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访谈|《未来的最后一年》：探索破解「祖父悖论」的可能，by Sara Cutaia, 《芝加哥书评》（Chicago Review of Books）
芝加哥在建起摩天大楼之前，只是伊利诺伊州平原上的一个小规模建筑聚落。罗伯特·查尔斯·威尔森的新作《未来的最后一年》便带领我们走进 1876 年那个遥远的芝加哥。故事里，21 世纪的科学家们已经发明了打开过去之门的时间隧道技术，但人们可进入的，并非是本时空的过去。每一扇门后都是一个新的时空。在旅行者们返回之前，其所抵达的过去是同一且延续的。但是，每一个「过去」只能接入一次，一旦通道关闭，这个时空将永久消失。
这一次，时间隧道通向 19 世纪的俄亥俄州。来自未来的旅行者们环绕着传送门建造了一座未来城。书中的主角杰西·库鲁姆就生活在那里。他受雇于未来城承担安保工作，后来又与一个来自 21 世纪、名叫伊丽莎白的退役女兵共事。他们被任命调查通过「镜子」（时间隧道）走私到过去的未来物品的流通渠道，如iPods，史蒂芬·金的书等等。当然，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追踪走私的武器。从旧金山到芝加哥再到纽约，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整个美国。由于彼此文化背景和经历的隔阂，杰西和伊丽莎白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发生了一连串的化学反应，美国的风土人情由此跃然纸上。
在这部精彩抓人又蕴含哲思的小说中，威尔森优美的文笔尽显无遗。《未来的最后一年》是这位曾荣获雨果奖的作家写就的又一部令人欲罢不能的科幻小说。这本书中，不仅提出了时间旅行的概念见解，揭示其道德伦理的复杂性，还呈现了 19 世纪 70 年代的历史背景。
Sara Cutaia：「时间旅行」的元素被运用在许多故事之中，最先从我脑海中蹦出来的有：《哈利波特》《终结者》，以及最新的电视剧《穿越时间线》……你的小说采用了一种全新的路径实现时间旅行，这也是我十分欣赏的一点。平行宇宙中存在着近乎无限量的不互斥的多个时间线。你是如何构建这个视角的？
Robert Charles Wilson（以下简称「RCW」）：我希望描绘一种不存在悖论的时间旅行。时间旅行引发的基本因果逻辑问题即是「祖父悖论」，亦即：如果我搭乘时间旅行机器回到过去，杀死了尚未有后代出生的自己的祖父，那么，我是否还会存在呢？自这一议题出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科幻小说生发出千殊万异的主题。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作家在这片土地上淘金，这一问题之下，或许还有更多金矿有待开采。但是，这并非我创作《未来的最后一年》时所希望讲述的故事。
当代时间旅行叙事理念的兴起与影像的普及同期发生，我时常在想，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微妙的联系。当你手里捧着一张老照片（假设是一张 20 世纪 20 年代泰晤士广场的照片），你由此想象自己置身于那个时空，仿佛听到了车厢的隆隆声和汽车的咔哒声，感受到四月流走的微风，也许还能从报纸的大标题间发现关于战争胜利或世界灾难的蛛丝马迹。但是，想象力同时也会生发截然相反的假设：如果一个被相机捕捉到的陌生人从画面中走出来，进入我们的世界，那会怎么样呢？在他/她的眼中，2017 年是什么样子的呢？这正是我希望赋予笔下人物角色的经历，也是为什么我选定一个避开纠结逻辑悖论的时间旅行概念假设。
这个设定也促成了时间旅行者言行的坦率真诚。《未来的最后一年》里，时间旅行者不再对自我的出现遮遮掩掩。他们的行动轨迹光明正大，显而易见。「我们来自未来，付出金钱回到过去的此地一睹历史风貌。同时，我们想要买下一些旅店和铁路。」
Sara Cutaia：未来城及其雇员们经常讨论时间旅行的道德伦理问题。理论上来说，如果现实生活中的科学家们可以创造一个通往未来的大门，那么，当我们可以旅行到过去并最终离开那段历史，我们应该抱持怎样的道德观？
RCW：一旦你踏入这样一个宇宙，它就会变得和你自己的宇宙一样真实，这也就意味着你对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负有一定的道德义务——至少有义务及时对可避免的灾难发出警告。在《未来的最后一年》里，这些道德责任与经济诉求背道而驰。后者将时空的「真实性」商品化，即使可能存留下重要的信息，仍试图将其保留在目标时空中。
听起来这应该是一个简单的选择，我也愿意认为自己站在天使这一边。但我们需时刻谨记，在现实生活中，这种道德界限是多么频繁和多么容易被扭曲或模糊。
Sara Cutaia：即使科幻小说的出彩十分倚赖情节和玄幻，但是，主要角色——尤其是伊丽莎白和杰西——同样深深吸引了我。你是如何做到熟练地平衡情节和角色的描写呢？
RCW：我真希望我能轻松地解答这个问题！有时，你必须竭尽全力才能创造一个反映并具象凸显主题和观点的角色；有时，那些角色只是站在那儿彰显自己的存在，仿佛在你还没有决定要把他们写在纸上之前，他们就已经悄无声息地在你的头脑中深深扎根了。杰西和伊丽莎白就是这样的角色，从一开始便完整且坚固。我想，是灵光一现撞击出了这两个角色。
Sara Cutaia：这个故事里有许多典故和对历史人物及事件的描述。为确保历史细节的准确性，你做了哪些研究？
RCW：我对 19 世纪 70 年代的迷恋是创作这一切的开端。19 世纪 70 年代是一个迷人的却也麻烦不断的、可怕的时代。
如果你掌握了基本的互联网技能，研究就简单得多。互联网上，包括报纸在内的档案资料数量极其丰富。此外,我也会寻找和阅读一些那个时代的通俗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并非普遍意义上的经典，也不是廉价小说，而是长期被遗忘的中庸小说，例如曾吸引一大批读者的美国作家约翰·威廉·德·富雷斯特，或一度成为畅销童书作家威廉·泰勒·亚当斯。你从这些书中汲取的，是那个时代的人物的思维方式——他们如何思考自我与他人，以及他们的行为参考，他们使用的措辞，他们尊重的规范，他们认为可以随意忽略的礼仪。藉由阅读，你开始对时代话语有了初步的认识，并逐渐熟悉并掌握它。
Sara Cutaia：同样地，你又如何确保人物看起来真实可信？小说中，你创造了来自我们时代的伊丽莎白和 19 世纪 70 年代的杰西，他们的轨迹不断交织碰撞。他们之间的对话充分体现了自己所属时代的特点。这两者之间的来回切换是不是存有困难呢？
RCW：我在创作中必须始终保持关注的一部分要点，不仅是这些人物知道什么，还必须谨记他们不知道什么。伊丽莎白不是历史专家，她在 1876 年和 1877 年间遭遇的大多数事件都不在她的预想之中；而杰西从她那里感知到的，是一幅比未来城的立体模型更加幽微黑暗的 21 世纪图景。在书写他俩的对话碰撞时，我感到十分享受。他们对彼此的好奇和彼此的不理解形成了一种火花四溅的对抗，时而趣味十足，时而又令人惊惧。
Sara Cutaia：你是一位十分高产的作家。你的许多其他作品都将视点聚焦于时间旅行中人物角色之间的代际差异面向。你认为，在关于过去、未来、乃至现在存留的众多问题中，能够藉由科幻小说的写作得到最佳解答的是什么？
RCW：如果科幻小说有一个永恒的主题，那一定是变化的必然性：从个人到行星再到宇宙各个层面的变化。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庞大又能引发广泛共鸣的话题。即使是最普通的科幻小说也会呈现出无常世界变化中的一些有趣之处，而杰出的科幻小说对这一议题的探讨则更为直接深刻。这是一个永远不会落空的预言：变化无时不刻都在发生，但它永远不会完全符合你的预期。
Sara Cutaia：谈到高产，你可以讲述一下自己的创作历程吗？你会坚持完成一个项目的创作，还是在多个想法之间来回跳跃尝试?
RCW：我通常会专注于一个项目的创作，而且一定要坚持把它完成。有时很容易，但有时很也会遭逢困境。我一般不会受到写作障碍的困扰，但我也经历过漫长的文字拼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天的工作可能只是诞生出几百个软弱无力的、血淋淋的枯燥单词。这真的很令人沮丧。另一方面，产生想法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问题。我通常会提前计划接下来的一两本小说。
Sara Cutaia：那么，能否让你的读者粉丝们了解一下你接下来将要推出的作品呢？
RCW：我正在创作中的小说名为《The Cure》。故事发生在近未来，彼时，医学的发展已经为人类大脑设计出一种生化重建物，可用于治疗慢性精神病。但是，这种治疗手段逐渐产生了科学家们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治疗手段」变成了黑市商品，成为那些可以负担起高昂费用且不介意回避严重道德问题的人的精神肉毒杆菌。但是，这种治疗手段会伴有长期的并发症。世界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作者：Sara Cutaia, 《芝加哥书评》（Chicago Review of Books）作者，书评人，发表于 2016 年 12月 8 日
翻译：宝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