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2月05日 09:58 来源于 财新网
刘守英认为，分析疫情经济影响必须落到群体，落到人。如果对农民工和农民群体关注不够，宏观政策容易飘，效果要打折扣
【财新网】（记者 汪苏）“在分析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时，一定要谈群体。”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日前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疫区中心的人民，农民工和农民群体受影响最大。政策应重点关注。
他表示，现在很多人分析经济影响时，有一个误导，只看一些宏观数据，“但实际上必须要落到人。如果对这些群体关注不够，宏观政策容易飘。投了很多钱、用了很多政策，如果不能落到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效果要打折扣。”
刘守英认为，最重要是关注两个群体，一是直接受疫情影响的群体，尤其是病人。另外，还有一个群体，目前大家关注还不够，即农民、农民工。他们在经济上受害很大。
SARS过后，中国经济恢复很快。但刘守英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城乡关系和2003年SARS时，有很大不同，不能简单和当时作比较。“现在城市和农村关联度太高了。城市里发生的任何事，都会关联到农村。所以不是说城市出现疫情，农民在村里多呆几天就可以。农民的就业、收入、生活都依赖于城市经济。”
具体而言，他认为农民工和农民受到的影响来自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制造业，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的困境受疫情影响加剧，可能从隐性转向显性，给农民就业带来困难。首先，受疫情和封城封路影响，农民出不去，“这对农民来讲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刘守英表示，现在很多农民工回家，不会呆太久，原本可能初三就出来了，但现在乐观估计，要至少延迟一个月。如果有的疫情严重的地方，延迟两三个月出来，农民工再出去漂，找工作，“可能半年没着落”。
他更担心的问题是，农民工原来的就业关系可能断掉。由于农民工就业主要在中小企业，去年以来情况就很差，尤其是出口型企业、正在转型升级的企业，“本来就是在熬着，没有明显的利润”。刘守英担心，受疫情打击，原来隐性地拖着的这些企业，会破产，从隐性变显性。农民工可能回去找工作就找不到了。他认为，疫情对企业、对制造业整体的影响尚不明朗，但中小企业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一是活接不上来，二是员工回不去。两头夹击，原来能维持的基本条件就没有了。这样，农民失业风险就很大。这是很大的一个群体，必须高度重视。
二是服务业。刘守英表示，受疫情短期影响最大的城市服务业，餐饮、旅馆、旅游等，都是农民工就业的主体。尤其是，一些城市采取了封城措施。这套疫情防控办法下，短期经济生活不可能正常，这些行业所受影响可能会比2003年SARS时还要大。
第三，餐饮等城市服务业和农村产业关联度最高，会打击给城市第三产业供货的这些农村产业链条。比如蔬菜种植、家禽畜牧养殖业等。受疫情来源影响，甚至有些城市居民谈“禽”变色。
在所有农民工和农民群体中，刘守英认为，湖北人又是最脆弱的。“对湖北现在大家最关心疫情防控，但也要关注疫情对其经济的影响”。
刘守英说，湖北是农民工输出大省，有上千万外出农民工。“现在的问题是，湖北每年那么大的劳动力群体，现在被封得最死”。而且全国很多人见到湖北人就跟见到瘟疫似的，有的地方甚至明文歧视，“不是一个心里的观感，而是战争式的对一个群体的歧视。”他称，今年湖北农民出来找工作会是非常困难的。“农民急死了。”
刘守英认为，这次疫情后，经济恢复可能不会像SARS时那么快。首先，当时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房地产、基建、制造业行业，现在要么是已经达到顶峰，要么是正在结构调整。另外，消费行业方面，疫情之前，城里的消费就非常紧张。“大家预期不是那么好。消费就不是那么大手大脚。疫情之后，可能也不会一下子上来。”
刘守英表示，这些行业都是对农民工就业影响很大的行业。如果光谈宏观，通过一些刺激政策，或能拉动经济，但可能掩盖结构性问题，重点群体受影响的问题。
“谁受影响最大，要做认真的分析和政策准备。”刘守英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