基建、制造业行业,现在要么是已经达到顶峰,要么是正在结构调整。另外,消费行业方面,疫情之前,城里的消费就非常紧张。“大家预期不是那么好。消费就不是那么大手大脚。疫情之后,可能也不会一下子上来。”

刘守英表示,这些行业都是对农民工就业影响很大的行业。如果光谈宏观,通过一些刺激政策,或能拉动经济,但可能掩盖结构性问题,重点群体受影响的问题。

“谁受影响最大,要做认真的分析和政策准备。”刘守英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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