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牧、廖天琪:中国新文化运动在新西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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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健谈民主与文化运动经历

陈维健(左),廖天琪(中),田牧(右)在奥克兰合影。图/田牧

陈维健,上世纪七九民运时期的老战士,一生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事业,长期从事自由民主人权的启蒙与宣传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陈维健移民新西兰后,陈家兄弟民间办报,一份新西兰著名的华文报刊——《新报》,陈担任《新报》主编,现任《北京之春》主编。

海外民运是中国民运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中国民运的延伸,是八九天安门大屠杀以后,从国内到了海外,才有了中国海外民运。

中国民运从读书会起步

在“七九民主墙”这段历史中,最初的代表人物是魏京生。如今年过半百的朋友应该都知晓,这是中共建政后出现的第一波、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开向中共专制政府提出的挑战。

七九民运的爆发,其实酝酿已久,严格地说是“文革”后期那段时间,由于中共的“文革”制造严重的灾难,到了后期,已引发天怒人怨,中共专制极权原形暴露无遗。特别是当年,整整一代知识青年(红卫兵)下农村,所谓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是毛泽东变相的对年轻人进行改造,当年也有“思想改造”,或者“世界观改造”的说法,问题是这样的被动式改造,相反引起了下乡青年的主动积极反思,对“文革运动”,及对“世界观改造”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

陈维健说:我当年没有上山下乡,在杭州的港务局工作。当时已经有一批知识青年返城了,我们杭州有一批青年,包括一些“老三届”的学生,自发地组织了一些社会活动,最主要的形式是读书会。

读书会是一个拓展视野、丰富思维、提升修养与知识交流的平台,源远流长。中国早期也有这类读书会,比如:三国魏时代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和阮咸七人,因时常聚集于山阳县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因地名竹林,故有竹林七贤之称。上世纪民国初期,读书会也成为革命党的起点与摇篮,作为宣传、联络、工作与组织运作的平台。读书会形式灵活、组织方便、交流畅快、探索真理,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启蒙运动平台。

这样的读书会,其时全国各地都有,以读书会的名义去探讨社会问题与制度,探索中国的出路。当年广州就有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探讨中国向何处去——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李一哲是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人名字的缩写,依序取他们姓名中的一个字。中国向何处去,是那一阶段全国标志性的社会探索议题。

胡耀邦上台后,中国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并展开了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无疑给予当年读书会青年激励与动力,并提供了社会环境与理论空间,这一时期读书会开始升级,一些组织诞生,一些民主刊物出现,这就是七九民主墙的民刊时期。当时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民主刊物,陈维健在杭州参与编辑了一份《晨钟》杂杂志,那时他弟弟陈维明已经从事美术工作了,他为《晨钟》创作了一幅木刻版画“晨钟”。

陈维健的民主经历,可以说从读书会开始,然后是民刊、民主墙这一过程的经历。

作者和新西兰民运界的友人合影。图/田牧

中国文化的“小阳春”

同一时期,中国的文化界、文艺界出现了伤痕文学、朦胧诗、新时期文学等,一路走来对社会进行反思,及对主流思想文化的怀疑与唾弃,整个八十年代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小阳春,社会气氛是比较活跃、比较开放、比较自由的,人们从一种社会禁锢中解脱出来。

廖天琪的提问:整个“文革”时期,旧书老书被作为“封资修”烧的烧、毁的毁,被允许阅读的书籍很少,比如少数的苏联文学,要么就是马列著作等,那一时期又未出版什么新书,读书会阅读什么书呢?

陈答道:这确实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书荒”年代,西方社会的各种书籍都被烧得差不多了,新华书店是买不到书的,图书馆也借不到书,各地图书馆基本上均已关闭。我们读书会最初是从阅读毛主席著作开始,然后是斯大林、列宁著作,再就是康德、费尔巴赫等西方的哲学书籍。当年中共中央要求干部学习马列的书,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要搞懂这些问题,也就需要开放一些西方的哲学著作,当时还为中共老干部提供了一批大字号翻译著作。

当时我们读书会有个会员,父亲是省委党校的老师,当年省委党校进来一批西方国家哲学著作的汇编资料,我们时常借用会员父亲的图书证,去党校图书馆偷书,我们偷了很多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书籍,事实上是一些对社会不开放的书籍。

陈维健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本书,是一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的著作,中心内容是:政治极权国家里的民众反抗,最好的方式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陈维健回忆道:“文革”时期,年轻人能够阅读到的书籍非常少,所以一些农村医药手册等,也都成了阅读资料。直到八十年,缺书现象才渐渐改变。那一时期,中国出版了一批外国名著,从新华书店门口的现象,也能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人们时常为了抢购新书排起长龙。再有就是交换新书,比如你用《简爱》,我用《安娜?卡列尼娜》,互相交换等。在图书交换过程中,也结交了不少书友,及有思想追求的同仁。

八九民运的“学生后援会”

陈维健说道:八九民运时期,我已经离开了港务局,那时经济开放,允许多种经营成分、多种经营模式存在,我与朋友一起经营一家照相馆。八九民运时期,杭州的民运与北京、全国各地的民运是一样的,都是以各大院校的学生为主体。我们从运动的侧面支持学生运动,比如说:我们帮助摄影与印制各种学生活动的照片,只收成本费,以此支持学生运动。我当时组织了杭州的一批个体户(私营小企业),取名为“学生运动后援会”,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学生康复基金会”,因为学生都在绝食,我们每天晚上去看望与慰问这些学生。作为当年的“万元户”,我已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不过后来“学生康复基金会”还是无法运作,因为政府开始了镇压。

陈维健表示:中共开始镇压,作为年长的“小平头”类,或者长了胡子的幕后人物,因为经历了“文革”、“七九民运”等,对中共有着清晰的认知,知道镇压是必然的,但学生是比较天真的,认为政府是不可能镇压学生的爱国主义运动。我们清楚,若学生运动再持续下去,届时将与布拉格一样,坦克上街镇压。后来北京传来枪声,发布戒严公告等,我们并不觉得意外与吃惊。当时还有个时间差,北京开始镇压时,杭州的运动依然在进行,还持续了一段时间。

陈维健继续道:运动后期,杭州有不少朋友被中共逮捕,而我很幸运,虽然没被抓,但也被公安叫去谈话,进行数次的分化教育。显然,对我来说,国内的生存空间变得恶劣。

在弟弟陈维明的帮助下,陈维健筹备出国。出国过程中,陈维健还遭遇了一段惊险插曲。所有出国手续办完后,他尚缺一张“出境卡”,受到当时杭州公安局的刁难,说是局长约见,其实是要求他以“公安线人”为条件,换取“出境卡”。陈维健与约谈的警官说:“你先给我‘出境卡’,反正与局长谈话还有几天,我会如约的。”但是拿到“出境卡”的第二天,陈维健就飞抵香港。在机场的候机室里,只听见广播中传来:“东方航空的陈维健先生,请到柜台上来一次。”陈维健哪敢去柜台,也不敢出香港机场,在机场内晃悠了两天才飞抵新西兰。

廖提问:这不是针对你陈维健一个人的,很多与你情况相同的人,是否都有你这样的经历?

陈维健肯定道:“是的,读书会中一个朋友去日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公安局约他谈话。在公安局长约谈我之前,其实这位朋友已经告诉我了,这种情况你必须要答应。”(未完待续)

民报202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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