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讲卫生

Share on Google+

苏晓康/蘇曉康

脏,是一个含义不清晰的概念,但是又很丰富,在中文里它至少从公卫领域跨到文化思想上,绵延百年。这篇文字我想从它写起,很费踌躇,搁置了十几年,不料一场中国始作俑的全球瘟疫,竟给了我旧话重提的机会。

原型偏见

胡适二十年代从美国返回路过日本,觉得日本人很不卫生,不知他到了上海甚而回到绩溪老家,又作何感想?因为那时中国肯定还没有日本“讲卫生”。无疑胡适是留洋学来了“卫生”概念,可算他“全盘西化”的一端。

西方人从来就有偏见,视中国人为“东亚病夫”,这既是“种族偏见”,也是文明程度不同引出的一种世俗看法。丁子江作中西异族婚恋分析,称白人女性眼中的华人男性的“原型偏见”之一,就是不讲卫生,这可能是从早期(十八、十九世纪)广东来的华侨男性得出的传统印象,因此说明“卫生”也是一个“现代化”标志,所谓“前现代”,无论东西方,都是脏的,“讲卫生”是一个公共的风俗问题,大概至少需要一百年才能改变一个民族的“脏”,而“道成肉身”为一般人的生活习惯。中国人之脏,尤其男人之脏,大概是至今改变不多的一个事实,别的不说,曾让西方人崇拜的毛泽东,被他的医生揭露出来的真相,就是一个污秽不堪的脏男人——从来不刷牙,只用茶水漱口;不管性卫生却以权势任意玩弄年轻女人——这个高知名度的领袖形象,大概只会加深西方对华人的“原型偏见”。

你若去查近现代史,会发现外面的世界看中国人,从来都很不堪,只不过后来西方人戴上了“政治正确”面具,让你觉察不到了。反倒在近百年前,有个绝顶智慧的西人,口无遮拦的说了他的观感,却还留在历史中,也因为他的知名度而不会被掩盖。201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日记英文完整版,曾颇踌躇他有“种族歧视”言论,但是也决不删减。原来1922年,爱因斯坦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同年,与妻子艾尔莎 (Elsa) 有长达五个半月的远东、中东旅行。他在日记中,使用了时有歧视的极端词汇,记下他对停留香港、新加坡、中国、日本、印度和巴勒斯坦时所见之人的印象。在香港,他对“劳苦众生——这些每天为了挣5分钱敲打、搬运石头的男男女女”表达了同情,他说,“中国人正因为他们的生育能力而受到无情经济机器的严酷处罚。”(这大概是受了马尔萨斯的影响)他引用葡萄牙语老师的话说:“没法儿培训中国人进行逻辑思考,他们特别没有数学天赋。”(这又可能是受了黑格尔的影响)他还写道:“我发现这里的男人和女人几乎没什么差别,我不明白中国女性有什么致命吸引力,能让中国男性如此着迷,以至于他们无力抵抗繁衍后代的强大力量。”

在中国大陆各地,他写道,他看到了“勤劳、肮脏、迟钝的人”、“中国人吃饭时不坐在长凳上,而是像欧洲人在茂密的树林里大小便时那样蹲着。一切都安静、肃穆。连孩子也无精打采,看起来很迟钝。”“如果中国人取代所有其他种族,那就太遗憾了。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光是这样想想,就觉得特别沮丧。”在上海,他写道,中国的葬礼“在我们看来很野蛮”,街上“挤满了行人”;“空气中永远弥漫着各种恶臭。”“就连那些沦落到像马一样工作的人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痛苦。特别像畜群的民族,”他写道,“他们往往更像机器人,而不像人。”

爱因斯坦的歧视语言,可说触目惊心,不过今日你在网络上,随意就可搜索到那种斑驳的西洋旧片,大凡是某记者在“光绪某年”拍下北京前门一段录影,镜头里拖辫子、目光呆滞、面容猥琐的邋遢人群——犹如鲁迅文字幻化成画面,你大概心里面也会有抵触:咱祖先怎么这副德性?而今在中国暴富之后,中国游客的世界各地的不文明行为,大声喧哗、随地大小便、争抢拥挤,甚至在埃及神庙刻字“到此一游”,再次证实“卫生”跟“民主化”一样艰难。

“政治卫生学”

医学、中产阶级和民族国家,这三项建构了西洋的公卫制度。中国的这种建制,从晚清至民国是怎样的进程,一项专业和冷僻的学问,这里暂且略过,却要说一说当时偏僻角落里的一个响动:延安发起一场“思想清洁”运动,非常前卫。

本来“脏”在中国的现代语境里,从所谓“五四话语”到“延安话语”中,有另一种意思。鲁迅最早“画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呐喊》、《彷徨》两个小说集呈现的农民,都是麻木保守(润土,「故乡」)、唯求“做稳奴隶”(祥林嫂,「祝福」)、愚昧冷漠(华老栓,「药」);再如前面提到的胡适,定义中国传统之“脏”,从封建礼教、包办子女婚姻直到纳妾、逼女人裹脚等等。显然,知识者有“疗救”大众之责,但是这个“卫生”概念,在延安被毛泽东颠覆了,他说“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比,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要“脱了裤子割尾巴”(知识分子是“猴子”,西班牙殖民者便视南美印地安土著为“猴子”),要“脱胎换骨”。延安整风的口号是“惩前毙后,治病救人”,彻底颠倒鲁迅“疗救”文学所界定的“医生”(知识分子)和“病人”(民众)的位置,重新诠释“干净”和“肮脏”的含义,在中国一个割据的边区,承继五四的“疗救灵魂”而创造了思想改造的“政治卫生学”,这种治疗有时是见血的,作家王实味就在整风中被砍了头。

从西方引进的“卫生”概念,五四人先把它代入了“思想”,接着毛泽东这个“搅局”的枭雄,将它再升级为“改造”运动,这种“政治卫生学”影响了中国人近一个世纪,四九以后中共对知识分子“改造”、对民众“洗脑”,一路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直到文化大革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最早讲“灵魂”的是梁启超),毛泽东被造神为“大救星”,从“个人卫生”到心理都阴暗猥琐的一个“边缘人”,主宰了十几亿人。

这毋宁是五四的一个逻辑后果,五四巨子本来想引进“卫生术”,却慌乱中拿错了“灵魂术”,于是前现代的肮脏便穿越过来了。

脏的奇迹

邓小平把我们从毛泽东那里拉回地面,“灵魂”再次回到“物质”。他已多次生逢其时,这次则看准了西洋垂涎中国市场,便拿中国的人权去交换,也正好向魔鬼交换了中国另外两样东西:道德和资源。短短三十年“起飞”,东亚最丰腴的这块江山,已经残破不堪,民间哀叹“国在山河破”,一些数据触目惊心:

中国实有耕地总数18亿亩,其中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达3亿亩,占17%;

112亿立方米森林,只剩余12亿;

沙漠正在逼近、包围北京,只剩下不足70公里,迁都就在眼前;

全国有两万七千万多条河流死亡,中国七大水系全部严重污染;

数以亿计的人口暴露在严重污染的空气之下。

2012年马云说:“我们相信十年以后中国三大癌症将会困扰每一个家庭,肝癌,很多可能是因为水;肺癌是因为我们的空气;胃癌是我们的食物。”

全国每年死于尘肺病估算约5000人,每年约有13万人死于结核病,四百万白血病人,一年近五百万人得上癌症,近三百万患癌而死,还有称为“数以亿计”的疾病:肝炎、肾病、关节炎、心脏病……由此,不仅“东亚病夫”的帽子又戴回给中国人,而且中国劳动力加速萎缩,经济下行并面临长期低迷,中国将未富先老,变成一个又老又穷的社会。

公卫只剩杀人

五四已百年,中国“精神改造”蔚为大观,物质层面非常“现代化”,但污染、非人道更加严重,就是变得更“脏”。其公卫事业有一项,震惊世界,即“计划生育”,十亿以上的中国农民,因此跟这个政权结了仇,他们说:计划生育叫我们断子绝孙啊!

这个政策的产生机制,是1980年邓小平要实现“20年后(2000年)GDP跃升四倍达一千美元”目标,专家告诉他达不到,除非把分母缩小,即人为压缩总人口,而出这个主意的,是主导三峡大坝兴建的火箭工程师宋健。

1983年中国进行了5800万例计划生育手术,2000年达到8600多万例绝育手术;这一年全国二点四亿育龄妇女,一半人使用宫内节育器、三分之一输卵管手术结扎,永久绝育,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有组织地侵犯女性的基本权利,全世界空前绝后,而且这个政策杀掉了四亿婴儿。

后果还有人口老龄化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两大问题:

二十年后中国将出现四亿多老无所养的老人;

二十年后中国将出现四千多万壮年光棍。

贻害全球

“神州”这块沃土污染了,会不会飞出什么妖蛾子来?

医学已经先进到试管婴儿、干细胞研究,却还是惧怕瘟疫,上一次瘟疫“西班牙大流感”在一百年前,便知人类虽已登月并无多大进步,但若某国政治很野蛮,则更可怕,因为不止哥伦布时代“地球是圆的”,全球化时代它还是平的,这个规则,后来被反复验证。

2002 年11月,中国广东佛山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民间各种小道消息沸腾,但官方控制的新闻媒体一声不吭,网络上也封锁。不久春运大潮起来,病毒剧烈向外辐射,中国绝大部分省区沦陷,并最终扩大为一场全球性的传染病疫情,26个国家出现病例,8000多人被确诊,800多人死亡。

然而,在4月3日,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对全世界记者说:“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欢迎大家到中国来旅游,洽谈生意,我保证大家的安全,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

北京301医院的退休外科医生蒋彦永闻听大惊,他发电邮披露真相,中国媒体不理他,但是这一信息终于不胫而走,震惊世界。

两个月后中国官方才正式称为“非典型肺炎(不明原因)”;再两个月后世界卫生组织(WHO)定名“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缩写为SARS。

这里的常识是:第一、中国污染会闹出幺蛾子;第二、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必定撒谎;第三、国际组织常常是腐败的。

最近这次“武汉肺炎”,不过是把上述三点,又重演了一遍。2003年东南亚出现禽流感,由候鸟迁徙带向全球;二零零五年春再次爆发,国际间唯有及时、充分地公开分享信息,才能控制病毒蔓延,假若出现隐瞒国家,全球就惨了。

人类虽然干净起来,禽畜们却依然肮脏,滋生新的病毒,而人类的制度之恶,将是它的帮凶,冥冥之中的因果无从得知,神秘的大自然会报应。

来源:光传媒

阅读次数:2,689
Pin It

评论功能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