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反”分子
我和原厂留用的刑满就业人员即所谓的“二劳改”们的关系都很好，常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惺惺相惜之类的感觉，但是最初和廖培打交道的过程却很不愉快。
来阀门厂不久，便听说木工班有一位技术高超的“二劳改”。悄悄过去，看到一个形容枯槁的糟老头缩在角落的椅子里。他实在太丑了，背有些驼，骨头支楞着，一张备受摧残的脸宛如风干的腊肉，活脱脱一个大烟鬼。他神情孤傲，从眼镜框外射出冷冷的目光，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令人顿生恶感。这样的家伙，少惹为妙。
在一次日常质量检验中，我发现某个产品出现了规律性的瑕疵，当时我刚刚从事检验工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于是便向师父马廷请教。
行家出手，果然不凡。马廷来到现场，略扫几眼，就断定祸根是造型时使用的模型，由于拔模斜度不够，所以出了问题。在一旁的我赞叹不已，此时的师父在我眼里俨如神人。随后马廷前往负责制作模型的木工班，请人来商量如何解决问题。
少顷，马廷归来，木工师傅亦随之驾到，来人正是廖培。一开口，语调铿锵，声音很独特，还拖了长音，原来是个老广。廖培和马廷叮叮咚咚地说着，起初曲调和缓，后来渐渐急促起来，突然一声：“呛火！你——懂——个——屁！”对话戛然而止。这最后一句说的一字一顿，我终于听懂了，抬头一看，糟老头竟已一步三摇拂袖而去，只剩下满脸羞愧的马廷站在那里不作声。我顿时大怒，师父何等人物，竟然受此奇耻大辱，待要讨回公道，却被师父劝阻。
细问之后，方知道这个廖培果然有些来历，他的政治面目令人十分意外，竟然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兵团只留用出身好、罪行轻微的刑满就业分子，按说这个“双反”分子无论如何是不符合标准的。此人引起我强烈的好奇心，厌恶之情也冲淡了一些。
和廖培第一次直接打交道实属偶然。几天后我向木工班的吕晓林借用一把活扳子，晓林和我是中学同学，熟人之间关系很随便，晓林随手拿来一把扳子借我，我用完之后随手一丢，事情也就结束了。不料那个扳子却是廖培的，老头一见到我就怪声怪调地说：“小刘，我的活动扳子呢？再不还，我们就要断交了。”几次三番，不依不饶。最终我不胜其烦，只好另找了一把扳子抵数，为了一把破扳子喋喋不休，毫无“双反”分子的风范。归还扳子时我恶毒地讥讽了他一番，为自己，也算是为我的师父马廷出了口恶气。廖培平素沉默寡言，虽然“双反”压身，却自有一分威严，即使是连队领导对他也一直以礼相待，班里年轻的兵团战士对他更是心存敬畏。出乎意料的是，我这一番尖酸刻薄的奚落，老头并不以为冒犯，先是目光连连，后来竟自我解嘲般桀桀怪笑起来。那个缺牙咧嘴的笑，像鬼。
由此开始，我和老廖有了些交往，逐渐地彼此臭味相投，我找不到一个故事性的情节来说明自己如何突然改变了对他的印象，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老廖的粤语不再难听，而是音调错落有致，富有乐感，他的容貌不再丑陋，并且有了漫画家笔下的神韵，他的目光不再阴鸷，流露出的是一种历尽沧桑后的豁达与淡定，连那副骷髅身材也显示出几分仙风道骨。
特别是他的一身绝技，更是令我震惊。由于劳改企业的压级现象非常严重，被我视为偶像的王荣、马廷技术水平与社会上的五、六级工相比毫不逊色，但他们也只能被定为二级工，而廖培竟然是五级工。实际上他本人的真实水平用八级工的尺度根本无法衡量。
我们车间曾使用过气动造型机，能够代替部分人工操作。这批半自动设备就是老廖独自设计并亲自制造的，除了轴承部分请车工协助加工外，其他部分包括钳工活儿都是老廖亲手完成的。这一成果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老廖也摇头晃脑地神气了许久。
当时阀门厂级别最高的是六级焊工陈轩福，比老廖还高一级，不过他的这个六级是奖励的，在大家的心目中，老廖才是货真价实的NO.1。曾有一位有些名气的七级老木工对老廖的能力有过质疑，结果自然是狼狈收场。庄子认为把一项技艺做到极致就是道，庖丁解牛，道进乎技，老廖已到了孤独求败的至高境界。
我一直十分尊敬甚至崇拜有技术专长的人，一来二去，和老廖成了忘年交。
从老廖那里，我充分领教了广东人的吃，四条腿的除了凳子，带毛的除了掸子，都可以往嘴里放。在他们眼里，世界上的物质只须分为可食和不可食的两类就足够了。有一次，二连的一只病死的瘟猪被深深掩埋，老廖得知后二话不说，扛着铁锹就出去了。在我的心目中，这种行为虽不及某些广东人吃婴儿那样邪恶，也已经是非常变态了。当然，对他的这个特点我还是能够一分为二的，并非一无可取，遇到烹饪方面的疑难问题，总是向他请教。尽管每每是老廖说得眉飞色舞，我听得垂涎欲滴，回来后做得一塌糊涂。
老廖在旧社会摸爬滚打了半辈子，各种经验自然丰富多彩。记得有一次老廖回忆起当年抽大烟的情景，一边流着口水一边认真地讲解如何将烟泡抽成丝，再将细丝卷在香烟中。看着他心驰神往的样子，不由我心中一动，埋藏在心底多年的一个疑问，要向老廖请教。
很多年以前我就听说某种香烟里含有鸦片成分，一直将信将疑。每次探亲回来，我总会买一些名烟名茶请老廖品评。那年我特意买了那个牌子的烟请老头鉴定。老廖迫不及待地抢过一支，塞在缺了牙的牙床上轻轻咬住，一口接一口地用力嘬了起来，烟像导火索一样很快地燃完了。我早已等得不耐烦，老廖却毫不理会，又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过了许久，鼻孔喷出两道白雾，两眼猛然一睁，说道：“这个里面的料已经不算少了。”当老廖再次伸手准备继续享受时，我却一把将烟抓在手里，笑着问道：“老廖，你刚才说这个里面的料不算少，看来其他牌子的也有，我说的没错吧？”老廖不肯告诉我，又不愿扯谎，一时愣在那里。我继续追问，老廖被逼无奈，支支吾吾地说：“罐头中华里面也有一点，不如这个多。”
怎么样？如何？
好东西！有料！
我的最大兴趣并不在这些吃吃喝喝的琐事上。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一位“出土文物”级别的人物。老廖满脸沧桑，能打褶子的地方全都打上了，这些丘壑中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这才是我最想知道的。
对于往事，他并不愿意说。关系一般的人，是不能和他谈论这个话题的，他会沉默甚至冷言相向，使人难堪。
几次引向这个话题，他只是嘿嘿两声，不愿多说一句，我却从中感觉出一种宁愿一笑了之的无奈与悲凉。
日长月久，老廖不知道从什么人那里了解到我的家庭情况，这进一步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双方的交流逐渐融会贯通。一次聊到建国初期的镇反运动，终于引出了老廖的故事。
我们经常躲在僻静的模型库里，烟头一支接一支地在指间明灭。老廖一边叙说，一边用有些僵硬的手指抚摸着枯疏的发际，仿佛在梳理几十年的朝云暮雨。
他的声音镇定、平稳、缓慢，很少表现出强烈的情绪。这是一种奇怪的抽离感，明明在谈论自己，却仿佛谈论的是另一个毫不相干的人。
几次长谈之后，我把他颠三倒四的叙述情节和所了解的历史联系对比，才大致拼凑起了一段十分坎坷而又无奈的人生经历。当然，我无法保证他所讲的一切都是真实可靠的，我能做的就是尽量忠实地记录这一切。
老廖年轻时在海南岛日军的一个造船厂当工头，所谓工头，不是电影里只会挥舞着皮鞭的那种货色，实际上相当于作业班长。老廖之所以能干这份差使，不是由于心狠手辣，而是凭着一身出色的技术。
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在共产党的鼓动下，老廖跟随一批工人悄悄地逃走了，他们准备参加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即后来的琼崖纵队）。走到半路，老廖头脑逐渐冷静了，自己在造船厂混得还不错，受到信任，生活也安安稳稳，衣食无忧，参加游击队和日本人作对，这个风险实在太大。他越想越怕，又偷偷溜了回来。不曾想这一念之差，使老廖的后半生顿起波澜。
老廖回来后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日本人表面上没把老廖怎么样，但实际上对他已经有了戒备。老廖再次嗅到了危险，果断地找了个借口辞掉了工作，来到了广州。
在广州，老廖凭着手艺吃饭，时而花天酒地，时而穷困潦倒，总算平平安安地熬过了战乱年代。
1950 年10 月1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 年2 月21 日，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反运动，一时间杀声一片。有一天老廖突然得知了一条消息，他的一个熟人竟然是反革命特务，已经被逮捕。老廖大吃一惊，不久前这个人还和自己在茶馆叙旧，并表示可以帮自己找一份固定工作，闲聊中还扯了一些朝鲜战场上的事情。想到这里，老廖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一下就绷起来了，他立即到公安部门揭发，某人某时在某茶馆向我说过朝鲜战场上的事情，这个应该算散布反革命谣言。
公安部门的同志对老廖很热情，说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感谢你为保卫人民政权作出的贡献。过了几天，老廖的那个熟人被判了死刑，罪名是反革命特务组织头子，同时被判刑的还有他手下的几个小喽喽，而揭发者老廖，竟然也是其中之一。
当年老廖投奔琼崖纵队时中途溜号的事情也被翻了出来，拒绝参加革命，死心塌地投靠日本人，往轻里说就是逃兵，往重里说就是叛徒，老廖百口莫辩。七搞八搞，最后定了个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有期徒刑十五年。当时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审判，一纸布告，几个红叉，杀的杀，关的关。
这段历史，老廖从未向其他人提过，向我倾诉完毕之后，他垂首闭目，没有了往常的昂昂自若，我默默无语。突然一声哭腔划破了凝固的空气：“小刘，我当年的布告，是油印机印的啊！”
望着老人通红的双眼，我的鼻子一阵发酸，强忍着自己，故作轻松地调侃道：“你的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很严重，处处争待遇，连判决书还要争什么油印的铅印的……”最后声音颤抖得竟说不下去了。
老廖以前一直将自己的前半生深深掩埋在心里，心如古井，如今却被我窥见古井之下的波澜。自此之后，老廖和我独坐闲聊时，常常对造化如此弄人感慨不已。如果当年参加了游击队，如果当年不去揭发检举……每逢此时，我总是尽量劝慰排解，人的一生有太多的如果，赶上这个世道只能认命。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刀刀不离后脑勺，你逃得过？就算是你当年参加了琼崖纵队又能怎样？也许早就没命了。即使大难不死，即使逃过反右，你能逃得了“文革”？即使这次侥幸漏网，“文革”七八年就要重来一次，你老廖就算是有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本事，最后还不是要败走麦城。运动一个接一个，高宠挑滑车，力尽而死是注定的结果。历史总是和人们开玩笑，和一些共军将帅相比，笑到最后的不正是当年的手下败将国军战犯吗？你当年溜号正是塞翁失马，祸福难辨，无须后悔。
诸如此类的宽心丸，不知用了多少。每次老廖只是轻轻地摇摇头，咧开嘴，苦苦的一笑中隐藏了无可名状的凄凉。
当时我觉得老廖实在太冤枉了，比窦娥还冤。后来才知道当年毛主席一再督促各地杀人，并提出了杀人比例。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连一些国民党起义人员也被杀掉充数，相比之下，老廖捡回一命，也算不幸中的万幸。
最让老廖耿耿于怀的是当年他的判刑布告不是印刷机印刷的，而是油印机印的，他总是以此证明当时司法机关的轻率，和草菅人命证明自己的冤枉。
我后来了解到镇反运动中被杀者的判刑布告大致有三等“待遇”：
第一等是有一张正式的布告。铅字印刷的，一张报纸大小。布告上有被杀者画了红叉的姓名、年龄、出身、籍贯、罪行以及判决结果，最后是批准机关及印章。
第二等是有一张手写的布告。一般用毛笔书写。布告上也写着被杀者的姓名、年龄、籍贯、出身、罪行等内容，姓名上也打上红叉。
最后一等是将犯人从监牢里拉出来后，绑赴刑场直接毙了，不张贴布告。
老廖当时享受了油印的布告，已经可以勉强划入第一等了，实际上他享受的是超级待遇，毕竟保住了命。这样看来，老廖应该烧高香才是。
给老廖带来大祸的直接原因是他去揭发所谓的特务，结果惨遭杀良冒功。如果此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可能会认为祸主无事生非，咎由自取。但对老廖的行为，我总企图为他一辩：把“文革”后人们对告密者的鄙视强加在对组织充满信任的上个世纪50年代的人身上，以变化的价值参照系去评价过去，不也是一种刻舟求剑吗？
实际上，我一直都小心地回避着这个话题。我想老廖对自己的举动肯定痛悔终生，我又何必非要残忍地在这个伤口上补上一刀呢？
庆幸的是，不管是当年的狱方还是后来的兵团，大家对老廖的冤情其实也是心知肚明。因此老廖在服刑期间曾受到某种程度的照顾，兵团也接收留用了老廖，并未视其为真正的阶级敌人。
老廖的夫人也绝非等闲之辈，隐隐约约有人提起她是老廖年轻时的知己。老廖从广东被送往内蒙古服刑后，这位女子找遍了大半个中国，终于只身来到塞北与老廖相守。我见到的她姿色平庸，皮肤粗糙，南国佳丽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在那十年中，除了偶尔寒暄，我从未和她有过真正的交流，在我几十年的人生中，也很少有人能赢得我对她那般的尊敬。至于她如何义无返顾地跋涉过千山万水，又经历过怎样的千辛万苦，这其中的酸甜苦辣，这其中的世态炎凉，这其中的悲欢离合，竟已无从知晓了。
1979 年春节过后，离去的那个早晨，我与朋友们告别时，忽然看到远处一个孤魂般的身影，原来是老廖站在那里。我知道此刻一别，两条人生轨迹已经没有希望再次相交，这一点，想必老廖心里也清楚吧。我们默默地互相凝视着，我挥挥手，他没有任何回应，目光锁定前方，像一座雕像。车终于启动了，很快地转了一个弯驶向公路，一个时代的苍老背影被抛在身后，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久久无语。
他的命运在天翻地覆的历史洪流中颠沛流离，支离破碎。32 岁之前他是历史反革命，32 岁之后他是现行反革命，判刑后是劳改犯，刑满后是“二劳改”，这几个词，串起了他的一生。
每当有朋自北方来，我都忍不住打探他的消息，却总是毫无音信。后来大家推测，早已故去了吧！是啊，老廖生于1917 年，如果活着，即将百岁了。过去的一切早已了无痕迹，还有谁会记得一个老人的故事？
【附记】
在与所谓的“二劳改”们的交往过程中，我听过不少人谈起自己的经历，这些口述的真实程度是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当时我曾向薛玉林干事询问过，他是原厂留用的地方干部，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遗憾的是他了解的情况并不多，总是说这个是盗窃犯，坏得很，那个是贪污犯，非常坏，谈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我也向其他人进行过一些求证，综合分析，我认为他们叙述的基本框架是可以成立的。
有些人的话并不可靠，例如冯才曾说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中一下子被人家俘虏了17 万，这个数字被夸大了十几倍（也可能是口误）。他还说当年他手下的兵已经升到大校军衔，这当然也是不可能的。我发现尽管一些人爱吹牛，但很少有人喊冤叫屈，即使像陈轩福、王荣、李永华那样的人，虽然犯下的事情不大，但他们对自己的过错也是认账的。反之，那些喊冤的定有缘故。青云藻一直对判决不服，坚持申诉。廖培虽然不像老青那样激烈，心里也是觉得自己是被冤枉的，只不过自认倒霉，很少对别人提起。我认为这两位的案子属于冤案。
关于老廖，大家很早就听说他是国民党的校级军官，我以前一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国军中升职并非易事，我的舅舅是黄埔生，上个世纪30 年代的上校，过了十年才升为少将，退休前也不过是中将。老廖是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木匠，不是在战场上厮杀出来的英雄，怎么会短短几年升到校级军官？
后来听说老廖当过招兵营长，招兵买马时封官许愿是很随意的，这样情况就不同了，是说得通的。老廖从未对我谈过这段经历，但我感觉这件事未必不存在。很有可能老廖曾经被胡乱封了一个官去搞征兵，结果没成功，最后不了了之。他并未真正当上什么营长，否则解放后他或是起义人员，或是俘虏，或是逃兵，躲犹不及，怎会有胆量去揭发别人？岂不是送脑袋给人砍吗？这说明他自己也没把这个校级军官当真。
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和许多事情一样，历史的真实已经湮灭了。
来源：微信公号：老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