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治理庞大国家的拜占庭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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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谈新知 2020-01-07

作者 /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拜占庭这个三合一的文明从其萌芽到最终成型,是拜占庭帝国能够绵延千年最精髓的地方。从时间延续上看,历史上的帝国也没有超过拜占庭的,它的存续时间长达11个世纪。

“比较文明再思考”系列最后一期的主题是拜占庭。为什么最后一期选择拜占庭?一个值得重视的理由,是它独特的历史地位:罗马帝国分为东西帝国,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坚持了很长时间。后来史学家为了将之与古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区别开来,便将之称为拜占庭帝国。

拜占庭帝国处在东西交界之地。东西交界之地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值得格外重视。古希腊文明之兴,便是因为它处在东西交流与冲突的前沿位置,因其综合东西文明的优势,故而确立了古希腊文明两千多年的优势。古罗马也是如此,处在东西方交流与冲突的前沿地带,生成了混合文明优势的古罗马体制,因此高居文明发展的峰巅位置。

555年,拜占庭帝国在查士丁尼大帝治下版图达到极盛

但相比而言,就古希腊、古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的文明交汇来看,拜占庭帝国处在更为重要的地位上,古希腊、古罗马反而还相对逊色一些——东西文明长期氤氲共生、内在镶嵌、优势互补,且西方文明沉潜吸纳东方文明,而又保有自己的文明底蕴,因此形成了极为独特的文明交汇成就。

一方面,拜占庭帝国被称为西方文明的守护者。这与它处在与东方对垒的锋线位置相关。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拜占庭帝国,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献要以抄本形式得到妥善保存,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一意义上,拜占庭帝国确实守护了西方文明。西罗马帝国被蛮族征服以后,陷入了一个很长的黑暗时期。这段时间,完全靠东罗马帝国承继西方文明。否则,西方文明早就随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了。

另一方面,拜占庭帝国不仅守护了西方文明,而且综合了东方文明,从而以东西文明的综合能力站在了文明的更高层次上:拜占庭帝国的文化精神是“三合一”的产物,即“罗马的躯体、希腊的观念、东方神秘主义的思想”。这个“三合一”可不是那么容易合成的。为什么呢?因为三种文化都各有源流、自成体系。拜占庭帝国的三合一文明,是在帝国运行千年之久,即330年到1453年这么漫长的时间中才最终成型的。

君士坦丁大帝向圣母献上新罗马城,圣索非亚大教堂镶嵌画

这个三合一的文明从其萌芽到最终成型,是拜占庭帝国能够绵延千年最精髓的地方。一个强大帝国,甚或它处于衰落状态,但却衰而不亡,就是因为具备这样的三合一条件,它的生命力才可以相当持久。在世界史上,帝国的时间延续,没有超过拜占庭帝国的——它的存续时间长达11个世纪。

在宗教发展上,这个文明将希腊人的理性竞争与早期基督教精神融合,以“希腊正教”也就是后来的东方正教形式,为拜占庭帝国提供了希腊式的稳定性智慧,这是罗伯特·拜伦在《拜占庭的成就》一书里的说法。将希腊理性精神楔入基督教的宗教精神,以人们所知道的新柏拉图主义、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等等面目展现给世人,让基督教真正获得了系统神学的强有力支持。

381年的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

以“罗马的躯壳”来讲,拜占庭帝国的大国治理,秉承的正是古罗马统治智慧。东西罗马帝国本就是大国分治的结果。拜占庭帝国的内部治理,延续了古罗马帝国的治理方式。在自然法、万民法、市民法的分治体系中,古罗马的法治体系得到延续。罗马人的治理智慧在拜占庭帝国得到体现。

罗马帝国不是没有实施过中央直接控制的机制,但戴克里先的改革,凸显了东西方治理智慧的融合:一方面它致力中央集权,效仿东方专制君主的宫廷礼仪;另一方面实施分而治之,将行省制度进一步细分,并以12个行政区管辖。在行省里,行政权与军权分开。统一税收、稳定币值、保证财政收入。

戴克里先戴着桂冠的头像

它还将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半,各设一个主官,称为奥古斯都。以现在流行称谓讲,就是设了两个正皇帝。两人又各设一个助手,称为凯撒,按今天流行的叫法可以叫做副皇帝。这是在中央集权同时所采取的地方分权;在国家分而治之的同时,采取的主副官共治的机制。这是古罗马治理智慧在拜占庭帝国草创时的体现。后来拜占庭帝国一直延续了这样的“罗马行政躯壳”,可以说在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上站在当时世界的峰巅。

退休的戴克里先

拜占庭帝国秉承古罗马帝国治国理念最重要的东西,是罗马的法治精神。在拜占庭帝国土地和人民都处在鼎盛状态的时期,查士丁尼主持编纂了罗马法,以16位大家之力,编写了50卷之多的著作。法律史家说,文艺复兴以后欧洲能够重启法治,与查士丁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罗马的躯壳”,没有对罗马法治的继承,人们无法弄懂如此庞大的拜占庭帝国,一个幅员达300多万平方公里,数千万人口,最鼎盛时期地中海成为它的内海的庞大国家,如何可以得到治理。

查士丁尼法典

希腊的理性精神和希腊正教的宗教建构,以及古罗马法治精神及其法典化,还不足以全幅呈现拜占庭融合东西文明的帝国创制和精彩之处。必须加上三合一的第三点,即引入东方智慧,才足以全方位呈现拜占庭帝国的治国成就。拜占庭帝国对东方智慧的引入,首先体现在基督教的传播上。基督教强调对神的忠诚,延续了罗马帝国对神的忠诚的传统。但对古罗马帝国传教来说,教徒表现他们对神的忠诚,遇到一个重大的麻烦,就是宗教传教门槛设的太高,信徒很难迅速增多。拜占庭帝国需要改变这一局面。

而东方国家在宗教传播上有怎样的优势呢?简单讲,东方宗教也强调教徒对神的忠诚,但不需要教徒对神学有任何认识,这就降低了人们成为教徒的门槛。这个是东方宗教能够向信众敞开大门的做法,今天听起来有点刺耳,好像贬低了东方宗教。其实不然。因为对宗教的创制与传播来讲,西方人似乎都不如东方人。世界三大宗教,都源自东方:基督教来源之一的犹太教,是典型的东方宗教;伊斯兰教更不用说了,它作为后起者,本身模仿过希腊和波斯人的组织智慧,后来居然跟拜占庭帝国同期雄起,成为阿拉伯/伊斯兰帝国或者伊斯兰/阿拉伯帝国,其宗教传播能力简直惊人。佛教也是典型的的东方宗教。直到今天,相比而言,三大宗教即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伊斯兰教在传播上都还具有它独特的地方,在宗教传播和信众维系上,值得分析。这方面,拜占庭帝国从东方学到不少东西。

威尼斯圣马可教堂的帕拉多霍祭坛

拜占庭的三合一结构,让拜占庭显得空前具有韧劲。这就是拜占庭衰而不落的秘密所在。

在某种意义上,拜占庭长期不受重视,是因为人们在西欧即西罗马帝国的继承者,经过中世纪的黑暗,在近代复兴之后,对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容易表示不屑。一者,拜占庭帝国确实没有清晰的、原创性的管理模式;二者,在传承古希腊、罗马文明、文献的时候,主要是以抄本的形式实现的,思想上没有什么原创性,不易受人敬重。1453年拜占庭帝国终结,其时文艺复兴如火如荼展开,跟着就是现代国家的诞生,拜占庭没能直接做出贡献,因此地位显著下降,便在意料之中。

拜占廷艺术作品:巴西尔二世皇帝像

但需要强调指出,吸收东方文明所产生的、帝国时代的拜占庭成就,是完全有理由彪炳人类史册的。我们把眼光放宽一点看,拜占庭同时期存在的三个强大帝国,为什么相比而言它如此具有韧性?拜占庭在军事进攻性、商业贸易上并没有取得最突出的成就。阿拉伯伊斯兰帝国与同一时期稍早的隋唐帝国,在这两方面似乎都强于拜占庭——隋唐帝国在土地和贸易上都达到了鼎盛时期,虽然远不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第一,明显不如元朝、清朝,只能排到第三,但在当时的帝国中,体量已经非常巨大了。

隋唐帝国人口数量,最高估计已经达到了1.2亿,最低估计也达8000万左右,国土面积千余万平方公里。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地域面积最大,最鼎盛时期是2000万平方公里,人口也是过亿。拜占庭帝国幅员3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4000万。这是无法与隋唐帝国、阿拉伯帝国相提并论的。

但以帝国韧性、东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烈度、对现代西方兴起发挥的作用来,拜占庭帝国绝对首屈一指。何以如此呢?这就跟我们所说的文明发展与演变的综合性秘密,具有密切关系。拜占庭帝国可以说是合成的文明,就像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以珐琅镶嵌艺术取胜一样,拜占庭帝国对古希腊、罗马和东方文明不同构成要素的努力萃取,合成了前承西方古代文明、中经东方文明洗礼、后启现代西方文明的综合文明优势。

因此,它在文明的冲突与融汇中崛起,在文明的相互借鉴与混生中成长。这种文明的多向度适应性、多幅度受冲击时的绵延力,都非自成系统的某种单一文明所可媲美。即便后来奥斯曼帝国征服拜占庭帝国之后,他还在某种文化的精神脉络上,影响后来者的精神气质与文明选择;今天的土耳其人,到底是面向欧洲还是面向亚洲,其矛盾性非常明显,其尝试兼综不同文明优势的努力,都呈现于世人眼前。拜占庭文明的某种影子,投射在继承者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一个老大帝国对于文明综合发生的历史影响,对帝国时代和后帝国时代发生的诱引能量。

圣索菲亚大教堂,6世纪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建造,原先为教堂,后为清真寺,现为博物馆

于今而言,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既值得西方国家总结,也值得东方国家总结。因为对今天的“全球村”来说,文明的交流、东西方的交融,已经不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状态了。那种一个文明的崛起,必以另一个文明的衰颓、灭亡为前提的说辞,恐难成立。一旦坚持此说,那么回顾一下拜占庭帝国史,就会得到有益的文明启迪。

(本文为任剑涛教授在闲谈新知系列讲座活动上的发言,经嘉宾本人审阅。原创文章,合作、转载请留言。)

嘉宾介绍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目前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思想、中国政治的研究。出版个人专著和文集十几部。近著有《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2012),《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究》(2013),《拜谒诸神:西方政治理论与方法寻踪》(2014),《除旧布新:中国政治发展侧记》(2014),《重思胡适》(主编,2015),《静对喧嚣》(2016),《公共的政治哲学》(2016)、《当经成为经典:现代儒学的型变》(201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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