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连长邵长河

在全国的生产建设兵团系统中,内蒙兵团的现役军人比例是最高的,按照编制,每个连应配备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和军医五名现役军人。由于在学校见识了某些军宣队成员的所作所为,当时我对军人的印象很差。那些从部队里千挑万选派到学校的军宣队员尚且如此,这些从部队里淘汰到兵团的干部真不知道会糟到何种程度。

兵团和部队的管理制度几乎一样,每天都要点名。所谓点名就是长官训话,姓名倒是从来不点的。

先遣排来到阀门厂的第二天傍晚,我们见到了第一任连长邵长河。

排长张长贵向连长敬礼报告:“全排集合完毕,请连长指示。”

邵连长语气平和:“点名。”我们齐刷刷地做出了符合教范要求的立正动作,把鞋后跟磕得山响。邵连长满意地点了点头,从容地说“请稍息。”“今天讲两个问题,大约五分钟。”连长思路清晰,讲话条理分明,令人耳目一新。

邵连长身材挺拔,相貌英武,属于奶油小生中的极品。尤其是他举止优雅,谈吐不凡,与我以前见过的军人反差极大。遥想公瑾当年,正是眼前这般风度,真想不到解放军中竟有如此人物。

后来才知道,除了一些老弱病残和水平低下的干部被甩包袱,来到兵团的也有工作能力很强的佼佼者,而且正是因为能力过于突出而招人嫉恨。我们连的几任连长都属于这种类型,因搞不好关系而无法在部队立足。

邵连长能力很强,但也遇到了许多麻烦。他任连长时正是兵团刚组建后的扩充期,到了9 月,一连的人数已经突破五百。大批年轻人带着造反胡闹的惯性来到兵团,一时无法适应部队的组织纪律,做出许多出格的事情,这是最令邵连长伤脑筋的。

采石场有一位弟兄站在运送石头的矿车里从山顶呼啸而下,起初还颇有领导风度地向大家招手示意,结果差点丢了小命。邵连长带领我们来到现场,只见到地上的斑斑脑浆,听说它的主人仍然躺在医院里,已经摆脱了一切烦恼,就像横路敬二一样幸福得一塌糊涂。

同志们,冲啊!

还有一次,呼和浩特知青赵哲和几个人在召庙车站启动了铁路检修用的轧路车,一路上兴高采烈,逢人就说要去越南打美帝。谁知迎面驶来一列小包钢的货车,货车司机吓得连连鸣笛,我们这几位勇士立即跳车而逃,几乎酿成大事故。

有一段时间连队里打架成风,不仅因地域矛盾,还有身份差异,尤其是来自北京的一些军队干部子弟,看谁也不顺眼,整天叫嚣着收拾这个收拾那个。十三团的干部基本上来自北京军区装甲兵系统,因此个别“装司”子弟更是有恃无恐,任意宣泄自己的青春荷尔蒙,靠拳头“拔份儿”,让邵连长头痛不已。“单练”还好劝,“群”就很麻烦,班排级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复员老兵,遇到这种场面,他们只能站在一旁转着圈,反复朗诵“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只有郑宝善、彭国华等狠角色才能稍稍控制局面。

在一次全连大会上,邵连长列举了一些打架事件,面色阴沉,口气也越来越严厉。“你们年轻人根本不懂得利害”,他长叹一声,突然厉声喝道:“李永华,你现在后悔不后悔!?”

一位“二劳改”应声而起:“报告连长,我后悔死了”,回答中带着哭腔。

李永华是金加工车间的车工,我和他不熟悉,只听说此人力气极大,有一次搬运一台620 车床,一边是六位身强力壮的兵团战士,另一边只有他一人。他大约三十多岁,身材略显发福,平时低着头沿着墙根走路,见到兵团战士就像良民遇到了日本太君,一边打招呼一边频频哈腰点头,圆圆的脸上总是挂着几分惶恐卑微的苦笑,好像为自己的出现表示歉意,因此落下个“笑面虎”的绰号。没想到他以前的性情却是十分暴烈,先是因琐事把老婆打进医院,继而一言不合,又一个耳光将医生的耳膜击穿,换来了一年刑期,难怪他后悔不迭。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真是令人唏嘘,短短的一年就可以将钢铁改造成任意揉捏的面团。

二位好……吃饭去啊?

实事求是地说,邵连长做人的工作不如处理其他业务那样得心应手。有一次上级首长来宿舍探望兵团战士,大家对领导的关怀无动于衷,躺在炕上连眼皮也不抬。邵连长尴尬地搓着双手连声埋怨我们不懂事,首长阴着脸,发现墙上仍保留着“认罪服法”、“改恶从善”之类的标语后,总算找到了宣泄口,酣畅淋漓地训斥了一番而去。

成为兵团战士后,我对工作还是积极认真的。可能是受到“二劳改”们的影响,心里产生了一种技术崇拜,渴望掌握一门生产技能,说不定就是将来的救命稻草。有一天听到包头人民广播电台介绍了我们连,其中的一段顺口溜中念到“共产党员彭国华,党叫干啥就干啥”,接下来的一句是“兵团战士刘新华,什么困难都不怕”。我知道是因为自己的名字正好押韵,所以沾了光。为此排长刘恩春特意提醒我不要忘乎所以,他告诫我说,人只有死了以后才能盖棺论定,就像雷锋那样。活着的人听到什么赞扬都不能算数,将来倒霉时这些东西也帮不上忙。

1969 年9 月,来到兵团的三个月后,我担任了质量检查员,邵连长嘱咐我认真向留厂人员学习技术,不要怕风言风语,不要有任何顾虑。其实用不着连长的鼓励,当时我和留厂的“二劳改”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很密切,彼此气味相投。我崇拜有技术的人,也十分喜欢听他们的传奇故事,他们则非常喜欢听我对时政的分析,我听了那么多年敌台,视野自然比较开阔。

接收阀门厂后,百废待兴,事物繁杂。邵连长苦心经营,风行雷厉,一时竟有各种流言不断,邵连长不为所动,忍辱负重,终于将各项工作逐步纳入正轨。

邵连长智商很高,但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所以不能被部队所容,被一脚踢到兵团。孰料到了兵团后仍然撞了南墙不肯回头,仅仅半年,又被免去连长职务,理由之一是想当阀门厂的厂长,有个人野心。

听说邵连长即将被调走,许多人为之打抱不平,大家议论纷纷,有人提议去团部向领导请愿,呼吁邵连长留任。吴江极力劝阻说,万万不可轻举妄动,团首长本来就对邵连长心存疑虑,我们这样一来只会害了邵连长。

吴江是高中生,在我们这些初中学生心目中很有威望,大家听他分析得很有道理,十分丧气。

邵连长无声无息地走了,我再次见到他已经是一年以后。

廖培制造的造型机中有一个牛皮材质的部件,属于易损件,需要经常更换。车间多次向厂部申报采购牛皮的计划,却一直没有结果。无奈,车间只好委派我和师父马廷设法解决。究竟到哪里买,我们一点头绪也没有,便向厂部负责采购的廉克强请教。

兵团接收劳改系统的企业时,不但接收了一些刑满就业的原厂职工,也留用了部分原厂的地方干部。留下来的“二劳改”们都是生产第一线的骨干,自然比较受重视,而地方干部的处境则十分尴尬。俗话说:“只有干不了的活,没有当不了的官。”各级主要领导均是现役军人,他们当然知道自己不掌握、也不可能去掌握具体的生产技术,自然会承认“二劳改”们在生产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他们不会承认自己当不了官,不会承认自己管理不了企业。而地方干部,尤其是那些只会管理犯人的干部自然成为鸡肋,日益被边缘化。老廉虽是搞业务的地方干部,但当时仍处于磨合期,尚未脱颖而出,难免有些弹铗之怨。

事后诸葛亮当然全明白,当时却是一盆浆糊,按照内蒙话说,这些道道根本就没闹㞗机密。我们确实是诚心诚意请教,没有丝毫怪罪之意,却引起老廉的误会。尤其是马廷,昔日服刑时见到干部后是要恭恭敬敬地喊“报告队长”的,现在竟然也前来问这问那。老廉心中恼怒,甩出一串冷笑:“牛皮不是吹出来的,就凭你们,能买到牛皮?”最后的那声“皮”拖了长长的一段高音花腔,载满了轻蔑和不屑。


就凭你们,能买到牛皮~ 皮?

说来确实也怪我们侵入了人家的地盘,但我当时年轻,咽不下这口鸟气。其实我应该感谢老廉,他的倨傲不但激起了我的好胜之心,更提醒了我们此事肯定有很大难度,如果我们毫无目标地乱打乱撞,必定无功而返。

我们索性直接去团部向邵连长求助,此时的邵连长在后勤部门当干事,负责物资供应,他如果也束手无策,我们也无须徒费力气,趁早认输。

邵连长见到我们后很高兴。我说明来意,连长得知老部下受辱,面有愠色,口中反复念叨着“就凭你们能买到牛皮”。随后邵连长拨了几个电话,难题竟然迎刃而解。分手时我们再三感谢,由于还要赶到几十里外的东河区联系购买,没来得及和连长多叙,不曾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邵连长。后来兵团建制撤销,人海茫茫,也不知连长去了哪里。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脑海里还存留着当年连长微笑着挥手相送的影像。

来源:微信公号:老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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