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华:西水泉杂忆(二十):知青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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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工作会议

现在一些人回忆起当年的知青生活,津津乐道的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无穷乐趣,或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北国风光绿色浪漫。这种东西很多,我就不来凑这个热闹了,下面涉及的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在兵团的日子里,唱歌也是一项政治活动。当时很多歌曲在“文革”中被扫入反动黄色之列,大家翻来覆去唱的也就是不多的那几首,其中包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八项注意之七的内容是不许调戏妇女,这几个字的尺度有点大,大家羞于出口。每次唱到这里,嘹亮歌声一下就变成了含糊不清的哼哼唧唧,人们似乎真的触犯了天条而做贼心虚。直到现在,对这个问题仍然是尽量回避,要么讳莫如深,要么一带而过,语焉不详。

在上山下乡的浪潮中,女知青受到的磨难更加残酷,竟然有极个别的基层干部认为女知青是党中央给他们派发的老婆。兵团比农村要好许多,逼婚的现象不是很常见,强奸案的比例也不高,最多的还是愿者上钩式的交易:如狼似虎的现役干部利用手中的职权威逼利诱,女知青为了各种目的而不惜用肉体交换,大家各取所需。有的女知青艺高胆大,靠几句甜言蜜语把对方哄得晕头转向,迅速完成了提干入党上大学的三级跳,鳌鱼脱得金钩去,钓鱼的和被钓的交换了位置。当然这种空手套白狼的顶尖高手是极少的,大部分总要乖乖地来点荤的真东西才行。这部分人后来大都混得不错,动辄自鸣得意地高唱青春无悔。

1972 年底,福建的一位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了自己插队的孩子生活困难和一些知青工作中不正之风等问题。其实他反映的问题大家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李庆霖拿鸡毛蒜皮的琐事写信告御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天威难测。彭德怀写信的最终下场是被整死,“文革”中清华大学的刘冰也是因为写信被毛主席判定为“实际上是反对我”。不要说伟大领袖了,就连黄毛丫头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内蒙兵团十九团的王亚卓给黄帅写信就被整得鼻青脸肿。但毛主席这次不但没有生气,还给李庆霖写了回信,并自掏腰包寄去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

“文革”结束后李庆霖以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后来改判为十年徒刑,但我们还是应该感谢他,他的信对广大知青处境的改善起了很大作用。

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的两天后,周总理在中央的会议上提出:“我们要把工作做好,不能再让主席操这个心了。”会议研究了知青工作中安置经费、口粮、医疗、婚姻等十个方面的问题。

1973 年6 月下旬到8 月上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人员学习了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回信,提出了六条措施。会议期间,女知青受到摧残迫害的材料引起众怒,立刻成为中心议题。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听说东北兵团还毙了两个团级现役干部。几天后有消息进一步补充说这两位团级干部昏了头,竟然把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强奸了。宋任穷大怒,找到周总理,要回东北大开杀戒。周总理劝阻后,为了给宋任穷一个公道而召开了知青工作会议。

这件事说得言之凿凿,听起来顺理成章,大家都深信不疑。人们议论纷纷,有的人说这两个团级干部真是瞎了眼,更有人说,不是那两位瞎了眼,是老天睁了眼,还有人发现了新大陆,惊呼宋任穷的女儿不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宋要武吗?报应啊!马上有人反对说,我们应该感谢她的牺牲,普通百姓的孩子被糟蹋的不知道有多少,根本没有人管,只有这种级别的高干子女受害,才会有人过问,宋千金以自己受摧残换来了成千上万女知青免受摧残,难道不是真正的英雄吗?

当年9月我回北京探亲,遇到一位刚刚参加了知青工作会议的人民日报社记者,他对我谈了一些会议的情况。说起摧残女知青的现象,他告诉我:“你们内蒙兵团排在第二。”我笑着说:“我们拿第二已经到头了,东北兵团当然是第一,他们的娄子捅到天上去了。”那位记者回答说云南才是冠军,正是因为新华社反映了云南兵团的问题,从而点燃了导火索,关于东北兵团宋任穷女儿的事情是谣传。我好奇地问道,会议上对内蒙兵团是怎样的评价,他说,对内蒙兵团的结论是从司令员到一般干部,普遍存在这个问题。

“普遍存在这个问题”,时至今日,一般人谁会知道这句平淡的话里面掩藏了多少罪孽?

“普遍存在”的质量很高。我们的司令员是一位战功卓著的老红军,他到兵团各单位巡视时,宣讲当年浴血奋战孟良崮的经历是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一直到本世纪初,他仍不止一次地以当事人的身份澄清有关张灵甫的一些传说。我在网上看到对司令员的评价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团结同志;言行一致,襟怀坦荡;顾全大局,作风正派;生活俭朴,廉洁奉公;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享用的都是正能量的大词。至于他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那段走麦城经历,当然没有任何痕迹。逝者已矣,我实在不愿多谈,简而言之,他仍是身先士卒,不减当年之勇,只不过这次带来的是耻辱。

有这样的“毛驴司令”以身作则,下面师长团长连长们更是肆无忌惮。有一件事情在内蒙兵团几乎人人皆知:一师某连的指导员强奸了一位女知青,女知青的哥哥找朋友帮忙,把那位指导员活埋在茫茫的巴彦高勒草原大漠。

“普遍存在”的数量惊人。仅据我所知,先后在我们连担任领导的现役干部共七人,其中有三位因犯“第七条”(男女作风问题)受到程度不同的组织处理。表现最恶劣的是被大家称为“小田”的第三任指导员田振国,有人说他就是因为阀门厂的花姑娘多而设法从十连调到一连的。此人瘦脸、分头,喜欢龇牙咧嘴炫耀口中的金牙,活脱脱一副汉奸的模样。就是这么一块料,一双贼眼天天盯着女知青乱转,涎皮涎脸,动手动脚,女知青在屋里洗澡,他也要大模大样地闯进去。几十年后,大家提起他依然恨声连连。这个小田竟然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召开后仍然色胆包天,结果被抓个正着。

当然也无须回避问题的另一面,当时许多事情要想通过正常渠道来完成是非常困难的,各种乌七八糟的旁门左道应运而生,“上学入党,炕上一躺”。个别不知自重的女知青见了当官的即作娇憨状、扭捏状、羞涩状、绕膝承欢状……

“普遍存在”的这类事件,和所处的环境有关。“文革”打乱了既有的社会秩序,通过军管等途径,军人介入社会的管理,权力突然像从天而降的馅饼落在头上,权力的滥用对他们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当时大家都穷得叮当响,权钱交易的规模受到限制,权色交易则成为更加现实的选择。当兵三年,老母猪赛貂蝉。这些丘八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对女知青的处境和前途拥有了决定权,你还能指望他们做些什么?

现在当然不同了,整个社会宽容了许多,不会在这类问题上高举高打穷追不舍。当时人们的观念却是宁可在政治上出问题也不愿栽在男女关系上,政治上翻来翻去,今天打倒明天平反是很常见的,作风问题则无法翻案,会让人一辈子抬不起头。

这方面故事太多,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尽量避免涉及,本来想展开这个话题多说几句,提起笔来却感到异常沉重,之所以蜻蜓点水记上一笔,是因为影响实在太大。根据教育心理学的理论,人们尤其是青年接受某种学说是沿着一条从人格信任到理论信仰的接受路径。因此,宣教者本人的道德水平、知识层次和人格魅力非常关键。兵团大量出现这样的问题,除了一些女知青受到摧残,更严重的后果是那些嘴上镶了道德金边的人现出了原形,平时道貌岸然,整天喊狠斗私字一闪念,要求别人无私奉献,而自己却可以胡作非为,不仅失去了言行一致的信用,还令组织蒙羞,甚至使其所宣扬的理论蒙上可疑的阴影。这种长期积累的信用赤字使后来的道德倡导者背上了男盗女娼的十字架难以挣脱。群众的信任是无价之宝,这种最宝贵的资源就这样被浪费殆尽,社会跌入塔西佗陷阱,大家什么都不再相信。任你在台上说得天花乱坠,任你说得口沫横飞,在人们的心目中,这种虚伪的说教,不仅徒劳,而且可笑。

来源:微信公号:老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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