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兄斌儒
我们排是第一批到达阀门厂的先遣队，后续不断有更多的知青调入，陈斌儒即是其中之一。
那日傍晚从车间收工回来，大家都忙着打水清洗，只有一人满脸灰尘地端坐在门口，中等身高，有些谢顶，加上140 斤的体重，看起来似乎已人到中年。
此人身披一件毛蓝外衣，脏兮兮的裤子上却垫了一块布，用来防备松香的污染。一把胡琴，架在腿上吱吱呀呀地拉，慢弓艰涩地欲断还连，如泣如诉的慢板咿呀越过喧嚷的人群，盘旋于落寞的夕阳下。
听说是位才子，于是有了来往。很快发现我们的兴趣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竟如此接近，遂越聊越投机，有时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顿生知己之慨。
老陈是北京五中的68 届高中生。和我们这些初中生相比，高中生不但书本知识多，社会经验也更加丰富，而且已经有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行动上往往具有自己的主见，不好驾驭。这批人虽然在兵团战士中所占比例不高，能量却很大。比较精明的领导都很重视这一点，总是设法利用他们的影响力管理队伍，平时对他们比较尊重，不轻易得罪。
老陈的名字极具古意，古色古香就像他的为人，文质彬彬博学儒雅。我患牙疼，他说“面口合谷收”，胃不适，他又说“肚腹三里留”，似乎脑袋里装了一部百科全书。“斌儒”二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他比我大了不到三岁，当时也只是个二十岁的孩子，在我眼中却已经是成熟的大人了。我被他的魅力吸引，产生一种情不自禁的崇拜。
老陈打乒乓球，我在旁边摇旗呐喊；老陈扮演胡司令，我当他的刁参谋长。
老陈擅弈，下棋时定有我观战助威。横扫各路围棋高手后，老陈欣然面对祝贺和羡慕的目光，我也挤过去站在一旁，享受狐假虎威的乐趣。
另一个收获是，我通过老陈结识了一些肝胆相照的新朋友，与其中的田建国、赵成林等至今仍有来往。
我们在破旧如杜甫诗里的漏风小屋里痛饮，企图喝出李白胸中的豪迈，怎奈不胜酒力，老陈口中高呼着稼轩名句“醉后何妨死便埋”，吐得像鲸鱼一样。
和“文革”中的许多家庭一样，老陈的一家流散四方，父亲是邮电出版社的总编，被发配到湖北阳新的邮电部干校，姐姐去了黑龙江兵团，只有母亲和妹妹留在北京。
1969 年11 月，邮电部的造反派责令老陈的母亲和妹妹离京迁往湖北干校，老陈的妹妹斌华年仅11 岁，母亲的身体也不好，几乎双目失明。造反派勒令完毕扬长而去，至于这一老一小如何搬家，却成了难题，无奈之中，只好写信向儿子求助。谁知老陈几次请假均遭拒绝，由于事情急迫，一时也顾不得许多，便不告而别，私自返回北京。
我曾到火车站为老陈送行，事发后面对领导以一问三不知应付，不料被指导员赵兴福截获书信，被追究知情不报与欺骗组织之责。
我确实触犯了纪律，对此我是认账的。截获私人信件的做法现在当然令人难以接受，但比当时动辄搜查逼供要文明许多，我甚至还很佩服指导员的足智多谋，只是感到有些意外。但接下来的事情使我逐渐产生了抵触情绪。
平日我和老陈形影不离，无话不谈，此时被要求交代我们来往的全部历史、过程、言行。嘴上说是为了让组织上进一步全面地了解情况，可以更加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实际上指导员只对所谓有问题的内容感兴趣，鸡蛋里挑骨头，无限上纲，对挑不出毛病的言行则很不耐烦，这哪里是什么了解情况，分明是在准备整人的材料。
我交代了老陈的母亲曾在家信中谈到下放到干校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全家才能再见面。我本以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寸草春晖人之常情，指导员了解这些情况后或许可以网开一面。谁知他像路边捡了个钱夹子，兴奋地说：“你看你看，这句话问题就很大，情绪很不健康嘛！”毫不掩饰那副老母鸡生蛋后夸张、得意的神情。
我交代了我们一起去昆区吃包子，把八分钱一两的劣质白酒到在醋里，整个饭馆酒香四溢。
我还交代了我们抱怨食堂的伙食粗糙，老陈夹一块酱豆腐在馒头里，效果立竿见影。他还告诉我喝棒子面粥时，舌头底下含一块糖，一碗粥都是甜的。
指导员认为我受资产阶级人性论毒害很深。为了启发我的阶级斗争觉悟，他对我说老陈的家庭情况十分复杂，希望我要提高警惕，划清界限。他还告诉我老陈来兵团的动机有严重问题，根本不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而是为了吃乌梁素海的大鲤鱼。
这简直太扯蛋了，又不是唐僧肉，谁会为了吃个鱼离开北京千里迢迢跑到边疆扎根？更何况老陈和我一样，是不吃鱼的。
说来说去，就是从这种扯蛋事扯出一连串更扯蛋的事，诸如今日私自离队，将来在战场上就会当逃兵，就是叛徒之类。
我发现指导员很精明，像一个空手套白狼的奸商。他会恰到好处地抖落出自己掌握的一些情况，接着问：“这个事情你知道吗？”“为什么不说呢？组织上早已知道了，不要再隐瞒了。”“别人已经都说了，你要争取主动呀。”然后他再用我提供的材料去敲打别人。
我们当时比较单纯，老陈还是共青团员，脑袋里确实没有多少离经叛道的东西值得交代。我绞尽脑汁，我搜肠刮肚，指导员仍不满意，斥责我像挤牙膏，不肯竹筒倒豆子。我忍不住高声说：“没有了，剩下的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了，你又不需要！”
指导员见我生气，知道再也榨不出什么内容，方才罢手。
指导员得知老陈擅自离队后异常重视，费了许多心血，自然不肯虎头蛇尾，最后老陈受到了行政和共青团组织的双重处分。
在领导心中，老陈私自探家的知情人不止一位，且订立攻守同盟，性质更加严重。我们的不谨慎，无疑加重了对老陈的处理。我们几位陪绑的虽未被深究，这笔账却都记在了老陈身上。
1971 年“一打三反”时，我与老陈一同进入重点学习班，再次成为难兄难弟。不过“定点摘除”与“间接伤害”的位置调换了一下，我成为靶心。对手也换成了申胜章指导员——又是指导员。
作为保留节目，我和老陈的关系重新被提出来鞭打。申指导员总是一根筋地质问我：“一连那么多人，为什么你偏偏和陈斌儒最好？”这个问题我还真是说不出个子丑寅卯，烦得很。金占军气愤地骂道：“妈的，去问他，村里的女人那么多，为什么你偏偏和你老婆结婚？”
这次折腾来势汹汹，幸运的是老陈安然无恙。我像秋后的蚂蚱一样奋力挣扎，最后却也挺了过来。
“文革”后恢复高考，老陈报考内蒙古师院历史系。那年的录取线是280 分，老陈成绩不错，历史考了90 分，总成绩350 分，再多10 分就可以被人民大学录取回北京读书了。
朋友们都为老陈高兴，也有人劝老陈托一托关系，老陈边收拾行李边回答，又不是上北京人大，分数不够要托人，上个内蒙师院还要托什么关系？
等到发榜时，左等右等不见通知。老陈去打听，居然落榜，追问原因，不肯说，逼急了，人家就反复念叨“你已经结婚了，结婚了……”
你结婚了… …
没戏了！
老陈气得发晕，再三说明自己未婚，对方根本置之不理。后来才知道，有一位成绩为全市第二的落榜考生，得到的回答竟然是录取时被忘记了。相比之下，老陈毕竟还算是得到了一个理由，虽然是编造的。
当时走后门成风，尤其是上学。内蒙古招生办根本无法在市区立足，只能躲在离呼和浩特几十里外的白塔，周围布满警卫，即便如此也拦不住递条子的人，他们把材料包在石头上，然后用力投掷向招生办的驻地。
听长辈说，这样的风气远远不如国民党时期。1946 年曾有三位女生报考清华落榜，让人看见了中国教育界的公平和良心。落榜的女生是：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文学院长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校长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这条资料我没有查证核实，但下面的情况则是真实的：我们连胡宝华的父亲胡如雷先生是阎锡山的外甥，阎锡山执掌山西数十年，他的这个外甥由罗章龙等大佬推荐进山西大学读书，却被学校拒绝。我们推翻国民党政权为的是要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却有人狡辩说什么后门来的不一定是坏人。
当时我的父亲即将调回北京工作，借着和内蒙古各部门的同志们告别之机，过问了此事，最终总算讨回公道。
“一打三反”时我遇到麻烦，父亲曾去了解情况。指导员说我之所以犯错误，主要是受到坏人的影响，而这个坏人就是陈斌儒。父亲信以为真，希望我不要继续和那个姓陈的朋友来往。我辩解说老陈的家庭出身虽然不属于无产阶级，但也不是黑五类，比我们家好，他的父亲是邮电出版社的总编，是革命干部，不是走资派，也比我们家的情况好，老陈本人在学校就加入了共青团，而我在学校差点当了反革命。如果说受坏人影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是那个坏人才符合逻辑，这次挨整的重点也是我，怎么能说他是幕后黑手呢？
父亲当时半信半疑，后来知道真相后，觉得误解了老陈。他一生本分到窝囊，从未为子女争取过任何利益，这次破天荒地出手，首先是因为事情的确不公，我猜想其中或许也有弥补对老陈的亏欠之意吧。
后来我才从父亲口中得知真相，竟然是同车间的熟人写了告状信，而有关部门未经核实便草率处理。告状的人和我们共同相处了九年多，我一直以为此人豪爽正派，真是有眼无珠。
老陈在读书期间成绩出色，毕业后回到北京，在邮电干部管理学院任教，早早成为教授，并担任了教研室主任。
老陈后来迷上了音乐，不停地升级各种音响设备，这是我陌生的领域，因此无法对他的水准作出判断。我知道的是他已经成为一位练功高手，满面红光，精神焕发。
我和老陈每年总要见上几次，只是每次聚会，均是匆匆，再也没有像从前那样
彻夜长谈了。
来源：微信公号：老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