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健谈民主与文化运动经历
陈维健，上世纪七九民运时期的老战士，一生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事业，长期从事自由民主人权的启蒙与宣传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陈维健移民新西兰后，陈家兄弟民间办报，一份新西兰著名的华文报刊——《新报》，陈担任《新报》主编，现任《北京之春》主编。
海外民运是中国民运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中国民运的延伸，是八九天安门大屠杀以后，从国内到了海外，才有了中国海外民运。
中国民运从读书会起步
在“七九民主墙”这段历史中，最初的代表人物是魏京生。如今年过半百的朋友应该都知晓，这是中共建政后出现的第一波、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开向中共专制政府提出的挑战。
七九民运的爆发，其实酝酿已久，严格地说是“文革”后期那段时间，由于中共的“文革”制造严重的灾难，到了后期，已引发天怒人怨，中共专制极权原形暴露无遗。特别是当年，整整一代知识青年（红卫兵）下农村，所谓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是毛泽东变相的对年轻人进行改造，当年也有“思想改造”，或者“世界观改造”的说法，问题是这样的被动式改造，相反引起了下乡青年的主动积极反思，对“文革运动”，及对“世界观改造”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
陈维健说：我当年没有上山下乡，在杭州的港务局工作。当时已经有一批知识青年返城了，我们杭州有一批青年，包括一些“老三届”的学生，自发地组织了一些社会活动，最主要的形式是读书会。
读书会是一个拓展视野、丰富思维、提升修养与知识交流的平台，源远流长。中国早期也有这类读书会，比如：三国魏时代的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和阮咸七人，因时常聚集于山阳县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因地名竹林，故有竹林七贤之称。上世纪民国初期，读书会也成为革命党的起点与摇篮，作为宣传、联络、工作与组织运作的平台。读书会形式灵活、组织方便、交流畅快、探索真理，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启蒙运动平台。
这样的读书会，其时全国各地都有，以读书会的名义去探讨社会问题与制度，探索中国的出路。当年广州就有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探讨中国向何处去——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李一哲是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人名字的缩写，依序取他们姓名中的一个字。中国向何处去，是那一阶段全国标志性的社会探索议题。
胡耀邦上台后，中国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并展开了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无疑给予当年读书会青年激励与动力，并提供了社会环境与理论空间，这一时期读书会开始升级，一些组织诞生，一些民主刊物出现，这就是七九民主墙的民刊时期。当时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民主刊物，陈维健在杭州参与编辑了一份《晨钟》杂杂志，那时他弟弟陈维明已经从事美术工作了，他为《晨钟》创作了一幅木刻版画“晨钟”。
陈维健的民主经历，可以说从读书会开始，然后是民刊、民主墙这一过程的经历。
中国文化的“小阳春”
同一时期，中国的文化界、文艺界出现了伤痕文学、朦胧诗、新时期文学等，一路走来对社会进行反思，及对主流思想文化的怀疑与唾弃，整个八十年代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小阳春，社会气氛是比较活跃、比较开放、比较自由的，人们从一种社会禁锢中解脱出来。
廖天琪的提问：整个“文革”时期，旧书老书被作为“封资修”烧的烧、毁的毁，被允许阅读的书籍很少，比如少数的苏联文学，要么就是马列著作等，那一时期又未出版什么新书，读书会阅读什么书呢？
陈答道：这确实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书荒”年代，西方社会的各种书籍都被烧得差不多了，新华书店是买不到书的，图书馆也借不到书，各地图书馆基本上均已关闭。我们读书会最初是从阅读毛主席著作开始，然后是斯大林、列宁著作，再就是康德、费尔巴赫等西方的哲学书籍。当年中共中央要求干部学习马列的书，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要搞懂这些问题，也就需要开放一些西方的哲学著作，当时还为中共老干部提供了一批大字号翻译著作。
当时我们读书会有个会员，父亲是省委党校的老师，当年省委党校进来一批西方国家哲学著作的汇编资料，我们时常借用会员父亲的图书证，去党校图书馆偷书，我们偷了很多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书籍，事实上是一些对社会不开放的书籍。
陈维健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本书，是一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的著作，中心内容是：政治极权国家里的民众反抗，最好的方式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陈维健回忆道：“文革”时期，年轻人能够阅读到的书籍非常少，所以一些农村医药手册等，也都成了阅读资料。直到八十年，缺书现象才渐渐改变。那一时期，中国出版了一批外国名著，从新华书店门口的现象，也能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人们时常为了抢购新书排起长龙。再有就是交换新书，比如你用《简爱》，我用《安娜？卡列尼娜》，互相交换等。在图书交换过程中，也结交了不少书友，及有思想追求的同仁。
八九民运的“学生后援会”
陈维健说道：八九民运时期，我已经离开了港务局，那时经济开放，允许多种经营成分、多种经营模式存在，我与朋友一起经营一家照相馆。八九民运时期，杭州的民运与北京、全国各地的民运是一样的，都是以各大院校的学生为主体。我们从运动的侧面支持学生运动，比如说：我们帮助摄影与印制各种学生活动的照片，只收成本费，以此支持学生运动。我当时组织了杭州的一批个体户（私营小企业），取名为“学生运动后援会”，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学生康复基金会”，因为学生都在绝食，我们每天晚上去看望与慰问这些学生。作为当年的“万元户”，我已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不过后来“学生康复基金会”还是无法运作，因为政府开始了镇压。
陈维健表示：中共开始镇压，作为年长的“小平头”类，或者长了胡子的幕后人物，因为经历了“文革”、“七九民运”等，对中共有着清晰的认知，知道镇压是必然的，但学生是比较天真的，认为政府是不可能镇压学生的爱国主义运动。我们清楚，若学生运动再持续下去，届时将与布拉格一样，坦克上街镇压。后来北京传来枪声，发布戒严公告等，我们并不觉得意外与吃惊。当时还有个时间差，北京开始镇压时，杭州的运动依然在进行，还持续了一段时间。
陈维健继续道：运动后期，杭州有不少朋友被中共逮捕，而我很幸运，虽然没被抓，但也被公安叫去谈话，进行数次的分化教育。显然，对我来说，国内的生存空间变得恶劣。
在弟弟陈维明的帮助下，陈维健筹备出国。出国过程中，陈维健还遭遇了一段惊险插曲。所有出国手续办完后，他尚缺一张“出境卡”，受到当时杭州公安局的刁难，说是局长约见，其实是要求他以“公安线人”为条件，换取“出境卡”。陈维健与约谈的警官说：“你先给我‘出境卡’，反正与局长谈话还有几天，我会如约的。”但是拿到“出境卡”的第二天，陈维健就飞抵香港。在机场的候机室里，只听见广播中传来：“东方航空的陈维健先生，请到柜台上来一次。”陈维健哪敢去柜台，也不敢出香港机场，在机场内晃悠了两天才飞抵新西兰。
廖提问：这不是针对你陈维健一个人的，很多与你情况相同的人，是否都有你这样的经历？
陈维健肯定道：“是的，读书会中一个朋友去日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公安局约他谈话。在公安局长约谈我之前，其实这位朋友已经告诉我了，这种情况你必须要答应。”（未完待续）
民报2020-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