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纪念八九学生民主运动和六四天安门屠杀的日子。过去30年，秘密或公开，大规模或小范围，我参加了29次纪念。今年我停止参与纽约、甚至美国举行的任何纪念活动。不是因为新冠病毒全球瘟疫，而是我突然发现，过去几十年站在一起的天安门一代已经分崩离析。在许多昔日天安门勇士身上，除了中/老年的保守、实用、圆滑甚至反动，我已找不回一丝的理想主义情怀。大家已经形同陌路，该是分手的时刻了。
过去30年中国见证历史少见之怪现状：“人民政权”彻底寡头化，马克思主义染上中国特色后骡子化（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东方亚细亚生产形态和法西斯主义杂交），知识精英权贵化/犬儒化，中产阶级庸俗化，底层社会的痞子化/群氓化。但最让我吃惊、而且就发生在眼前身边的是，八九一代流亡海外的许多昔日的“逃犯”、“暴徒”、政治难民集体右转，在去年开始非议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暴力倾向”，尤其是谴责勇武派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破坏行为”；今天又在海外华人圈组成了齐声合唱，以成功华人自居，紧拽美国极右翼的裙裾，支持美国建墙阻止新移民，否认美国存在种族主义，谴责“黑人生命有价”运动，把美国的社会抗议运动斥为“暴乱”。纽约一位电视主持、也是八九学生领袖在与我讨论美国种族问题时说：种族主义是失败者的主观感受。不只一位福音派华人意见领袖或民运活跃分子堕落为欧洲中心种族主义者和文化法西斯主义者，定位自身的目标为：反中共、反中国、反中国人、反中国文化和灭支那人。
为什么流亡在北美、欧洲的前八九民运受难者会群情激奋地讨伐“西方白左”（从亚里斯多德、耶稣、洛克、卢梭、康德到杜威、凯恩斯、罗斯福、甘迺迪、罗尔斯）？为什么被中共政权污名为“暴徒”的“六四暴乱”幸存者会在香港雨伞革命和反送中运动中犹抱琵琶半遮面？为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会公开力挺一位极右翼总统的“法律与秩序”口号，坚决公开站在当下美国社会抗议运动的对立面？
追梦者堕落为机会主义者
八九一代部份理想主义者的彻底堕落，有复杂的个人、社会、国家、国际的根源。首先，部份人由始至终都是被野心和欲望所驱动，自由民主运动也许曾是实现个人利益的方便手段。流亡的30年让许多人变成精緻的利己主义者，甚至无耻的机会主义者。
其次，中共政权“打左灯向右转”使得政权性质复杂化，一个40年的“新自由主义”指引的右翼权贵寡头化和法西斯化让无数人误读，以致以为“反共”等于“反左”，“右派”跨越中西语境成为时髦标签。再次，上世纪90年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进入后物质主义，其中的环保主义、女权主义、多元公平、生命尊严和生活闲暇品质等价值观成为千禧一代的主流思潮。但不幸的是，许多民主人士来到美国已经错过政治社会化的机会，在自己族裔的小圈子里有意无意套用以贫富划分左右的传统两分法来硬套美国社会，结果以右翼自居滑入反动，与进步主义为敌。
最后，中国人（也可以扩展到亚裔）特有的成王败寇的实用圆滑主义使得某些人“傍赢家”，而且只会盯住总统职位，忘了议会权力（尤其是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控制钱袋的权力），忘记每四年一次的选举会带来权力重组，结果在急功近利的驱使下既无战略目标，也无长期坚守，更无法融入美国的主流两党政党轮替的游戏，却只想利用党争火中取栗。这样的政治赌博在五个月后的大变局中会让部份华人处境变成死胡同。
而且，许多人还无法意识到，特朗普所谓的“中国（人）病毒”、华人对非裔/拉丁裔的种族歧视和长期的社区紧张、明尼阿波利斯四位警员三位就有“亚裔关系”（妻、父母），都将让亚裔社区在美国族裔冲突中付出高昂代价。部份华裔甚至反共人士的特朗普粉丝化不仅会妨碍自身社区的安全，也无助于中国民主，甚至还危及美国自由民主品质。
这是时间给我们开的一个玩笑。这是部份人历史使命的终结。这是30年后八九一代流亡海外抗争主体和形式的崩溃和重组。昔日的理想青年很不幸地大多变成中/老年油腻男或富态版的九斤老太，这不是主要指外部容貌开始令人生恶，而是内心的青春血液开始枯竭。理想主义的火炬已经移交给新的一代。理想主义正在再生重续！而八九民运、香港抗争、美国抗议共有的一个特征就是年轻一代作为时间的动物，能够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维观中承继历史的重托、挑战现实的不义、实现未来的公正，以无私的自我牺牲，勇敢地践行自由、民主、博爱等普世价值，不断改变世界、推动进步。
我感觉到身体老了，所以告别过去。但我内心还是被理想主义激动，愿做一个啦啦队员，为中国民主、香港自由和美国公正等所有社会抗争摇旗呐喊！
夏明
纽约城市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苹果日报2020.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