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为什麽必须死去？
《中共壮大之谜》一书以专章「潘汉年的悲剧」揭露了中共与日本军部勾结的事实。抗战期间，中共曾安排特务头子潘汉年等人到上海和南京与汪精卫政权及日本人接触，商量停战事宜。潘汉年的联络人之一袁殊，时任汪精卫政权中央委员丶中宣部副部长丶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一九四九年之後摇身一变成为共产党政权的情报总署副署长丶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潘汉年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系，并领取活动经费，第一次就获得一万元。「梅花堂」首任「机关长」丶汪精卫政权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非常重视潘汉年的作用，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张学良喜欢的餐厅）请潘吃饭。此後，双方多次交换情报。
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原意是为潘「平反昭雪」，却不小心透露了共产党勾结日本侵略军的许多细节。当时，潘汉年会见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双方交谈甚欢：
都甲说，清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关心的是津浦线南段的运输安全。只要新四军不破坏这一段的铁路交通，日方则希望和新四军有一个缓卫地带。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很快，目前正在稳步地巩固和扩大农村根据地，也无意立即占领铁路交通线和其他交通据点。日军要给新四军一定生存条件，否则游击队就会随时破坏铁路交通。
这些细节说明，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对新四军的谴责是真实的：「见敌则避，遇友则攻，得寸进尺，更无止境；既存兼并之心，遂忘寇患之亟。」共产党在江南唯一的武装力量新四军是因为一味抗命丶危害友军，才被国军围歼。新四军的覆灭，乃是咎由自取，而非「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也不是周恩来所宣称的「皖南事变」是「千古奇冤」。
日本学者远藤誉在抗战期间出生於满洲国，她有感於中日两国史学界都回避抗战期间中共与日本隐秘往来的历史，遂遍搜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和内部档案，进而从当时日本外务省驻华高级外交官岩井英一的後人手中得到一直秘而不宣的岩井回忆录《回想的上海》——这本回忆录揭露说，潘汉年不仅为了削弱蒋介石重庆国民政府的军力，把通过国共合作得到的国军情报卖给日方，而且还向岩井提出中共与日方「停战」的具体方案。岩井介绍潘汉年给梅机关的影佐少将，影佐进而安排潘汉年直接与汪精卫会面。岩井在书中感叹说：
在上海和张学良密会，到敌方占领的南京和陈果夫见面，并且来到正处於战争状态的日本掌控区域中，通过「兴亚建国运动」的袁殊和陈孚木接近我，又以华北停战谈判的名义和当地日军的重镇影佐见面，甚至和新政府最高领导人汪精卫见面……从潘汉年沉静的外表上，无论如何也无法想像他是哪里来的勇气，如此三头六臂的活跃，实在是令人佩服。
後来，潘汉年在香港从事情报活动，再次通过袁殊向岩井提出要求：每半个月向岩井公馆提供一次情报，日方每个月付给中共两千港币作为情报费用。另外，在香港办刊物还需要一万港币。两千港币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相当於香港华人警官五年的工资。岩井对潘汉年可谓有求必应，要多少给多少。
岩井不是一名普通外交官，他受命在中国组织一个亲日的新党「兴亚建国运动」，影佐亲口告知，这个新党的成员，「共产党员也没关系」。可见，日本和共产党双方已经达成某种默契。岩井公馆的很多成员，都是共产党特工，包括一度鸠占鹊巢的中共统战头目廖承志（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子）。远藤誉列出一张惊人的名单：
翁永清：中共间谍，「兴亚建国运动」机关报纸《新中国报》总经理，掌握财务相关权限。
刘慕清：中共间谍。《新中国报》总编辑，笔名鲁风。在五○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捕并死於狱中。
恽逸群：中共间谍。「兴亚建国运动」新闻编辑。在中共建政後的「三反五反」丶文革等运动中饱受摧残，文革刚结束即死去。
刘人寿：中共间谍。在岩井公馆设置无线电，与延安直接联系。
陈孚木：中共间谍。曾任蒋介石政府交通部次长。後加入新四军，曾代表中共与日军高级将领川本太郎密谈。
这些人都是在潘汉年和廖承志的指挥下行动。
中共夺取政权之後，并没有重奖潘汉年等功勋卓着的地下工作者。相反，在毛泽东亲自批准下，突然将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逮捕下狱。後来，在一系列政治清洗中，又将潘汉年的上级——中共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以及下级——女作家和特工关露等人，一一清洗。即使专案组查不出潘有任何「叛党」罪行，毛泽东依然在一九六三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污蔑潘犯有「投降国民党」的「可杀之罪」。可见，毛泽东对自己的卖国行径感到心虚，试图抛出潘转移视线。潘被判处十五年徒刑，一九七二年又改判为无期徒刑，在湖南劳改农场被折磨致死。
阎锡山如何被中共玩弄于股掌之上？
中共的意识形态，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实用主义。中共在抗战中屡屡与日本合作，这是毛泽东擅长的「挖墙脚丶掺沙子」的手段（毛後来整肃刘少奇和邓小平集团丶林彪集团，都使用此种方法），削弱重庆政府包括各地的国民党实力派人物。
谢幼田在《中共壮大之谜》一书中用丰富的史料描述了共产党如何欺骗阎锡山丶夺取对山西的控制权。当阎的力量强盛时，中共主动与之联络，表示愿意共同抗日，帮助阎建立抗日组织「牺盟」和新军。而对阎锡山来说，山西大中城市多半被日寇占领，其主力（旧军）在对日作战中消耗大半，遂对中共帮助建立新军寄予厚望。
谁知，山西广大农村和小城市很快被中共占领。除晋东北完全由八路军控制外，晋西北丶晋西南丶晋东南三个地区，阎只能利用新军勉强维持名义上的统治。新军和「牺盟」，虽然被称为阎锡山系统的新派，但实际上，新派领导权在共产党手中，新派领袖是共产党人薄一波（薄熙来的父亲）。
刘少奇总结共产党抗战初期在山西的成功经验时，高度评价山西新派，他指出：「我们在山西的抗日根据地，最初是在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势下建立起来的。」
此时，阎锡山才恍然大悟，被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山西抗日组织和军队，早已被中共操纵，局面已无法挽回。
看到阎锡山掌控山西的实力被严重削弱，中共立即策反「牺盟」和新军，并直接出兵驱逐阎的地方政权，组建自己的权力机构。更卑劣的是，毛泽东命令中共的势力范围与日军占领区保持心照不宣的「和平状态」，使日军将重点兵力用在打击阎锡山和国民党中央军上，对中共仅仅是防范而已。
在河北丶山东等地，中共也使用同一套把戏。在华北，被中共军队消灭的倾向於国民党的游击部队，比对日作战中的损失还要多。
中共元老丶山西人薄一波晚年在回忆录《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写道：
随着形势的发展，牺盟会逐步掌握了县政权。在阎锡山的旧军队丶旧政权溃败时，许多县的牺盟会同志根据党的指示，留在当地，坚持抗日斗争，有些人就接过了县长的职务。山西全省有七个行政区，其中五个行政区是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领导的。这些行政区的县长也都是由我们推荐，经阎锡山直接任命的，因而这些县的政权完全由我们掌握。在其它行政区也有一些县政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全省一百○五个县，有七十个县长是共产党员。
可见，共产党已经控制了山西三分之二的区域。短短数年间，阎锡山经营三十年的山西，就被中共夺走。朱德对薄一波说：「你们（新军与牺盟）在政治上丶军事上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只不过戴着阎锡山这顶帽子而已。」
对於共产党的作为，阎锡山如何应对呢？薄一波写道：「临汾失守後，阎锡山退到吉县。他想到自己经营了大半辈子的山西，大部份地区已沦入敌手，旧军溃不成军；新军是壮大了，但『它不是我们的』。他意识到自己设计的丶借共产党之力『复兴』山西的办法不灵了。」
善意的国共合作，换来的是失去一切，任何人面对这样的局面，都会做出反应。阎锡山开始并不打算以武力解决，到了一九三九年的三月丶四月，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山西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仍邀请薄一波参加。阎锡山要求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这是抗战一开始中共就向国民政府保证过的。但阎的要求遭到中共的抵制和拒绝。在秋林会议以後，朱德和北方局指示山西的共产党人：
一丶提高警惕，时刻准备反击顽固派的进攻；二丶掌握部队，不可靠的旧军官坚决撤掉，代之以共产党员；三丶确掌抗日政权，各县「牺盟会」武装都要靠近抗日县政府，抗日县政府都要掌握一支武装。
中共的对外宣传和内部文件完全是「两张皮」。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六日给晋察冀边区的指示中，毛命令共产党军队给山西旧派以有力的还击，「但不要反对阎」，就像在华北丶华中范围内广泛袭击国军，但一直高喊「拥护蒋委员长」一样。然而，一九四○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秘密电报中，则毫不掩饰地称阎锡山为「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者，「十分恶毒」。
等到时机一成熟，新军中由中共掌控的武装力量，公开投向八路军，此即「新军叛变」事件。《阎锡山年谱》中记载说：「先生属下之决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发动叛变，一般称为新军叛变，或晋西事变。决死队共四个纵队，第一纵队政治委员为薄一波，第三纵队政治委员为戎伍胜，驻晋东南上党地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为张文昂，由政治主任韩钧掌握政委之权，驻晋西汾阳一带。第四纵队政治委员为雷任民，驻晋西北兴县嵙岚一带。因此次事变发动在晋西，故亦称晋西事变。又因为这四个纵队，是抗战中新成立的军队称为新军。以韩钧率先叛变，薄一波丶戎伍胜丶雷任民等陆续叛变，故亦称新军叛变。此次事变正在抗战初期，对当时第二战区有相当影响。」丶「韩钧叛变後，因在晋西被我正规军包围，一开始即向晋西北逃窜，在逃窜途中，官兵逃亡及被我正规军追剿逃回及流散者人数颇多，第三纵队大部分由赵世铃等整团带回，惟在晋东南薄一波部，因日军铁路隔绝，逃回者较少。」就军事上而言，这次共产党策划的「新军叛变」未能全部成功，但阎锡山的统治基础遭到大大削弱，山西乃至整个华北地区，中共的力量得以加强。
何应钦在《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中，以负责指挥全域的角度对此次叛变简要有记述：
二十八年冬，我军发动冬季攻势之际，在北战场方面，原期一举歼消晋南三角地带内之敌军，然十八集团军竟于此时勾引晋省新军薄一波丶韩钧丶戎胜伍等叛变，这十余团之众，贺龙部且公开援助叛军加以收编，致北战场上之主要攻势计画，完全被其破坏。
由此可见，抗战期间，中共成事不足丶败事有余。但正因为中共苦心经营，使得抗战结束後，阎锡山再也无法恢复对山西的控制，中共很快由华北渗透东北。
日本侵华，原本目标是「反赤」，没料到却成为中国全国赤化的最大助力，这是日本军部悔之莫及的结局。
来源：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