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 2020-02-11

“这里的人,太遭罪了!”

这是今天和身在武汉的一位记者朋友交流时,她最后发出的感慨。

我理解她的心情,甚至可以想见她的所见所思,以及流下了多少眼泪。

人在灾难面前是脆弱的。在平日,这是一句无关紧要的鸡汤,唯当灾难降临,我们才能明白脆弱二字的真谛。

在常态时期关于规则、人道、互助、治理的所有理解可能都失效了,我们发现,那些日常里用于主张我们权利的途径,都可能因为状态紧急而变得毫无意义。

这时,身在其中的人发出的呼号,已经很难被听见和回应,有一些人,被丢入一片无垠的、没有出路的森林,除了自己的呼喊的回声,什么也听不到,除了自己日渐衰退的身体,什么也看不见。

这一次的疫病灾难,我们从未经验。2003年SARS爆发的时候,我也身在重灾区北京,但那一场战役的局部性更强,波及范围远没有这么大。一个人,被新的病毒感染,或者被其它疾病纠缠,都能得到更为及时的救助。而这一次,有那么多无助之人,让我们在职业尊严面前,彷徨无计,泪流满面。

在武汉,在CT影像被作为确诊依据之前,许多患者无法被收治。CT早已显示他们的肺部呈现磨玻璃样,白色在蔓延,甚至已经弥漫,但他们必须日以继夜地排队,等待核酸检测这个确诊的关键指标。因为试剂盒数量有限,等来已经很不容易,但结果又很可能是阴性,或者“单阳”,仍然无法被收治。

无法收治的结果就是居家隔离或者集中隔离,而居家隔离意味着家庭范围内的交叉感染,集中隔离则意味着明知已经感染,但治疗的措施也许很有限。许多家庭,就在这样的程序蹉跎之中,举家堕入深渊,所有过往的幸福与温情,全部成为回忆。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的报道中,有那么多武汉人,迫切地希望自己被确诊。因为确诊意味者终于有了一个接受“medical treatment”的机会。最贫乏的想象力,也可以理解那种无助与悲凉。

诊断依据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认知发展过程的问题。不过,真正限制它的,是医疗资源不足。医护队伍人手、医院容量、试剂盒供给能力、病床数量、医学观察场所的充裕度都是客观限制,一开始,即便把诊断依据再简化、再前移,也做不到“应收尽收”,因此只能优先满足重症病人。这就像无论怎样建设铁路、投入机车,也不能完全满足春运需求一样。

这是无可奈何的,资源分配问题,只能交给缓急权衡来决策。但客观结果也无法回避,那就是前方医护人员日夜奋战,但病人还是源源不绝。因为无助导致了扩散。

雷神山、火神山医院以及各大方舱医院以举世震惊的速度建起来,其意义正在于解决后来国家强调的“应收尽收”问题。任何感染个体的无助都意味着疫情控制的漏洞,在源头上无法进行根本阻绝。紧急设施的建成,目前还不能理解为困境已经解除,因为病人以及潜在病人的数量仍然无法充分估计。

武汉前方的医护队伍已经精疲力尽,一部分人感染、隔离,甚至有医生牺牲了,剩下的仍然在继续战斗的,也面临着体能和精神上的双重危机。他们是可敬的,甚至是伟大的,应该获得全社会的真诚致敬;同时,虽然不合时宜,也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反思,就在疫情爆发之前,中国社会还处在伤医杀医案件的高发期,请所有有良知的人们思考,中国人欠着医护人员的,究竟有多少?

现在,各地的医护队伍支援力量或已经抵达,或正在启程,支援力量抵达之后首先可能是轮替,要把那些已经濒临崩溃的同袍替换下来,让他们稍作休整。但轮替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力量向武汉、黄冈等重点疫区移动,而且他们很可能必须在防护措施薄弱的条件下开展救命的工作。

人们可能身在边陲,危险并不迫近,但每一个人都应该牢牢铭记这个场景:当人们都远离武汉,远离湖北的时候,有一股白色的力量在反向而行。往后我们要用今天来提醒自己,医生、护士们,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人,他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对立面。

“我不害怕吗?”“我就该死吗?”

他们也有家,有父母妻子儿女,只不过,社会还有一股属于传统的集体主义信念,在驱使着他们一往无前。义所当为,无关算计的理性。

生命权,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作为记者,我们这份职业最大的尊严就在于珍视每一个人的尊严。如果还自命为社会良知的守望者,就不应该忽视任何一个人被外加的痛苦,就不应该对任何罪恶和伟大展现出相似的冷漠。

新的苦难在衍生着更新的苦难,也在加剧着旧的苦难。

是的,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最需要的地方——事实上这一点目前也做不到,我们在地广人稀、辽阔空旷之处戴着一个口罩,就意味着前线少了一个口罩。然而这个悖论目前没有解决办法——这同样是疫情防控的大局要求。

现在最需要医疗资源的地方无疑是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它们的资源依然紧缺。同时,因为资源绝对向新冠肺炎的防治倾斜,许多此病之外的病人就可能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救济。

有的人患有尿毒症,必须依靠周期性的血液透析维持生命,而现在,他们四处碰壁;有的人患有糖尿病,必须靠规律性地服药或者注射来保证存活,而现在,他们弹尽粮绝;有的人身患癌症,必须靠化疗、放疗、PICC置管甚至止痛药来维系最后的生存,而现在,他们孤苦无依;有的人怀有身孕,并且胎儿不稳定,但产检资源紧张、交通阻断、物流停滞等现实情况,已经让他们(也是我们)的下一代岌岌可危。

在同事采访过程中,已经接触过一些案例,因为其它疾病无法得到医疗介入,人已经去世。同事一直在联系,试图让他们得到帮助,但最后等来了一句:“已经不需要了。”

我有朋友家在疫区乡村,记者的使命感驱使她加入了志愿者队伍,作为一个有情感有血性的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然而弹尽粮绝的处境也已经让他们难以行动。我从其它地方的朋友手中抠出来一些口罩,但也因为物流停滞、交通阻断而无法寄出。

一些医生,比如外科的,或者治疗常见病的,因为丧失了工作场所,感到无所事事,感到精神失落。医生的最大愿望是天下没有病人,然后自己光荣失业,但现实是,他们知道病人还在,但却见不到。

我们必须正视这些苦难,尽管作为媒体人,无法拿出解决方案。局部地区的人们正在面临着非人道的处境,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怎么面对和衡量,这是一个基本价值问题。

尽管复工、回流都已经提上日程,但还不到乐观的时候,更加不到娱乐的时候。在一些视频平台,许多人把灾难包装成幽默,用各种表演——比如把牌桌上的金钱或筹码置换为口罩,来获取点击和观看。 表面上似乎体现了乐观的一面,但在人性深处,这一切都是可耻的。当同胞在受难的时候,你却在恶搞,没有比这更可耻的事情了,绝对没有。

我们依然相信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它可以用最高效的方式应对问题,前提是,不要忽略任何一个人的困窘和苦难。

每一个细节,都会写在历史上。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