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琪、田牧:“官状病毒”猛于武汉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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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燕庭谈武汉肺炎在香港

廖天琪采访香港媒体人麦燕庭(右)。图/撷自明镜新闻台影片

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也有称“武汉肺炎”,疫情已蔓延世界各地,防疫病毒成为整个世界的首选话题,为此我们采访了香港前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庭,作为媒体专业人士,麦女士在讨论“武汉肺炎”时,谈及新闻自由与制度问题,她的观点是:冠状病毒就是“官状病毒”。

麦燕庭其人

麦燕庭是媒体的从业人员,在平面(印刷)媒体和电子媒体工作超过20年。麦女士在1984年加入《香港新报》当记者,1993至1997在《香港电台》出任采访主任。麦女士于1996至1997年,及1999至2003年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2007至2008年,任“香港记者协会”总干事。麦女士是香港《众新闻》网络媒体业主。

2007年,麦女士被“美国视觉艺术家协会”评为“Champion of Freedom of Speech”。

2019年4月,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举行年会,麦女士做了“新闻和言论自由受到严重威胁”的专题报告,第一次质疑香港政府修改逃犯条列,她指出:香港正在讨论修法,列出了“诽谤罪”、“煽惑罪”、“非法经营罪”……其实就是堵住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的管道,也恰好坐实了香港的司法独立遭遇行政介入。

2019年6-12月,香港爆发了人民的护法运动——数百人参加的“反送中运动”,麦女士出席了美国众议院香港问题听证会。

麦女士的作品有《目击一百天沙士最前线》等,现今关于武汉肺炎的讨论,对她而言,可说是一言难尽……

政府一度对疫情欲盖弥彰

麦女士说道: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初期,我从香港连登网(LIHKG)获悉了这方面的传闻,说是:武汉肺炎在迅速扩散,中国这次有大麻烦了,与“反送中”运动不相上下,让中国政府有一阵子麻烦了。我们去讯问官方,没有反应,港府更是不知其详,没有答案,甚至连“不予置评”也没有。几天后国内承认有肺炎,但是支吾其词,交代不清,似乎有刻意淡化影响之嫌。

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采访北京的传染病学专家王广发,王本人曾随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前往武汉,遭致武汉肺炎感染,而至前王的结论是“可防可控”,直接被事实打脸。至此,武汉疫情的信息才正式传开,提供的是“无大碍”信息。

麦女士指出:中国政府刻意降低疫情严重性,向社会表述的是宽慰与舒缓紧张情绪,低调处理,包括记者采访时若戴口罩,安检人员会要求脱下口罩,称直播时不能戴口罩。处处在营造“平安无事”的氛围。眼下中国政府为武汉肺炎起了个新名称,即“新型冠状病毒”,目的是与中国武汉病毒切割开来。

麦女士进一步指出:事实上中国政府是否真与武汉肺炎没有关系吗?请大家思考一下,恰恰是政府对武汉疫情的消息发放、隐瞒与掩盖,及淡化疫情的严重性等等,才致使武汉肺炎迅速扩散到世界不同角落,中国受害,其它国家同样受害。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每当中国政府的控制权、管治权等,受到影响时,他们都会淡化实情。中国政府向来控制舆论管道,包括对持续半年多的“反送中”运动,也采取了同样的隐瞒、掩盖与淡化手段。

武汉肺炎与“人祸危害”

采访者提问:这样刻意的控制舆论,隐瞒与淡化疫情,是否人为的贻误戎机?造成了疫情的迅速传播与扩散,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人祸。

麦女士答道:我觉得人祸因素肯定存在,至于是不是考虑到年关过节因素不得而知。主要是当社会信息对政府统治可能产生影响时,他们必定会审慎处理。我收到的消息是,新冠病毒自去年10月起就开始传播,但那个时尚不清楚是什么样的病毒,据说是上报了中央无果。公众知道时已经是1月初了,中央肯定是知道情况的。因为外交部发言人说,从1月3日起向美国定期通报疫情,但是美国没有提供帮助。还有一个例证,国家卫健委派了传染病专家组,前往武汉考察。1月中旬中新社独家采访王广发,结果采访者的一句提问,“你是怎么被感染的?”让王广发陷入了舆论漩涡。

提问:我们在德国注意到,可能是1月22日后,开始热门报导疫情,有1周至10天都是头条新闻,说是中国出现了疫情,中国政府非常关注,进行了控制,有大量的医药送去了武汉,各地的援助都奔赴武汉,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了两座大型传染病医院。西方整个的态度,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政府处理这次疫情非常好,而且及时通报了世界各地。现在我们看来,这中间的误差是相当大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大外宣?

麦女士答道:大外宣是原因之一,另外中国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他们依靠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属于人为的配合。世界卫生组织上一任总干事是陈冯富珍,于1994年晋升为香港历史上首任女性卫生署署长,直至2003年8月,她在香港政府服务长达25年。2006年7月25日,中国提名陈冯富珍参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有人指出:这是中国通过借用香港身份服务中国外交的做法,也构成了香港人正规参与国际组织的先例。陈冯富珍于2017年卸任,2019年,在第十三届中国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可视为中国政府给予她的嘉奖。现任总干事是谭德塞博士,此人在2012-2016年担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这背后是不是有故事呢?谭德塞总干事也亲赴北京考察疫情,同样为北京竭力背书,说是中国很尽力了。至于是不是很尽力了呢?我举一件事为例,即关于病毒基因的解析图谱,1月中旬中国已经有了图谱,各国专家希望世界卫生组织及时公布,便于世界各国专家的分析与研究,快速测试与制造疫苗。谭德塞总干事替北京争取了很长一段时间,据说目的是为中国专家腾出时间研究分析,独占鳌头。

港府对封关犹豫不决

武汉封城后,美国、义大利、澳大利亚等国纷纷停止了中国航班,而香港政府为什么对保护性封关始终犹豫不决呢?

麦女士分析道:中国官方公布了武汉肺炎后,有传染病学专家就向港府提出,香港必须封关,若不封关,按照中国疫情蔓延的速度与范围,他估计在香港700多万人中,将会有140万人被感染,这个比例是很高的,但是港府还是不采取封城措施,在多方压力下,包括医务人员的罢工,港府才慢慢地逐个封关。给世人的感觉是,这样不干脆的举动,是让国内的特权人物有时间进入香港开启通道。现有数据表明,港府当然不会承认,那一阵香港飞往各国的航班明显增加,且增加很多次航班飞往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国。道理很简单,由于西方各国对中国封关,那一大批特权人物便可通过香港,曲线逃命。答案是为中国的高官,或者说是为特权人物提供逃逸的通道。

麦女士说了一个情况:事实就是这样,最后深圳湾通道的关闭,港府提前2天通知,有记者为此责问港府,港府草草敷衍。结果就是在这最后的2天,大陆通关人数增加了2倍,出租车排着长龙接送。港府就是这样用香港人的生命在赌博,目的是为特权人物开启一扇逃生门。

武汉肺炎与香港“反送中运动”

李文亮医生是最早向外界披露冠状病毒疫情的医生之一,2019年12月30日,他在微信群组中发出疫情警讯,如果此时引起中共政府重视,及时采取防疫与救治措施,可以争取提前30天的黄金时间,全面展开工作。然而事与愿违,2020年1月3日,李文亮医生辖区的派出所,却以“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对李医生提出警示和训诫。事件后李医生仍持续工作在第一线,于1月10日左右出现症状,因为病情严重,被送入重监护室观察,2月1日确诊为新冠肺炎,2月7日淩晨2时58分李文亮病逝,年仅33岁。

提问:据说香港人为李文亮医生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悼念仪式,全体人员举着手机向空中照射,向在天英灵问候与致哀。这次突发的武汉肺炎疫情,对于香港持续半年多的“反送中运动”,全民护法运动,会有怎样的直接影响?

麦女士答道:我看有两点,一是没有言论自由,其它人权都会受影响,包括每个人的人身权利,在中国国内已经很明显了,李文亮就是一个牺牲品,他不应该离开人世。由于丧失了言论自由,他的疫情预警非但没有得到尊重与重视,反而遭到了训诫与压制。这与“反送中运动”时期的情况相同,中国政府始终压制传媒,及操纵官方控制的传媒,把那些支持“修例意见”无限扩大,据我的调查,香港有七成民意反对“逃犯条例修改”,而香港媒体的报道却与之相反,有七成报道是支持港府的“修例意见”,与民意完全脱钩。这个“送中条例”制度对“一国两制”有很大的影响。如果“送中条例”通过,对香港人权是极大的打击,会影响到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其它的自由也都会受影响。所以没有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其它的人权都会受到影响。

第二,香港特首应该捍卫港人的人权和自由,但是从“反送中运动”到武汉肺炎爆发,香港人看得清清楚楚,林郑月娥只是北京政府的傀儡,是北京政府的执行者。我们要保障香港人的人权自由,就应该积极参与立法会的选举,去影响选举委员会,直至香港特首的选举。今年秋天的立法会选举,香港人民一定会积极参与投票,选出真正能代表民意的立法会,来制衡港府行政官僚。

采访者表示:我们原来以为,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会影响甚至淹没香港持续半年多的“反送中运动”,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福兮祸兮都还未有答案。听取了麦燕庭的一席解答,我们也充满了希望,我们非常希望香港人民坚持下去,好好地保护每个人的健康平安。香港人民的坚持,不仅仅是维护香港的法制与人权,也是维护人类的尊严与自由,及民主制度,非常的重要。全世界会继续关注与支持香港的正义行动!

麦女士说:我希望世界继续关注香港的发展与变化,因为香港只是弹丸之地,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我们要与极权统治抗衡,其实很困难。国际社会的关注,对香港来说是很重要的力量,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给予我们力量,让我们一起,共同保护香港这个自由民主桥头堡的地位,继续维持与发展下去!

民报202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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