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 2020-02-11
“这里的人，太遭罪了！”
这是今天和身在武汉的一位记者朋友交流时，她最后发出的感慨。
我理解她的心情，甚至可以想见她的所见所思，以及流下了多少眼泪。
人在灾难面前是脆弱的。在平日，这是一句无关紧要的鸡汤，唯当灾难降临，我们才能明白脆弱二字的真谛。
在常态时期关于规则、人道、互助、治理的所有理解可能都失效了，我们发现，那些日常里用于主张我们权利的途径，都可能因为状态紧急而变得毫无意义。
这时，身在其中的人发出的呼号，已经很难被听见和回应，有一些人，被丢入一片无垠的、没有出路的森林，除了自己的呼喊的回声，什么也听不到，除了自己日渐衰退的身体，什么也看不见。
这一次的疫病灾难，我们从未经验。2003年SARS爆发的时候，我也身在重灾区北京，但那一场战役的局部性更强，波及范围远没有这么大。一个人，被新的病毒感染，或者被其它疾病纠缠，都能得到更为及时的救助。而这一次，有那么多无助之人，让我们在职业尊严面前，彷徨无计，泪流满面。
在武汉，在CT影像被作为确诊依据之前，许多患者无法被收治。CT早已显示他们的肺部呈现磨玻璃样，白色在蔓延，甚至已经弥漫，但他们必须日以继夜地排队，等待核酸检测这个确诊的关键指标。因为试剂盒数量有限，等来已经很不容易，但结果又很可能是阴性，或者“单阳”，仍然无法被收治。
无法收治的结果就是居家隔离或者集中隔离，而居家隔离意味着家庭范围内的交叉感染，集中隔离则意味着明知已经感染，但治疗的措施也许很有限。许多家庭，就在这样的程序蹉跎之中，举家堕入深渊，所有过往的幸福与温情，全部成为回忆。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报道中，有那么多武汉人，迫切地希望自己被确诊。因为确诊意味者终于有了一个接受“medical treatment”的机会。最贫乏的想象力，也可以理解那种无助与悲凉。
诊断依据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认知发展过程的问题。不过，真正限制它的，是医疗资源不足。医护队伍人手、医院容量、试剂盒供给能力、病床数量、医学观察场所的充裕度都是客观限制，一开始，即便把诊断依据再简化、再前移，也做不到“应收尽收”，因此只能优先满足重症病人。这就像无论怎样建设铁路、投入机车，也不能完全满足春运需求一样。
这是无可奈何的，资源分配问题，只能交给缓急权衡来决策。但客观结果也无法回避，那就是前方医护人员日夜奋战，但病人还是源源不绝。因为无助导致了扩散。
雷神山、火神山医院以及各大方舱医院以举世震惊的速度建起来，其意义正在于解决后来国家强调的“应收尽收”问题。任何感染个体的无助都意味着疫情控制的漏洞，在源头上无法进行根本阻绝。紧急设施的建成，目前还不能理解为困境已经解除，因为病人以及潜在病人的数量仍然无法充分估计。
武汉前方的医护队伍已经精疲力尽，一部分人感染、隔离，甚至有医生牺牲了，剩下的仍然在继续战斗的，也面临着体能和精神上的双重危机。他们是可敬的，甚至是伟大的，应该获得全社会的真诚致敬；同时，虽然不合时宜，也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反思，就在疫情爆发之前，中国社会还处在伤医杀医案件的高发期，请所有有良知的人们思考，中国人欠着医护人员的，究竟有多少？
现在，各地的医护队伍支援力量或已经抵达，或正在启程，支援力量抵达之后首先可能是轮替，要把那些已经濒临崩溃的同袍替换下来，让他们稍作休整。但轮替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力量向武汉、黄冈等重点疫区移动，而且他们很可能必须在防护措施薄弱的条件下开展救命的工作。
人们可能身在边陲，危险并不迫近，但每一个人都应该牢牢铭记这个场景：当人们都远离武汉，远离湖北的时候，有一股白色的力量在反向而行。往后我们要用今天来提醒自己，医生、护士们，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人，他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对立面。
“我不害怕吗？”“我就该死吗？”
他们也有家，有父母妻子儿女，只不过，社会还有一股属于传统的集体主义信念，在驱使着他们一往无前。义所当为，无关算计的理性。
生命权，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作为记者，我们这份职业最大的尊严就在于珍视每一个人的尊严。如果还自命为社会良知的守望者，就不应该忽视任何一个人被外加的痛苦，就不应该对任何罪恶和伟大展现出相似的冷漠。
新的苦难在衍生着更新的苦难，也在加剧着旧的苦难。
是的，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最需要的地方——事实上这一点目前也做不到，我们在地广人稀、辽阔空旷之处戴着一个口罩，就意味着前线少了一个口罩。然而这个悖论目前没有解决办法——这同样是疫情防控的大局要求。
现在最需要医疗资源的地方无疑是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它们的资源依然紧缺。同时，因为资源绝对向新冠肺炎的防治倾斜，许多此病之外的病人就可能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救济。
有的人患有尿毒症，必须依靠周期性的血液透析维持生命，而现在，他们四处碰壁；有的人患有糖尿病，必须靠规律性地服药或者注射来保证存活，而现在，他们弹尽粮绝；有的人身患癌症，必须靠化疗、放疗、PICC置管甚至止痛药来维系最后的生存，而现在，他们孤苦无依；有的人怀有身孕，并且胎儿不稳定，但产检资源紧张、交通阻断、物流停滞等现实情况，已经让他们（也是我们）的下一代岌岌可危。
在同事采访过程中，已经接触过一些案例，因为其它疾病无法得到医疗介入，人已经去世。同事一直在联系，试图让他们得到帮助，但最后等来了一句：“已经不需要了。”
我有朋友家在疫区乡村，记者的使命感驱使她加入了志愿者队伍，作为一个有情感有血性的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然而弹尽粮绝的处境也已经让他们难以行动。我从其它地方的朋友手中抠出来一些口罩，但也因为物流停滞、交通阻断而无法寄出。
一些医生，比如外科的，或者治疗常见病的，因为丧失了工作场所，感到无所事事，感到精神失落。医生的最大愿望是天下没有病人，然后自己光荣失业，但现实是，他们知道病人还在，但却见不到。
我们必须正视这些苦难，尽管作为媒体人，无法拿出解决方案。局部地区的人们正在面临着非人道的处境，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怎么面对和衡量，这是一个基本价值问题。
尽管复工、回流都已经提上日程，但还不到乐观的时候，更加不到娱乐的时候。在一些视频平台，许多人把灾难包装成幽默，用各种表演——比如把牌桌上的金钱或筹码置换为口罩，来获取点击和观看。 表面上似乎体现了乐观的一面，但在人性深处，这一切都是可耻的。当同胞在受难的时候，你却在恶搞，没有比这更可耻的事情了，绝对没有。
我们依然相信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它可以用最高效的方式应对问题，前提是，不要忽略任何一个人的困窘和苦难。
每一个细节，都会写在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