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人民起义37周年纪念文告
（1996年3月10日）
达赖喇嘛
当我们今天纪念西藏人民起义37周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的政策正在走向全面的强硬。这既体现在它对台湾和香港人民不断挑衅的态度上，也体现在它在西藏的加强镇压上。我们还看到整个亚太地区上涨着疑惧，中国与世界许多其它国家的关系正在恶化。
在这种紧张的政治气氛下，北京当局通过任命一个对立的班禅喇嘛，再次企图把它的意志强加於西藏人民。由此，它选择了一种全然漠视的方针，一般而言是漠视西藏人民的感情，具体而言是漠视西藏的精神传统，全然无视我试图与中国政府达成某种谅解和合作的一切努力。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官方媒体将西藏目前的政治气候，与波兰在80年代团结工会时期相比。这显示了中国领导人方面正在上升的不安全感，为此，北京当局通过频繁的威逼恐吓运动，大大加强了它在全西藏的镇压。我因而感到十分悲哀，不得不通告大家，我们西藏人民的境况继续在恶化。
无论如何，我仍然坚信，形势的好转就要到来。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口：它的社会正经历著深刻的变革，它的国家领导层正面临著向新一代过渡。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天安门屠杀无法压制中国国内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呼唤。而且，台湾海峡对岸那予人以深刻印象的前进中的民主化，必将更加鼓舞中国人民的民主愿望。的确，本月下旬台湾历史性的首次总统直接选举，必定会对中国人民的思想产生极大的政治和心理影响。因此，从北京目前的极权政权转变为更开放的自由民主政权是不可避免的。唯一令人关注的问题是，这个转变将如何、何时、是否成为平稳的过渡。
作为人类，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中国兄弟姐妹享有自由、民主、繁荣和稳定。作为佛僧，我理所当然地关切，这个居住著世界几乎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这个处在史诗般变革边缘的国家，应该和平地经历那个变革。由於中国人口庞大，无秩序和不稳定可能导致亿万人民的大规模流血及巨大痛苦。这种情形也会对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严重的错综复杂的后果。作为西藏人，我体察到，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於中国今后发生的事变。
中国即将到来的变革是否会给西藏带来新的生命和新的希望，中国自身是否能够演变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可靠的、和平的和建设性的成员，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取决於国际社会对中国采取多少负责任的政策。我总是关心使北京进入世界民主主流的需要，已经宣布反对任何孤立和围剿中国的设想。试图孤立和围剿中国，在道义上是不正确的，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相反，我总是建议采取这样一种政策，那就是要与中国领导人达成负责任讲原则的协约。
在天安门运动中就很明显，中国人民对於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的向往，并不弱於其他任何人。而且，看到那些青年人怀著他们的信念而不诉诸暴力，我个人非常感动，且不说他们一直受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教育。我也确信，非暴力是从事建设性的政治变革的正确道路。
基於我对非暴力和对话的信仰，我一贯试图与中国政府进行有关西藏前途的认真谈判。为了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我已经采取了「中庸」的道路。这也是为了响应邓小平的所说保证──「除了独立，任何事情都可以讨论和解决」，而且也在他这个框架以内。不幸的是，对於我的许多提议，中国政府的反应一向是否定的。但是，我仍然确信，他的继承者将会认识到通过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之明智。
西藏问题既不会自行消失，也不会随意而去。正如过去已经清楚证明了的，无论恐吓或威逼，对西藏人民都无济於事。或早或晚，北京的领导人将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实际上，西藏问题对中国而言代表了一个机会。如果西藏问题得以通过谈判适当地解决，它不仅有助於创造一种政治环境，从而有益於中国平稳地过渡到一个新时代，而且会极大地增进中国在全世界的形像。通过适当谈判而和解，还会进而对香港和台湾两地的人民产生强有力的正面影响，并将通过激发真正的信任和信心，对改善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产生同样的作用。
就我们而言，我们寻求以和解、妥协和体谅的精神来解决西藏问题。我完全信守「中庸之道」。我们希望在相敬、互利和友好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一种可以持久的关系。为此，我们不仅要考虑西藏人民的基本利益，而且也要认真地顾及到中国的安全考量及其经济利益。此外，如果我们佛教文化能够在西藏再次兴盛起来，我们必定能够对我们的亿万中国兄弟姐妹作出重大的贡献，与他们分享那些在今日中国明显欠缺的精神和道德价值。
尽管中国政府对我的提议没有正面与和解的表示，我还是一贯鼓励西藏人与中国人发展个人关系。作为一个重点，我要求西藏人区分中国人民与北京极权政府的政策。我很愉快地看到，在这两个族群的人民之间，主要是在流亡的西藏人与旅居海外的中国人之间，我们培育更密切交往的努力已经有了重大的进展。此外，中国国内的人权活动家和民运人士，象勇敢的魏京生那样的人民，正在敦促中国领导人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并承诺支持我们的自治权。海外的中国学者们正在讨论一个有关联邦中国的宪法，为西藏设想了一个联合邦的地位。这些都是最令人鼓舞和激动人心的发展。因此，我感到非常欣喜，西藏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人民对话，正在培育我们对彼此顾虑及利益更好的理解。
近年来，我们还看到，支持我们非暴力争取自由的世界性草根运动在成长。这反应在，许多政府和国会对我们的努力已经进一步表达了强烈的关注和支持。尽管中国当局的立刻反应是负面的，但是我坚信，这样表达的国际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的是，它们将一种紧迫感传达到中国领导人的思路中，并帮助说服他们走向谈判。
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感谢许许多多的个人，以及政府官员、国会议员、非政府组织成员、宗教界人士，感谢他们支持我的呼吁，关注小班禅喇嘛根敦·曲吉·尼玛的安全和自由。我感谢他们为了这个孩子──一定是世界上最年青的政治犯──所进行的不断调解和努力。我同样感谢我们在全世界的支持者，大家通过在全球各地的和平活动来纪念今天的西藏人民起义37周年。我劝中国政府不要将这种对西藏的支持视为反华。这些活动的目的和宗旨，不过是呼吁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承认西藏人民的合法权利。
总而言之，我很高兴地在今天说，我们流亡社会的民主实验正在顺利进行，而无重大的挫折和困难。去年秋天，流亡的西藏人进行初选，推举了第十二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流亡议会的候选人。下个月，他们将再次投票选举代表大会成员。这符合我的信念，民主是西藏人民的生存和未来的最好保障。民主赋予责任与权利同等的必要性。我们争取自由的成功，因此将直接取决於我们集体地肩负这两者的能力。我因此希望，第十二届大会将作为我们人民的团结、成熟和献身的代表而出现。这将最终取决与我们族群的每一个选民。号召每一选民，以明确而公正的意向，以对现时需要的清楚意识，以强烈的个人责任感，投下他或她的一票。
怀著对那些在争取我们自由过程中死难的西藏男女勇士们的崇敬，我为早日结束我们人民的苦难而祈福。
（张裕 译自英文版）
原载：北欧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