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研究所 2020-02-19
2020年鼠年开端，一场席卷全国的瘟疫，让中国疾控中心（CDC）主任高福站到风口浪尖上，高福一时间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前天写了一篇《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躲过这场旷世国难？》的文章，很多朋友质疑为什么没有提到高福，是不是在帮高福说话。实话说，写文章只是为了研究清楚事实，我们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颗尘埃，谁也没有能力去逃避历史的责任……
我一再强调希望大家都去针对问题本身，而不要去人身攻击，不要因为解决不了问题，就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现在有些新媒体不讲事实，胡编乱造，通过挑逗、玩弄大众情感去赚取流量，这些文字只会蛊惑人的心智，让你迷失对事物的判断，对社会进步没有任何正面意义……因为树立一个敌人，远比弄清事情的真相容易。如果你想去了解真相，就一定要诉诸理性而不是情感。
本文以高福为引子，最重要的还是要还原事情的真相。因为缺乏内部信息，我只能通过已公开的信息，运用逻辑分析，去挖掘事情的真相。针对本文中有错误或是疏漏，欢迎批评指正，我会在留言区进行补正。
一、国家卫健委派专家组去武汉干啥了？
1、第一批专家组（12月31日）：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第一批专家组成员包括CDC徐建国院士，还有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专家李兴旺、中日友好医院危重症科主任曹彬。从上面人员构成信息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卫健委派出专家组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是危重病人救治，二是调查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
1月1日，医疗专家组成员李兴旺、曹彬和赵建平（同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去金银潭医院，其中赵建平担任诊疗专家组组长。
1月1日，CDC病毒病所专家赴华南海鲜市场，针对病例相关商户及相关街区集中采集环境样本515份，运送至病毒病所进行检测。
2、第二批专家组（1月8日）：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第二批专家组成员既包括北大第一医院危重科主任王广发、地坛医院感染主任医师蒋荣猛、北大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高占成等临床专家，也包括CDC副主任冯子健、原副主任杨维中等疾控专家。
第二批专家组也是由临床专家和CDC专家组成，临床专家的任务是去定点医院救治危重病人。那么CDC的专家去干什么了？
据悉，1月12日病毒病所专家再次在华南海鲜市场采集野生动物贩卖商铺相关标本进行检测。1月13日央视新闻采访：冯子健表示，确认一个新病原与疾病的关系需要一定时间，包括获得病毒感染的证据、分离到病毒、对病毒基因序列做出分析。还要通过血清学结果，证明这个疾病是由于这次感染所造成的。在这之后，我们还要把它变成一个可以用于临床和我们疾病监测，满足它的需要这样的一个诊断试剂。
也就是说，CDC专家第一次去武汉是找到病原，这次去武汉主要是做研究病原和疾病的关系。与此同时，他们还与湖北当地的疾控部门合作开展研究，1月29日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文章（后文会单独分析）。
3、第三批（1月18日）：
包括组长钟南山院士、传染病诊治国家实验室主任李兰娟院士、CDC主任高福、CDC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院士及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这一次武汉之行后，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的事实公之于众，随即全国拉开了新冠疫情的阻击战。
二、一线声音：武汉医院的真实情况
1、财新记者1月30日在线采访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
财新记者：你是指像SARS那样会“人传人”？
李文亮：明显存在人传人。1月8日左右，我自己就收治了这类病患。当时我们眼科有一位患者以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入院，当天食欲不佳，但体温正常。刚开始我们也没往别的地方想，后来她青光眼眼压正常了，第二天还是食欲不好，中午发热了，查肺部CT提示是“病毒性肺炎”，其他的各项指标都符合不明原因肺炎的标准。
当天晚上照顾她的家属也发热了，她的另外一个女儿也发热，这是明显的人传人。我们就立刻上报到医务处和院感办公室了，请了院内专家组会诊，会诊后建议患者在我科隔离治疗。三天后，我们又给她做了复查CT，结果还是“病毒性肺炎”，而且范围扩大，病情加重了，接着患者就转到呼吸内科隔离病房，之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2、财新记者2月4日采访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
2019年12月年底，彭志勇从同行那里听说武汉发生了数十起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类SARS病毒”，同行特意强调。2020年1月3日，彭志勇了解到华大基因已经对这种病毒进行基因测序，发现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基因测序与SARS重合度80%左右。
“我在1月3日知道新冠病毒的基因测序后，就判断出这种新冠病毒很可能要人传人。”2月5日，彭志勇告诉财新记者，多年的临床经验和知识积累让他做出此判断。
财新记者：你在1月初就判断很可能会人传人，而且在医院里采取了隔离措施，那你们向上级反映情况吗？
彭志勇：这个病确实传播得很迅速，1月10日，我们ICU准备的16张床位就住满了。我看到形势这么严峻，就跟医院领导讲，一定要上报。医院领导也觉得事态严重，向武汉市卫健委报告了此事。1月12日，武汉市卫健委派了一个专家组3人到中南医院调查。专家组说临床表现和SARS确实有点像，但他们还是在讲诊断的标准那一套东西。我们就反映，诊断标准太苛刻了，按照这个标准，很难有人会被确诊。在这个期间，我们医院领导跟卫健委反映了好几次，我知道别的医院也在反映。
3、《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协和医院医生林羽（化名）：
23日发布的《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市民关心的几个问题的答复》中提到，前期（1月22日前）全市“每天可检测样本200多份”，但光是武汉协和的发热门诊每天就有近200人在排队，这还只是武汉市七个定点诊疗医院之一。
当时，武汉协和排队最长的超过了5小时、短则2~3个小时，“病人往上报，几天都没有反应，然后上面说还在等，人太多，导致很多医生、病人不能确诊。”林羽说，当时，院内还有接近三十名医护人员在隔离观察。
在1月20日前，武汉大街上戴口罩的人并不多。林羽曾询问武汉地铁职工为什么不带口罩，对方说是领导不让带，怕引起恐慌。“太寒心了！如果官方刚开始就把情况说清楚的话，百分之五六十的人会做好防护吧。”林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4、中国青年报采访武汉某三甲医院的病房主任李亮（化名）：
我是医院几个固定的发热会诊专家，我们有三个人。我看到的是，发热门诊从开设时的一天200多人，到300多人，到400多人，就这样逐渐增加。
我们的发热门诊从开设那一天就是24小时一直运转的，很多患者要从白天等到半夜才能看上。但是问题解决不了，有很多病人没法住院，没法进行核酸检测，只能回家。
我当时就判断这个病传染力会很强，会人传人，但没有人去确定这个事情。你不确定人传人，大家的流动性就很大，社会一片祥和。然后大家正常准备过年，就都闷在锅里。当时的诊断标准严苛，所以很多临床就已经确诊的病人没法收治。
那段时间外面比较平静，但是我们医院这边已经要炸开锅了。疑似病人越来越多，都是成倍增长。而且我们收治的病人都是家族性的，肯定是有人传人的。我们第一天就有这种情况，有时候我们15张床收治了4个家庭的。
后来我们医院就按照最强的传染性做的准备，当时就是按照“非典”那时的防护标准。
三、武汉通报：从“不会人传人”到“有限人传人”
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通报：武汉市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已发现27例病例。武汉市组织同济医院、省疾控中心、中科院武汉病毒所、武汉市传染病医院及武汉市疾控中心等单位专家分析认为是病毒性肺炎。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目前对病原的检测及感染原因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1、1月11日前，通报不会人传人，没有医护人员感染
1月5日通报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病例59例。
1月6日-9日期间无不明肺炎情况通报。
1月11日通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对现有患者标本进行了检测，截至2020年1月10日24时，已完成病原核酸检测，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自2020年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目前，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2、1月11日，首次不再提及医务人员感染、人传人情况
每日无新增病例，不再提及医务人员感染、人传人情况。
那么11日前后发生了什么？据悉：1 月10 日后，中国疾控中心等机构和企业开发并测试了PCR 检测试剂盒，用于对武汉疑似病例的检测、诊断。
据央视新闻报道，医疗诊断组专家胡克说，“我们复核的叫不明原因肺炎，这是临床诊断，是缺乏病原学的诊断，现在这41个是加上了病原学的诊断。其他是病原学检测阴性的。”
也就是说，通过PCR检测从59例病例最终确诊了41例，而这最初的59例并没有医务人员感染的病例，而这时突然不再公开否认医务人员感染。再结合冯子健论文提到1月1日-11日有7名医护人员感染的事实，我们可以推断：1月10日已经有医护人员确诊新冠肺炎，所以武汉市卫健委不再公开说“没有医护人员感染”。
3、1月14日，首次改口“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2020年1月13日，WHO通报泰国报道1例来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新冠肺炎已传到境外，不可隐瞒，所以武汉卫健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并首次改称“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同一天（1月14日），武汉在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客运码头进行体温检测，对出现发热的旅客进行登记。
4、1月18日，首次通报新增肺炎病例
1月17日，没有通报。
1月18日通报：2020年1月16日，经国家、省市专家组对患者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史、实验室检测结果等综合研判，我市新增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病例发病时间集中在1月5日至8日。
这是自1月5日以后，首次在通报中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请注意这个时间点：为什么1月5日就已发病，到1月16日才确诊？最早的59例不明肺炎病例，在1月10日确诊了41例，而这些病例拖到16日才确诊。
根据武汉市官员的表示，1月16日前，湖北省没有检测试剂盒，病例确认的流程是：临床检查、会诊确认疑似病例后，还需采样由区、市、省层层转运到北京国家指定的检测机构进行病毒分离和核酸检测，结果返回约需要3—5天。在此之后，病例样本送到湖北省疾控中心检测，检测时间缩短到2天左右，每天可检测样本200多份。
1月16日，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到国家下发的试剂盒后，开始对武汉市送检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患者标本进行病原学检测。
同一天（1月16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其中流行病学史规定为，发病前两周内有武汉市旅游史，或武汉市相关市场，特别是农贸市场直接或间接接触史。
请注意：这个标准很重要（后文还会讲到），等于直接宣布武汉卫健委的苛刻标准作废，科学合理的标准，直接导致武汉市确诊病例持续增加，1月16日首次出现新增确诊病例。而新增病例1月17日居然没有通报，一直到18日才通报，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从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推断：
1月5日通报的59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在1月10日前送到了CDC进行核酸检测。1月16日通报新增的4例，发病时间在1月5日至8日，武汉卫健委进行了隐瞒（1月6日-9日期间无不明肺炎情况通报）。
1月10日后已经有核酸检测，而1月12日至15日却通报没有新增病例，他们显然全部进行了隐瞒。也就是说，只有1月5日的59例不明原因肺炎上报了CDC，而其他病例都没有上报，也没有对外公开。除那59例病例外，其他病例都是在1月16日国家卫健委出了诊断标准，武汉市卫健委才进行了通报。
四、公开说谎：不可掩盖的事实
根据财新网2月1日的报道，1月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新华医院）一位呼吸内科医生出现肺部异常，肺部CT显示有一小阴影，呈现磨玻璃状，但他并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医院召开内部会议，强调不能把情况外泄，尤其不能“告诉媒体”。该院随后出现多名医护人员感染。也就是说，在1月初，武汉就有多名医护人员感染。
根据中国红基会字节跳动医务工作者人道救助基金资助的二十一批共３５０名医务工作者（截至2月17日）的信息，已有4名在1月11日前确诊：
陆先生，武汉同济医院，2020年1月7日在武汉同济医院确诊感染（首批）；
余女士，长江航运总医院医生，2020年1月10日日在长江航运总医院确诊（第十五批）；
余先生，长江航运总医院医生，2020年1月11日在长江航运总医院确诊（第十二批）；
王先生，长江航运总医院医生，2020年1月11日在长江航运总医院确诊（第二十一批）。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月29日发表的论文显示，1月1日-11日有7例医务人员感染，这篇文章的通讯作者是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与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杨波。
然而，武汉市卫健委从12月31日至1月11日一直通报，“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明显与事实情况不符。
从这些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出：
在1月初武汉市就已经发生了多名医护人员感染，而这些信息还只是已公开部分，那些不为公众所知的医护人员感染还有多少？但是，武汉市卫健委多次公开表示没有医护人员感染，很显然掩盖了真实情况，降低了医护人员和公众的防护心理，给病毒扩散创造了有利空间，危害巨大。
五、信息管控：不解决问题，先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1、《中国新闻周刊》1月31日曾在线采访了李文亮：
2019年12月31日，李文亮在大学同学群里发了这一消息说，急诊科隔离了7名来自于华南海鲜市场的SARS病人。他解释说，“SARS的表述不太准确，应该是冠状病毒，具体分型还有待确认”，让大家加强防范，并强调不要外传。然而，这张“华南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微信截图还是流传了出来，在网上大量转发。
12月31日凌晨1点半，李文亮接到电话，要求其去武汉市卫健委。“当时卫健委连夜开会，应该是应对疫情的会议，我们医院院领导、医务室主任都参加了。”会议结束后，院领导询问了李文亮消息来源，于凌晨4点多送他回家。到了白天，李文亮又去了两三次医院监察科，反复被询问消息来源以及是否认识到“造谣的错误”，并要求其写一份“不实消息外传”的反思与自我批评。
1月1日，武汉市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还传唤了8名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的违法人员，依法进行了处理，包括李文亮医生。
1月3日上午，李文亮又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让其签署了一份关于在互联网发表不实言论，属违法行为的《训诫书》。此后，医院科室主任口头传达不要在网络上发布相关信息。
2、《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协和医生林羽：
林羽（化名）回忆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武汉市的策略都是“冷处理”。他所在的医院就通知，在没有单位授权的时候，不允许私自在公众平台谈论病情，不允许私自接受媒体采访，不仅仅是临床系统，包括院感、CDC那边消息管控更严重，“整个就不让说”。当时，医生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再嘱咐就诊患者“口罩、口罩、一定要买口罩、戴口罩”，甚至半开玩笑地嘱咐“不要去华南海鲜市场买东西，那里东西不新鲜”。
六、关于专家：究竟是误判，还是被误导？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对新闻媒体表示，出现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标志。那么，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对专家判断都是至关重要的依据，那么专家掌握真实情况吗？他为什么觉得“可防可控”。
1、关于是否存在“人传人”的情况
王广发在接受中青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我们实际上对疫情很警觉，关注点也是公众的关注点——有没有人传人？有没有传染性？但我们掌握的资料是比较有限的，从有限的资料来看，当时我们没有看到明确的人传人的证据。当时，给我们的资料是41例确诊病例，这当中有两起聚集性病例。我们请教过CDC的专家，根据两起聚集性病例，没法得出“人传人”的结论，这需要流行病学专家来回答。
他还强调，原始的资料有欠缺，甚至有些信息根本没拿到，判断上就会失误。我在SARS10周年时写道，盖子不能捂，越捂越糟糕。对大众也不能隐瞒，大众有可能会恐慌，但时常经历“低剂量的刺激”，大众逐渐就能够接受。绝对不能掩盖疫情，让专业人员都无法了解真实的情况。
2、关于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
冯子健论文中提到1月1日-11日有7例医务人员感染，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被问到什么时候知道医务人员感染的。他表示，“大概1月19日、20日，钟南山院士到前线后，当地、国家级专家把结果告诉了他，他20号晚上回到北京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披露有医务人员感染，接着武汉市卫健委作了披露，是这样的过程。”
请注意：武汉市卫健委1月11日通报不再公开说“没有医务人员感染”，而冯子健论文1月1日-11日有7例医务人员感染，也就是说1月10日已经有医务人员确诊。冯子健作为在武汉的CDC的专家，居然对此不知情，我表示严重怀疑。如果真的不知情，那就是严重的失职。
3、CDC专家是技术失误，还是技术失职？
12月31日，CDC就派以徐建国为首的专家组赴武汉进行流行病调查。1月1日上午CDC病毒所专家赴华南海鲜市场病例相关商户及相关街区集中采集环境样本515份。1月12日，再次到华南海鲜市场采集野生动物贩卖商铺相关标本70份，PCR检测结果显示其中33份标本为新型冠状病毒核酸阳性，才高度怀疑此次疫情与野生动物交易有关。
请注意：1月1日，他们只采集了病例相关商户和街区的环境样本，检测全部为阴性，这是一次重大技术失误。所以，在1月12日，再次在华南海鲜市场采集野生动物贩卖商铺标本，才检测出阳性。那么，徐建国为代表的CDC是不是因为环境检测为阴性，没有找到传染源，而预先排除了传染病的可能，外加武汉市通报无新增病例，进而盲目乐观认为“可防可控”，我们不得而知。
4、关于专家们的乐观判断
1月4日，徐建国接受《大公报》采访时表示，从目前看，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且没有发生死亡案例，说明病毒威胁水平有限。徐建国还强调，中国的传染病控制有多年的积累，绝不会出现因为春运发生大扩散的可能性。
1月10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北大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接受新华社专访时称“疫情可控”。
1月14日，徐建国在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表示，“这是一次有限的疫情，如果下周没有新病例出现，疫情可能就结束了。”
2月1日，王广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我说“可防可控”，其实是说，在任何阶段我们都应该坚定信心，经历了那么多传染病，哪个没防住？实际上我们也提了很多建议，不是说“可防可控”就“不防不控”了，而是需要加强重视的。
请注意：王广发作为诊断治疗的专家，去武汉主要是参与危重病人的治疗工作，他说“可防可控”安抚公众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徐建国作为CDC专家去武汉的任务就是调查传染病，他居然不了解医务人员感染情况，没发现人传人证据，说明根本没有深入一线调查，没有去认真了解事实真相，存在严重的失职行为。
七、不得不说：匪夷所思的诊断标准
1、谁制定了苛刻的诊断标准？
据财新周刊的报道：国家卫健委派的专家组到金银潭医院调查，做了一套诊断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病毒检测呈阳性，这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尤其是第三点，非常苛刻，实际上极少有人能去做病毒检测。
国家卫健委第一批诊疗专家组包括李兴旺、曹彬、吴文娟和赵建平。请记住赵建平这个名字，他是同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担任诊疗的组长，那个确诊标准就是在他的带领下制定的。他后来还担任了湖北省的专家组组长，负责湖北全省不明原因肺炎诊治工作。
直到1月16日国家卫健委制定新型肺炎诊疗方案，把一些标准修改，比如不再要求病人有华南市场接触史，而是武汉旅游史等等，这个诊疗标准才被废止，这时疑似病例就开始多了起来。
2、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个诊断标准？
按照专家组给出的疑似病例的三个诊断标准，对于集中爆发的发热病人，大部分并无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因此，很多医院未按“不明原因肺炎”上报这些病例。
中南医院彭志勇医生的说，“按照这个标准，很难有人会被确诊。在这个期间，我们医院领导跟卫健委反映了好几次，我知道别的医院也在反映。”这是传染病，确诊标准弄得太紧，放掉有病的人，对社会危害很大。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危重症专家、副主任医师余昌平也表示，早期新冠肺炎“确诊是很难的——需要专家、领导签字，才能查冠状病毒”。那么，他们为什么查冠状病毒需要领导签字？为什么要制定这么苛刻的标准，不让患者确诊？为什么通过这么苛刻的标准，阻止医疗机构上报病例？
请记住这两个名字：陈邂馨和张红星。陈邂馨是武汉市副市长，职责分工包括卫生健康工作，分管武汉市卫生健康委，联系武汉市红十字会。张红星是武汉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
武汉的多家医院曾向武汉市卫健委反映标准过严，不利于疾病防控，危害社会。作为传染病防控的主管部门，却始终没有更改标准。显然，他们不是为了防治疾病，而是为了隐瞒实情。
最后，根据这个诊断标准，从1月3日至1月15日期间，武汉市成功实现了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例的零新增。除了1月11日最初确诊的41例外，成功实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的零新增。
与此同时：武汉市、湖北省完成了两件大事：1月6日至10日，武汉市“两会”顺利召开；1月11-17日，湖北省“两会”顺利召开。
八、研究成果：为什么没有应用到战胜疫情中？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月29日发表的论文显示，自2019年12月中旬就已经发生了人际传播，1月1日-11日有7例医务人员感染。这篇文章的通讯作者是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与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杨波，也就是说他们研究课题的总负责人。
根据中青报对王广发的采访，他说：CDC的论文我就不清楚了，400多个病例，我甚至不知道里面包括不包括我本人。我不清楚那篇论文产出的过程。但是我觉得，从一个方面来讲，总结经验是很重要的。历次的疫情防控，第一位都应该是实际的工作，我并不反对写论文，重要的是，我希望在论文发表之前，专家层面有一个充分的分享，这样才有利于疾病的防控。大家综合判断疫情需要很多资料，这些资料应该在发表论文之前就呈现给大家，这是必要的。
作为CDC的副主任、研究员，冯子健去了武汉，他确实做到了“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但却没有做到“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
冯子健论文中提到，12月中旬就在密切接触者中间出现了人际传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论文发表时间，究竟是早于病毒可“人传人”的明确结论还是晚于此。对此，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告诉财新记者，疾控中心1月23日拿到数据开始做的研究分析，25日到26日提交的论文。回顾性研究也是疾控职责的一部分。
请注意：这篇论文共分析了425例（其中，1月1日之共有47例，1月1日-11日共有248例，1月12-22日共有130例），而冯子健和湖北省疾控中心的杨波是共同通讯作者，如果冯子健所言属实，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测：在这之前几百病例数据杨波掌握，作为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职责就是流行病学调查、疫情报告，根据论文记载的研究方法：1月3日就制定了监测方案，识别潜在病例并进行现场调查，显然这些研究一直在进行。
根据疫情报告应当遵循属地管理原则，湖北省卫健委是直接责任单位，疫情报告是否上报湖北省卫健委，而湖北省卫健委是否向湖北省政府和国家卫健委上报，进而影响决策呢？这些内部信息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
2月10日，湖北省委常委会决定：免去张晋的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刘英姿的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
2月13日，马国强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和武汉市委书记职务。
2月13日，蒋超良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九、疾控中心：你不知道有多么尴尬
根据《中央编办关于国家卫生健康委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的批复》(中央编办复字〔2018〕90号)，设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事业单位。
主要包括九项的职能，其中有两方面内容与新冠肺炎相关：
一是开展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
二是指导地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调查、处置和应急能力建设。
请注意：“指导”这个词很关键，CDC对地方只是业务指导关系，而不是领导关系。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七条的规定，“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承担传染病监测、预测、流行病学调查、疫情报告以及其他预防、控制工作。”第三十三条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主动收集、分析、调查、核实传染病疫情信息。接到甲类、乙类传染病疫情报告或者发现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应当立即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同时报告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CDC和地方各级疾控部门一样，这是一个技术单位，只有监测、调查、研究的责任，为权力机关提供决策支持。他们直接对接医疗机构，掌握第一手的信息，但这些信息上报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卫生行政部门再上报政府，政府会采取何种措施，这些都不是他们的权限范围。他们顶着疾控的大名，却没有疾控的权力，但公众很容易误解，把疫情扩散的责任全部推到他们身上，这是不应该的。
从这次肺炎事件来说，有两个时间点需要区分开：
1月11日前，武汉市通报没有人传人现象和没有医护人员感染，如果说CDC专家不负责任，没有深入一线了解情况，受到地方的隐瞒，得出“可防可控”的结论，或可归于失职；
1月11日后，武汉市不再通报人传人和医护人员感染，已经出现明确的医护人员感染和人传人迹象，相信从那时起：他们就已经知道了疫情的严重程度。
1月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专程赴武汉市指导进一步落实防控措施。
1月16日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
毕竟，传染病防控关系全国联合行动，非卫健委一家所能决定，但他们显然没能推动最高层决策，在第一时间采取更为激烈的全国防控措施。
在这里不得不说一说CDC的高福，他是最近争议最大官员，相信有很多人都把责任归到他身上，甚至希望判他死罪！这两天有很多人留言，为什么没有提高福，其实很简单：我研究问题根据事实线索展开，不针对个体，因为这是一个公共事件，个体不过是组织的一个零件，针对个体无益于解开事情的真相。高福虽然贵为CDC的主任，但在整个事件中，他又何尝不是一个小人物呢？他不可能掌握大局，不可能对整个事件负责，把责任全都归于他一人是非常不合适的，当然高福也有他的责任。
关于高福，网上广泛流传的“大家放心过年，不会人传人，疫情可控，可防，可治，不要相信谣言”，以致网友调侃“人不传人是高福”，但我很纳闷始终没有找到这句话的出处，他在什么场合讲过这些话？
但是，高福另外一句是有依据的，他说“目前证据确实显示儿童、年轻人对病毒不易感。”作为一名科学家，高福这么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科学要讲究证据，因为当时感染的大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但后来也证明了儿童、年轻人也会感染。所以，科学并不是真理，新的证据把这个“不易感”的结论推翻了。
那么，这句话的问题出在哪呢？除了科学家的身份以外，高福还是一名技术官僚，他是CDC主任，身担全国疫情防控的责任，目前证据显示不易感，不代表真的就不易感，从提高公众防范意识的角度来说，他应该说“儿童、年轻人很有可能也会感染”，因为在病毒面前多加防范总是没错的。包括那句“人不传人”的话，如果能找到出处的话，我想他也很有可能是这么说的：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人传人。
所以，大家对高福的误解：一方面是高福是CDC主任的身份，他要对CDC所有的行为负责，承担领导责任；另一方面是科学的误会，高福说了科学的语言，从专业角度没错，却误导了公众。
十、最后的话：事情何以至此？
12月30日，李文亮在微信同学群的一份检测报告截图显示，检出SARS冠状病毒高置信度阳性指标。1月2日，武汉病毒研究所即确定了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卫生行政部门一定知道，冠状病毒有多么危险？2003年，SARS病毒曾造成774例死亡，死亡率达9.6%。2012年，中东地区爆发的MERS病毒，已造成851例死亡，死亡率达34.5％。
2016年，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疫情信息从基层发现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只需要4小时。国家卫健委派专家也在第一时间赶赴武汉，科研人员也在第一时间确定了病毒的基因。
为什么我们还是没有阻止病毒的大面积扩散？
除了人的因素外，我还想说一下客观因素：
一是时间：春运人口流动巨大，为病毒向外扩散创造有利条件；
二是地点：武汉全国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同时，外来人口高达500万人。
三是体制：武汉、湖北相继开“两会”，权力惯性压制信息公开。
四是毒性：病毒本身传染力和隐敝性都很强，存在无症状传染。根据冯子健的论文，平均潜伏期为5.2天，由一人传至另一人的平均间隔时间为7.5天，平均每例患者的传染给了另外2.2个人（即R0=2.2）,只要R0大于1，疫情就会不断加剧。
最后，抛上这些客观因素：如果权力能够尊重真相对人的生命负责，如果专家能够真正尽职对专业负责，如果他们都能以公共利益为重，更多一点良知，更多一点勇敢，更多一份担当，也许我们就不必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当然，把一切归咎于个体也是不合适的，这个时代不呼唤英雄。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权力受到监督，信息能够自由，吹哨得到保护，也许就会有更多声音出来，真相也就不会被隐瞒，灾难或许可以避免……
总之，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没有完成“现代国家“的建设任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