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落实到政治权力和社会结构上，其如同飞鸟的两翼般不可或缺的就是宗族制和科举制。
宗族的事业，是祭祀祖先神灵丶繁衍宗族子嗣。因此，把宗族这个理念推广普及的理学家朱熹，就等於中国的孟德维尔（Mandeville）：宗族的自私自利，能够为国家与社会带来公益。[1]
朝廷对进一步发展家族组织似乎具有很大的兴趣。朝廷感兴趣的是家族组织的集体性——这种集体性将排斥那种以家庭为最小的单位的制度。具有基本的均平嗜好的君主力图利用这种绝对团结一致——亦即无等级意识的家族思想，来限制最基层的社会分裂。[2]而儒家的「五伦」学说正好成为宗族制的组织原则。
宗族就是地方社会与国家整合的一种产物。自十六世纪开始普及的理学，其关於王朝国家的理论，把祭祀祖先奉为圭臬，视祭祀祖先为王朝权力与地方社会的纽带。地方社会通过儒家礼仪，把祖先作为地缘关系的基础，也就分享了王朝的权力。因此，地方社会与王朝共谋，把宗族作为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宗族社会对於王朝国家，对於地方社会，都是个方便的建构。宗族代表着一种信仰，至多也不过是对於现实的大概的模拟，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地方，宗族更只不过是一种盼望。[3]
宗族制的核心是祖先崇拜——一个人首先必须是某个祖先的子孙，才能够以宗族成员的身份祭祀这个祖先。而这宗族成员的身份，既必须靠记忆和仪式来追踪的，也必须靠书面记录来追踪的。[4]宗族制的生活压抑和戕害了正常而健康的人性，剥夺了人的自由与尊严，其杀人不见血的恐怖残忍，从五四时代小说家巴金的《家》丶《春》丶《秋》，以及中国当代作家苏童的《妻妾成群》和陈忠实的《白鹿原》中都可见一斑。
作为一种次宗教或准宗教的祖先崇拜，是儒家强调的「孝道」的体现。孝道不能成为平等与正义的基础，却强调敬畏与责任。在中国的宗族制阴影下，如果少数有异端思想的学者既不满意於从王朝到宗族的一以贯之的专横，有不满意於临时发明并往往幼稚的民间宗教习俗，则方便之门，就是独自修炼，以冀求精神的平安。这也算是一种个人主义，但绝对无法发展出政治上的或者经济上的个人主义。[5]
与宗族制几乎同步发展完善的是科举制。家族组织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创造更广泛的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而使更多的社会有用之才能够参加科举考试。[6]汉代以後，一套重视教育与学问的意识形态不断强化，这套推崇学者及其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进而渗透到全社会。[7]
科举制表现了儒家生存的最本质特性。[8]科举制度在唐朝初年初步定型。为了巩固国家政权，扩大统治基础，唐太宗重开科举，後经高宗丶武则天丶玄宗三朝不断增补，科举制成为中华帝国除了皇帝独裁之外的第二大特徵。
唐太宗曾经在端门之上接见新科进士，见到新中举的进士们个个弹冠相庆，唐太宗喜不自胜的说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然而，天下的士子争相往皇帝的「圈套」内钻，不仅毫无怨言，而且乐此不疲。唐武宗时期的进士赵嘏写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十年寒窗无人晓，一朝成名天下知」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锺粟」成了士子们心中的梦想，正如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说：
从社会结构与功能方面看，从汉到清两千年间，「士」在文化与政治方面所占据的中心位置是和科举制度分不开的。通过科举考试，「士」就直接进入了权力世界的大门。
而科举制不仅仅是一种类似现代公务员选拔的考试制度，也不仅仅如艾森斯塔德所说的「统治者以此垄断官僚职位的任命，并尽可能地任命忠实於自己和具有位执行其任务所需必要资格的那些人们」[9]，它更是成为帝国政治体制及孔庙祭祀系统的一部分。比如，关於奉祀孔庙的朝廷辩论，直接影响科举并被纳入到科举考试的预备课程中。那些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往往在朝廷和文官系统中占据要职。因此崇祀孔子丶科举考试以及官员任命，在明清时代形成了权力关系。通过科举考试和孔庙祭祀，王朝使正统信仰得到了制度化推行，延续了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提出的一贯主张。[10]
宗族制与科举制，以及隐藏在背後的儒家思想，让中国成了一个两千年不变的「病梅馆」。在这个「病梅馆」当中，种植梅花的人「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以满足顾客病态的审美标准「梅以曲爲美，直则无姿；以欹爲美，正则无景；以疏爲美，密则无态」。尤其到了明清两代，宗族和科举制，以及奠基其上的皇权专制，成为束缚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三道壕沟。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清末谴责小说的出现，预示着政治体制与观念秩序即将崩解。
[1] 科大卫：《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页8。
[2]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页193。
[3] 科大卫：《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页13。
[4] 科大卫：《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页11。
[5] 科大卫：《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页13。
[6]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页194。
[7] 科大卫：《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页8。
[8]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页195。
[9] 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页14。
[10] 戴梅可丶魏伟森：《幻化之龙：两千年治国历史变迁中的孔子》，页207。
来源：台湾公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