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仁:为民主事业奋斗到最后一息

Share on Google+

本期被访谈人:李贵仁,作家,曾任华岳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因坚持言论和出版自由屡屡同上级冲突,曾被胡乔木、邓力群等中央领导指令陕西方面追究查办。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中,因在西安地区组织领导游行示威并在“六四”屠杀后撰写讨邓檄文和号召罢工,被捕入狱并被开除公职,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5年。1994年刑满获释。被捕时即已失去一切待遇,获释后仍无任何生活保障,且一直处于公安国保严密监控下,同时遭受多种疾病折磨。困境中不改初衷,坚持自由写作,反对一党专制。著有《李贵仁文集》和《中国巴士底》等。现居西安。

2010-05-05 作者:焉然

焉然:李先生你好!最近身体怎样?

李贵仁:还是老样子。我由于多次中风留下后遗症,还有心脏病等其他多种疾病,肢体和语言功能都受到限制,活动很困难,所以现在能做的事情很少。但我还是会尽力写作,也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焉然:“六四”21周年快到了,在又一个“六四”纪念日来临之际,你有什么感想要告诉大家?

李贵仁:“六四”血案过去21年后,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借用高行健的话来说:“中国没变,我也没变!”所谓“中国没变”,是指它仍然处于中共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下;所谓“我也没变”,则是说我仍然坚持着反抗这种一党独裁统治的志向和努力。当然,我的处境很艰难,不仅一直处于国保监控之中,而且年复一年遭受多种疾病折磨,随时都有可能死亡。但只要一息尚存,我仍要坚持抗争,把最后的气力也奉献给中国的民主事业。

焉然:1989年民主运动发生时,你已经是一家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和国内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却因积极投身民主运动而在“六四”后的清算中被捕入狱并被判刑,可否请你谈谈当年参与八九民主运动的过程、动因和个人为此承担的种种磨难?

李贵仁:好的。

焉然:我们从头聊起吧。先请简单介绍一下八九之前你的工作、生活情况。

李贵仁:我1965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因为毕业后到农村和工厂参加了两期社教运动,紧接着爆发了文革,所以直到1968年才分配到严重武斗刚结束的陕南山区安康工作,当过排字工人、高中教师和《安康日报》编辑、记者。1979年考取为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后改称文艺学)研究生,在北京住了几年,后来回到西安工作。八九年“六四”之前,我是华岳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在社里主管编辑、出版、发行三大块,也就是除政工、人事、财务之外的全部业务,因此有人说我是华岳社的“大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上级信任的干部;事实上,我一直是正统掌权者所忌恨和压制的对象。

焉然:我看过你以笔名“艾尔”在网上开的博客,也听朋友介绍过你的事迹。以你的个性,又从事着敏感的文艺评论和编辑工作,与当权者的冲突恐怕在所难免。

李贵仁:是的。当我还在北京做研究生时,这种冲突就产生过。当时正是思想解放运动勃兴而新旧两股势力激烈交锋的岁月,我投身于斗争最激烈的文艺界的论战,顶着所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压,写了一些理论批评文章,为许多被压制受打击的好作品和正确理论辩护,竭力抗击左倾势力和他们所维护的专制主义,但是几篇比较尖锐和有分量的力作都遭到扼杀:为正遭受批判的《在社会的档案里》和《飞天》等作品辩护的长篇论文《在灵魂猛烈震颤之后》、《当封建主义正在肆虐的时候》,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文学论丛》采用后被撕掉和撤除。1982年,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人道主义——文学的灵魂》也在《当代文艺思潮》排好版后被撤,而且被中国人民大学禁止参加答辩。当时校方表示,只要我肯换一篇别的论文,就马上给我硕士学位;我断然拒绝了校方的提议。

焉然:你不肯向校方妥协,可能因此失去自己辛苦攻读几年本应得到的学位,是否觉得个人代价高了点?

李贵仁:在我看来,坚持信念比获取学位重要得多,决不能为后者而舍弃前者。两年后,我已经回到西安在出版社工作,校方又几次发函,要我以别的现成论文回校答辩,然后给我补授学位,我仍然表示决不放弃《人道主义——文学的灵魂》,而且反过来提出了参加答辩的三个条件:1,答辩委员会由周扬、王若水、王元化、钱谷融等人组成,周扬任主席;2,答辩在大礼堂举行;3,答辩允许中外记者旁听和采访。

焉然:你提出这三个条件,觉得校方有可能答应吗?

李贵仁:我明知这三个条件和我的论文一样都是校方不能接受的,却硬要坚持,实际上就是以自己的姿态堵塞了获取学位的道路。

焉然:你在出版社的工作有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李贵仁:这倒没有。我工作的陕西人民出版社,对我的学位问题根本不加过问,似乎也不怎么在意。当时知识分子刚开始吃香,而研究生还很少,加之我已经在文学批评界有了一定影响,所以上级决定“要好好加以重用”。 因此,我很快被任命为编辑部副主任,除编辑图书外,还主持《文学家》和《文学大选》两个大型刊物。出版局领导还特地动员我入党,说是这就可以让我担负更重要的职位。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讲了两条理由:第一,我不想利用共产党;第二,我不愿意今天入共产党明天又被共产党开除,因为我总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肯定会经常惹得党不高兴,说不定哪一天就要被党开除,为了避免麻烦,还是根本不入为好。

焉然:真是性情中人!其实在中国,许多人入党不见得是信仰什么“主义”,而是出于实用的需要,比如大学生是为了找个好工作,公职人员是为了升职和提高待遇等,这似乎已成了国人心照不宣的生存技巧。能像你这样坚持自己信念的,实在不多见。

李贵仁:当时我不光坚持不入党,还说如果你们认为不入党就不能担负重要职务,那就把我这个所谓县团级的编辑部副主任也拿掉吧。局领导虽然表示无论如何也相信我,希望我好好干,但毕竟被我的“不识抬举”惹恼了。

焉然:后来呢?你是不是像自己说的那样经常惹得党不高兴?

李贵仁:1985年春,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人道主义——文学的灵魂》同时由美国纽约的《知识分子》杂志和我主持的陕西《文学家》杂志发表,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震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严厉追究,命令陕西省委查处,我主持《文学家》的权力遂被剥夺。为此,我跑到省委宣传部,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毛生铣吵了一架。好在当时改革派的力量还比较强,胡耀邦是总书记,赵紫阳是总理,朱厚泽是中宣部长,时任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著名作家李若冰也就能够以我的问题只是学术问题为由,顶住了胡乔木、邓力群的压力,没有对我实行更严厉的惩处。

焉然:这位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作家值得敬佩!80年代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总算比反右、文革时期强多啦,当时体制内也颇有一批有正气、思想开放的干部,否则说不定你也会像那些文学前辈,因为一篇文章就被戴上“右派”之类的帽子,遭遇更大的迫害。

李贵仁:两年之后,我担任了新成立的华岳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组织出版了一批打破旧传统推动大变革的好书。1989年春,我亲自担任责任编辑并代为作序,为已被开除党籍的刘宾雁出版他的报告文学选集《关于不会说假话的中国人的故事》。

焉然:刘宾雁先生在1987年“清除精神污染”中,被邓小平作为“自由化”的代表人物点名批评并开除党籍,你这时候出版他的书,上面能通过吗?

李贵仁:这是公开同中央唱对台戏的举动,自然遭到打压——书刚印好,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就立即下达了禁止发行的命令。我愤怒异常,冲进正在开会的局党组,指着十多个领导成员大声抗议,义正词严地说:“刘宾雁不是共产党员了,但他还是受宪法保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而且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你们凭什么剥夺他出书的权利?”满屋子人全都哑口无言。随后,我又同省委书记张勃兴和新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巨才抗争。紧接着,我马上自己去找书商,不顾禁令把印好的12万册刘宾雁这本书全部委托给他们,通过第二渠道迅速发往全国各地。就在这时,突然传来胡耀邦逝世的噩耗。

焉然:当时你有些什么感想和反应?

李贵仁:4月15日下午,我到书商朋友处了解《关于不会说假话的中国人的故事》一书的发行情况,之后到不远处的一个同事家里去坐。正好是新闻联播时间,居然一开始就放哀乐。是什么大人物逝世了呢?啊,胡耀邦!怎么竟然是他?我怔住了,随即爆出哭声,泪流满面……男儿有泪不轻弹,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哭了,但那一夜我却止不住哭了又哭。胡耀邦是中共高层罕见的伟大人物,不仅正直、廉洁,而且为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贡献,却因为在担任总书记时不愿镇压学潮而被党内保守势力以逼宫方式赶下了台。正当我们为他的遭遇愤愤不平时,他却突然离开了我们,这叫我们怎么承受得了?4月17日星期一,我上班后什么事情也不干,迅速找来十多张凸版纸,每张一个字,写下西安第一条悼念大标语:“一代伟人胡耀邦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贴在出版社大楼临街的七楼阳台外面。四面八方有许多人跑来观看,群情振奋;上面却表示了不悦,担心引发什么事件。

中共中央发了通告,说4月22日举行追悼大会。我马上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说我要去参加。中办的吴稼祥说,你来吧。追悼会的规模是四千人,各省能够去参加的一般就是两三个人,但我是额外。21日下午,我乘飞机到了北京。傍晚到中南海取了入场券,然后到中直招待所住下,我就马上奔赴会计司胡同,到胡耀邦家吊唁。走进大门,一片寂静。狭窄过道左侧一间小屋走出一名上尉军官,告诉我群众吊唁已经结束,现在家里人都到大会堂去安顿遗体了。我对他说,耀邦曾经担任过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人民无限怀念他;我带来了两瓶陕西特产的西凤酒,请一定在耀邦灵前祭奠。上尉请我进到那间小屋,把这些话写到一张纸上。写完后,我把两瓶西凤酒放下,就告辞了。在附近随便吃了碗面条,我立即赶往天安门广场。广场灯光很亮,到处挤满了人。纪念碑上下已经堆了好几层花圈,最上方是“民族魂”三个大字,中间是胡耀邦巨幅遗像。许多地方都有人在发表演说,时不时看到外国记者采访群众。夜间十点多钟,我怕招待所关门,又想着翌日清晨得赶到大会堂参加追悼会,就往回走。刚走到大会堂东侧的马路上,迎面碰到一大队学生,打着许多横幅,其中一条写着大字:“耀邦,我们对不起你!”我明白,这是针对1986年学潮导致胡耀邦下台而言的。真没想到,学生队伍那么长,一队接着一队。我有些惊奇:已经这么晚了他们才出来游行么?第二天我才知道,他们是提前一夜赶到这里来参加追悼会的。从西长安街到西单,再到厂桥,我步行回招待所,一路上不断碰到群情激愤的学生队伍,内心十分激动。

22日清晨,我在招待所乘中办大轿车到大会堂参加追悼会。我站在最中间中直机关队伍前段,是第一批向耀邦遗体告别的,随后很快出来走到东门外,不觉大吃一惊:只见广场西半部密密麻麻坐满了学生,估计有十多万人,他们的头顶飘满各种旗帜、横幅和标语:“耀邦不朽”,“还我耀邦”,“民主先驱自由英雄”,以及“打倒贪官污吏”,“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新闻要讲真话”,“谁真改革我们就支持谁”,“自由平等博爱”等等。学生有北京的,也有西安、上海、天津、广州、武汉、沈阳、南京、杭州、长春、成都、长沙、哈尔滨等地的。看到这情景,我就不离开了,一直站在台阶上注视事态的发展。无意间转过身,突然发现灌木丛后面布满了士兵。我向前走几步,问一个士官:“今天你们出动了多少人?”士官说:“两万。警备区一万,野战军一万。”我心里咯噔一下,惊诧莫名:开个追悼大会怎么就如临大敌,要动用这么多正规军呢?学生们进不了场,在寒夜中坐在冰冷的广场上十多小时,只是为了表达对胡耀邦的景仰和哀悼,为什么要把他们当作敌人?这是谁决定的?真令人寒心啊!而学生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只是被正义驱使着,靠自己沸腾的热血抵御初春漫漫长夜的寒冷和连续十几个小时的饥饿,却在共和国的心脏地带被隐蔽的军人窥伺着,随时可能遭到镇压!我心里直发毛,望望以灌木丛为掩体的年轻士兵,又望望广场上和士兵差不多年纪的大学生,不能不感到极度悲哀。

不一会,广场上出现了一阵骚动,三名大学生走出队伍,高高托举着一卷纸,到大会堂台阶前跪下,显然是要向中央领导人呈交请愿书。马上从灌木后面出动了一批士兵,在一名上校指挥下排成三道封锁线。僵持了很长时间,没有任何结果。后来,大会堂里走出几个人,收下了请愿书,但是没有任何中央领导人出来接待。参加追悼大会的人早已散尽,只有少数和我一样坚持站在台阶上静观。学生们的最后一个愿望是等着耀邦灵车出来,送他一程。海啸似的呼声此起彼伏:“让我们再看耀邦一眼!”“我们要给耀邦送行!”可是,等到下午两点多钟也没有看到灵车。又过了一会,人群中才传出失望的话语:“灵车早已从西门走了!”学生们终于开始撤离。我长出一口气:幸好没有发生冲突。但在那时,学生们已经成为正规军严防的对象,我为此非常不安。当天晚上,我给《人民日报》的一位西安籍干部打电话,他告诉我西安有人冲击省政府了。第二天看报,果然有西安和长沙等地群众为悼念胡耀邦而冲击省政府的报道;抓了人,后来听说有被判死刑的。

随后几天,我在北京不停地四处奔走或打电话,向一些知名人士约稿。我决定以最快的速度编辑出版《胡耀邦纪念文集》。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激起了广大学生的愤怒。第二天,学生们为此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四•二七”大游行,我赶去参加了。上午9点多,我离开招待所,走到西直门附近,看到的景象非常壮观:望不到头的游行队伍从北向南迤逦而行,已经布满整个西二环,看那样子,人数少说有三四十万。学生们的标语和横幅,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条,一条是“妈妈,我没有错!”另一条是连着写在一块大木板上的邓小平的两段语录:“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妙极。还有两块大广告板也很引人注目,一块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另一块写着首都大学生的起诉书,向最高人民法院控告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诬蔑爱国学生的罪行。我快步走了一个多小时,到复兴门立交桥时,才赶到了整个大队的最前面,居然是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队伍。我异常兴奋,跑到队伍前面大声说:“老校友向你们致敬!”但这声音只有我自己能听到,因为街道两边挤满了欢呼的人群。复兴门外广播电视大厦东面和北面的窗户上也挤满了人,不停地高声欢呼。此后,我便一直在人大队伍前面开路。大学生们自行布置了纠察线维持秩序。在游行队伍通过六部口时,我的西服后襟被拦路的警察撕破,一直裂到腋下,还几乎被警察当场抓走,借助周围群众拥挤的力量,我才摆脱了当下被捕的厄运,冲破封锁线到达天安门广场。走到人民大会堂西北角时,我发现大会堂西面的树丛里又有士兵在走动,但是无法弄清埋伏了多少。再向东看,几十辆满载士兵的卡车穿梭般开到天安门前靠街道南侧停下,是从正阳门方向沿着历史博物馆西门前面那条路开过来的,后面的几十辆车就停在那条路上,和前面几十辆形成一个直角,布成了一个威武的战阵。

我愤怒地冲过去,对着最前面几辆车的士兵高喊:“不许镇压学生!人民军队爱人民,军队不打老百姓!”我一辆车一辆车地喊过去,和我一起冲过来的一些人也跟着喊。车上的士兵默不作声,那些穿军装的孩子,有的低下头,有的红了脸。……游行队伍从西长安街走向东长安街,没在天安门广场停留,径直向东挺进。到建国门立交桥已经是下午五点,我不再前进,伫立在桥上凝望从西向东、从南向北的游行队伍,整整站了两小时,看了两小时。最北面,东二环北段的游行队伍前锋已经模糊,而西长安街游行队伍的后半部分还未过来。突然,我又看到了那条醒目的巨型标语:“妈妈,我没有错!”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六个大字,热泪盈眶。和我儿子同龄的孩子们,你们的妈妈,还有你们的爸爸,你们所有的亲人,都理解你们,支持你们!立交桥下,建国门内外,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全都站满了人。整整一天,从清晨到夜晚,从郊区到市区,沿途始终都挤满了欢呼的人群,加起来至少有二百万。大学生们黎明前出发,步行一百多里,冲破几重封锁,不吃不喝,回到校园肯定是夜间十点以后了。……“四•二七”大游行,在1989的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永存的不朽篇章。这是1989年民主运动交响乐的序曲。

焉然:后来你又参与了哪些行动?

李贵仁:四月底,我回到西安,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以主要精力继续筹备胡耀邦纪念文集的出版工作。五月初,北京的大学生们经赵紫阳做工作,回校复课了。然而没几天,学潮出现了新的局面:李鹏蛮横压制大学生的正当要求,大学生们迫于无奈,重新聚集到天安门广场,先是静坐,继而绝食。政府坚持顽固立场,同学生的对立日渐严重,学生自然不会退让。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广大市民都站出来支持学生,每天都有无数队伍上街游行。西安和全国许多城市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不断有绝食学生昏倒,我心急如焚,就在5月15日、17日、19日连续给赵紫阳发了三封电报,让他赶快到天安门广场去救学生,并且把三封电报都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在出版社大楼临街一面的阳台上,同时张贴了一些声讨李鹏之流的大标语。我还在5月17日、18日、20日、23日先后四次组织领导各出版社的几百名员工和陕西省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界五六十个单位六千多群众上街游行,并在西安新城广场发表演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到处受到西安各界民众的热情支持。后来,北京发生了“六四”血案,西安和全国各地一样,被白色恐怖笼罩,不可能再有人上街游行了,但是仍然群情激愤。“六四”之后我立即写了讨邓檄文,在本单位策划罢工,还准备下半旗为死难者志哀,可惜没能搞成。紧接着就是全国范围的大逮捕。

焉然:“六四”以后全国的局势都很紧张,许多人被迫踏上逃亡之路。当时你有没有考虑也到哪儿暂时躲一躲?

李贵仁:我很清楚自己是必捕对象,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也这样说。一位不知名的省政府工作人员冒着风险打电话警告我:“你被列为本省头号要犯,肯定要抓,快走!”不少朋友也劝我赶紧躲起来或逃亡,其中还有人表示要为我提供躲藏的地方和资金。但我一概谢绝。我认为,自始至终都是由我带领大家进行抗议活动的,那就必须由我来承担后果,决不能出了事情自己跑掉,让别人来承担。因此,在气氛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我仍像往常一样在单位坚持工作,平静地等着厄运降临。6月26日,我终于被捕了。在此之前,省出版局先撤销了我的出版社领导职务。我被捕后,出版社又开除了我的公职,剥夺了我的一切待遇。

焉然:你被捕以后关在哪里?

李贵仁:我被关进西安市公安局看守所,当天晚上就被号子里的犯人痛打一顿。后来,犯人们知道了我的身份和被捕原因,就改变了对我的态度。

焉然:这些犯人比党还有良心些。看守所里的生活状况怎样?

李贵仁:看守所的伙食很差,一天两顿,每顿一个硬似石头的黑面馒头和一碗黑面糊糊,几乎没有菜。有些人可以靠家里送的食品补充,或者在小卖部买点方便面之类加餐;没有人送东西也没有钱买食品的犯人则只能天天挨饿。再饿还得天天干活,从早到晚糊火柴盒或者撕棉纱,为看守所创造利润,哪天不能按时完成定额或者质量不合标准,就得连夜加班再干。

在看守所,其他政治犯多半集中关押,我却被关押在刑事犯中间,同其他政治犯隔绝。这也许是怕我同他们密谋什么吧。和我关押在一起的刑事犯,有杀人的,有抢劫的,有盗窃或诈骗的,还有强奸的、贩毒的、盗卖文物的,甚至有黑帮团伙,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有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稍有不轨就会遭到某些看守的惩罚——戴背铐,加脚镣,用电警棍猛击,甚至吊起来毒打。当然,多数看守还是比较文明的,不会这么野蛮。

送到市公安局看守所的刑事犯多半是重罪犯人,不判死刑、死缓,也大多要判无期徒刑或者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能判死刑的,在宣判前就从一般号子转移到重刑室关押;已经判了死刑的,在执行之前则要关到候刑室去钉板——把双手双脚分别用镣铐固定在床板的铁环上。重刑室和候刑室都要有若干名陪号照应。陪号一般是从罪行较轻的经济案犯中选的,也有一些政治犯。我进看守所没多长时间就当了陪号,后来还当了号长。在一年多时间里,经我陪伴而上路的死刑犯有六七十名。我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相处得不错。

焉然:你当时有没有请律师?开庭时你家人能去旁听吗?

李贵仁:我的案子拖到1990年3月1日才由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一个相当大的审判庭里,居然坐满了旁听者,大约有二百人,其中有几个我们出版系统的职工和文艺界头面人物是我认识的,其他人我不认识,估计都是相关单位遵照上级指示派来的代表。我母亲和妻子也在旁听席上。另有些亲友则和许多民众被阻挡在法院大门外。家里为我请的律师叫李福林,在西安有些名气。他在发言中表示,给我加的“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罪名不能成立,并对此作了论证。但他说的一切都和没说一样,根本没人理会。庭审结束前,我作了陈述。我说:“无论什么人都要接受另一种审判,那就是历史的审判,人民的审判,以及自己良心的审判。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李贵仁是经得起任何一种审判的,而另外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制造了今天这种审判的人,却经不起任何一种审判!”我还说:“对我的这次审判,尽管经过了周密的准备,而且披上了大致(并非完全)符合法律程序的外衣,但在本质上纯属非法,这是因为: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虚构的;审判我所采用的法律形式是虚伪的;审判的决策者组织和进行这次审判的姿态是虚弱的。”我明确指出:我和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所有人都无罪,有罪的是政府,是李鹏之流镇压民众的刽子手!到后来,我义正词严地对法官和检察官说:“对我的起诉也罢,审判也罢,都不是由你们根据法律独立进行的。这一切,都是由法庭后面,或者说法庭外面、法庭上面的某种力量根据某种政治需要而非根据法律决定和左右的。”就在这时,审判长冀永康制止了我。审判结束时,我想把陈述稿交给母亲,却被法警一把夺走。但不知何人在现场把我的陈述录了音带到海外,整理后在报刊上发表了,据说流传到许多地方。

焉然:你的法庭陈述很精彩,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但这个政权是不讲理的,你坚持信念针锋相对,会不会遭致报复加重判罚?

李贵仁:开庭之后又过了一年多,到1991年3月11日才宣判。据说原来打算判我八年,经过长时间冷却,在新形势下改为五年。等宣判时,我的刑期只剩下三年多,被绰号“老虎”的看守所所长王乃生留在所里当劳动号。他这么安排,当然有照顾我的意思。然而“老虎”毕竟只是个所长,权力很有限。他想让我在相对比较好的条件下度完刑期的愿望,在强大的专政机器制约下,终究只能成为泡影。大约半年后,陕西省高级法院给我下达了维持原判的二审裁定,没多久,上面就发出指示,把我转到陕西省第一监狱去服刑。

陕西省除了设在西安的女子监狱外,还有三个男子监狱,分别设在富平、渭南、汉中,另有几十个分布全省各地的劳改场。一般情况下,判刑后送劳改场的大都是刑期为几年或十来年的犯人,有的务农,有的烧砖,有的采石或采矿;送到那三个监狱的则多半是判了死缓、无期或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刑犯。像我这样只剩两年零九个月刑期,通常不会送到监狱去,但上面偏要把我从看守所转送到第一监狱,这当然是因为上面认为我的问题比那些判了重刑的刑事犯还大,哪怕不能拉长刑期也必须严加制裁,没有资格留在看守所当劳动号。这当然是“合乎逻辑”的。事实上,我作为1989年陕西的头号政治犯,一直在当局严控之下。在我被捕之后,省、市和相关部门的多种会议不止一次重点提到我的问题。我在号子里有时能看到《陕西日报》,有一次看到一条消息,说是我为刘宾雁撰写序言并出版发行的报告文学选集已经被销毁,这是“扫黄斗争”的重大胜利;还有一次,我看到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在省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竟以大段篇幅罗列我的所谓“罪行”;直到1991年,《陕西日报》还在发表批判我的文章,说什么我为刘宾雁和电影理论家马德波写的两篇序言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自白”,煞有介事地同“1989年的血的教训”联系起来狠批。总之,在当局看来,我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动乱”组织者。既然如此,我有什么资格留在看守所当劳动号?如果不是慑于国际压力,他们真恨不得杀了我呢!

对于上面的决定,“老虎”曾经公开抵制。和我同一个号子的小杨,是因为打架伤人而被捕的警察,在劳动号当负责人,我接到通知回号子收拾铺盖时,他跟进去对我说,王所长为我的事情几乎同处长吵起来。处长警告“老虎”不要在政治上犯错误,“老虎”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什么在政治上犯错误?犯什么错误?”我听了小杨的介绍,很感动。

焉然:这位王所长倒是够义气。你转送监狱以后,情况怎样?

李贵仁:我被送到设在富平县庄里镇的陕西省第一监狱,先关在入监队,很快就吃了苦头。一天下午,入监队召开全体大会,由吴队长主持。大会只有一个内容:考核犯人背诵监规的情况。所谓监规,就是司法部长蔡诚签字颁布的犯人守则,是入监队犯人的主要学习内容,我从来不看,更不背诵。在看守所时我就是这样一种态度。看守所也让犯人学习和背诵监规,但不是这个由蔡诚签字颁布的犯人守则,而是看守所自拟的几条,比较简单,所有犯人都学习和背诵。“六四”后被捕的学生和工人也一样。我对他们跟着学习和背诵完全理解,丝毫没有指责之意,我决不会以这一点判断人的政治态度和品德。但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不同。在我看来,我是因为参加爱国民主运动而入狱的,根本没有犯罪,所以决不能以任何方式承认自己是犯人。这是我必须坚持的原则,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看守所的所长和许多管理员对我既同情又宽容,所以在我几次拒绝学习和背诵之后,就不再勉强我,每次考核学习和背诵情况时总把我绕过去。到了一监,我仍坚持自己的原则,每天反复学习和背诵时,我都默然静坐,绝对不予理会。平时倒也没人管我,但是此刻不一样了,我遭到了突然袭击。

上百名犯人列队坐在院子里,面对坐在西头桌子后面的吴队长,鸦雀无声。我坐在东南侧靠后的人群中,抬着头扫视会场。吴队长没什么开场白,只说今天要检查一下学习情况,就翻动名册,点出一个犯人,让他站起来背;过后点出了第二个。我若无其事地干坐着,不动声色。没想到第三个就点到了我

“李贵仁,你背一背。”吴队长这么快就点到我的头上,我有些意外,但是并不惊慌。我没有站起来,也没吭声。

“李贵仁,站起来!” 吴队长本来还带点微笑,这时生气了,提高了音量。

我站了起来,但是仍不做声。

“叫你背监规,你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但我不会背,也不想背。”我平静地回答。

谁也想不到我会这么顶撞队长,全场死一般寂静。大家都愣了一阵。突然,站在一边的孙队长大声喝道:“站到前面来!”

我走出队列,站到桌子南侧。

“你说,为什么不想背?”孙队长气势汹汹地质问我。

“我不是犯人,当然不能背什么犯人守则。”我依然平静地回答。

“来这里的都是犯人,你也是!”

“我不是犯人。我没有犯罪。我是爱国者,爱国无罪!”

“不管怎么说,你今天必须背!”孙队长发火了。

“我决不背!你们拿枪把我毙了,拿棍子把我打死,我也不背!”我的声音也硬起来,毫不示弱。

孙队长拉住我的胳膊把我带到大门北侧指导员办公室门前,进去拿了一副手铐,出来把我的双手紧紧铐在一起。这时,考核已经无法进行,只好散会,犯人们都回到了各自号子。孙队长把我拉到一组门口,从里面叫出一名犯人,让他不停地把监规念给我听。

“你不肯背,就好好听着!”

我愤怒地吼起来:“记住你们今天干的事情!”同时宣布开始绝食。

我戴了三天手铐,也绝食了三天,直到监狱派人来做工作,给我把手铐卸掉,我才开始进食。

焉然:还好只是三天。听说你的身体很不好,监狱里伙食又差,你若绝食时间过长,对身体会造成很严重的伤害。

李贵仁:我在入监队关了几个月后,被转到专门关押政治犯的一中队。这时,我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坏,多种严重疾病都时不时发作,不过还能支撑。过了一冬,到1992年开春时,突然有人告诉我说:监狱方面收到了来自许多国家的信,要求放我,还有许多信是直接写给我的。我将信将疑,但此事很快被证实了:监狱方面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有亲戚或朋友在海外。我说一个也没有。又问我和我家里人是否同海外有什么联系,我说,我从来不同海外联系,何况我这几年一直被你们关着,根本没有同海外联系的条件;我家里人也没这种可能。没几天,也许是为了避开海外的“干扰”,上面又把我从第一监狱转移到设在渭南市的第二监狱。

我从一监转到二监时,心脏病、低血压、贫血、胃病、胆结石、关节炎等病症都已经很严重,而且眼睛花了,牙也快掉光了,但还可以活动。到5月间,心脏病突然猛烈爆发,几乎夺去我的生命,加之胃病已发展为慢性胃炎和胃下垂,胆结石也越长越大,导致进食困难,每天只能勉强吃一两细挂面或几块威化饼干,我终于倒下了,只能没日没夜地僵卧病榻。二监领导不敢再像一监那样对我置之不理,相反,特地请了几名地方医院的医生给我会诊,还把我送到渭南市医院和西安市的劳改医院作了检查,平日则安排几名监狱医生随时给我诊治。可是监狱里的医疗条件十分简陋,我的每一种病都治不好,反而越来越重。心绞痛每天发作十多次,有时用冠心苏合、消心痛和速效救心丸也无法缓解,只好用“炸弹”急救。长期吃不成东西,几个月下来身上就没肉了,成了生理意义而绝非文学意义上的“皮包骨头”。体力尽失,去厕所解手都得靠监管我的犯人搀扶。躺在床上也总是昏昏沉沉,好几次陷入迷乱状态,只觉得灵魂和肉体都在黑暗中坠向无底的深渊,俨然是在死去。褥子被汗水洇得湿透了一大片,既不能换,也不能晒,大半年时间我就一直浸在汗水里,实在受不了时只能用毛巾把身子擦一擦。

焉然:你病得这么严重,当时有没有尝试申请保外就医?

李贵仁:我一直没有提出“保外就医”之类要求。我宁死也不肯向他们乞求什么,也不允许家里人向当局提任何要求。但在拖了将近一年之后,让我“保外就医”的事情却突然由当局主动提了出来。1993年2月17日,我和王丹、郭海峰等人同时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放回家。后来的事实证明,把我们几个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政治异议人士在这种时候以“保外就医”为名放回家,纯粹是中国政府玩的一种把戏。确切地说,这是江泽民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拿我们当赌注和筹码,企图借此达到某些目的。在当时,一是为了申奥,争夺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二是骗取美国给予最惠国待遇。实现这两大目的,对于改变“六四”镇压之后中国在世界上极其孤立的处境,至关重要,而恶劣的人权状况却是实现这两大目的难以逾越的最大障碍。江泽民之流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在有求于国际社会时,就把我们几个作为赌注和筹码抛了出来,以此对国际社会表示:中国已经在人权问题上让步了,你们也在奥运会主办权和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对中国让步吧!

在让我回家前,监狱举行了隆重的仪式,特地拍了录像迅速送往北京,而且由新华社发了电讯,向全世界宣告我回家的消息。某些警方人员对我说,让我“保外就医”,实际上就是释放,不会再把我重新关进监狱。

焉然:后来他们有没有信守诺言?

李贵仁:事实上,保外期间对我的监控并不比监狱差。分配专人长期担负主要监管任务的是新城区公安分局;在特殊情况下,上面认为有必要时,则由省公安厅、市公安局、新城区公安分局、长乐西路派出所和我妻子任教的西安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的保卫处和家属委员会联手行动,以多种手段对我实行严密控制。到了年底,负责监控我的一名警察坦率地对我说,我回家后每天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他们一清二楚,并随口举出几件事情加以证明:我在当年夏天曾经到西安郊区的汉中大厦和一些朋友讨论人权问题,我和其他人在讨论中分别说了什么,警方都掌握了;一些朋友曾经到我家来谈论某处居民抗议非法拆迁的事情,我们是怎么谈论的,警方也掌握了;12月,亚太地区首脑西雅图会议开始前,我写了一篇抨击江泽民的文章:《驳江泽民的扼杀人权宣言》,几位年轻朋友发给法新社,这篇文章警方也拿到了。最令上面恼?鸬木褪俏艺馄昊鹘竺竦奈恼隆:罄矗涸鸺嗫匚业木於晕宜担骸澳愫么蟮牡ㄗ樱实鄱几衣睿 闭蛭绱耍健氨M饩褪鞘头牛换嵩侔涯愎亟嘤本统闪朔匣啊?994年2月17日上午,家里突然闯进十多名警察,把我重新抓到二监关了起来。

好在我的刑期只剩下四个多月。但这四个多月对我来说比四年还难熬。使我日夜揪心的是母亲的病。家里人到监狱探视时告诉我,母亲越来越危险了,随时可能咽气。我忧心如焚,急忙给司法部长肖扬写信说,必须在我母亲弥留之际让我去最后见她一面。没人理睬。5月1日,母亲终于去世,家里发电报通知我,但是电报被恶警王国栋扣押了五天,他只管天天打篮球,一句话也不给我说。直到5月6日,母亲遗体火化前夕,经我妻子和弟弟妹妹反复请求,监狱方面才派人派车把我拉到医院太平间去看了一眼。那是我最悲痛的一段时间,但我只能每天在铁窗内的病床上焚几支烟,以此表达伤悼和愤怒。

焉然:我听到过不止一位政治犯朋友有过类似伤痛的经历,这的确是人生很大的憾事。

李贵仁:是啊,没能送母亲最后一程,是我坐牢期间最大的痛苦。1994年6月25日,我的五年刑期届满,当局只好放我回家,但是我已经永远见不到母亲了。

焉然:你获释以后这些年的生活状况如何?他们还一直严密监控你?

李贵仁:正式释放了,按理说应该还我自由了,各方面对我的监控却反而比“保外”时严了好多倍。专制独裁政府撕下了一切伪装,其残酷和卑劣的本质暴露得越来越充分。对我,对我的朋友,都不再讲什么方式和分寸,都不再考虑可能产生的国际影响。多次发生来看我的朋友被强行带到电专保卫处讯问的事件。我原先并不熟悉的陕西省第一监狱的一位科长利用假期从富平来西安看我,送了一束花,回监狱后受到追究。1995年后,此类现象不仅继续发生,而且愈演愈烈。这年5月,我在许良英发起并起草,王淦昌、楼适夷、杨宪益、吴祖光等领衔的致江泽民、乔石的《宽容呼吁书》上签了名,进一步引起当局仇视。不久,王丹到访,他刚走进我的房间,派出所负责监管我的女警察储利英就跟了进来,装模作样地笑着让我介绍客人,而且一直坐着不走,详细记录我和王丹的全部谈话。王丹回北京后再次被捕。

此后几年,陆续访问过我的徐文立、刘晓波、郑旭光、马少华、江棋生、陆中明、 查建国、刘世遵、刘贤斌、赵长青、颜均等人,在电话上问候过我的刘刚、何德普、师涛等人,都因为以和平方式发表意见而被捕入狱,其中有的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入狱。

1995年9月,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大批各国记者拥入中国采访。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要采访我,但是当局好像掌握了什么情报,从8月下旬到10月初,一连四十多天,由陕西省公安厅、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区公安分局、长乐西路派出所和西安电专保卫处、居委会联手行动,在电专大门外、大门里、家属区门口、我住的楼门口和我家房门口层层布防,轮班值守,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刻也不放松,有时甚至派警察坐在我家里,楼下还停着警车,严格防止任何人到我家访问。电专的教职工和家属议论纷纷,讥讽道:这段时间不错,有警察日夜站岗,没人敢来偷东西了。警察给我站岗的事情后来还发生过几次,其中一次持续了一个星期。听刘晓波说,这是因为一个比法国总统影响还大的法国记者要来。

从1995年底开始,我因为没有任何收入,便给西安地区各出版社校对书稿,挣取微薄的校对费谋生。我百病缠身,行动不便,出版社便主动派人到我家取送书稿。一名青年编辑来过我家之后,警方居然找到出版社调查他的情况。西安音乐学院某青年教师是我七十年代老友的儿子,因为来看过我,被警方调查了半年,在学院造成了很严重的不良影响。诸如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在一个坚持以人民为敌的专制独裁的国度,这是必然现象,是常态。时至今日,依然如故。

我刑满释放至今,将近十六年了。十六年来,我旧病未除,新病又起,特别是2005年,几次中风和吐血,差点要我的命。就这样,我还是得拼命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挣钱维持生计,直到干不成为止。苦和累都无所谓,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也不可怕。但是,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最重要的东西仍被专制独裁者压抑和扼杀,不能不使我痛心疾首。

2008年底,我在《零八宪章》上签了名。刘晓波被捕,我写了几篇文章在海外发表。2009年底,刘晓波被判处十一年徒刑,我又写了几篇文章在海外发表,对当局提出了愤怒的抗议。负责监控我的警察继续一次又一次地来访,明确告诉我:他们了解我的一切行动。我知道这一点,我理解他们的意思,但是我不害怕。我的回答已经在自己的文章中讲得很清楚:我等着你们!我死在哪里都无所谓!……中国的民主事业路还很长,斗争还很艰苦,却是终究要胜利的。也许我等不到胜利的一天了,但我即便明天就死,我也不会失去信心,我会在中国民主事业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刻含笑九泉。

焉然:谢谢你接受采访!请多保重!

原载:民主中国

阅读次数:8,114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