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操练
兵团早期沿袭了许多部队的管理方式，如紧急集合、出操、点名、整理内务等等。我们自由散漫了好几年，一头撞在这些规章制度上，自然碰得鼻青脸肿。
刚到兵团时最不适应的是紧急集合。为了便于今后管教，必须给我们这些只知造反有理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们点颜色，紧急集合就成了最有效的杀手锏。
担任连一级领导的现役军人一般不搞这个，毕竟组织者也要跟着跑，何苦来哉。排一级的复员老兵最好这口，他们是最直接的管理者，当然希望我们学会服从和敬畏。
紧急集合的号声常在半夜十一二点或凌晨五六点吹响，这样安排的好处是对作息影响不太大。如果在夜里两三点被拉出去跑，就要格外小心了，千万不要撞在枪口上，十有八九是排长把白天对大家的不满憋到夜里发泄，也可能是受了上级的委屈，我们就成了出气筒。有时刚回来钻进被窝，号声又响起来，来回折腾。
起初还搞点花样，出发前会下达某处“发现敌情，命你部前往侦察”之类的命令，有一次还让绰号“灶王爷”的炊事班长扮演特务，这个躲在菜窖里的大秃瓢着实把前来搜捕的女生吓得不轻。后来这些噱头全免了，集合后直接撒丫子跑。
跟跑是很累的，领跑的排长几个变速跑就把我们整惨了，即使以前在学校练过长跑也很难应付。跑不了多久队伍就乱了，有的人还会呕吐。每到此时，排长会停下来教育我们一番，看着他那得意的样子，我心中几分恼怒，几分佩服。
后来大家也想出一些对策，有的借口要加夜班，有的装病，胆子大的索性溜号不参加。我没有胆量，只有点小聪明，把一床平时不用的被子打成背包预备好，紧急集合时不至于手忙脚乱。最后一次这类活动是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前的那个冬天，老人家发出指示，全国搞大拉练，我找了个借口躲进了收容车，早早地回到宿舍。
紧急集合的痛苦剧烈而短暂，整理内务则是一种没完没了的煎熬。排长戴着雪白的手套犄角旮旯到处摸，只要有一点灰尘，脸立刻就拉得老长。内务的标准很高，宿舍不但要做到窗明几净，还要讲究点、线、面的结合。每床被子都是一个点，要叠得像刀削过的豆腐一样方方正正，而且每块豆腐的大小必须一致，所有的被子要摆放的形成一条直线，宿舍里所有的床单也必须铺得非常平整，形成一个平面。按照要求整理后，不仅很美观，据说还可以培养一丝不苟的作风和严谨细致的精神。符合教范的要求当然不容易，更难的是还要像犯罪现场一样保护它，床铺整理好以后就供在那里，无论多么疲劳，也不让靠, 不许坐，更不能躺，只能干瞪眼看着欣赏。
毛巾、牙具和脸盆的摆放也有许多讲究，只有箱子比较难办，兵团没有统一配给，每个人带来的箱子都不同。于是把这些五花八门的箱子集中放在一间屋里，并规定了开箱子的日期，一个星期开一次，特殊情况可以向班长提出申请。搞得如此繁琐，自然很难坚持。
出操的花样也不少，有队列训练、分列式、齐步走、正步走。在苏联电影《夏伯阳》中，白匪军就是这样排着队奏着军乐冲锋的，结果被红军打得惨不忍睹。实战中密集队形被散兵队形所取代后，队列训练主要用来阅兵之类的表演活动。
常玉是一位旅居法国的画家，当年徐悲鸿托人带信给他，希望他回来建设新中国。他死活不肯，理由就是国内早上要做操，而他要睡懒觉，不喜欢出操。
我们也不喜欢，尤其是冬天，以各种理由赖床不起。在我们眼里，出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无须小题大做，但是领导们非常重视，常抓不懈，我一直没搞明白其中的奥妙。大概在领导心目中，不出操不仅是组织纪律性问题，而且对领导权威形成了挑战。
其实有的领导也很可爱，张文龙是军工系统的技术干部，从北京下放到阀门厂任厂长。他的资格老得足以藐视那些清规戒律，经常睡到日上三竿。一天中午团长敲着门苦口婆心地说：“老张啊，你总是这样不行呀，要跟上形势，要不然就落后了……”张厂长在屋里瓮声瓮气地回答：“我当然是落后了，不落后怎么会来到这里？”厂长的回答使我们这些爱睡懒觉的人备受鼓舞。
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连里的几位领导在出操问题的处理方式上显得不合逻辑，平时儒雅爱兵的连长往往十分严厉，擅长整人的指导员却很有人情味。
指导员赵兴福有叫早的习性。我们在被窝里经常听到他那悠扬的云南腔调：“同志们，起床了，起来做早操，跑步喊口号，保护嗓子不得气管炎。”“哎呀，快起来呀，我又不是周扒皮，我如果是周扒皮，你们可以把我打倒……”就像慈祥的老奶奶语无伦次地絮絮叨叨。
记忆中他只发过一次火：“×××，不起床，还尿炕！”三个结尾的字的韵母都是ang，十分铿锵有力。
北京知青赵春林很机灵，只是有一个很罕见的方向性功能障碍——不能分辨左右。这个毛病应该是先天性的，医学上似乎也没什么说法。几年来，大家费了那么大力气指点他，即使是只动物也应该学会辨识方向了，他却硬是不开这个窍，出了工伤后，也说不清到底是哪只脚被烫伤了。为此他有了一个“左右不分”的外号，简称“小左”。说起来这在平时也不是多么了不起的问题，但出操训练时麻烦就大了，经常被搞得狼狈不堪。
由于分不清左右，他在“向右转”、“向左转”之类的口令面前无所适从，只好先看别人往哪个方向转，自己再跟着转，这样一来动作自然就慢了半拍。邵连长发现后，便命令他出列单独操练。小左战战兢兢地来到邵连长面前，连长连续几次发令“向右转”，小左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原地不动。“哪边是右？”“不知道”。邵连长大怒，踢着小左的右腿，喝斥说“这边是右，知道了吗？”小左结结巴巴地表示知道了。邵连长再发令向右转，小左犹豫少顷，总算做对动作，邵连长接着连续发令，小左不再迟疑，动作越来越熟练。邵连长终于长舒一口气，接着发出向左转的口令，怎料小左仍是向右转个不停。邵连长这才明白，这个小左确实不是在故意捣蛋，长叹一声，只得罢休。
比邵连长运气更差的是董连长。
在过去宣传画中，炉前工是工人阶级的象征，手握钢钎，鼻孔朝天，作放眼世界状。一连的大炉班也同样牛气冲天，谁也不放在眼里。班长田建国是中国科技学校的中专生，高大魁梧，外号大个，威信非常高，连教导员许立贵都尊称他“大老田”。冬天的出操大炉班很少参加，有一次团首长来了，竟然也叫不动，团首长喝问田建国“什么出身？”大个在被窝里头也不抬，懒洋洋地回答：“工人”，团首长骂了一声“忘本”，无可奈何地悻悻离去。
别的领导都对大炉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董连长调来后，却先拿大炉班祭刀。他使出损招，把女生排召集到大炉班的宿舍门口列队，不停地高呼口号，请大炉班起床出操，每出来一个，还要用掌声鼓励。大炉班的坏小子们平时没少捉弄女生，这些女孩子们奉命前来堵被窝，自然格外卖力，羞得大炉班的牛人们纷纷从后墙跳窗而逃。
有一次董连长闯进宿舍把躲操的知青赶到外面排成一队，命令大家各自说明原因。人们只好乱编一气，最拿的出手的理由是刚下夜班，需要睡觉，比较常用的理由有身体不适等等。恰好这队俘虏中有刘宏声和赵哲。
不要说几十年后的现在，就是在当时，提到刘宏声，大家都会表示不认识，再说出他的外号“国绿”，又恍然大悟，“咳，国绿啊！”国绿平时说话有个习惯，喜欢说“本人本人”的。他的嘴唇总是合不拢，牙齿一直露在外面。他不出操的原因很简单，“风太大，吹得本人大板牙疼”，一脸的理所当然。董连长一听顿时惊呆了，厉声再问，仍是同样回答。其实国绿是老实人，这个最奇特的理由反到是真心话，连长愣了许久，也只好作罢。
呼和浩特知青赵哲的相貌酷似电影演员方化。有时夜里熄灯后，大家打开手电筒，一起哼唱着电影《平原游击队》中鬼子进村的曲调，赵哲头上裹着枕巾，手中端着虚拟的三八大盖，在大家的伴唱中在炕上走来走去，演得惟妙惟肖。他的思维方式与众不同，犯起浑来谁也不吝，有时甚至动手殴打长官。他沿45 度角伸长脖子，一言不发，恶狠狠地盯视着连长，身不动，眼不眨，像一尊怒目金刚。董连长刚上任，起初一头雾水，后来似有所悟。连长落荒而逃后，憋得很辛苦的大家笑得直不起腰。
董连长灭了最牛的大炉班，却在国绿和赵哲面前碰了钉子。
我们是工业团，完成生产任务是第一位的。各工种不同，作息时间也不同，有时还要上夜班。部队那种统一作息、统一开饭的管理方式很难适应企业的生产环境，逐渐被摒弃。
我们虽然再也不用受这份罪了，但各种操练至今仍在继续，刚入学的大学生们在军训中重复着父辈当年的动作：站军姿、踢正步、走方队、喊口号、叠被子……一些训练者与被训练者曾是高考中的竞争对手，被淘汰的失败者终于有机会修理这些“天之骄子”了。
就连售楼小姐和发廊妹也来赶时髦，她们时而扯着嗓子喊口号表示忠心，时而背诵名目繁多的规定，时而用各种心灵鸡汤为自己打气。看着这些衣衫单薄的莺莺燕燕在瑟瑟寒风中扭动着各种动作，心中浮现许多古怪的想法，此处不便叙述。
几十年了，过去的老一套仍在重演。我们这群在鬼打墙内左冲右突的没头苍蝇，在此起彼伏的“向左转”、“向右转”的吆喝声中，像赵春林一样手足无措，茫然困惑。
来源：微信公号：老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