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新北漂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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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街书店 2020-02-08

乌鸦曾是单读的一名编辑,在去年夏天离开单读编辑部之后,她依然留在北京,继续打拼。今年春节,乌鸦没有计划回家,也拒绝了朋友的出游邀约,而是继续驻守北京。令她未曾料到的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到来,以及她武汉籍的身份,使这个春节变得麻烦不断。

2 月 3 日,远程办公的第一天,在北京借宿的第五天。借宿的小区位于朝阳区,距离在北京租赁的社区 16 公里,是朋友的朋友家闲置的一居室。

1 月 29 日晚 9 点,我和室友坐着室友父母从河北赶来的车,抵达了暂时的住所。时间往前倒推三个小时,同日晚 6 点,我和室友接到了房东的电话,大致意思是今晚需要立即搬离社区,不然居委会就会对我们“强制搬离”,因为居民恐慌了。我和室友对这个消息表示十分困惑,毕竟晚 5 点才接到居委会办事员的电话,被嘱咐要在家隔离 14 天,我还和他确定了能不能在社区遛狗的问题。当然了,他开头没来由的那句,“有居民反映你有四天不在家啊”,我也没忘记。

时间再往前推一点。1 月 29 日下午 2 点,和室友一起去居委会和派出所登记了个人信息。为了避免客套,我主动向办事员表明自己是武汉人,但是春节期间从未离京,并出示了计划往返武汉的退票记录。室友则说明了她春节期间往返河北的具体时间,除了父母,基本也没接触他人。对方劝慰我们别担心,他们只是例行公事,问了问我们有没有测过体温呀身体有没有异常,记得抽时间带上照片办一办居住证。我们说测过体温,没有异常,一直懒得办居住证。

出了居委会,和室友商量着去便利店买吐司。路过在街边闲坐的几位邻居,我问室友,是我的错觉吗,怎么感觉他们都在看我们呀。去了两家便利店也没买到吐司,接到了居委会办事员打来的电话,问我有没有接到过警察的电话,我说没有,他说要是警察问你们体温正不正常你就说正常啊,我说好,他说要不你们还是回这里测一个吧,我说好。过了两分钟,他又打来了电话,他说算了你们别来了,要是问你有没有在居委会测过体温你就说测过啊,我说好。挂了电话转头和室友说,服了,真是上上下下一个样儿。

房东阿姨听出了我们的困惑,进一步和我们说,现在的情况是居委会觉得你们没问题,派出所也觉得你们没问题,但是居民觉得你们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武汉的呀。反复和房东强调没有离京的事实无果后,要来了居委会主任的电话。主任说,我们不是强制你们搬离,我们是建议你们搬离,现在是特殊时期,居民的情绪都比较激动,如果你们不搬离的话,我们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于是我们来回打了好几通电话,问了好几个朋友,还是在茫茫夜色中,在街边实监工的居民们的视线和粗鄙的言语中,被居委会主任拍打着肩膀说,“知道你们受了委屈,可别让父母担心呀“的老套劝诫中,卷着被子,走了。

强制,建议,熟悉吗,百玩不厌的,绝对正确的文字游戏。

2 月 4 日,立春,北京两天前下的雪已经残留的不多了。因为朋友的帮助,我和室友没有同室友的父母一起回河北,而是和朋友的朋友一起,通过小区门口体温枪的测量,搬进了完全不熟悉的区域,进入了灰色地带。

至此,我终于不再只是疫情的看客了。不再只是刷着微博,刷着报道,提醒在武汉的家人和朋友戴口罩勤洗手的互联网公民了。

室友和我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向有着明显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唯一共识是我们在整个事件中的合法、合理性,一致认为因为户籍(实际造成)侵犯个人居住权的结果是愚蠢又偷懒的行径。但如何处理这种不公正,在什么时间点去做什么事情,我们表现出了较大的分歧。室友认为在大疫情下的小牺牲不容忽视,我则对什么都表示理解,总觉着比起那千千万万个人,我又算得了什么呢。

1 月 30 日起,在室友的主动申诉下,我们和两家媒体取得联系,得知在北京有很多返京人士面临相似的情况;和 12345 打了电话,进一步确认了返京人士隔离的相关条例和,唉,我们真没违法违规的客观事实;准备就此撰写如何面对返京人士的资料,最后整理成了通俗版的公众防护指南,选摘了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预防控制局组织编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著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中的部分段落;截取手机里的动车退票凭证、电子购物清单、滴滴打车订单、当日步数、通话记录、聊天记录,汇总成《被搬家住户春节行程记录》PDF,和整理的公众防护指南一道发给居委会主任,希望有机会能和居民当面聊聊,澄清误会。

来不及政治抑郁,来不及对糟糕形势浪漫化处理,忙着用隐私自证清白。虽然也明白“清不清白”算不上是这件事的核心。

尔后,收效甚微。居委会主任表示知道了我们的诉求,会去和居民沟通;和居民沟通过了,他们现在情绪还是很激动,不愿意和你们沟通,你们还是在外隔离 14 天吧,另外,你们怎么没有居住证呀。你瞧,这重点怎么又打到居住证了呢。于是又和房东沟通,房东说现在全员出动对抗疫情,居住证加急也办不了,你们 14 天后再回去吧,忍下这 14 天再回去就消停了。

睡醒时翻出行的 app,才发现自 2 月 1 日起,大部分国家宣布,在过去 14 天内逗留过湖北的外国人或持有湖北省签发的护照人员,拒绝入境。有一点点后悔没有答应和朋友趁着延长的假期出国去,脑子被疫情的数字和文字塞得满满的,总觉着出去怎么也不可能尽兴,又有种在危难时期抛弃祖国的愧疚感。等到“出去”的选择权被彻底拿走后,才明白自作多情这个毛病真得改一改,外国不欢迎你,你的国家未必就待见你。

暂居的一个明显好处是,吃多少买多少,几乎不会浪费食物了。计算时间的方式由查看手机,变成了观赏南面的窗户洒进房间里的光,在早晚拍摄测量的体温,一天就又过去了。

因为外界对湖北户籍的重量级关注,生平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地域性的认知。我在很多时刻将以往的固有观念摆在一边——认为国籍/户籍不能定义一个人——而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想念在武汉的家人和朋友们,希望他们一直平安健康。除了反复叮嘱做好防护措施,倒也不会多主动地去和他们探讨疫情。你难免听到他们说,别看了,别看那些新闻就会好很多。

认为坏消息就是谣言,等待官方出示喜讯(例如,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或者认为坏消息不一定是谣言,但因为会对自己造成心理创伤,于是闭目塞听的选择,都令人难以信服。关注那些声音,是一件不得不去做的事情,毕竟看见了,也没法再蒙上眼睛说不曾看见。至于我们真正为此付出的代价,真正能够算得上是损伤的东西,无非是一些更多的心碎和眼泪,这点我们应该心知肚明。所以在被允许看见的时候就要看下去,看见在一线奋战的医护人员,看见民间志愿者,看见爱心人士,看见记者,看见求助讯息,看见居心不良,看见寡义廉耻。再保存体力,吃好睡好,记住一切。

灾难会过去的,灾难当然是会过去的。但现实里每一次能够被重建的美好,都是有人在背后付出的成果。毕竟在危险到来的时刻,在公信力面临挑战的时刻,我们也看见了太多高贵的灵魂,太多伟大的瞬间,即便成就“高贵”和“伟大”的代价从来不值得赞颂,但他们值得被记住。

临睡前,居委会主任又打来了电话,建议我们让借住的社区开一份隔离证明。我们表示证明是不可能开的,一来我们本就不必要隔离,其他社区没有义务为我们做出保障;二来暂住的房间得益于朋友的好心帮忙,怎么好意思再给人添麻烦。交涉了几轮后,我们双方都一致认为自行隔离 14 天后也未必能收获居民的信任,达成满意的结果,于是室友提出自愿搬离社区,但需要留存找房搬家所必需的时间,在此之前还是希望能尽早搬回社区,以便打包行李。于是主任说好,我去沟通一下。

下个月会在哪里呢,是我在北京生活的两年间问过自己最高频的一个问题,这次在外部形势的推动下,好像发问的更紧迫了一点。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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