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与列宁之争（一）
卡尔.考茨基(1854一1938)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重要领袖和理论家。1875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80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881年在伦敦会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后转向马克思主义。曾多次参加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并发挥重要作用。1910年转向中派主义，提出 “超帝国主义论”。1917年参与创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21年联合各国中派成立第二半国际。1922年促成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右翼社会民主党合并。1924年迁居维也纳。
1918年，考茨基在维也纳出版了一本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对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列宁随即于1918年10月在《真理报》发表长文《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进行猛烈抨击。列宁说: “我们的这位废话专家几乎用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大谈空话，这些空话资产阶级听了很舒服，因为这些空话等于是粉饰资产阶级民主，抺杀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 接着列宁承认: “不要忘记，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 然后，列宁却用近百页篇幅来证明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
人们不禁要问，列宁和考茨基无疑都是熟读深谙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理论家，为何会在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这个重大问题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分歧呢？现在，让我们择其要点，对他们两人的思想观点进行阐述：
考茨基在文章开头表述了他为什么要写这么一篇文章的初衷:
“现在的俄国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使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成为一个巨大国家的统治者。这是一个远比1871年无产阶级取得对巴黎市的统治更为重大得多的事件。但是，在一个重要方面，巴黎公社却比苏维埃共和国优越。巴黎公社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事业。各个社会主义派别都参加了这个事业，没有一个派别置身于它之外或者被它排除在外。
“相反，今天统治着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是在反对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斗争中取得政权的。这个政党是在把其他社会主义政党排除于统治机构之外的情况下行使其权力的。”
考茨基首先指出这一点，点中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命脉: 一党专政。不仅排除资产阶级政党，也排除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党。考茨基认为这种做法是 “专政的方法”。
“两个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基于微小的个人猜忌，这种矛盾乃是以下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之间的矛盾: 即民主的方法和专政的方法。两派抱着同样的目的: 即通过社会主义来解放无产阶级，从而解放全人类。但是一派的道路却被另一派认为是会导致毁灭的错误道路。
“对于像俄国无产阶级斗争这样的巨大事件，(我们)是不可能漠不关心的。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迫切地要表示态度，要热烈地表示态度。我们尤其感到迫切，因为我们的俄国同志今天所遇到的那些问题明天也可能对西欧具有实际意义，尤其是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决定性地影响着我们的宣传和策略的性质。”
“当然，我们要求进行最自由的讨论，从而就已经站在民主的立场上了。专政则并不要求去驳倒对方的观点，而是用强力来压制这种观点的发表。因此，在开始讨论之前，民主和专政这两种方法就已经不可调和地对立起来了。一个方法要求讨论，一个方法禁止讨论。
“然而，专政目前在我们党内还不占居统治地位; 我们这里仍然在进行自由讨论。我们认为，自由发表我们的意见不仅是我们的权利，而且也是我们的义务，因为只有在听取所有论点之后才可能作出切合实际和效果良好的决定。大家知道，片面之词不足凭信，必须公正地听取双方的意见。
“因此，我们愿意在下面考察一下，民主对无产阶级来说具有什么意义;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无产阶级专政; 专政作为一种政体，替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创造了怎样的条件。”
考茨基幸运地置身于一个可以进行自由讨论的社会环境中，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问题上他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分歧，条分缕析，表现出一个思想理论家应有的学识涵养，与列宁的粗暴谩骂形成显明的对比。
考茨基指出: “对我们来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把现代社会主义不仅理解为社会化地组织生产，而且理解为民主地组织社会。根据这个理解，对我们来说，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毫无疑问，当无产阶级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力量日益强大时，人们就必须估计到统治阶级会试图通过暴力手段来破坏新兴阶级利用民主。但是这一点却并不表明民主对无产阶级毫无价值。如果在上述的前提条件下统治阶级使用了暴力，那么它之所以这样做恰恰是因为它害怕民主的后果。而它的暴力行动无非就是推翻民主
“因此，意料中的统治阶级废除民主的企图，并不表明民主对无产阶级毫无价值，反而倒表明了无产阶级要千方百计保卫民主的必要性。当然，如果人们这样劝说无产阶级: 民主根本就是一种无用的装饰，那么无产阶级就无从产生保卫民主所必需的力量。然而无论何地的无产阶级都如此地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以致不能指望他们会驯从地放弃这些权利。相反，毋宁说可以预料，他们会如此强烈地保卫自己的权利，以致于当对方试图用暴力来摧毁人民的权利时，他们对这种行动的坚决抵抗会变成一种政治颠覆。无产阶级对民主的评价愈高，愈热烈地珍惜民主，那么人们就愈能指望会发生上述情况。”
无产阶级大众的民主权利除非无产阶级自己去珍惜、去争取，它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有救世主恩赐。回顾历史，西北欧社会民主党人引领无产阶级进行长达一百多年的斗争，终于使民主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在许多国家得以实现。苏东剧变的主要力量也是底层劳动阶级，他们抱着 “不自由，毋宁死” 的决心为民主宪政而奋斗，终于成就了一场场 “政治颠覆”，在基本未流血的情况实现了社会政治转轨。由此可见，自由民主能否实现，关键在于 “珍惜” 十 “争取”。如果有太多的人只愿和民主自由 “调情” 而不下定决心和自由民主 “结婚”，那这个自由民主当然就不会在这个社会中 “安家”。
在争取无产阶级民主的过程中，考茨基特别指出一点: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作为一种群众斗争，是以民主为前提的。即使这种民主并不就是‘绝对民主’ 和 ‘纯粹民主’，它也应该是为组织和经常教育群众所必需的那种程度上的民主。而组织和经常教育群众，用秘密方法是根本不够的。少数的传单不能代替广泛发行的日报。群众不能用秘密方式来加以组织，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秘密的组织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组织。秘密组织总会导向个人独裁，或一小撮领导人的独裁。普通的成员在这里只能是执行命令的工具。在被压迫阶层完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这种状态就成了必要的，但是它不能促进群众的自治和独立性，倒很可能会加强领导人的以救世主自居的感觉和他们实行独裁的习惯。”
考茨基这段话是针对布尔什维克党人一贯进行秘密组织活动，最终导致领导人独裁专制，取消无产阶级民主的恶果。心平静气地看上述考茨基对民主的论述，我们可以感到这些理论不仅在当时对无产阶级有积极的引导作用，而且在现实人民大众在争取自己民主权利的斗争中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考茨基被列宁扣上 “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 帽子大加挞伐，缘于列宁当对德国革命的热情期望。美国作家路易斯.费希尔在《列宁的一生》中就列宁与考茨基之间的纷争，作了一些简要的阐述。他是从列宁与德国革命的关系的角度出发论述的：
为了对德国的事件施加影响，列宁准备写一本很长的抨击性小册子，来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卡尔.考茨基的徐缓的庸俗进化论。但是写这样一本小册子是需要时间的，而列宁则想使柏林的事件尽快达到沸点。因此他先初步写了一篇标题为《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考茨基》的文章，发表在1918年10月11日的《真理报》上。列宁埋怨道：“欧洲最大的不幸和危险在于它没有革命的政党。有谢德曼、列诺德尔、韩德逊、韦伯之流的叛徒的政党，有考茨基之流的奴才的政党，可是没有革命的政党。当然，强大的群众革命运动能够纠正这个缺点，但现在这仍然是一个大不幸和大危险。因此必须用一切办法揭穿考茨基之流的叛徒……” 列宁号召德国工人 “不计较民族牺牲而起来革命（只有这样，才是国际主义）……要把国际工人革命的利益看得高于任何一个、特别是自己那个民族国家的完整、安全和安宁……” 列宁显然担心德国工人阶级中的爱国主义情绪，他考虑的是新的苏维埃国家的 “完整和安全”。
……现代社会主义的策源地是德国，它的创始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贪婪地阅读了英国的统计材料，创立了包罗万象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继承的直线是：从马克思、经过恩格斯传向考茨基。卡尔.考茨基编纂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法典，系统化了马克思的思想，把社会主义教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党是由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和斐迪南.拉萨尔在1863年创立的。起初，这个党信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
考茨基认为，爱德华.伯恩斯坦是敌人。伯恩斯坦的关于进化的社会主义一书包含有如下一些论点：阶级斗争在熄火，介于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中等阶级在日益发展，而资本主义没有濒于死亡的边缘；因此，要进行社会改良和经济改良是有现实可能的。考茨基和倍倍尔驳斥了伯恩斯坦的理论，他们认为革命比改良好。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把考茨基反对伯恩斯坦的一本小册子翻译了出来。列宁在1911年4月和10月间写给高尔基的一些信中，称赞了考茨基。1912年，考茨基在 “巴塞尔宣言”（它号召社会主义者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埋葬资产阶级）上签了名。
……
因此，本来可以期望：考茨基对布尔什维克这个反对战争和进行革命的党夺取政权是会持肯定态度的。卡尔.李卜克内西（他继承了父亲威廉.李卜克内西对君主制俄国的仇恨）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就持这种态度。但是考茨基却不是这样，他把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作为俄国专制制度的一种新形式来对待。
列宁的愤怒是不难理解的。列宁在掌握政权11个月之后已经懂得，苏维埃俄国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而外国也不愿意它这样）：在最短时期内建立起强大的国家。但是，现在马克思的祖国孕育着革命。人们自然都期望着这将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它虽然是苏维埃革命的妹妹，但却是更有天赋的妹妹。反对这样一场革命的人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愤怒，而在反对的人们中就有考茨基。……
列宁的基本论据是，虽然民主国家一般来说是不可能有的，但是苏维埃国家比起资产阶级的国家毕竟要更为民主。考茨基否认这一点。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列宁和考茨基在关于苏维埃制度的本质、优越性和缺陷等问题上的一场争论。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至今还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列宁在书的开头部分叙述了考茨基观点的实质，然后就来阐述自己对资本主义自由的罪过和苏维埃政权美德的看法。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列宁的拥护者们对列宁的论据除了一味重复外，并没有补充任何东西。
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相比较谁有自由民主，这个问题人们争论了一百多年了。其实，自由民主国家在这方面很少自吹自擂，他们只是欢迎人们去他们那里亲身体验言论出版自由和结社集会自由就OK了。自从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民主和专制的博弈便生动诩实地展现在大众面前。列宁缔造的世界第一个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红色俄罗斯是如何 “民主” 的呢？一百年前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和卡尔.考茨基批评列宁扼杀民主有理有据吗？且看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 “宣传”一一回忆录《雾霭》中的内容：
布尔什维克自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然而在夺取政权之后，他们早在1918年夏天即宣称自己是共产党人，示威性地同一切俄国和西方的社会主义运动断绝来往。
对民主的扼杀是从钳制出版开始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在1917年11月20日《新生活报》撰文说道： “列宁、托洛茨基和他们的同道已经中了权力的腐毒，他们耻辱地对待言论自由、人格和那种种权利一一民主派就是为这些权利的胜利而斗争的一一的态度就证明了这一点。”
肃反工作者积极地加入了同民主报刊的斗争。（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在1918年5月8日致莫斯科苏维埃的信中说道：“……将同报刊中舞弊行为作斗争的全部事务交由全俄肃反委员会来管辖，这个机关消息最灵通，技术上也最适合以应有的完整度和速度落实必要的措施。” 这封信发出之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5月11日通过一项决定：“鉴于许多莫斯科报纸上出现了毫无根据的假消息，鉴于谣传的目的就是在居民中制造恐慌并挑起公民对苏维埃政权的反感，最后，鉴于此类荒唐消息对于其他城市的反革命起了加强的作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立即查封一切刊登荒唐谣传和虚假消息的报纸，直至出版法庭对此问题进行审理之时为止。”
1918年5月12日，（契卡副主席）雅.彼得斯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记者说：“全俄中央肃反委员会将一如既往地采取坚决措施杜绝可耻的谎言。” 出版、宣传和鼓动事务委员沃洛达尔斯基说：“他们会给你施放暗箭，可以每天杜撰出耸人听闻的消息，以扰乱人心，破坏我国政权的基础。他们精于此道……”
1918年1月底，出现了《关于被得格勒定期和不定期出版物出版程序的暂时规定》，按照规定，如发现所发文章具有 “明显反革命性质”，即查封报纸，逮捕编辑部成员。1918年1一2月，即十月政变的两个月之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共查封了70多家报纸，5一7月，又查封了60家。
身边有许多人抱怨手机微信动辄被限制使用甚至被封号，对照上述被封的报纸，一百年出头了，现在的布尔什维克怎么还是在玩这一套呢？真是一根藤结出的两只瓜，味道都差不多。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11）
莫斯科的某工厂。工人们因为工资过低，生活困难，实行罢工抗议。厂方束手无策，把事情报告了上去，于是上级派来一位高官前来处理。那高官一到，就对工人们咆哮: “罢工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反革命行为！”
工人们反唇相讥: “那我们每月工资只有六七十个卢布，而厂长每月却拿一千多卢布，难道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吗？”
“是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
“可是市场上的西红柿卖到12个卢布一公斤，也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吗？” 一个工人忍不住驳斥他。
“是的。也是合乎马列主义的。”
“什么？” 工人们鼓噪起来了: “在马列哪一本书里？哪一章？哪一节？”
那位高官发现自己说漏了嘴，赶快自圆其说: “那本著作尚未发表。”
荀路 2018年11月初稿
2020年4月19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