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清洗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建设越深入，阶级敌人会更多地冒出来。对于不断冒出来的阶级敌人，当然就不能心慈手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大清洗中，众多被无辜指控的革命斗士和革命领袖，居然在法庭上公开承认自己一直在进行叛党叛国活动。
“给我带来一个人，我就能给你找出罪证”
在莫斯科河边有一幢苏联时期的“高干楼”，外墙上嵌有许多名人的头像和名字, 标明他们在这里居住过。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住在这里的90%的干部被抓走、杀害，他们的家属也遭到牵连。现在人们把这座“高干楼”叫作“黑暗公寓”，成为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运动的标志。
“大清洗”是苏联20世纪30年代开展的一场针对隐藏在内部“人民的敌人”的运动，西方多称之为“大恐怖”。它始于1934年的基洛夫被害案件，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才算告一段落。
大清洗的导火索
作为苏共党内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基洛夫是苏联最有水平的领导人之一，与斯大林的独断专制作风不同，他知人善任、作风民主。在他的领导下，列宁格勒成了全苏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地方。在1934年苏共十七大召开之前，基洛夫实际上已经成为苏联国内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了。有一件事可以看出基洛夫在党内受欢迎的程度，十七大上，按规定对总书记斯大林的鼓掌可达十分钟，其他政治局委员则不能超过两分钟。可是在基洛夫讲话结束时，台下爆发了长时间的掌声，也长达十分钟。现有资料表明，在十七大召开期间，大会的许多代表，尤其是知道列宁遗嘱的那部分老干部曾在政治局委员奥尔忠尼启则家里举行秘密集会，参加者有舍博尔达耶夫、基洛夫、埃赫、米高扬、柯秀尔、彼德罗夫斯基等人。会议商议用基洛夫代替斯大林，但被基洛夫拒绝了。这些事情后来都被斯大林知道了。在十七大选举中央委员的等额选举中，基洛夫得票最多，只缺少3票，而斯大林得票最少，缺了270 票。选举委员会主席扎通斯基将情况告诉卡冈诺维奇。后者说，必须让斯大林比基洛夫多得一票。还有一种说法是，斯大林得知后命令将反对他的选票销毁。最后，扎通斯基向大会宣布投票的结果为：未投斯大林的有3票，未投基洛夫的有4票。
在苏共十七大闭幕后，1934年12月1日下午，基洛夫来到斯莫尔尼宫，上到三层后，贴身警卫鲍里索夫没有紧跟在基洛夫身后，而是在20步以外。基洛夫作为政治局委员，有23名警卫。这时原本应在三层楼道值勤的警卫也不知为什么不在。基洛夫独自一人走向办公室。这时，隐藏在楼道的凶手得以从背后向基洛夫头部开枪。当内务部列宁格勒地方局局长梅德韦季急忙赶到斯莫尔尼宫时，竟然被不认识他的警卫挡在门口。这些警卫是从莫斯科调来的，在没有得到梅德韦季的指令情况下就替换了原有的门卫。医生来后，确认基洛夫已去世。
凶手尼古拉耶夫当场被捕。他曾因行刺被捕，不知为什么又被释放了，并且没有没收他的手枪。他是怎样钻进斯莫尔尼宫的，又是怎样接近基洛夫的，目前都不清楚。
基洛夫被刺后，斯大林亲自领导了案件的侦讯工作。在审问了尼古拉耶夫之后，准备审问鲍里索夫。可是押解鲍里索夫的卡车在半路发生了车祸，鲍里索夫当场死亡。医疗鉴定书上认为鲍里索夫死于车祸。1959年，幸免于难的几位医生证明，鲍里索夫是由于金属的东西打在头顶上而死的。
斯大林亲自审讯的结论是，刺杀是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策划的，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因为季诺维也夫长期在列宁格勒工作，正是在基洛夫的领导下彻底肃清了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地区的影响。所以季便怀恨在心，策划了这场刺杀。
因为当初这起案件的知情者均被处死，所以有关基洛夫案件的真相仍是迷雾重重，但这个案件无疑为斯大林开展大规模的镇压提供了借口。一份拟定名单上的人很快被一一逮捕。其后，斯大林及其内务部的帮凶雅戈达、叶若夫等又进一步扩大，炮制出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阴谋集团”。
一场精心策划的审判
内务人民委员会是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主要秘密警察机构，也是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主要执行机关。他们协助斯大林，制造了大清洗中的一桩桩冤案。
大清洗严重破坏民主法治，斯大林为了蒙惑世人，对“托—季集团”却以公开审判的方式出现。为显示案件的公正性，还邀请了西方国家的记者出席。当然，斯大林与其内务部的人员为策划和导演这场审判，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雅戈达对找到的所谓托洛茨基在苏国内反党集团的联络人许诺：只要他们听话，他将保证他们性命无忧，而且承认这些指控正是为了党的利益。果然，这招很奏效，在审判格里茨曼、皮达可夫和罗姆时，三人为了保全性命，非常配合，分别在法庭上对其余被告做出了托派分子的指控。其中曾在外贸部工作过的格里茨曼还按照预先拟定好的供词，承认1932年他利用公出之便，曾与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家叫作“布里斯托尔”的旅馆大厅里见过面，并在谢多夫带领下“当面”接受托洛茨基除掉斯大林的指示。然后法庭根据三人供认的“罪证”判处其死刑。
他们认为一旦将格里茨曼等人枪毙，就会死无对证，人们也就无法戳穿他们的谎言了。但是这些谎言编造得实在不算高明，就在格里茨曼被枪毙一周后，丹麦的一家官方报纸《社会民主》报报道，布里斯托尔饭店已于1917年因大楼拆除而关闭了，所以1932年格里茨曼与托洛茨基之子的所谓见面纯属虚构。这一消息立即被世界各地的报纸所转载，对于这些“境外敌对势力”，斯大林政府只好装聋作哑，不再提此事。
当然，这只是插曲，绝不会使斯大林放慢审判的脚步，他觉得仅有格里茨曼等这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的供词，要把它办成“铁案”还不够，他们又挖出了三个“阴谋组织成员”，分别是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其中，奥利别尔格是内务部密探，赖因霍尔德是苏棉纺工业总会管理局局长，皮克尔曾主持过季诺维也夫秘书处的工作，被捕时是莫斯科室内剧院院长。
要同样在内务部的奥利别尔格充当这个反面角色并对其他人检举揭发，叶若夫向他解释：因为他在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中表现出色，才选他来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他应该在即将开庭的审判中，揭露托洛茨基为反苏联政府的阴谋组织者。同时，奥利别尔格还被告知，无论法庭给他判什么刑，他都将被释放，然后到远东地区去担任一个重要职务。奥利别尔格在内务部认为有用的全部“审讯笔录”上签了名。他甚至签字承认：(他)奥利别尔格，是由谢多夫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派到苏联来组织谋杀斯大林的恐怖活动的。他已与苏国内的许多托派分子建立了联系，他们计划在“五一”游行时，当斯大林站在列宁陵墓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时候，用手枪或者是炸弹杀死他。为了使一切听起来更像是真的，叶若夫等人还给他准备了一对化学家兄弟。他们的任务是负责制造刺杀斯大林的炸弹。
为让被告招供，内务部还会“因人而异，对症下药”。赖因霍尔德因为与加米涅夫等人有私交，因而要他承认参与后者组织的阴谋活动。因为赖氏很“抗打”，于是审讯他的莫尔恰诺夫便伪造了一份盖有内务部鲜红大印的特别会议决定，上面写着鉴于赖氏的罪行，决定将其枪毙，家属流放西伯利亚。然后莫以老朋友的身份劝他向叶若夫写一份赦免申请，以免家属受牵连，赖氏信以为真，便写了一份申请交了上去。他很快得到回复，叶若夫同意赦免他及他的家属，不过前提条件是他必须帮助党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罪行。赖氏为保险起见，提出若有一位党中央代表当面向他宣布，党认为他没有犯任何罪行，只是党的利益需要他做出这样的招供。不久，叶若夫便来到狱中，以党中央书记的身份向他保证，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证明对党的无限忠诚。有了这个保证，赖氏便一反常态，对揭露托—季集团变得空前热心。他不但供认了自己是托季联盟的一分子，而且供出了从加米涅夫到列宁逝世后曾担任过苏联政府首脑的李可夫以及原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以及托姆斯基等一大串大人物，他说这些人都是托季反党联盟的成员。其供词经斯大林审阅后，稍做增删，就发回内务部，随即便成为大审判和进一步抓捕的重要证词。
同样，另一名证人皮克尔也在软硬兼施下承认了“罪行”。其后，雅戈达等人又从各地挑选了一批“被告”来完善这些证词。接下来就是要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如何认罪了。
为“革命事业”，请当众自我诋毁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是老布尔什维克和列宁的追随者，是苏联的缔造者和有着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家，要让他们低头认罪并非易事。
斯大林相信，只要找准对手的“缺陷”，就不怕对手不屈服。在1935年苏联政府就颁布了一部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法律条文，其中规定：12岁以上儿童对于所犯各种罪行，应负与成年人相同的责任，直至被判处死刑。看来，斯大林已找到了对付加米涅夫的“死穴”。
加米涅夫的“缺陷”是舐犊情深，两个儿子一个在空军服役，另一个正在读中学，都已年满12岁。负责与加米涅夫谈话的内务部人员奉斯大林之命告诉加米涅夫说，如果他不认罪，他们就将把他的儿子也扯进“托—季恐怖中心”去，他告诉加米涅夫，赖因霍尔德已供认，加米涅夫的儿子曾和他的儿子在某公路上追踪过苏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的汽车，准备杀害他们。当加米涅夫看到赖氏的供词后，不知是因为恐怖，还是因为愤怒，竟然浑身发抖。而针对另一位老革命家季诺维也夫，瓦解他心理防线的则是党的最高利益。莫洛托夫曾劝告他：“您向党撒过多少次谎?您的谎言给党造成了多少次伤害?现在，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运动和德国人准备进攻我们的时候，您的谎言无疑能够帮助党。这一点不容拒绝。要讨论什么呢?如果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我们不仅应该献出我们微不足道的名誉，还应该献出生命。”这样，不堪肉体和心理折磨的季诺维也夫终于提出与加米涅夫作一次单独的会面，之后两人均决定同意出庭，但条件是斯大林必须亲自证实叶若夫以他的名义许下的诺言。而斯大林也同意在克里姆林宫与他们直接对话。
在会面时，斯大林提醒他们：“第一，法庭审判不是针对你们的，而是针对我们党的死敌托洛茨基的;第二，既然你们反党最猖狂的时候我们没枪毙你们，那么在你们肯帮助中央与托洛茨基做斗争之后，我们为什么还要枪毙你们呢?第三，两位同志忘记了，我们布尔什维克都是列宁的学生和后继者，我们不想让老党员流血，不管他们对党有多大的罪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斯大林的“真诚”打动，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声明，如果不枪毙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不迫害他们的亲人，并且今后也不再因为这些人加入过反对派而判他们死刑，那他们两人就将出庭，斯大林都满口答应下来。
看在上帝的面上，给斯大林打个电话吧
审判于1936年8月19日开始，历时四天，每一个被告在出庭前都已被告知游戏规则：在庭审时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这些话应该怎么说等等，他们所扮演的只是提线木偶的角色。在法庭上，经过多次排演的被告们在维辛斯基的提示下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罪状全盘承认了。尤其是一班假被告(他们被许诺以党的信任和重用)表演得尤其卖力。无论哪个被告人的陈诉与预先确定的台词稍有出入，他们就会站起来做一番纠正，恶狠狠地咬住对方不放。
8月22日上午，即开庭的第4天，被告们都做了“最后陈述”。他们怀着能使自己的家庭和同志免遭迫害的希望，在法庭上进行着自我诋毁，唯恐让斯大林不满意而成为其撕毁许诺的理由。8月24日凌晨2点30分，经过7个小时会议的审判庭成员重新出现在审判席上。被告们面容呆板地听着审判长乌尔里希宣读判决书，虽然他们清楚地听到乌尔里希在一一数落了他们的罪行后宣布将他们全部判处死刑。但是直到此刻，他们还不相信自己真的会被处决，他们还在幻想着斯大林会兑现给他们的许诺。据说，生病的季诺维也夫是被抬到刑场的。就在临处决前的一瞬间，季诺维也夫还苦苦发出哀求：“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打个电话吧!” 而加米涅夫在被处决后，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以及兄弟和弟媳也先后被处决……
斯大林精心导演的审判取得了成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被邀请的西方旁听者，大都认为审判是公正的。一位英国律师写道：“我们又一次坚定地认识到控告是正确的、承认是正确的，判决是公正的。”而美国中情局直到20年后的50年代，仍认为这是对犯人动用脑外科手术、电休克法，或者是服用特殊毒品、药物、加催眠术的复合办法。一度投入资金进行研究，试图破解所用的药剂。
斯大林在莫斯科共举行了三次举世瞩目的大审判： 除了这一次外，第二次在1937年1月, 受审判的“阴谋集团”是所谓的“反革命组织平行总部”，拉狄克、皮达可夫等人被处死。第三次在1938年3月，受审判的“阴谋集团”是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布哈林、李可夫等21人被枪决。
这三次大审判，斯大林把当年的老战友都分别以“间谍”、“杀人犯”、“破坏分子”、“孟什维克”、“托派分子”等罪名枪决。托洛茨基由于在1929年已被驱逐出境，因此缺席审判，但斯大林没有放过他，后来派出刺客前往墨西哥，将托洛茨基暗杀。
据德国间谍制造的情报“透露”，红军将领图哈切夫斯基准备投奔德国。斯大林正准备对军队下手，于是对情报不加分析，便于1937年6月抓捕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七位高级将领。仅仅五天之后，军事法庭就开庭进行了秘密审判。审判的时间很短，当晚九点钟，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七名高级将领就被处决。9天后，又逮捕了980名军队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指控他们参加军事阴谋。8月，又逮捕142名军事领导干部。参与审判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布柳赫尔、卡希林等将领后来也被指控参与同一阴谋而被逮捕，根据伪造的材料被判处枪决。
我将高呼着斯大林的名字去死
支持斯大林清洗的理论是：“社会主义建设越深入，阶级敌人会更多地冒出来。对于不断冒出来的阶级敌人，当然就不能心慈手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大清洗中，那些众多被无辜指控的革命斗士和革命领袖，居然在法庭上公开承认自己一直在进行叛党叛国的活动。这不禁让人想起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曾提到的著名笑话：斯大林的烟斗丢了，贝利亚第二天就抓到了10个小偷，他们全都招供了，而斯大林则在自己的沙发下找到了那个烟斗。难怪有人说，在搞迫害方面，斯大林的确是个天才，正是他导演了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多幕骗局。而内务部更是罗织罪名的高手，贝利亚曾有一句“名言”：“给我带来一个人，我就能给你找出他的罪证。”
早在列宁时代，就有人批评“契卡”工作人员的“异化”：“他们已经完全和我们常人不同，他们冰冷无情，好像只对一件事有乐趣，就是欣赏他人被折磨的痛苦……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到一点布尔什维克的痕迹。”到了大清洗时期，内务部又摸索出一套获取犯人“配合”的经验，并取得了惊人的效果。通过这些冤案，斯大林不仅处死了自己的对手，还让他们备受难言的痛苦——为“革命事业”，当众自我诋毁，公开承认自己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让他们蒙受巨大羞辱——遭受全党全国人民的声讨。在审讯前允许被告给斯大林写悔过书，让他们抱有幻想，以为这会帮助他们保全性命。被捕者都写了这种悔过书，但得到的是嘲弄。在亚基尔的悔过书上有如下的批语：“下流胚加娼妓。约·斯大林”;“所下定义非常准确。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对这个恶棍、坏蛋和……只能严惩不贷——死刑。拉·卡冈诺维奇”。而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在临刑时都高呼：“斯大林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内务部在当时各部委中是最有权力的部门，他们不但拥有人数众多的秘密警察，甚至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他们比任何人都熟悉各部门和各个重要领导人的情况，雅戈达是斯大林在清洗运动中的最大帮凶，掌握着许多别人闻所未闻的秘密。对于这样的“定时炸弹”，斯大林当然不会对他有所怜悯，在1938年的第三次审判中，他也登上了斯大林的被告席。根据法庭证词，雅戈达的主要罪行是直接策划了对基洛夫的谋杀。在法庭上，他还最后一次恪尽职守地为领袖尽忠，检举揭发了包括斯大林私人卫队队长保克尔在内的大量“同党”。在他对别人执行过无数次死刑的内务部地下室，雅戈达被别人用同样的方式开枪打死了。叶若夫及其同伙也没有得到好下场。1939年4月10日，叶若夫被捕，但直到最后，他还在法庭上表白自己的忠诚：“我请求转告斯大林，我一生在政治上从未欺骗过党”，“请转告斯大林，我将高呼着他的名字去死”。1940年2月4日，叶若夫以钻入内务部的间谍特务分子的罪名被处死。
斯大林的这场漫无节制的清洗和镇压直到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使苏联处于严重的战争威胁之后，才不得不控制和收缩。
列宁创建的党被消灭了
斯大林的清洗运动可谓惊人。据北京大学徐天新教授在《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一文介绍，出席联共(布)第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80%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列宁在世时的最后一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即1923年4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后选举产生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早年逝世外，斯大林将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于死地。1919—1935年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20人遇害。所以有人说：“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政府机关也遭到无情的清洗。列宁主持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就有9人被镇压，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4人在1933年以前逝世。活过这场灾难的只有斯大林一人。1935年进入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中，有20人被处死，活下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安德烈耶夫和李维诺夫6人。1938年初人民委员会28个成员中有20人很快就被镇压。随着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的被镇压，他们的下属多被牵连。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底，大约有2000名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逮捕。国防部、重工业部、外交部，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军队也遭到可怕的清洗。20世纪30年代，苏联有5名元帅，3名遭镇压。被枪杀的红军将领有：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全部4名空军高级将领;全部6名海军上将;15名海军中将中的9人;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和副政委;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人。8万名军官中有3.5万名遭到从清除出军队到判刑、处死的迫害。
这些仅仅在是高层清洗中有据可查的数字。此外，“大清洗”究竟抓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记载和答案。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但曾在苏联和叶利钦时代主持过平反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得出的数据要大得多，他在2000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涉及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他还认为，韦尔纳茨基院士在1939年1月写的日记中，提到被流放和监禁的总人数为1400-1700万，“不会有什么夸大之处”。
人人自危的恐怖年代
大清洗时期的苏联，无疑是一个恐怖的时代。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作家爱伦堡在其著作《人·岁月·生活》一书中，就描述了在这种恐怖时期所形成的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的场景：“在我的熟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相信明天，许多人都准备了一只装着两套内衣的小皮箱，随时准备一去不返。” 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所以书中多次提到人们夜里对电梯、电铃声的恐惧。“在1938年3月间，我常惊恐不安地倾听电梯的声音，当时我想活下去，同别的许多人一样，我准备好了一个装着两套换洗衣服的小皮箱”。在二战时曾任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著名苏联外交家季维诺夫是爱伦堡的好友，从1937年起直到1952年病故前，他“经常把左轮手枪放在床边的小桌上， 如果深夜听到铃响，他就不再等待以后的事了……”
大清洗时期，不仅在人文领域，就是科技工作者也未能逃脱厄运，世界闻名的育种学家，农业科学研究院第一任院长瓦维洛夫、植物学家米歇耶夫、著名外科医生科赫、坦克设计师扎斯拉夫斯基、无后坐力炮发明者库尔切夫斯基等等均被处死，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第一批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者，火箭科学研究所所长伊·贴·克列伊梅诺夫、“喀秋莎”火箭炮的发明者朗格马克、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设计师科罗廖夫、实用矿物学创始人费多罗夫斯基也都被逮捕。
下面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大清洗造成的恐惧和对科学家残害的程度。
一天夜里九点，苏联国家天文馆接到一个来自斯大林办公室的电话，要求迅速查明一个星座的名称。可是，当天的值班员里亚奇却不懂天文，他只不过是一个铁路工人，被临时抽调到天文馆工作的。里亚奇赶紧给馆长马洛夫打电话。马洛夫也不懂天文，他是内务部的一名军官。一个月前，原馆长和几名天文学家被“清洗”了，他刚调到天文馆任馆长。他赶忙亲自驱车去找一个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他的好友和同事沃伦斯基。
沃伦斯基被惊醒的时候，已是深夜十一点了。他听到汽车马达声，接着急促的门铃声响起，沃伦斯基心脏病突发，死了。
马洛夫急忙去找另一位天文学家，车到目的地时，已是子夜一点。马洛夫这次很小心，车近天文学家楼下时，熄火灭灯，上楼也尽量放轻脚步。谁知刚上楼，就听见“啪”的一声，夜空中一个黑影纵身飞向窗外，从五楼重重摔到楼下……
几经周折后，马洛夫终于在深夜两点打听清楚星座的名称。他足足用了五个小时，死了两个人。马洛夫自知罪责难逃，已做好了自尽的准备，但当他接通电话时，斯大林已经休息了，工作人员告诉他事情的经过：昨晚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陪斯大林在花园夜宴时，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议。斯大林就说，这事容易，打电话问天文馆。
事情原来就是因为斯大林随便的一句话。
苏联人曾说：有种公民权利只有苏联人才拥有，那就是每个公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死后被平反昭雪的权利。这场带有斯大林烙印的大清洗给苏联国家和苏联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2007年10月30日，作为对大清洗历史正式表态的第一位国家元首，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遇难者。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间，至少2万人丧身此处，最多的一天，这里处决了562人。普京说：“现在终于等到了所有人都认识到这是场民族悲剧的时刻，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一历史教训并使之不再重演，这是所有人的责任。”
(参考资料：徐天新：《苏联30年代大清洗》;豫章：《大清洗》;凤凰网：《苏联大清洗70周年祭》;黄章晋：《莫斯科三次大审判》;雷颐：《沉重的记忆》等)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