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政治发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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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我尝言,中共这个体制穿越“六四”、市场经济、互联网三道关隘,而升级换代成一超强集权,史无前例;这次若叫它再渡过一场大瘟疫,恐怕又要升级。它可将千万人口大都市封城,已令西方瞠目,嗣后又叫多个劳务大省,以“封村断路”式管制,再掐断铁路公路,堵截两亿民工返城大潮,令人叹为观止。这个管控技术,恰是这三十年从镇压民间社会而拿到的。贴一文说说其中细节,系‘鬼推磨’第五章风水之五。】

刘宾雁三十年前说:这个政权两三个月就垮掉——经验之谈;

林毓生十几年前说:这么坏的一个政权不垮,我的书都白读了,余英时同意我的看法——学识之谈。

中国三十年统治模式,在经验和学识之外,古今中外都没有知识可以解读它。甚至世界上所有的专制政权,都把中国视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模范。”人们对中国的预测,误差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导致民主”,还在于三十年里预言“崩溃”多次,而每一次都低估了这个政权的存活能力。

三十年怎么总结?一方面这个体制通过经济、立法、外交等各层面的措施加固、升级自己的控制能力,政权触角下探到“十户长”的深度;另一方面在民间这一端,则是伴随着贫富崩裂、阶级对立和道德滑坡,出现了社会犬儒化、民间碎片化、抗争原子化的悲惨局面,令组党路径无社会基础,“天鹅绒革命”无空间,以致台湾、东欧的转型经验和所谓“茉莉花”模式,中国都无法借鉴,所以尽管民间因强征土地、暴力拆迁、环境污染等因素,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无组织抗争,看上去热闹非凡,却不会产生任何积极的政治后果。

我们还处在三十年历史已经形成的某种态势或惯性之中,既看不到结局,也没有解道,好像唯有这个政权的解体,才是结局;那么什么因素决定呢?这个政权不倒,在于它可以控制一切,哪些它控制不了的因素,就决定了它的解体。人们对中国和中共的预测,大致还在几个迷思之中,包括:“崩溃”迷思、“革命”迷思、“外援”迷思等等。近十几年民间的抗争,出现一种全新的格局,维权年代的抗震,使用了一些新的术语、概念,如“虚拟”、“共同体情感”、低组织低保密、风险、代价、“脱敏”等等,但是,有一个“反抗者学习曲线”吗?

“六四”后中共的所谓“独裁者学习曲线”,是在所有领域增强控制手段:

1、镇压组党于萌芽状态——民主党
2、监禁刘晓波以拒绝“零八宪章”运动的温和政见
3、镇压民间会社——法轮功、独立中文笔会、家庭教会(即使不抗争)
4、控制大专院校和青年——以民族主义抵消自由主义
5、把读书人跟党绑架在一起——中国传统:大众听识字的

由此,它便成功控制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发育。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引发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导致该制度的废止,被称为“Web2.0与维权运动一拍即合”,好像偶然性很大,是因为产生了一个互联网的新空间,“独裁者学习曲线”对此还没来得及反应。维权律师滕彪分析这一点,比较了“茉莉花”和“709”两次大逮捕,2011年国内受突尼斯影响、借互联网协调而成功发动抗议,官方猝不及防,基本上都采用非法的方式来应急,搞绑架或者失踪等。到了2015年的“709”事件,更多的监居、逮捕,然后审判、判刑,因为2011年“茉莉花”中的一些手段要到2012年讨论通过的《刑事诉讼法》才合法化。

你可以看到,这个体制的“学习”能力有多么强,他们如果没有“生死存亡”的紧迫感,是不可能的。但是相形之下,王荔蕻、屠夫、滕彪等新生的一代异义群体,他们一腔热血,充满正义,也颇为机智,但是几乎都是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身后没有一呼百应的民众,所以他们也都是以一己的肉身,去承受整部国家机器的凶残惩罚,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比死还要恐怖一万倍”。另外滕彪也坦言:绝大多数维权人士并没有预见到习近平会下这么大的狠手,这也令人想起三十年前的“天安门一代”,他们不相信邓小平会开枪。

所以,虽然我们看不到组织和革命党,看不到成熟的领袖,但是中国遍地都是英雄、遍地都是陈胜吴广、遍地都是孙中山毛泽东,然而民间却在无端地浪费英雄资源,民间没有产生一种机制,把旁观的民众转换成公民抗争的队伍;或者说,在一个嗜血的暴政底下,如何创造“反抗者学习曲线”,这个问题反映出民间还是缺乏创造性人才。2015年7月初锐锋律师事务所案件判决,透露了国内民间领袖的思路,即胡石根提出国家转型的三大因素:“公民力量壮大、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国际社会介入”,以及建设未来国家的五大方案:“转型、建国、民生、奖励、惩罚”,都显示民间的思考还很初级。

八九六四之后很多年,一直到2000年兴起的“新一代维权运动”,民间的目标很明确:期待大规模政治集结——对整个时局、整个政治体制会有关键影响的政治运动,认为整个社会政治形势到了某一点,它就会发生,并由一些突发事件引爆,因此“事件”最关键的推动者、参与者,往往非常偶然,有可能是谁都不认识的人。这不过是“革命”迷思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因为它跟八九学运的大规模街头抗议完全不同,它是靠网络号召集结的、“虚拟”的团体,一种很初级的“共同体情感”,而且低组织低保密;尽管互联网为草根行动者提供了知识和话语权门槛较低的平台,但响应者必须评估风险、代价,对政治参与需要一个“脱敏”过程,这跟八十年代末那种由牵挂很少的青年学子爆发式走上街头完全不同。

零八年川震、奥运后,中国草根NGO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也很自然地与维权运动合流,竟托出一个“公民社会元年”,出现了“益仁平”、“传知行”、“女权五姐妹”以及劳工机构等颇热闹的民间社会,迅即遭到体制的残酷剿灭,年轻世代的运动者一下子都消失了。他们哪里去了?九零后社会观察者赵思乐2019年10月接受采访时说:

“青年运动者这群人,都还是存在的。像苔藓一样的生存,意思就是说长不大,他们没有变办法像树一样生长,越长越高越长越大。他们只能像苔藓一样,就是可能会有人出现也有人消失,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没有一个很直接的固定的联结。同时象蟋蟀一样歌唱就是说,这个声音是唱给自己听的,但是他们的同伴可以听到。他们可以知道我们还在努力。……很多人用一个词称呼自己,叫社畜,畜生的畜。你想想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而且他们在谈到这个词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在抱怨的语气。他们一般上的语境是这样的,我作为一个社畜,我就知道说这样子的现象是非常常见的,然后在职场里面有这些不公平的现象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你就应该做人要圆滑,然后要怎么怎么样。所以它是带着一种,你可以说一种阿Q精神、一种自豪感在讲自己的社畜的状态。我觉得”社畜“可能才真正代表绝大多数中国的年轻人的状态。就说他们知道他们在那个社会里累死累活,并不会拥有真正的权利跟尊严。我想说就是中国的这些年轻的、你可以说是中产阶级,或者是在上升路径的这些年轻人,他们是非常焦虑和没有安全感。”

今日中国“群体事件”的机制是什么?一哄而起、转瞬烟消云散?记得2011年夏天广东增城新塘镇的暴动,那是一个世界牛仔裤集散地,有四千家服装厂,因一农民工孕妇被城管殴打,十万四川打工崽聚众暴动,焚烧车辆,封锁高速公路,最后武警用催泪弹、装甲车镇压下去。当时外贸萎缩、订单骤降,外地民工难以返乡,稍有摩擦就会造反,很像晚清向英国开发口岸,岭南那时有百万广西烧炭工和挑夫失业,于是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如今中国各地几乎天天都有“群体事件”,人称“第四次国内战争”,却不能汇成一场革命。

今天老百姓和统治者都不再幼稚,政治性或维权性的集结,反而门槛很高、触发点几率很低、不易产生建制性成果,把它视为颠覆体制的唯一选项,可能是八九运动留下来的一个集体无意识,需要重新评估。对“大规模政治集结”的强烈期待,可能是民间社会碎片化的一种代偿,需要更多更深地尝试“网络虚拟集结”、低组织但不是低保密的团队组建、从“共同体情感”“命运共同体”上升到队伍甚至政党,都要经历那些步骤和台阶——中国人经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共两党缠斗二十年,到今天居然把秘密会党、地下党、白区党等等记忆和本能统统丢光了,真是不可思议!

老百姓在想什?国内的民心、民情;不同阶层的金融风险和经济承受力;社会心理对中国的无出路、无前途、身后洪水滔天等等应对和付出;中国小传统中“看客”、“过一天算一天”、“自扫门前雪”等观念在今日暴政下的形态和表现,等等,反而是预测政治情势更可靠的参照系。

近几年“崩溃说”愈加频繁,陆续断言2014年、2016年、2017年,中国网络有人调侃,说中国要“持续崩溃一百年”。然而事后大家又都说,低估了这个系统的承受能力,问题在于,这种承受能力究竟是什么?其实,大众的“守成心态”、“乱世”恐惧,成为这个体制的一道防波堤,这在三十年前也出现过,现在更加严重了。因为三十年巨大的经济行为不会毫无意义。

一般都认为,“六四”后中共鼓励全民发财,大家都掉进钱眼里去了。这种说法其实很肤浅,因为本质的含义,是中共绑架全民跟他们一道投资了三十年,老百姓是出卖劳动力,但也是投资,谁都不想血本无归。国内有一种说法:三十年来中国是构建以竞争为基础的效率社会,突出发展主题,机会多于能力,不管有没有真本事,只要你敢,就能发财,闭着眼睛朝天上放枪,就会有鸟儿掉下来。那么现在经济下行了,机会少了,失败的人多了,越是如此老百姓越想保住最后一点残羹剩饭,谁都害怕大局崩坏,一根救命稻草都捞不到。

作者脸书202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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