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是一个含义不清晰的概念，但是又很丰富，在中文里它至少从公卫领域跨到文化思想上，绵延百年。这篇文字我想从它写起，很费踌躇，搁置了十几年，不料一场中国始作俑的全球瘟疫，竟给了我旧话重提的机会。
原型偏见
胡适二十年代从美国返回路过日本，觉得日本人很不卫生，不知他到了上海甚而回到绩溪老家，又作何感想？因为那时中国肯定还没有日本“讲卫生”。无疑胡适是留洋学来了“卫生”概念，可算他“全盘西化”的一端。
西方人从来就有偏见，视中国人为“东亚病夫”，这既是“种族偏见”，也是文明程度不同引出的一种世俗看法。丁子江作中西异族婚恋分析，称白人女性眼中的华人男性的“原型偏见”之一，就是不讲卫生，这可能是从早期（十八、十九世纪）广东来的华侨男性得出的传统印象，因此说明“卫生”也是一个“现代化”标志，所谓“前现代”，无论东西方，都是脏的，“讲卫生”是一个公共的风俗问题，大概至少需要一百年才能改变一个民族的“脏”，而“道成肉身”为一般人的生活习惯。中国人之脏，尤其男人之脏，大概是至今改变不多的一个事实，别的不说，曾让西方人崇拜的毛泽东，被他的医生揭露出来的真相，就是一个污秽不堪的脏男人——从来不刷牙，只用茶水漱口；不管性卫生却以权势任意玩弄年轻女人——这个高知名度的领袖形象，大概只会加深西方对华人的“原型偏见”。
你若去查近现代史，会发现外面的世界看中国人，从来都很不堪，只不过后来西方人戴上了“政治正确”面具，让你觉察不到了。反倒在近百年前，有个绝顶智慧的西人，口无遮拦的说了他的观感，却还留在历史中，也因为他的知名度而不会被掩盖。201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日记英文完整版，曾颇踌躇他有“种族歧视”言论，但是也决不删减。原来1922年，爱因斯坦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同年，与妻子艾尔莎 (Elsa) 有长达五个半月的远东、中东旅行。他在日记中，使用了时有歧视的极端词汇，记下他对停留香港、新加坡、中国、日本、印度和巴勒斯坦时所见之人的印象。在香港，他对“劳苦众生——这些每天为了挣5分钱敲打、搬运石头的男男女女”表达了同情，他说，“中国人正因为他们的生育能力而受到无情经济机器的严酷处罚。”（这大概是受了马尔萨斯的影响）他引用葡萄牙语老师的话说：“没法儿培训中国人进行逻辑思考，他们特别没有数学天赋。”（这又可能是受了黑格尔的影响）他还写道：“我发现这里的男人和女人几乎没什么差别，我不明白中国女性有什么致命吸引力，能让中国男性如此着迷，以至于他们无力抵抗繁衍后代的强大力量。”
在中国大陆各地，他写道，他看到了“勤劳、肮脏、迟钝的人”、“中国人吃饭时不坐在长凳上，而是像欧洲人在茂密的树林里大小便时那样蹲着。一切都安静、肃穆。连孩子也无精打采，看起来很迟钝。”“如果中国人取代所有其他种族，那就太遗憾了。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光是这样想想，就觉得特别沮丧。”在上海，他写道，中国的葬礼“在我们看来很野蛮”，街上“挤满了行人”；“空气中永远弥漫着各种恶臭。”“就连那些沦落到像马一样工作的人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痛苦。特别像畜群的民族，”他写道，“他们往往更像机器人，而不像人。”
爱因斯坦的歧视语言，可说触目惊心，不过今日你在网络上，随意就可搜索到那种斑驳的西洋旧片，大凡是某记者在“光绪某年”拍下北京前门一段录影，镜头里拖辫子、目光呆滞、面容猥琐的邋遢人群——犹如鲁迅文字幻化成画面，你大概心里面也会有抵触：咱祖先怎么这副德性？而今在中国暴富之后，中国游客的世界各地的不文明行为，大声喧哗、随地大小便、争抢拥挤，甚至在埃及神庙刻字“到此一游”，再次证实“卫生”跟“民主化”一样艰难。
“政治卫生学”
医学、中产阶级和民族国家，这三项建构了西洋的公卫制度。中国的这种建制，从晚清至民国是怎样的进程，一项专业和冷僻的学问，这里暂且略过，却要说一说当时偏僻角落里的一个响动：延安发起一场“思想清洁”运动，非常前卫。
本来“脏”在中国的现代语境里，从所谓“五四话语”到“延安话语”中，有另一种意思。鲁迅最早“画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呐喊》、《彷徨》两个小说集呈现的农民，都是麻木保守（润土，「故乡」）、唯求“做稳奴隶”（祥林嫂，「祝福」）、愚昧冷漠（华老栓，「药」）；再如前面提到的胡适，定义中国传统之“脏”，从封建礼教、包办子女婚姻直到纳妾、逼女人裹脚等等。显然，知识者有“疗救”大众之责，但是这个“卫生”概念，在延安被毛泽东颠覆了，他说“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比，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要“脱了裤子割尾巴”（知识分子是“猴子”，西班牙殖民者便视南美印地安土著为“猴子”），要“脱胎换骨”。延安整风的口号是“惩前毙后，治病救人”，彻底颠倒鲁迅“疗救”文学所界定的“医生”（知识分子）和“病人”（民众）的位置，重新诠释“干净”和“肮脏”的含义，在中国一个割据的边区，承继五四的“疗救灵魂”而创造了思想改造的“政治卫生学”，这种治疗有时是见血的，作家王实味就在整风中被砍了头。
从西方引进的“卫生”概念，五四人先把它代入了“思想”，接着毛泽东这个“搅局”的枭雄，将它再升级为“改造”运动，这种“政治卫生学”影响了中国人近一个世纪，四九以后中共对知识分子“改造”、对民众“洗脑”，一路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直到文化大革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最早讲“灵魂”的是梁启超），毛泽东被造神为“大救星”，从“个人卫生”到心理都阴暗猥琐的一个“边缘人”，主宰了十几亿人。
这毋宁是五四的一个逻辑后果，五四巨子本来想引进“卫生术”，却慌乱中拿错了“灵魂术”，于是前现代的肮脏便穿越过来了。
脏的奇迹
邓小平把我们从毛泽东那里拉回地面，“灵魂”再次回到“物质”。他已多次生逢其时，这次则看准了西洋垂涎中国市场，便拿中国的人权去交换，也正好向魔鬼交换了中国另外两样东西：道德和资源。短短三十年“起飞”，东亚最丰腴的这块江山，已经残破不堪，民间哀叹“国在山河破”，一些数据触目惊心：
中国实有耕地总数18亿亩，其中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达3亿亩，占17%；
112亿立方米森林，只剩余12亿；
沙漠正在逼近、包围北京，只剩下不足70公里，迁都就在眼前；
全国有两万七千万多条河流死亡，中国七大水系全部严重污染；
数以亿计的人口暴露在严重污染的空气之下。
2012年马云说：“我们相信十年以后中国三大癌症将会困扰每一个家庭，肝癌，很多可能是因为水；肺癌是因为我们的空气；胃癌是我们的食物。”
全国每年死于尘肺病估算约5000人，每年约有13万人死于结核病，四百万白血病人，一年近五百万人得上癌症，近三百万患癌而死，还有称为“数以亿计”的疾病：肝炎、肾病、关节炎、心脏病……由此，不仅“东亚病夫”的帽子又戴回给中国人，而且中国劳动力加速萎缩，经济下行并面临长期低迷，中国将未富先老，变成一个又老又穷的社会。
公卫只剩杀人
五四已百年，中国“精神改造”蔚为大观，物质层面非常“现代化”，但污染、非人道更加严重，就是变得更“脏”。其公卫事业有一项，震惊世界，即“计划生育”，十亿以上的中国农民，因此跟这个政权结了仇，他们说：计划生育叫我们断子绝孙啊！
这个政策的产生机制，是1980年邓小平要实现“20年后（2000年）GDP跃升四倍达一千美元”目标，专家告诉他达不到，除非把分母缩小，即人为压缩总人口，而出这个主意的，是主导三峡大坝兴建的火箭工程师宋健。
1983年中国进行了5800万例计划生育手术，2000年达到8600多万例绝育手术；这一年全国二点四亿育龄妇女，一半人使用宫内节育器、三分之一输卵管手术结扎，永久绝育，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有组织地侵犯女性的基本权利，全世界空前绝后，而且这个政策杀掉了四亿婴儿。
后果还有人口老龄化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两大问题：
二十年后中国将出现四亿多老无所养的老人；
二十年后中国将出现四千多万壮年光棍。
贻害全球
“神州”这块沃土污染了，会不会飞出什么妖蛾子来？
医学已经先进到试管婴儿、干细胞研究，却还是惧怕瘟疫，上一次瘟疫“西班牙大流感”在一百年前，便知人类虽已登月并无多大进步，但若某国政治很野蛮，则更可怕，因为不止哥伦布时代“地球是圆的”，全球化时代它还是平的，这个规则，后来被反复验证。
2002 年11月，中国广东佛山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民间各种小道消息沸腾，但官方控制的新闻媒体一声不吭，网络上也封锁。不久春运大潮起来，病毒剧烈向外辐射，中国绝大部分省区沦陷，并最终扩大为一场全球性的传染病疫情，26个国家出现病例，8000多人被确诊，800多人死亡。
然而，在4月3日，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对全世界记者说：“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欢迎大家到中国来旅游，洽谈生意，我保证大家的安全，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
北京301医院的退休外科医生蒋彦永闻听大惊，他发电邮披露真相，中国媒体不理他，但是这一信息终于不胫而走，震惊世界。
两个月后中国官方才正式称为“非典型肺炎（不明原因）”；再两个月后世界卫生组织（WHO）定名“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缩写为SARS。
这里的常识是：第一、中国污染会闹出幺蛾子；第二、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必定撒谎；第三、国际组织常常是腐败的。
最近这次“武汉肺炎”，不过是把上述三点，又重演了一遍。2003年东南亚出现禽流感，由候鸟迁徙带向全球；二零零五年春再次爆发，国际间唯有及时、充分地公开分享信息，才能控制病毒蔓延，假若出现隐瞒国家，全球就惨了。
人类虽然干净起来，禽畜们却依然肮脏，滋生新的病毒，而人类的制度之恶，将是它的帮凶，冥冥之中的因果无从得知，神秘的大自然会报应。
来源：光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