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伐林推荐）
疫情暴露出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令人忧心。它看似完美强大，其实一直漏洞百出，没出事只不过是侥幸没出事而已。武汉的悲剧并非偶然，它只是平均水平的中国，就算病毒随机选择了另一座城市，我们很可能还是会掉进同一条苦难之河
老高按：今天早上在一个微信群里读到一篇文章，但没有标题也没有作者，劈面而来的第一句话“最令我愤怒的……”，好像也不是文章的开头。但文章中涉及很多话题，正是当下人们关注热议的，作者说的不仅在理，有些话还相当精辟，不是寻常人信笔写的出来的，于是花了点功夫来查证，查到作者为傅真，网名为“最好金龟换酒”。我看到的确实只是半篇文章，全文的标题是《知耻而后勇，珍重待春风》。
傅真，江西南昌人，曾旅居英国，曾任职投资银行金融分析师，她与丈夫毛铭基辞掉令人羡慕的工作，全职游历和全职写作。几年前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丛书“傅真&毛铭基作品系列”，有《藏地白皮书》《泛若不系之舟》《最好金龟换酒》等多本。
这篇文章大部分写得不错，但是有些段落的角度让我诧异，以作者的明澈，不致于如此失准呀？简直不像同一个作者写的，例如下面这一段——
互联网时代的物流网络和科技手段如此发达，民间力量也已非常强大，却一直没被充分激活，实在是很可惜。希望经此一“疫”，政府能学会适度分权，将一部分权力让渡给民间机构。毕竟，家长太过强势，孩子就会变得更加软弱可欺。我们有这么好的人民，明明值得更多信赖。
“民间力量也已非常强大，却一直没被充分激活”，是政府没“学会”的问题吗？分明是政府刻意压制啊，他们恐惧的就是民间力量强大和被激活；把民众与政府的关系比作“孩子”和“家长”的关系——这种思维很不可取——而自以为是“家长”的政府，最怕的、最防的，恰恰就是人民变得不再“软弱可欺”。
知耻而后勇，珍重待春风（节录）
傅真，微信
最令我愤怒的，当然是这场巨大的灾难并非不可避免。如果你看过《第一财经》整理的从12月1日到1月23日的时间线，就会看清早早出现的疫情是怎样离奇地被轻视又反复拖延。武汉的警铃早有机会被拉响，我们原本不用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
我不明白为什么明明知道是跟SARS相近的冠状病毒，却没有第一时间当作人传人来看待（难道不是“人不传人”才需要更确凿的证据吗？）；不明白第一批卫健委专家组为什么要把诊断标准定得如此严苛离谱——非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没去过的就不能确诊——这岂不是先认定没有人传人，然后以此来定标准去诊断，诊断出来果然没有人传人？简直是“22条军规”般的荒谬；我更不明白为什么在武汉和湖北两会期间卫健委的对外报告是“零情”，这到底是内部的揣摩还是哪位领导的指示？为什么1月15日国家疾控中心发出一级响应，而1月19日武汉还如期举办了什么万家宴？……
我不知道网络直报系统为什么没起作用，拖延疫情的人到底是谁，错在瞒报还是轻视还是误判，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只看到他们在接受采访时支吾其词、互相甩锅。其实疫情至此，显然是多方合力犯下滔天大罪，谁都没有推诿的余地。可恨最宝贵的防控窗口期就被这些人白白浪费，战机贻误，再难挽回。病毒大举入侵，铡刀高高举起，而人们转过脸去，露出微笑，歌舞升平。
现在还有许多人在歌颂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十天建好一座医院的奇迹、“全民齐心群防群控的团结精神”……可问题是，如果第一时间公开和防控疫情，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经历这场国难，不需要建这些医院，不需要封城封省和全国支援，更不需要牺牲这么多条人命！
辗转反侧的夜里，常忍不住想倒转时间，从无数事件的折缝里钻回去，重启2019年的12月，挽回所有的不幸。但心里也清楚，只要穿越回去的我仍是一介平民人微言轻，历史就不可能被更改。而更有可能发生的是，我会成为第9名“造谣者”被传唤，在训诫书上屈辱地写下“能”和“明白”。
是的，时至今日仍没有一天不想起李文亮医生。从他去世的那个夜晚的暴怒痛心，到如今成为心中死去的一小块。朋友圈里难得的众怒和国葬般的哀悼其来有自：一是悲愤于为众人抱薪者竟冻毙于风雪，蒙冤受辱的医生死在他蒙冤的起点；二是物伤其类，谨小慎微又良知未泯的普通人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他所遭受的耻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耻辱，他的命运也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三是因为大家都想要一个公道，至少是一个道歉——不只是对李医生，也是对我们所有人。
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个事实是：也许李医生的“吹哨”并没在真正意义上抵达大众层面，但他被视为“造谣”而遭到传唤训诫的事情却通过央视大张旗鼓地曝光，如果没有这么高调的“辟谣”，公众也不会那么容易轻判疫情；另一方面，根据中疾控论文的新数据，去年12月31日前已有感染者104人，15人死亡。如果早在那时就努力防控和提醒公众，而不是忙着训诫医生、大力辟谣，就只有100多个人和他们的接触者需要隔离，根本不需要让整个国家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这就是大家纠结难解的心结，是对不受制约的权力的问责，是对真相的渴求和捍卫。所谓公道，不仅是“你没错”，更是“我错了”。
讨论公共事务时，我讨厌“造谣”、“辟谣”、“不信谣、不传谣”这样野蛮粗暴的表达。它的野蛮在于只认定官方的一家之言是唯一可信的信息（其审核标准往往是政治标准而非公共利益），并以此为手段钳制一切自由流动的信息。问题是如果官方发布假信息该怎么办？“可防可控”算不算造谣？“儿童不易感”算不算造谣？湖北省长说“物资储备和市场供应充足”算不算造谣？
更何况，事物常在发展之中，人的认知过程往往会走弯路——不明病毒已经给了人类足够多的教训，令我们意识到自己并非时时刻刻真理在握。如果你把那些由于信息和认知局限而产生的“不实信息”统统打为“谣言”，就一定会为这种傲慢无知付出代价。
其实谣言不可怕，不实信息也不可怕。在一个信息能充分地自由流动的环境里，信息的修正能力是很强的，人们也自然能学会在众多信息中去筛选、分辨和判断。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言:“一切谬误，只要可以自由反驳，就不会危险；任何真理，只要不允许批评，一定是谬误。”
大肆使用这类词汇的另一个危险之处在于：长此以往，你会把倾向性明显的“造谣——辟谣”与中性的“质疑——回应”相混淆。当你习惯了这种斩钉截铁、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语言，公共讨论便会陷入“动机论”的泥沼。事实上，对权力保持质疑和监督乃是公民的职责和权利；而权力若要赢得信任，就应善待民意，面对质疑（哪怕是过度的苛刻的质疑）要第一时间回应，如此才能在一次次考验中建立公信力。
语言不仅仅是语言，更是思维的工具、文化的载体。所以不要轻易说出“造谣”、“洗地”、“带节奏”、“境外势力”这样立场先行的语言，不要习惯于“毫不留情”、“坚决维护”、“不惜一切代价”、“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局为重”这样高度统一和僵化的语言，不要沉迷于“阿中哥哥”、“我兔”这样精神传销式的饭圈语言（这句话我没懂，老了！——老高注）；因为这种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往往默认公权力可以以正义之名不受制约，为了“大局”可以牺牲掉个体的权益，把本应是国家主人的人民变成了国家的脑残粉。
我甚至觉得，孕育了这种语言体系和思维方式的文化，恰恰就是这次疫情的罪魁祸首之一，很有可能还会让我们再次陷入灾难。
疫情暴露出的另一个令人忧心的问题是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抛开最初隐瞒疫情导致的局面失控，其实从政府响应速度来看并不算慢，也的确已倾举国之力，然而准备不足，决策失误，应对迟钝，加上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于是基层疲于奔命，问题层出不穷，处处捉襟见肘。
最大的决策错误应该是封城之初被动的量力收治。没有把“确诊、疑似、发热、密接”四类人员分类对待，让患者居家隔离造成交叉传染，取消公共交通又导致大量病患和疑似病患在求医路上到处奔波而扩散疫情；然后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火神山雷神山，没料到光每日新增的确诊人数就已超过了这两家医院的床位；等到开始通过方舱医院和民间隔离点以及大规模医疗支援等方法来应收尽收时，已经差不多过了两周的时间……
这一切是不是都可以更早地发生？如果早点对疫情规模做科学的估计，如果早点建方舱医院，如果早点把病人从家里弄出来，如果早点集结医疗资源……真的会有这么多重症和死亡吗？
后来的“应收尽收”和“清零”，事实上已经证明了之前的决策是巨大的战略错误。可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决策由谁做出，经过了怎样的考量，有过什么样的备选方案，又是何时意识到其中的错误……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被允许知道，自然也就无法讨论这些错误，更无法避免将来的错误。也许这就是我那深刻的无力感的来源——极少数人掌控着我们所有人的命运，而我们只能祈祷他们少犯错误。
看了财新的特别报道《艰难的“清零”》，才发现武汉在做出封城决定的时候，基本上是毫无准备的，具体管理上也是一塌糊涂：让轻症患者在家自我隔离，没说转重了该怎么办；把公共交通都停了，没说病人该怎么去医院；让基层社区做好防疫工作，却不提供任何实质帮助。
看完以后觉得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真是太难了。一边是苦苦挣扎、求医无门的恐慌病人，另一边是只发布任务、却不为社区提供任何解决方案、也不帮助协调困难与障碍的街道和上级部门。于是社区只能填表、汇报，第二天更新情况再填表、再汇报，周而复始，有心无力。
与这种庸政和懒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力量的专业和高效，以及一个个普通人的朴素善意与非凡勇气。媒体报道中一个格外突出的例子是那个搞定金银潭医护难题的快递小哥——他先是接送因限行而难以出行的医护人员往返金银潭医院，随后组织招募志愿者，联系摩拜、滴滴、青桔单车等解决医护人员出行问题，之后又联系餐厅解决医护人员吃饭问题，买羽绒服买鞋解决医护人员保暖问题……
难怪有人评论说“一个小哥抵得上一打武汉市长”。发现问题、组织协调、统筹调度……这些本都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需要的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能力，但为什么各级官员不作为呢？为什么连医护人员上下班都没人管？大概是没有像这位小哥那样深入一线想人民之所想吧。
这是整个官僚体系的沉疴顽疾。在这个体制中，各级官员只需承受来自上方的压力和监督，却无须向下方更基层的官员和被治理者负责（而且后者也没有问责渠道）。于是渐渐形成了“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共识，而且干得好是领导英明神武，干得不好是基层能力不行。这种上层与下层的切割，和驻美大使答记者问时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相切割一样，都是由同一种治理逻辑驱动的。而当每个人都以“多做多错”的思维来做事，你就不可能设身处地倾尽所能去解决问题。
事实上，从早期担心影响稳定而压制舆论瞒报疫情，到面对危机时各部门官员的迟钝失误，再到政治任务下基层组织各种粗暴混乱甚至非法的高压管制（只因没戴口罩就被当街掌掴或捆绑游街等等）……这一切都并不能归咎于某几个“害群之马”，整个体制是应当被反思的对象——正如周雪光教授所说，“中国现行的治理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机制，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汇集和传递机制；即使如新冠病毒一样丰富的信息，也缺乏从地方到高层的有效信息传递。”
所以它看似完美强大，其实一直漏洞百出，没出事只不过是侥幸没出事而已。看看最近的济宁任城监狱大面积感染却不通报的新闻，显然武汉的悲剧并非偶然，它只是平均水平的中国。就算病毒随机选择了另一座城市，我们很可能还是会掉进同一条苦难之河。
“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也暴露出另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的不匹配和对接不畅。政府希望事事主导，包办一切，却没有意识到那种“大政府、小社会”的传统管理机制已然落后于时代。在这次疫情中，来自企业、民众和公益组织的援助都很积极高效，可往往支援物资已高效运到，却因为政府低效的调配能力（中间环节过多、管理方式落后）造成物资梗阻，迟迟无法发放到最需要的地方。
互联网时代的物流网络和科技手段如此发达，民间力量也已非常强大，却一直没被充分激活，实在是很可惜。希望经此一“疫”，政府能学会适度分权，将一部分权力让渡给民间机构。毕竟，家长太过强势，孩子就会变得更加软弱可欺。我们有这么好的人民，明明值得更多信赖。
写这篇文章断断续续用了很长时间。写到这里的时候，局势看来正渐渐好转，当然也只是相对之前哀鸿遍野的惨况而言。即便是在此刻，网络上仍有大量的呼救和求助，比如时至今日仍未被排查的小区居民，比如因全面封锁而导致的人们购买基本生存食物的困难（尤其是那些不会网购的独居老人和基本没有物业可言的小区），比如被新冠患者“夺走”床位和治疗机会的其他类型重病患者，比如特殊人群（癫痫病患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因疫情面临断药的问题……更不用说大批在疫情中停摆的中小企业很可能活不过这场灾难，许多普通人将面临失业断粮的危机……
当我们说“集中力量办大事”时，往往也意味着要为了“大事”牺牲掉许多小民的利益——这是悲剧而不是胜利。当你赞美这种力量和“胜利”时，别忘了这次你只是刚好属于“大局”的那一方，下一次也许就是被牺牲掉的棋子。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武汉人。
我也痛恨“多难兴邦”这个词。首先这根本不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上从没见过多难能够兴邦，只见过多难终致覆国；说到底，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承受着苦难，而不是抽象的“国家”概念。那些在苦难中死去的人，难道你要感谢他们用生命完成了“兴邦”大业吗？我们的国家当然能挺过这场灾难，但很多人不能。那些平民百姓、医护人员、志愿者、基层干部……他们都已被埋葬在了这个冬天，“兴邦”对于死者又有何意义？
更何况，如果纯是天灾，我们只能认了，然后咬牙扛过去。如果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祸呢？别忘了这场国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那至少20天的黄金期，我们都知道是为什么错过了。若只一味歌颂“众志成城”、“多难兴邦”，怎么听都像是在麻痹民众问责的神经，掩盖社会治理的失败。别忘了，那些无辜死去的人们都在天上看着呢！
可以想见，疫情结束之时，一定会有人高喊着口号把丧事喜办，把国家解释为唯一的拯救者。免职几个官员，然后全能政府神话卷土重来，继续唱同一片盛世太平，而真相、问责和反思再次被遗忘。于是当下一次灾难来临，谁又能幸免？
所以不要相信，不要忘记；不要习惯性地站在老大哥的角度去体谅和合理化之，普通人和权力之间天然不对等，权力永远需要监督和制约；不要去标榜“牺牲光荣”，不要对普通人道德绑架，不要用民族情绪去挟持个体的基本权益；不要被“世上没有完美的制度”这样的鬼话迷惑，制度没有绝对完美但有相对好坏，好的制度允许犯错，但接受批评，能够自我纠错，而坏的制度只会解决那些提出批评的人；不要忘记真话的力量，真话不会引起恐慌，真话才是救命良药。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这些“负能量”。他们说你带节奏煽动情绪，他们说那些呼喊和求救会引起恐慌，他们说政府已经这么努力了你看不到吗，他们说你为什么不去赞美那些伟大成就和英勇无私……基本上，他们只想活在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世界里，拒绝看见任何难堪的细节，也不想听见同胞的哭声，就连前线医护表示防护服不足，女孩哭亲人得不到救治，或者问责疫情应对的失误……都令他们紧张得握紧了拳头——大局当前，怎么能这样损害祖国母亲的名誉呢？怎么能让境外势力有机可乘呢？
另有一种“训诫”是“做实事”论，即“你行你上”的另一个版本——你又不在武汉又不上前线，键盘侠有什么资格批评抱怨！就好像，如果你没去一线，没当志愿者，至少也得捐个一千套防护服什么的，否则就无权表达不满。
“如果你觉得××不好，你就去建设它”——更鸡贼的版本，其实也是同一个配方同一个味道。言下之意是你不去建设就无权批评，顺便把你的不满等同于你自己的无能。问题是为什么建设和批评非得搞对立呢？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同时既为国家做贡献又行使公民权去质疑监督呢？对于建设而言，赞颂反倒不是必要的，批评和问责才是——别忘了红十字会的许多积压物资就是在质疑批评之后才分发到了一线医院。
网络上这类口水仗由来已久，这一次只不过是换了个背景。民意的割裂也许源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也许源于获取信息的渠道，也许只是思维方式的分歧——一些人认为指出问题就是在给国家添乱，是搞破坏，是不团结；另一些人则认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承认问题的存在，如此才有解决的可能，进步的希望。
而更有可能，普通人之所以相互缠斗不休，其实是源于某种共通的焦灼和无力感——无权参与治理，无从得知真相，无力改变现状；于是只能继续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同时把这无处安放的情绪发泄到对方身上。
但我又不想被这种无力感所淹没。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写下这些可能根本没人有耐心读完的文字，说着那些远比我博学的人早已更充分更精妙地阐释过的观点。我希望能记录下这个特殊的时期，至少是记录下自己在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某种意义上，我是在用叙述来疗伤，来救赎自己；或许也有反抗的成分——因为删除从未停止，封口政策日益严厉，记录本身便已是某种反抗。
更多的还是想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吧。不要忘记这些日子的愤怒，珍重愤怒的价值，体会愤怒的代价，灾难过后继续保持愤怒和批判性；而不是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回到那个温软的幻梦之中，渐渐对他人的经历失去痛感。
也不要忘记学习思考，无论何时都要保持精神生活的质量。这次疫情令我体会到瘟疫不仅是一个医疗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也开始通过书籍去认识科学、政治与疫病传播的复杂互动。而最近格外令我心有戚戚的是公共卫生防疫和个人权利之间的矛盾（也反映在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在疫情应对方面的不同策略）。如何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辨识当中无可回避的政治理念与社会道德，尽可能细化公共利益的边界，避免国家以集体之名滥用权力，这是每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应当关注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做一个人。是的，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想法：做一个人，就像北岛的诗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做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有同情心的人。一个心里有坟墓的人（这句话我也没懂。——老高注）。一个用人的语言说话的人。一个有个人记忆而非国家记忆的人。
而总有一天，世界会需要你我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